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該完全用西方理論解釋儒家

儒家網：您對儒家的闡揚主要是「以經釋經」（包括佛經、道經，總之西學東漸前的思想學術資源），和「經史互證」，融化西方人文社會自然科學成果相對少（偶爾提及也是作為批判的靶子或襯托中學之高妙），這就難免有論者譏諷先生是「中學中心主義」，甚至批判說，如此單一的、辯護式的視野，要處理複雜的古今中西交匯的中國「現代性」問題，會失去「現實感」和「有效性」，和「新左」一樣犯上「浪漫症，幼稚病」，您如何回應這一批評？

余東海：中華文化人當然都是「中學中心主義」者。佛家以佛為本，道家以道為本，儒家以仁為本，都不會成為「西學中心主義」。

仁本主義是我近十年來致力於構建的思想體系，試圖全面闡述儒家本體觀、生命觀、價值觀和方法論。這個體系是儒家各種思想觀點的集群，既有原始性也有原創性。例如，性善論、經權論、體用論、知行論、天人感應論、愛有差等論、仁者無敵論、邪不勝正論、命運共同體論、儒家普適論、文化决定論、良知平等論、良知護身論、吉人天相論、造命論，惡必愚、惡必苦、惡必醜論、一主三輔論、新中體西用論、愛民主義論、偏統論等等，或是儒門共識，或是我依據經典推陳出新，頗有東海特色。

東海為學之方不僅「以經釋經」、「經史互證」而已。三人行必有我師，無論中國諸子和世界百家，只要有其善長，就可以為我所學，為我所用，以充實儒學，助成仁本。

吉藏大師在《百論疏》中提出「破收四料簡」，對待不同學派教派，「一破不收、二收不破、三亦破亦收、四不破不收」四原則。破是破斥批判，收是吸收學習。我對各家各派學說也是採取這種方法，如對於君本主義物本主義和各種邪教，是破而不收，一破到底，勢如破竹，沒什麼商討的餘地；對楊墨，是大破小收，嚴厲批判又有所肯定；對佛道和自由主義，則是「小破大收」，與它們有異，故辨異而破其弊；有同，故求同而收其美，援之入儒。

以經釋經、「以中國解釋中國」的方法很好，但沒必要以此為限。只要把握大經大法，把握儒家原則和中國精神，就可以真正成為自己的主人，以經釋經、以中國解釋中國固然好；以「史子集」釋經、以西學解釋中國也不錯，還可以「以儒學解釋西方，以儒學解釋世界。」

大本確立，一切都可以根據原則化而裁之、汲而取之、超而越之，西方一切器物、制度和科學的工具性價值都可以得到最好的發揮。儒學原則上是自足的，別人可以開出的好東西，儒家也可以開出來，但自足並非一切圓成和現成，所以儒家以從善如流和好善好學為美德，好學也包括學習別人的好東西。

將心中良知予以貫徹

儒家網：最近，有關「良知」的研究和討論，在儒學研究領域占據相當重要的位置。作為一個主張儒學信仰的現代學者，您覺得改善當下的社會狀况能否寄希望於「良知」。然而，在物質主義盛行的今天，鼓吹「良知」，會不會重蹈明末「狂禪」的覆轍？

余東海：孟子和陽明都說良知，但定義不同。孟子「不慮而知」的良知和「人皆有之」四心，仍屬意識領域，屬於本性的作用。王陽明則以良知為本性和本體，認為良知不僅是道德的基礎，更是造化的「精靈」，是天地萬物一切現象的依據。

良知既有超越性又有內在性和普遍性，於人而言即本性，人人皆有，就像古人詩所說：「良知誰不有，靡究復靡屆。」（編按：此句出自宋代魏了翁的「虞永康生日」。）人之本性即天命之性，即仁性。「仁性」、「良知」，異名同義。儒家信仰和倡導良知，以良知為主義，以致良知為第一要務，悠悠萬事，唯此為大。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歸根結底都是為了致良知。

致良知，就必須努力將良知落實到各種實踐活動中去，包括科學實踐、道德實踐和社會政治實踐。儒家的復興意味著良知的復興，意味著越來越多良知人士的湧現，越來越多的人致力於良制良法的追求、良風良俗的培養和良器良物的開發。在良知主義的旗幟下，物質自然喪失了主義的資格。

至於明末「狂禪」，有其特定的時代環境，陽明學有以啟之。陽明學是對儒家內聖學的一次提升和光大，但也略有偏頗。《大學》八條目中，王陽明未能區別「格物致知」與「誠意正心」的不同，把格物的「物」等同於「心」，認為格物的下手處，就是體認本心，不消外求，這就狹隘化了，重內輕外，其流弊便是將物質世界虛擬化。

亙古至今：尊儒者昌，抑儒者衰

儒家網：中國文化中具有獨特的「正統」觀念，但您對異族入主中原的蒙元滿清，評價也不低，引發了爭議。例如，有學者指出「朱熹認為，三代之後，道統與治統便宣告分離。此即意味著，不管秦皇漢武，還是唐宗宋祖，只不過得到統治天下的治統，可能是一時之僥倖而已，並不代表他們獲得了道統。此為理學之大義。」故詰問您「自命尊崇朱子與理學，卻不識理學大義」，不知您如何回應？

余東海：三代之後，道統與治統（政統）的分離，確實，但只要接受道統指導，以儒學為主體文化和第一學科，就是中華政權，元明清因此可以納入中華範疇。因它們民族主義或君本主義傾向嚴重，不符合民本原則，偏離了儒家正道，我稱之為中華偏統政權。

中華文明以政治文明為核心，輔以物質文明和科技文明。我以「中華度」這個概念表示文明指數。論中華度，堯舜禹時代最高，百分之九十以上；夏商周次之，百分之八十以上；漢唐宋又次之，百分之七十以上；元明清最低，但也及格了。

橫向比較，自堯開始至清前期，中華文明包括物質科技文明整體上高於西方。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問：「16世紀之前中國是世界上科技最先進國家，為什麼在近代數百年停滯不前？」這個問題從側面承認了一個事實，即在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6世紀之間，古代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的發達程度超過同時期的歐洲。

這個世界性難題的答案是：因了儒學的滋潤，國人道德整體較高，智慧亦水漲船高。夏商周漢唐宋是中華正統，德智都高。元朝雖然是異族和偏統，但偏於鬆弛，社會有活力，對德智影響正面。朱元璋鑒於元政之失，開始偏嚴，但歷史慣性還在，民智仍有可觀。清朝繼承明制而變本加厲，才逐步導致民智下降。

政教必須分離，政道應該合一。西方中世紀政教合一，導致政治宗教化和野蠻化；儒家政治正好相反，道統高於政統，追求政道合一，推動政治道德化和文明化。西方中世紀的漫長黑暗，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教條主義造成的；中國明清以來逐漸落後，則是偏離了孔孟原教旨和經典教條所致。

儒家為主，自由主義為輔

儒家網：當代中國思想界有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一些持自由主義立場的學者，開始轉向儒家，這其中，您和秋風先生最具有代表性和象徵性。當年縱橫網路叱咤風雲的自由派大老「東海一梟」，轉向今天的「大陸新儒家」重鎮「東海老人」，您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對置身其中的前後兩個文化群體，各有怎樣的感受和希望？

余東海：人生在世，自立立人最重要，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即在於此，其中更重要的又是自立，為靈魂安一個家。東海2000年前為詩人，兼新詩舊體。思想上為雜家，泛覽中西諸家；2000年後「落網」（在互聯網上寫作）為自由主義者，寫政論雜文，同時繼續研究儒佛道；2005年歸本於儒，寫弘儒文章至今。這就是我的人生三期。

我們這一代儒家的成長特別不容易，坎坎坷坷跌跌撞撞，途中任何一點意外，就有可能永遠錯失這個家，甚至墮落到不堪的境地。從農村到城市，從小詩人、小文人、小商人到文化人，說過多少錯話幹過多少錯事，直到現在，尚且難免小德出入。歡迎舊雨新朋多多監督批評，助我成長和成仁。

曾經愛好尼采、康德們，曾經迷戀道家、沉浸佛學，曾經寄望於自由主義，雖然各有所長，終究未能安心。自由主義長於政治而拙於道德，佛道長於心性而拙於政治。

佛道是出世法，側重於上達，缺乏下學的基礎，缺乏格物致知、開物利用的科學智慧，缺乏修齊治平、制禮作樂及改良革命的政治追求。

唯儒家將世出世間、形上形下、內聖外王打成一片，作用四通八達。要成就個體聖德政治王道，要建設人間樂園實現大同理想，皆非儒家莫屬。重回儒家，才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宅，也找到了社會的長治久安之路，自立立人，相輔相成，一切豁然開朗。這才是人生中道、政治正道和社會常道，仁宅義路，大中至正，大本確立，乾坤定矣。

當然，佛道和自由主義各有優點。我說過，除了儒家內聖學，佛道兩家是最高明的道德學；除了外王學，自由主義是最優秀的政治學。因此我主張「一主三輔」：將佛家道家和自由主義作為中華道統的三大輔統，一統於仁本主義大旗之下，在未來中國的文化、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它們各自應有的作用。

管子是霸道，但在禮崩樂壞、蠻夷猖獗的時代，能夠尊王攘夷，相當可取，故孔子稱讚曰：如其仁、如其仁；同樣，自由主義非王道，但在學絕道喪豺狼出沒的時代，能夠以人為本，頗有正義，故東海稱讚說：很不錯、很不錯。

遺憾地是，五四以來中國特色的自由派包括海內外民運人士，反儒者眾，甚以為憾。自古政治上的反儒派都是負面人物惡勢力。五四的一大變遷是讓很多正義之士成了反儒主力軍。悲莫悲兮正人糊塗，悲莫悲兮好心為惡。其實儒學與自由主義精神相通，自由派反儒家，亦反掉了民主自由的立足點。希望自由派朋友深思。（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