投机者辜振甫，首倡台独

战后最先主张「台湾独立」的并不是史明，而是辜振甫。辜的父亲是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于翌年割让台湾时，率先引导日军进台北城，最先被日本任命为贵族院议员的辜显荣。辜振甫狐假虎威，年纪轻轻就很神气，担任台湾皇民奉公会实践部长，在战争末期捐出一百万圆给「日军遗族援护会」，但后来看见日本有战败迹象就翻脸把钱要回1。辜振甫为首的一些总督府下的台湾人士绅，在日本战败投降的第二天（即1945年8月16日），极机密地在台北郊外的草山（今阳明山）别墅，与在台日军参谋中宫悟郎、牧野义夫（日陆军训练情报员的中野学校第一期生）聚会，策划台湾独立，并拟定台湾人主导的「台湾独立计划」，以便网罗台湾士绅来共同主持2。

8月17日，中宫参谋再会晤辜振甫于台北市末广町的木材会，托词要辜去邀请其他人士参加，辜赞成即去转告许丙、林熊祥等台绅，且获得他们同意。8月22日，辜振甫为首的独立派人士到总督府，要求与台湾总督安藤利吉见面，并交涉把日军的武器移交出来，安藤断然拒绝，这些台湾独立派亦无可奈何3。等到10月25日安藤总督将台湾统治权移交给蒋介石指派的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以后，1946年3月辜振甫、许丙、林熊祥等人因被指控参与台湾独立运动而被逮捕，关进台北东本愿寺高级战犯看守所。经过一年后的1947年7月，台湾的战犯军事法庭判决：辜振甫主谋「共同阴谋窃据国土」处有期徒刑2年2个月，许丙、林熊祥同罪，各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4。奇怪得很，他们都对判决结果满意。原来他们入狱服刑期间，发生了「二二八事变」，牵连多数台籍士绅惨遭屠杀，辜振甫等在牢中监护，反而安全，避开了杀身之祸。

辜振甫在战后虽然被判决为台湾独立事件的首谋，但是观察这些台籍士绅的行动，他们在日本战败前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日本战败即刻高唱「蒋委员长万岁」、「蒋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他们的思想转向像翻书一样容易，是见风转舵的「投机主义者」。辜这位战后台独的始作俑者，因此失去台独教父的资格。

1993年4月27日，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左）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右）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辜汪会谈」。

王育德魄力不足，难堪「大任」

代表台湾青年在东京提倡「台独」运动的王育德，为了方便其政治宣传，他描写终战之后的这一段戏码，也很有趣。王在他的著作《台湾──苦闷的历史》写道：「那时候，有能力影响台湾的菁英，为了决定台湾人的出路，秘密的一再聚会。『台湾人的台湾、台湾门罗主义』是与会者的共同主张，但是他们缺乏具体方针，因为无法获知联合国的台湾政策，也不知道国民政府对台湾会采取什么态度。当时最清楚的是，他们无法获得安藤总督麾下日军任何形态的协助。在当时，观望形势成为最佳策略。所以独立计划也就被『日和见主义』（投机主义）的大势推倒而消灭5。」王育德是否故意强调台湾人的主体性，刻意隐蔽日军参谋的谋略，还是他对战后的台湾史无知，我不知道。

王育德1924年生于台南，1943年进东京帝大文学部，战后回台在台南中学教书，「二二八事变」时经香港逃到日本，复学于东大，就读中国语文课程，实际上是研究台湾语文，稍晚取得东大文学博士，在明治大学教书，1985年病死。他的哥哥王育霖，也在东京帝大法学部念书，毕业后在日本京都担任检事，战后回台担任检察官，不幸在「二二八事变」时被暗杀。王育德的魄力不足，虽为台湾独立感到苦闷，但因缺乏斗争勇气，很难被称为「台独教父」。

台湾独立运动者王育德（1924年1月30日–1985年9月9日）

廖文毅反蒋，没钱了就投降

右派台独领袖廖文毅，在1948年成立「台湾再解放联盟」，主张台湾先由盟军（美军）托管统治，然后经过公民投票实现台湾独立。1949年1月国共内战中国军兵败如山倒，共军节节进逼，蒋介石不得已辞职下野。廖认为这是「台独」好时机，但美国仍表明台湾是由中国托管。廖的盟军托管梦破碎，只好逃亡日本。1955年廖在日本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自任总统。起先廖在台湾的家支援他的政治活动，后来国民党阻挡他的财路，廖没钱办活动，也提不出台独理论，一筹莫展。国民党趁机引诱他转向，答应恢复他的财产并给他相当的地位。1965年5月14日廖文毅投降回台，国民党政府欢迎他，归还他财产，并动用媒体宣传「台独运动已结束」。廖有钱就反蒋，没钱即投降，这种人怎能成为教父呢？

右派台独领袖廖文毅（1910年3月22日–1986年5月9日），其身后为「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国旗」。

史明因著作而崛起

史明被称为「台独教父」，出人头地，是因为他的巨作《台湾人四百年史》使然。有了这本巨作，显示他是海外倡导台独人士中，下功夫最深者。聚集在台湾青年社的年轻学生，撰写论文大多以台湾为主题，但是学术论文仅专注于某一时期某一事件，很少像史明的四百年史引人兴趣。

起先史明并未引人注意，台湾民众不知有这个人。他的本名施朝晖，1918年出生于台北士林施家，到今（2017）年达100岁。他是同时目睹日本殖民统治、蒋介石统治等多次台湾的政权交替，而且远渡中国大陆参加共党阵营抗日而尚健在的长寿怪人。他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就读台北市建成小学、台北一中，幼小接受过完整的日本殖民地教育。「七七事变」那年（即1937年）赴日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政经系政治科念书，涉猎马克思主义，毕业后于1942年远渡中国大陆加入地下抗日运动，直到蒋介石在大陆落败前的1949年5月才返回台湾。1952年2月，在台北郊外组织「台湾独立革命武装队」，准备刺杀蒋介石未遂而遭通缉。同年5月，史明潜逃偷渡日本，登陆时遭日本宪警逮捕，后获得日本政府政治庇护。此后史明在东京池袋，经营小吃店40年。

史明在东京开一家「新珍味」料理店，白天卖水饺、烧卖、大卤面，晚上写四百年史，同时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在1962年，44岁的他以日文出版《台湾人四百年史》6，用笔名史明发表，从此便改称史明。

史明相当有战斗力，采取的台独路线是体制外革命路线与体制内改革路线。他认为这是「一体两面」，也是实现台独的两个工作方向：在岛内进行改革与革命的「岛内工作」；国际上推动与美国、日本联盟的「国际工作」。史明个人的性格是：一心一意为台湾，老老实实做独立运动，一切行动对历史交代。他不承认「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统治权，但他回台后，在2004年投票支持陈水扁当选「中华民国」总统。这表示他已妥协，从此他非法与合法手段并用。

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在1980年出版中译本，影响台湾年轻人思想，兴起「台湾人意识」。特别在1975年、1988年两蒋先后去世后，他的书于二〇世纪九〇年代在台湾影响力大增，台湾学生研究史明的论文逐渐出现。如1994年吴明勇在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硕士论文《战后台湾史学的「台湾民族论」：以史明为例》，又如1998年吴明时的政治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论文《边缘台独的「构框」与运动参与》。

身为台独教父，史明的特色是：继承战前日本及战后美、台对中共的批判，但他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坚持站在台湾人劳动者立场，他认为台湾知识分子的台湾意识「脆弱」，以致台湾无法摆脱四百年被殖民统治。他把战后爆发的「二二八事变」，视为台湾人追求独立意志的表达。

参加绿营集会的史明（中）及其著作《台湾人四百年史》（台北：前卫出版社，2017年） 。

史明肯定荷日殖民、诋毁中国

史明撰写《台湾人四百年史》的目的，是为了阐述台湾人为何要求独立。他认为16世纪台湾被荷兰殖民统治，是台湾四百年殖民地史的开端。中国大陆并没有被荷兰殖民统治过，因此在台湾的汉人移垦社会与形成「台湾社会与台湾人」的过程之中，出现台湾与中国大陆不同发展的面相。其中最值得探讨的论点，在于台湾被荷兰殖民统治，史明把它当作台湾跃入世界舞台之始，并肯定荷兰的殖民统治。

史明不但肯定荷兰，更赞赏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特别以日据时期台湾殖民事业的蓬勃发展来证明。史明受1960年代在日本流行的美国「现代化理论」影响，肯定荷兰与日本把殖民地变成「现代化社会」，他认为清代唯一值得肯定的，只有刘铭传在台铺设铁路、电信、税制、海防、训练新军等新政。

中国统治台湾也被史明视为殖民统治，但评价极差。他说封建殖民的中国大陆汉人，一向不重视台湾，当台湾是「蛮夷」，歧视台湾人为「倭寇海盗类的犯罪者」。他形容乙未割台是：大陆人无情地抛弃台湾，「把台湾当作赔偿品割让给日本」。战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与「二二八事变」时期，被史明形容为「封建落后的中国来统治现代化进步的台湾」；「缺乏热情与经营能力，不顾台湾人的生死，无止境地肆行暴政与强夺」；「文化水准很低，却无耻」；「德行恶劣的中国人」等，甚至还说「比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更蛮横的统治、压迫与掠夺，这令人感到愤怒」等等。他在描写中国大陆时，文中充满仇恨，从而论述出好的殖民统治和坏的殖民统治两种类型。比较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差异时，史明强调台湾接受外来异族殖民统治而变得进步、文明、现代化；相对的，战后中国则是落后、半封建、半殖民地，并且归纳出中国统治台湾的不合理与台湾人的无奈。

问题是「殖民统治者」能以好坏来评价吗？特别像史明这样以被奴化者的角度观察历史时，莫非他只是在区别殖民统治的巧妙与拙劣。至于对国民政府的评价，史明特别强调「二二八事变」，认为这是引导台湾人向往台独的动机，并与日据时期比较，来丑化汉人与中国的历史。至于「二二八事变」后的整个台湾战后发展，史明并不关心。

史明借着偏重历史叙述的方式，引导读者「认同」他的台独思考，但因为作者对国民政府的叙述只停留在接收时期与「二二八事变」而已，这显示作者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并没有再开拓视野，且放弃对主题「台独」的未来展望。

战后日本继续榨取台湾

就以「二二八事变」来论，史明虽然用功，但他只看日本统治的正面发展，不去探究其榨取的黑暗面，完全无视于战后日本与台湾尚有榨取关系存在，而且日本的这一次榨取，成为台湾爆发「二二八事变」的重大经济因素。

战后的台湾，当总督安藤利吉尚未移交统治权给国民政府派来的行政长官陈仪之前，日本就运送大量「台湾银行券」到台湾。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17日日本政府由皇族东久迩宫组阁，8月19日日本银行加速印制千圆及百圆的台湾银行券，大藏省（财政部）与日本银行预定9月5日从日本以专机搬运大量的台湾银行券到台湾，并得到麦克阿瑟司令部的许可，延到9月9日，从横滨飞行台湾。前台湾总督府主计课长盐见俊二，在他的回忆录《秘录．终战直后的台湾》提到，飞机满载纸币，他押送纸币同行没有空位，还得坐卧在纸币上。此纸币由日本银行本行印刷，运送到台湾分行，名目是支付即将被遣返的在台日本官吏薪水，且预付到翌年3月分，还包括到翌年3月的养老金、退休金7。

国民政府在1946年5月22日正式发行「台币」，且规定该年12月起停止使用日本设计、印制的「台湾银行券」。但是在此期间，未被遣返的日本官员仍可用「台湾银行券」，在市场上收购食品与生活必需品送回日本。当时总督府把战时禁止买卖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全都解禁，台湾人民原本受总督府粮食统制，靠一点点配给生活，想不到战后还有那么多物资存在，都惊喜不已。没想到日本从本土运来约1亿圆台湾银行券（当时台湾银行券的发行额只不过14亿3,319万圆），新增的「台湾银行券」如洪水猛兽，席卷台湾市场，大量收购粮食送回日本。

盐见俊二在其所着的《秘录．终战直后的台湾》中，直接指出战后、国民政府来台前，台湾通货膨胀情形已很严重，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来台后，日本人在2个月的遣返时间内印制并运送大量的钞票来台，理由竟是为了预支在台日本官员到明年3月的薪资与退休金。

美日联手，战后台湾仍受制于日

1945年9月就任外务大臣的吉田茂，曾关心日本粮食危机，估计日本将饿死100万人，农林当局的计算也是缺粮100万人份，政府如不善拟对策，甚至流传日本将有1,000万人饿死的困境8。日本印制1亿圆「台湾银行券」后，大量收刮台湾米，得以确保粮食；但却害台湾市场上的食米与生活必需品短缺，加剧了台湾的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成为爆发「二二八事变」的重大经济因素9。

不止如此，为了确保此后日本的粮食，1950年9月经由美国控制的盟总（GHQ）安排，要求台湾与日本签订「贸易协定」，规定台湾自日本进口肥料及其他工业产品，并出口米、糖及其他农产品到日本。此协定使台湾在1950年到1965年的15年间，不得不将肥料进口税固定于5%，这是所有进口项目中税率最低者，等于重新树立殖民地时代「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两方关系。战后的台湾政府本来选定肥料和纺织做为策略工业，但肥料工业的发展受日方压迫，台湾只好利用美国推销其剩余棉花，往棉纺织业方面发展。

当时台湾人民无知，只知米价节节高涨，因挨饿而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史明清算「二二八事变」的国民政府旧帐，却不知日本暗中印制1亿圆的台湾银行券纸钞，收购台湾的粮食运送日本，却口口声声称赞日本殖民统治的善政与现代化。

史明肯定日本殖民统治加强了台湾的社会基础建设与产业革命，完成辉煌的现代化，并认为台湾因日本殖民统治，才迈向单一而且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史明有所不知的是，当年总督府殖产课长新渡户稻造，为了振兴糖业并确保以糖业为基础的财政，曾向儿玉源太郎总督建议，不惜动用警察或宪兵。在总督府的强势作为下，台湾糖业与稻作都有惊奇的发展。可是台湾人却吃不到台湾产的米、糖。一般台湾人食米不足的状况，从战前到战后还是一直延续着10。（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