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亞洲其他被殖民國家的支持

蔣介石在支持印度、韓國獨立的同時，也希望維持印度、朝鮮半島的統一，顯示他對於維護亞洲自身的傳統也有不可動搖的堅持。古代中國傳統對外關係中，長期存在「以大事小」、「濟弱扶傾」、「興滅繼絕」等觀念，蔣主張排除古代東亞國際關係的外在形式（朝貢體系），但延續中國天下秩序的內在核心價值。針對與中國有更密切的歷史淵源，且曾經是王朝中國「宗藩」體系成員的亞洲殖民地國家，蔣強調，「五千年來，中國對於四鄰，只有民族自衛和『存亡繼絕』的『義戰』」。而「我們中國國民革命，最終目的，是在求世界民族一律平等，不是和現在軸心國家一樣，有了武力就以領導者自居，壓迫其他的弱小民族，作他的奴隸，這種侵略主義的思想，必須打破」。「中國自立自強之後，絕不以自己所深受的痛苦，再加於他國之身，更不肯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後，再傳授日本帝國主義的衣缽，有『領導亞洲』的意向和行為」。1942年11月17日，蔣介石在紐約《前鋒論壇報》的專文中宣示，「中國並不期望以東方式的帝國主義，或任何種類的閉關主義代替西方式的帝國主義……」而是建立「在新的自由國家間平等互賴的世界」。

在這一原則下，蔣介石自抗戰之初，即戮力扶助朝鮮獨立運動和越南獨立運動；抗戰期間又派遣遠征軍兩度出征緬甸。面對日本在太平洋戰爭前後祭出「驅逐英美、解放亞洲」的口號作為其侵略東亞和東南亞的政治工具；藉召開「大東亞會議」建構亞洲國家合作擺脫白人統治的形象，並據此先後導演菲律賓、緬甸的「獨立」；在印尼和印度籌備「自治」的局勢等做法，羅斯福於開羅會議期間，呼應了蔣介石版的亞洲民族解放主張。羅斯福表示，英、法、荷等國如果不改變他們在東南亞的舊殖民政策，不但不能在戰時挫敗日本的政策，而且將不能適應戰後的新局面。戰後美國外交政策將採取一個新的方向，「使英國、法國和荷蘭覺悟到我們管理菲律賓的方法是他們管理他們殖民地的唯一的方法」。羅斯福所謂管理菲律賓的方法，就是改換殖民統治的舊外觀，以承諾殖民地未來的獨立前景，換取帝國主義的經濟統治。蔣介石特別提出亞洲國家的獨立解放議題，尤其強調朝鮮獨立的必要性，羅斯福回應稱，中美應就朝鮮、印度支那和其他殖民地以及泰國的未來地位達成諒解。蔣介石表示，中、美、英應當共同努力幫助印度支那在戰後取得獨立，而泰國則應恢復獨立地位。

在蔣介石堅持討論戰爭勝利之後的朝鮮前途之下，羅斯福回應，朝鮮做日本的殖民地已近40年，不具備立刻獨立的條件，應由美、蘇、中、英四國共管，蔣則堅持打敗日本以後朝鮮應當獨立。羅斯福認為法國在戰爭中的表現不佳，戰後越南不應再回到法國，並詢問蔣介石接收越南的意願，蔣回應說越南在歷史和文化上與中國有差異，越南也應獨立。此後，羅斯福在德黑蘭會議上通報史達林說，據蔣介石告訴他，中國對印度支那沒有什麼打算，但印度支那人民還沒有為獨立作好準備；羅斯福乃與蔣介石討論在印度支那實行託管制度的可能性，讓當地人民為獨立作好準備。另據小羅斯福稱，羅斯福還同蔣介石討論了馬來聯邦、緬甸和印度等問題，呼應蔣介石對給予印度人民政治獨立的主張。

會後的「開羅宣言」宣布，「我三大盟國軫念朝鮮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決定在相當期間，使朝鮮自由獨立」，但宣言對於日本所占領的原法、英、荷、美殖民地獨立議題未置一詞，宣言中雖載有「決不為自身圖利」的堂皇詞句，卻在現實中對西方利益妥協。可以說，戰後韓國、越南、泰國及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最終獨立，在相當程度上是蔣介石堅持的結果。

然而，蔣介石力主戰後亞洲國家獨立，除了遭到英國的多方抵制之外，還直接引發了部分美國人的反彈。1942年8月，時任白宮經濟顧問的居里（Lauchlin B. Currie, 1902-1993）在拜會蔣介石時表示，「美國今有一部分人感覺戰後之中國將為軍國主義而排除白種人之國家，故彼等持養虎貽患之戒心」；「中國欲消除美國此種心理，最妥辦法，應逐漸向民主主義推進，勿作排外之表示，應用『中國為亞洲之領導』等字句，尤應小心」。事後看來，有意主導戰後亞洲事務的美國，顯然並不樂見亞洲出現與之匹敵的力量，居里的勸誡，從一個角度突顯出西方對東方「他者」根深蒂固的猜忌，蔣介石對此頗有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之感。居里所傳達的意向，顯然影響到1943年開羅會議上，羅斯福對蔣介石提及由中國接收琉球以及負責占領日本之議時，蔣謹慎、疑惑的態度；此後韓國在獨立自主道路上遭逢的挫折，證實了蔣的恐懼。

由於蔣介石再三真誠地表達中國無意領導亞洲的意向，或多或少減輕了英、美對中國的不信任。蔣在日記中慨嘆，「自余否認領導亞洲之政策在美報發表以後，英、美對我之心理與觀念全變，皆一致表示好意。而《紐約時報》則自認其美、英對華有在戰後建立平衡力量，不使中國在亞洲獨自強大，成為世界新威脅之意念，可知美國對我之防範顧忌不亞於英國，而子文昔以為美國無此顧忌，是其太不懂美國對（我國與）太平洋獨霸之政策矣，而其來華之軍官對中國之輕視與把持之狀態，更可知矣。後之來者，應知今日忍辱含垢之情景，不可不加奮勉，力求自立與自強。」開羅會議期間，蔣介石面對由羅斯福主動提出的琉球議題時，必須在自己所揭櫫的民族解放、絕不稱霸、國際正義等價值與被自己洞悉的美國政策核心之中，求取政治主張的一致邏輯和現實政治中的平衡，都影響到琉球未來多舛的命運。

遺憾：諸因素影響下琉球的命運

琉球議題是開羅會議上值得注意的一個重要議題。琉球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定位，曾以開羅會議為界，發生過一次重要轉折。

早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前，蔣介石即曾多次立意收復琉球；1934年4月23日，蔣介石在江西撫州發表以〈日本之聲明與吾人的救國要道〉（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卷12，頁199）為題的演講，指出「不僅是東四省的失地我們要收復，而且朝鮮、臺灣、琉球……這些地方都是我們舊有領土，一尺一寸都要由我們手裡收回」；1938年4月1日蔣於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演講〈對日抗戰與本黨前途〉（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卷15，頁193）中，也認為琉球與臺灣同樣是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去的領土，尤其是朝鮮與臺灣都是中國安危存亡所關的生命線。₁ 抗戰爆發到太平洋戰爭前後，蔣也曾多次表達收復琉球的設想；如曾期許於「民國三十一年中秋節以前恢復東三省，解放朝鮮，收回台灣琉球」，且設定「對美事項甲、台灣琉球交還中國」。₂ 甚至於《中國之命運》一書中公開宣示琉球在中國失土中重要而不可失的戰略地位。1943年9月之前，負責在訪美時傳遞蔣介石口信的宋美齡與宋子文尚對羅斯福明確表達過收回琉球的立場。1943年2月宋美齡訪問白宮期間，代表蔣介石與羅斯福就戰爭和戰後議題進行了廣泛溝通，並隨時向蔣報告雙方會談內容。「蔣夫人電陳昨與羅斯福總統談話情形。原電略曰：……（二）關於戰後問題，琉球群島、滿洲及臺灣將來應歸還中國，香港主權應屬中國，但可劃定為自由港，朝鮮獨立可由中美共同擔保」。₃ 

1943年9月之後，蔣對琉球的認知發生了變化，琉球的定位朝向與朝鮮、越南的一致的方向傾斜，而與台灣的定位出現差異。琉球在蔣介石認知中的變化，與他從研究機構、情報體系和國民政府專業外交幕僚處獲得不同的見解有關。伴隨蔣在恢復中國失土、解放亞洲人民事務上經驗的日漸累積，對國際與亞洲政治現實體認的日漸深入，他深刻感受到，中國必須經由在戰後國際政治秩序議題上建立理念一致與邏輯一致的決策體系，才能面對美、英、蘇等強國恃強凌弱的政治謀略，為此，特別展開針對性的研究，試圖透過專業幕僚的協助，避開決策的盲點。

中國針對琉球歸屬的各種方案

依據尤淑君的研究，1941年，蔣介石指示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研究戰後和平會議及相關善後事宜，在國防最高委員會新設「國際問題討論會」，王芃生於7月29日舉行的該會中草擬「解決中日問題之基本原則」一案，並將中日問題的分界時間設定在1894年甲午戰爭發生以前的狀態。王芃生對中日爭端起迄時間點的設定，顯然已將1879年遭日本吞併的琉球議題排除在外。再據尤淑君所見史料，王芃生所擬草案中，已將琉球規劃為日本領有，也沒有琉球獨立的計畫，使與會人員多有質疑，主張應調整琉球的處置方案。對此，王芃生認為中國沒有意願併合琉球，也無足夠力量協助琉球獨立，而日本久占琉球，風土人情皆染和風，況英、美兩國有意過問琉球歸屬事宜，不能不顧及兩國態度。王芃生的意見最終得到採納，於是1942年1月29日舉行的「國際問題討論會」第5次會議決定的琉球處置方案為：承認日本領有琉球，但需設定琉球為由國際監督的非武裝區，日本亦不得差別對待琉球人民。1943年5月，外交部的部分專業幕僚也在戰後琉球歸屬議題上提出與蔣介石原意相左的見解。美國駐華使館官員謝偉思（JohnService）在呈報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記載，時任外交部亞東司司長的楊雲竹和代理亞西司司長的徐淑希皆不贊成提出收回琉球。在宋子文公開提出對琉球的主張之前，不知高層內情的楊雲竹曾對謝偉思表示，社會上有關收回琉球的說法只是一些個人的不切實際的主張；儘管那些島嶼曾一度納入中國的朝貢體系，但生活在那些島嶼上的人並不是中國人，但它們已經完全脫離中國很久了。楊相信，中國政府不會在訂立和約時提出收回琉球。即使在宋子文講話發表後，徐淑希仍於1943年5月致宋子文的備忘錄中指出，琉球與臺灣不同，而與朝鮮類似，在被日本吞併之前琉球已經是一個半獨立的國家，中國對琉球的傳統權利在20世紀是早已過時的東西。因此，中國不應要求收回琉球。對中國政府而言，唯一現實的辦法是促使這些島嶼從日本獨立出來，為此，戰後可先在琉球建立國際監管，重點是不允許日本再使用這些島嶼作為侵略基地。₄ 1943年9月2日的「國際問題討論會」第35次會議，討論由浦薛鳳擬訂的〈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應即接受遵辦之條款〉草案，王寵惠指出中國沒有海軍、無力控制琉球的現實；而吳國楨則主張琉球可劃歸國際共管，作為國際共用的軍事基地。最後，王寵惠將意見歸納為三種琉球處置方案：一是劃歸日本，但不允許日本在琉球設置軍事設施；二是由中國領有；三是歸國際共管，由國際監督。1943年9月30日的第36次會議再度議及琉球歸屬事宜，與會者認為琉球若無法歸隸中國，將考慮將琉球劃歸國際共管，或劃琉球為非武裝區域。1943年11月開羅會議上，面對羅斯福的建議，蔣介石對琉球歸屬問題的態度，無疑受到包括「國際問題討論會」在內的研究機構、情報體系和國民政府專業外交幕僚見解的影響。

1943年11月，軍事委員會參事室在呈遞給蔣介石的〈關於開羅會議中我方應提出之問題草案〉之中的第六條即規劃在會議中提案：「日本應將以下所列歸還中國：甲、旅順、大連（兩地公有財產及建設一併無償交與中國）；乙、南滿鐵路與中東鐵路（無償交還中國）；丙、臺灣及澎湖列島（兩處一切公有財產及建設一併無償交與中國）；丁、琉球群島（或劃歸國際管理或劃為非武裝區域）」，顯已採納前述「國際問題討論會」第36次會議的共識，將琉球列為在戰後處置方式上不同於台灣，但也不同於與朝鮮、越南的地區。1943年11月15日，蔣介石在日記中提及中琉球說：「琉球與臺灣在我國歷史地位不同，以琉球為一王國，其地位與朝鮮相等，故此次提案對於琉球問題決定不提，而暹羅獨立問題乃應由我提出也」。

列強的戰後布局與蔣的考量

開羅會議期間，琉球議題還是被羅斯福端上檯面。依照開羅會議、德黑蘭會議美國外交對外關係文件記載，在1943年11月23日的會談中，繼確認東北四省、臺灣和澎湖列島應於戰後歸還中國後，羅斯福提到琉球群島，且不止一次地詢問，中國是否希望獲得琉球。蔣介石回答，中國願與美國一起共同占領琉球，並最終再依國際機構的委託下對其實施共管。

羅斯福就琉球歸屬所做——預期該群島可以歸屬中國——的詢問，依照部分學者的研究，應有其誠摯的一面，且在此後史達林針對琉球歸屬的相同態度中得到證實。蔣介石在1943年11月23日的日記中則對自己的表態做了說明：「惟琉球可由國際機構委託中美共管。此由余提議，一以安美國之心；二以琉球在甲午以前已屬日本；三以此區由美國共管比為我專有為妥也」。此語的前後文是：「三、談領土問題、東北四省與臺灣、澎湖群島應皆歸還中國。惟琉球可由國際機構委託中美共管。此由余提議，一以安美國之心；二以琉球在甲午以前已屬日本；三以此區由美國共管比為我專有為妥也」；「七、朝鮮獨立問題。余特別注重引起羅之重視，要求其贊助余之主張」；「九、安南問題。余極端主張戰後由中美扶助其獨立並要求英國贊成」。₅ 

在此，蔣介石全未提及琉球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卻重申軍事委員會參事室所呈〈關於開羅會議中我方應提出之問題草案〉中有關中美共管琉球的方案，但特別說明提出這一建議的三項理由。從這些理由，以及11月15日日記的內容推測，蔣介石除可能從居里進言和印度、韓國獨立的先例中汲取教訓，擔憂羅斯福的真實動機，故意提出「中美共管」提議加以測試汪暉此前持相似見解。₆ 之外，自己在內心當中已將琉球人民視為待解放的殖民地人民，雅不欲繼承日本帝國主義的衣缽，當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蔣介石基於已經向羅斯福和國際社會申明其無條件支持印度獨立等反殖民主義主張，如要求將與王朝中國關係的密切程度尚不及朝鮮的琉球納入現代中國版圖，恐有效法日本，併吞藩屬國之嫌，可能有損道義形象。

然而，蔣介石在開羅與羅斯福的會談中，次第宣示中國對朝鮮、越南和暹羅前途的立場，卻未比照朝、越、暹之例揭櫫琉球獨立，顯然源於蔣預見戰後美蘇爭霸格局之下，琉球在美國包含其西太平洋戰略在內的整體戰略布局中的意義，不得不考慮中國當下的實力和處境，小心翼翼的心態。

面對中日戰爭結束後中國的國內政治與國際戰略情勢，蔣介石在戰略層面的考量，顯然也影響到他在琉球前途議題上的最終決策。開羅會議以後，蔣介石對中國今後的國防戰略做了全面的思考與規劃，他在日記中表示，中國勢將「一、以大陸為國防之基礎；二、西北為國防之重心，故對海防與海軍應取守勢，並與美國共同合作，且避免與美有軍備競爭之趨向。以我為大陸國，發展方向不在海上，而且亦不能與之競爭，亦無競爭之必要也。此在我立國大計基本之方針，應首先決定。故今後國防方針與國際政策，必須與美積極合作及互助，萬不可與美做海洋競爭。余在開羅會議以後，更證明此旨為正確而不謬也。如果國際武力不能獲得和平之保障，余意在太平洋方面，中國負陸空軍之責，而美國負海空軍之責。如美國能同意於此，則東方和平或可無慮乎？」。

蔣介石的理想與戰後中國處境之間的矛盾，注定了琉球的悲劇命運。1945年，美軍因戰略需要登陸琉球，並在戰後實施軍事占領，琉球的歸屬乃在琉球本土成為爭議話題。一時之間，琉球復國派、復歸日本派、美國及聯合國託管派的聲音同時出現，互不相讓。值得注意的是，希望琉球加入中國的主張也從琉球本土人士的口中再度浮現。1948年，由一個名為「琉球革命同志會」的政治組織發給中華民國各省市參議會的電文，即明確表達「琉球為中國屬地，琉球人民即為中國人民」、「無不慶幸今後可以撥雲霧而見天日，重返祖國懷抱，呼吸自由空氣，享受幸福生活」的觀點。撇開琉中之間宗藩關係的歷史，對於琉球革命同志會的成員來說，切斷故鄉的前途與戰敗國日本之間的連結，投身戰勝國中華民國的懷抱，實難謂一種非理性選擇。

然而，伴隨冷戰在亞洲以中國內戰與朝鮮半島內戰這樣的區域熱戰方式加溫，美國已決意扶持日本成為對抗紅色陣營的堡壘，琉球在十字路口再度迷途，注定成為美國與日本定交見面禮的命運，不論是復國的主張，還是加入中國的願望，都被缺乏正義的國際政治現實淹沒。

理想：再檢視

回到蔣介石恢復中國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努力遭受重大挫折的當下。

當蔣遭受史達林的脅迫，外蒙古前途晦暗不明之際，首先想到的，是協調國民革命的道德理想與殘酷的政治現實之間的關係，這是他在1928年以來在邊疆和族群事務上多次採取的對策。

1934年5月6日，蔣介石即在日記中表示：「對滿、蒙、藏，於此十年內為其自治試驗之期，如於此期間果能自強自治，不為外族（意指帝國主義）所侵占壓迫，則准其完全自治。但其土地仍屬中華民國，而其人民意志則完全自由也。此略果能行乎」？

1945年6月的當下，蔣又提出中國不願放棄對外蒙古的主權，但願准其成為中國宗主權之下的自治領，其權限可比照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不僅擁有內政的自主權，甚至擁有軍事、外交方面的自主權。外蒙古地方，中國願准其為自治領，在中國宗主權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其權限可與蘇聯憲法上所規定之各蘇維埃權限相同，即予以軍事、外交之自主權。₇ 當外蒙古脫離中國的命運已定之際，他在1945年7月5日的日記中提到，外蒙獨立在主義與道義上論，皆無問題，自己反而擔心蘇聯是否允許外蒙獲得真正的獨立。

一個月後，蔣介石於8月18日對國民政府參政議員宣示「對西藏亦要扶持其獨立」，使與會者「莫不現出驚駭之色」。但蔣所謂獨立，重點一在於民族的福祉，二在於中國的處境與實力。蔣在當天的日記中解釋：「彼等實不知政治與革命為何物，余信西藏對余此一宣言之發表，今後不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願再要求其獨立矣。此種心理之妙運，非智者不能明斷其蘊奧也」。面對西藏處在英國控制之下的現實，國民政府縱然反對其獨立，亦無能改變現狀，甚或反招西藏之反抗；相反，倘贊成西藏獨立（自治），則或許西藏「今後不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願再要求其獨立矣」。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後，在1945年8月20日的日記上，蔣介石這樣寫道：「關於外蒙獨立與西藏自治二事，乃為我黨革命與我國盛衰最大問題之一，按照民族自決與民族主義原則，以及國際之現狀及利害種種而論，則當斷然允許外蒙之獨立、扶植西藏之自治。此一政策之轉變與決定，乃為存亡盛衰之樞機，余應獨負其責，功罪毀譽自當置之度外，在所不計也」。蔣在當時環境之下的理想與無奈，在這幾則日記中躍然紙上。

對蔣介石處理國內邊疆和族群事務上態度的再檢視，足徵他在琉球議題的處境，與他在外蒙古、西藏事務上的處境的相似。

結語

在蔣介石的設想中，亞洲應回復到殖民者到來之前的狀態，這一設想無疑與中國傳統對外關係中的「濟弱扶傾」、「以大事小」等觀念有關；但在20世紀中期的當下，蔣介石又戮力推動民族獨立，全無恢復殖民者到來之前亞洲政治秩序外觀之意，這一堅持又與他既堅持固守國民革命與民族解放的理想，也需面對國際政治現實，向美、英、蘇等強國證明中國無意領導亞洲，不會再有藩屬的處境有關。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在蔣的堅持下，中國乃戮力推動亞洲各國的全面獨立和解放，他的國際政治理想最具理想性和正當性，除了光復國土之外，沒有其他為自身利益多做的考量。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蔣介石支持印度統一，支持曾與日本帝國主義合作的東南亞各國民族主義者所領導的民族獨立運動，支持泰國獨立，反對各國分別占領日本等等舉動上面看得很清楚；也可以從蔣介石對琉球議題認知的轉變和應對上一窺端倪。琉球事務還有其超出其他亞洲國家獨立議題的複雜性：印度與韓國獨立過程中的慘痛經驗、英蘇美等大國干預的陰影、西方對中國的猜忌、美國自身的亞洲戰略、美國在冷戰在即之際對日本角色的規定、中國的陸海戰略與實力等等因素，都使得這裡被排除在追求戰後亞洲國際正義和建立合理國際秩序的目標之外。最終，最具理想主義色彩的蔣介石僅僅達成了極度有限的目標。

然而，除本來就缺乏理想性格，僅僅以舊的殖民秩序取代日本侵略秩序為職志的英國之外，美國和蘇聯也將原本的政治理想拋諸腦後，經由戰爭達成了自己的政治目標，主導了戰後的利益分配。連亞洲和非洲殖民地的非殖民化運動，實質上也成為美蘇競爭與操控下的政治工具。在他們建立的戰後亞洲國際秩序體系中，在他們勾畫的戰後亞洲政治地圖中，琉球都成為被遺忘的角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