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两岸、海外都有不少针对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及做为其背景的新文化运动的讨论。许多人把「五四」联系到中国今日的现状，可见我们仍生活在「后五四」时期，有必要重新审视五四的意义与作用。

回顾过去一世纪，从「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建构出来的「救亡」、「科学」、「民主」等话语，主导了政治和社会的走向。在国家面临存亡危机的20世纪前半期，中国知识界对于「五四」的直接动因──救亡与国族建构──抱持敬意，当时并不存在「救亡」有碍于「科学」、「民主」的论述。到20世纪后半，台湾处于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在文化和思想上日益沦为西方附庸；从上世纪最后20年迄今，中国大陆由于与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逐渐接轨，知识界也习于接受西方话语体系。两岸对五四的论述，遂先后产生变化。

在两岸分治之下，台湾有对抗中国大陆以民族主义促统的政治需要；大陆的西化派则需要对抗（非西方的）中国传统和（非西方主流的）中国革命话语体系。于是，两岸知识界的西化派遂标举「科学」、「民主」，并且声言中国社会进步迟滞的根本原因，在于五四的「救亡」主题压倒了「启蒙」（科学、民主）。但是，五四运动的主旨真的只是启蒙（即科学、民主）吗？「五四」前后启蒙的内容又是什么？

救亡运动从文化走向政治的转折：五四

回到历史现场，五四运动的目标是建构民族国家，救亡图存。但做为其重要背景的新文化运动，其方法和内容却与国族建构的目标有结构性的冲突。借用中共用语，发生于后的「五四」应是「反帝」运动，发生在前的「新文化运动」则是「反封建」运动。胡适体认到此差异之后就指出，五四不再是具有「文艺复兴」性质的新文化运动，而已变质成政治运动。在毛泽东的认知中，「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虽是连续、连结的过程，但在马克思主义者介入并主导之后，二者才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换言之，毛也暗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曾经历过转向的过程。究竟「转向」的内容和原因为何？

新文化运动在五四时转向的重要原因，在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叙事乃建立在与想像的（非事实上的）「蒙昧」传统对话的基础上，因而既未能改造（应改造的）传统，也不能继承（应继承的）传统，以致于未能有效回应国族建构的需求，也无法达到救亡的目的。

面对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的扩张，中国知识界日益强烈地感到传统文化不足以应付挑战。部分知识分子认定西方之强源自其技术、制度乃至文化的优越，中国之衰也源自其文化、制度和技术的简陋。随之登场的新文化运动，就发展出这些知识分子对近代西方的浪漫化想像，和对传统中国的妖魔化（也是简化或浪漫化）想像，进而否定中国传统的正当性。

康德和黑格尔的「世界史」核心概念，包括「传统与现代」、「蒙昧与启蒙」、「偏执与理性」、「停滞与进步」、「奴役与自由」等等的二元对立。类似前述的西方新世界观，影响了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戊戌变法时期的思想，即已接纳这一史观。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创刊词〈敬告青年〉，则进一步宣示杂志及其所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之六项宗旨为：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在每一项二元对立中，西方都代表进步的价值，中国都是落后的一方。陈独秀的同侪们很快将「新文化运动」定位为「文艺复兴」，而「复兴」的内容几乎皆以欧洲为范本；「启蒙」的方法也被简化为弃中就西。

历史原是中国人的信仰。19世纪末，中国读书人的信仰开始崩塌；重构历史叙事以替代崩塌的信仰，成为多数读书人的现实需求。在这个氛围下，新文化运动致力于创造全新的文化氛围乃至文化体系，但对于忠实再现历史实况则兴趣缺缺。

想像的蒙昧传统与浪漫的近代西方

在新文化运动所认定的「现代性」观念系统下，知识界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的二分法思维，他们建立了描述、诠释中国历史的新体系，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对立起来，视现代和西方为进步、优越，古代和中国为落后、低劣；并进一步推导出伦理学的结论：「进步」必将淘汰「落后」。

这套体系还包括一系列内容含混的关键概念。例如：陈独秀从日本移植「封建」的概念，用以描述中国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却忽略了王朝中国长期追求大一统、并以郡县制和科举推动中央集权的历史，陈氏也移植了日本维新运动对日本「封建」的批判内容和批判方法，于是中国传统就被他简化为「封建专制」。

日本的「封建」幕府时代约700年，至明治末、大正初，封建制度解体。明治时期的日本启蒙思想家沿袭法国启蒙运动，将旧的、落后的制度及观念描述为「封建」，德川幕府时代遂被他们定位为「封建」、「锁国」。而「立宪」与「建制」的对立及「开国」与「锁国」的对立，是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两大主题。陈独秀于明治末、大正初游学日本，深受感染。1914年至1915年间，陈氏第五次游学日本，时值日本近代史上继1870-80年代「自由民权运动」之后第二次民主高潮（即所谓「大正德谟克拉西」），批判封建制遗绪是其焦点。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拥护「德先生」，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拥护「赛先生」，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这些概念皆可在「大正德谟克拉西」中找到原型。1

但是20世纪初的中国现况，并非西欧和日本的「封建」状态。在中国历史中，「专制」被陈独秀指责为「封建」，陈的传人又指责「大一统」，但「封建」与「大一统」在概念上却是矛盾的。又，所谓「宗法」、「阶级」（等级制）、「迷信」等内容也非「封建」所专有。但在新文化运动话语体系里，「封建专制」、「封建帝王」、「封建官僚」、「封建地主」、「封建经济」等逻辑矛盾的概念则广泛流行。由于陈独秀对「封建」概念的滥用，不仅导引了国、共乃至当代台湾的「反封建」政治文化，也严重扭曲了以传统中国为对象的学术研究。

除了将中国传统社会界定为「封建」，主张「封建主义抑制了中国人的自由精神、人文主义，现代化首先必须反封建」，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也进一步将这个社会的政治特色描述为「专制」。在此，他们忽视两项基本事实：一、战国以前真正的「封建时代」权力分散，不具备政治专制及文化专制的技术条件，因而才可能百家争鸣；二、秦统一天下之后，仍然受限于技术条件，王朝的政治辐射力只能达到农业地带的城镇层级，因而留下很多的政治空隙。在现代工业技术和统治技术发明前，「专制」只能是统治者的理想。在真正的「封建时代」和秦统一之后的「后封建时代」，宗法制度是一个有「封建」色彩的现象，它是自然经济、聚族而居的产物，而且正是帝王「专制」的障碍。

新文化运动受西欧和日本启蒙运动论述的影响，将传统中国社会想像成为「贵族」社会，于是中国文化史遂被描述为（与西欧相同的）贵族和平民之争。此一立论忽视中国实行科举之后，贵族和贵族传统已消失的历史事实，也忽视中国文学（尤其是近古文学）中包含贵族精神的个性表达、人文精神。新文化运动将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对立的缺失，直到1922年才由周作人提出反省。2

新文化运动还将科举描述为扼杀创造力、个性、乃至人性的制度，回避这个制度对传统社会的教育、社会流动和政治、行政的常态运作的正面价值。

从清末新政废除科举开始，留洋知识分子逐渐掌控教育优势和教育政策，倡导西学和技职教育。与废科举同步展开的城市化进程，造成知识菁英和财富阶层离开乡村，移居城市，导致乡村丧失技术与资金，加速破产。这一结果，为共产党在乡村的生存、动员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与教育的转向相连，新文化运动和他们的传人，倾向于为西方知识体系加上「现代」和「科学」的光环，否认传统知识的合理性，将中国传统知识视为「迷信」，尤其是将中医药看做「不科学」、「巫术」、「谶纬」、「杀人密医」，另一方面则致力于确立西医、西药学的「唯一科学」性。

「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主张。胡适将文言想像为拉丁文，与之相对，白话即是义大利语，他并将西欧近代「言文一致」之举简化为口语和书面语的完全重叠。刘半农等则将汉字想像为埃及图画文字，相较于拼音文字，是一种原始落后的文字型态。钱玄同甚至主张废除汉语。钱的主张不可行，显而易见；而从常识层面看，胡、刘的判断亦皆有误。中文文言、白话间的关系，与拉丁文、义大利语的关系并不相同；汉字是表意文字而非仅象形文字。从认知层面，胡、刘忽略了中国表意文字实为建立、延续东亚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有效工具的历史。同时，近古以来真正有地位的中国文学经典，无一不与白话有关。以「戏曲」、「四大奇书」、「话本」为代表的文学，其成就较之「文学革命」时期的多数幼稚作品，要成熟生动许多。

最后，西欧政治和西欧文化对世界的主宰，导致中国知识界从19世纪末到新文化运动期间，直观地移植了西欧的文明等级观念、线性历史观念，将中国历史置于西欧文明的次一等级和西欧历史的前一阶段之中。传统中国的国家观念和国际秩序观念，被新文化运动视为落后观念。依此逻辑，当时的中国正面临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但若依照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传统的拆解，以他们所认知的中国实况，显然又难以建构新的民族国家。

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美国总统威尔逊正介入一次大战战后秩序的重建，他的「民族自决」主张受到中国知识界的追捧。在新文化运动眼中，传统中国不仅是东方的、古代的、封建的、落后的，乃至愚昧的，甚至是「帝国」的（非「国家」），这样的认知承袭自西方的中国观，本就难以解释中国历史的特质和演进逻辑。若谈到中国的族群和国族建构议题，五四知识分子则以西方民族主义的视角，将中国的多元文化、多元族群现象解释为「多民族」，并试图以「民族自决」做为中国族群议题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认知，似乎是在与一种想像中的传统对话，而非与真实的传统连结。

五四学生的爱国声浪催生部分人对「民族自决」的思考。在1919年底，有人在《东方杂志》上撰文，对威尔逊「民族自决」主张在中国的流行提出警告，「其久困于他国专制压迫之下者，则欲乘此恢复其独立自由，其屡受他国之凌辱而濒于危亡者，则欲借此以抗强暴而图自存，其狡焉思逞日以侵略为务者，亦且外假民族自决扶危抚弱之名，而内以济其嫖窃并吞之欲」。3稍后发生的外蒙古再次独立事件，成为对天真拥戴「民族自决」主张人士的棒喝。1924年4月，蓝孕欧撰〈再斥袒俄者〉一文，斥责「硬把民族自决一语用诸蒙古问题」，主张「要谈民族自决就应该以中华民族为单位」。41925年7月，又出现明确的「大中华民族自决」的主张。5

受益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的国、共两党，都曾从政治动员的角度，自发或受苏联影响，极力主张「扶助弱小民族独立」。这种态度直到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中共进入抗战时期，才分别有所改变。

五四：从浪漫回归现实

回到20世纪最初20年的历史情境中，新文化运动将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国未来（现代化）对立起来的想像，显然是一种浪漫化思维的产物：以为历史是完全虚构的，于是需要完全重构；以为历史是蒙昧的，于是需要启蒙；以为历史是专制的，于是需要革命。

一战结束后，中国再度面临丧权辱国的窘境，才促使一些人脱离这种浪漫化的思维。此后展开的国民党革命和共产党革命的实践，从新文化运动转折的角度看，是一种回归现实的的「去浪漫化」过程。

国、共两党的革命均受益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的想像和论述，将「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纳入国、共两党各自「革命传统」的一部分，也是两党的发明。但国、共将新「传统」奉祀在神坛后，即发现其革命实践无法沈溺于这种神圣的想像之中，而必须实实在在地花力气从旧传统的现实中汲取政治营养。西方中心的「线性进化论」、「历史终结论」，皆无法满足革命的理论与现实需要。回归本土、面对现实，是两党皆无法避免的选择。对于国、共而言，政治正统性议题、国族议题、农民议题（成为中国革命的主体、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力之一）、农村包围城市、持久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农、轻、重并举）等等，都是关乎其生存发展的真实议题，并且都无法从新文化运动的二元论述中直接找到答案。于是，「三民主义文化」的成长过程，可以见到西方思维本土化的轨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是这个本来标榜无国界的革命意识形态落实到现实革命过程中的必由之路。

五四运动，就是从浪漫回归现实的转折点。此后的国、共两党都逐渐修正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路线。

1920年代开始的「再中国化」

在国民党方面，尽管孙中山基于政治原因曾支持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学生运动，但基于民族主义立场，又从未完全赞同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在1927年清党之前，国民党（与共产党不约而同地）将「五四」定位为「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的运动」6；清党之后，则将「五四」定义为「三民主义的革命运动」7，强调中国「只有整个民族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事实」，「只有民族的利益，没有阶级的利益」8，以别于中共从新文化运动的「解放」议题所延伸出来的「阶级解放」诉求。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进一步将三民主义儒家化，强调继承传统文化，同时反省新文化运动对传统价值体系的破坏9。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对五四的纪念更集中于彰显其民族主义性质，同时批判新文化运动「做外国文化奴隶」的缺失 。10

共产党则在政治上高明地接收五四的资源，做为其建立历史叙事和革命正当性的资本，但同时将「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区隔开来，将前者定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国、共两党还在其他层面回归或接续了传统。首先，国民党从传统「贵族」（仕绅）阶层中搜寻正当性论述，共产党则从传统平民中寻找革命的本土源头、本土思想资源和本土智慧。国民党虽推崇西化教育，但也在政治体系内设置「考试院」，取法科举传统以补充现代学校教育；共产党则运用私塾、师徒等民间教育传统，充实其成员和支持者的教育资源；国共的「党化」教育，也都是科举和西化教育的混合产物。两党都借助于中医药等传统知识以补足西化资源之不足。国共虽然都主张语言文字的改革，甚至都曾支持汉字拉丁化，但在无比巨大的文化惯性面前，还是必须对传统做出根本妥协。

最后，由于「中华民族」概念内涵和边界的不确定，使得1920-30年代的国、共两党长期摆荡在维持「中国」领土完整与支持少数族群自决（亦即脱离中国）之间。国民党在奠都南京后，确立了维持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反对境内少数族群分离的立场。抗战开始后，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立场定位自身为：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共产党也将「中华民族」视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集合体，并以中华民族的整体自决代替各少数民族的分别自决。

超越五四　回归传统　走向复兴

在现实历史中，五四运动是从清末以来的长期救亡运动中的转折点，是中国知识分子从「文化救亡」走向「政治救亡」、从浪漫想像回归现实情境的起点。但是，「五四」以其激动人心的群众运动而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后者的反传统主张又被简化为「打倒孔家店」，于是「五四」就成为激进反传统的标竿，无论其启蒙叙事还是革命叙事都被神话化，长期主导中国的思想和政治。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应知道新文化运动对传统中国想像的失误，首先不在于对中国的了解不足，更在于当时国人对外国历史、世界文化的了解有限，以致无法提出有效应变的方案。由于救亡屡屡受挫，文化自信丧失殆尽，然后才出现肤浅而情绪化的全面反传统主张。

新文化运动的源头是戊戌。戊戌时的政治主张已有极端化倾向，即「一切制度悉从泰西」。11为了「证实」这种极端化的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论述往往都采用「选择性的二元对比」。这种论证方式技术上可以「证实」一切，但在现实中必然显露矛盾：主张科学、理性，行为却脱离实际；反对宗教、偶像，却又以西方为偶像；主张研究问题，却又以「一种主义」简化答案。由于想像的传统与真实的历史无关，对传统的批判深度与力道必然不足；但是又由于情绪化地反传统，也使人们无法从传统中的合理观点批判西化。结果则如前所述，既未能改造（应改造的）传统，也不能继承（应继承的）传统。大部分建立在想像基础之上的「新文化传统」因而并不踏实。于是，才会出现「五四」的转折。从此，大批知识分子走向政治救亡，分别成为国、共两党的中坚。

从长时段的近代史来看，五四虽然耀眼夺目，仍只是整个救亡运动的一个转折事件。五四对于建立中国人的国族意识确实作用很大，但由于它延续甚至神圣化了很多新文化运动虚构的论述，使得国人更难认清我们的传统与处境，以致不时走上弯路。

《远望》2017年9月号社论〈翻越六座大山，识得本来面目〉指出：民族复兴，必须基于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当然必须包括对孔子及儒家的再评估、再认识，并再度心悦诚服。只有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里本来就有的感人力量，才能将我们这个被将近两世纪的内忧外患严重撕裂的民族重新凝聚起来。但是今天的中国人要重新认识传统，见到周公、孔子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格局，必须翻越几座比青藏高原更为险峻的大山。其中一座山，就是以「五四」为标竿的反传统思潮。

「五四」作为爱国的政治救亡运动，确实是座丰碑。但它还代表着新文化运动的全面反传统，对于我们认识、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一大阻碍。我们固应继承五四的爱国精神，但是必须超越当时流行的简化浪漫思维，从认识真实的传统重新出发，才能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