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有其表的戰後去殖民化

當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時，臺灣表面上舉島歡騰，一派慶祝回歸祖國的景象。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45年9月的治安報告坦言：「臺北完全成了『支那町』的樣子」，「街上的表情，顯然已回復到『支那事變』（註：七七事變）前的樣子」1。當中國政府的接收人員抵達臺灣時，島內民眾展現出空前熱情，被日本打壓半世紀的中國人意識看似瞬間昂揚。1945年10月25日的《民報》（前身為蔣渭水等人創辦之《臺灣民報》）就以「民眾數萬夾道相迎，汽車百輛排成長陣」為題，如實記錄了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來臺時的盛況：「……沿途民眾夾道相迎，歡呼之聲，響徹雲霄，兩旁市民，揮動國旗，成一片燦爛旗浪，高呼萬歲，似稚字2之見父母歸來，其興奮與痛苦（按：指回歸中國的興奮和日本殖民的痛苦）之回憶，盡流露於眉目之間。」

但是，「流露於眉目之間」的「感性光復」情緒不能替代「理性光復」的深刻省思。當時臺灣全島因擺脫殖民統治所爆發的歡天喜地之情，一部分是被日本人壓迫過久所反彈的「補償心理」，另一部分則是日據時期的臺籍中上階層共犯故意「刷存在感」，試圖故作表態來逃避光復後可能面臨的漢奸懲治。《遠望》2017年2月號社論〈蔡英文不願面對的二二八真相〉中就引用臺獨史家張炎憲、翁佳音在為連文卿《臺灣政治運動史》寫的序，他們明確指出：「不容諱言，日治時代末期，臺灣人知識份子（不管右派或左派）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動員之下，他們的國家觀、政治觀以及行動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影響的。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由於有這一段的歷史經驗（按：即接受日本反中皇民化動員的經驗），導致了戰後臺灣人知識份子不得不有意或無意識地向祖國做異常歡迎的表態。」足見這些臺獨人士其實知道：光復初期那種「歡迎祖國」可能是「異常」的，反而多年後這兩位獨派史家堅持以「日治時代」稱呼被殖民時期才是「正常」的。

關於臺灣人是否適用「漢奸罪」，抗戰勝利後國府高層在臺籍人士遊說下，為安撫臺民維持穩定，決定臺灣人不負侵華戰爭之責3。1946年國民政府司法院正式以〈院解字第3078號〉答覆：「……其犯罪主體原不以本國人民為限，惟臺灣人民於臺灣光復前已取得日本國籍，如在抗戰期內基於其為敵國人民之地位，被迫應徵隨敵作戰或供職各地敵偽組織，應受國際法上之處置，自不適用懲治漢奸條例之規定。」但值得玩味的是當時臺籍仕紳、媒體對大陸人士口徑近乎一致的呼籲。例如，丘逢甲之子丘念台曾當面向司法院秘書長茅祖權表示，應設法釋放扣押在內地的「所謂臺籍戰犯」，丘念台認為多數臺人「文官做不到鄉長，武官做不到團長，實在夠不上做漢奸和戰犯的資格。」4臺籍制憲國大代表向國府當局請願稱：「應同情（臺籍戰犯）處境，勿與日犯同等處分……。」5臺灣本地媒體也多持「被迫參戰」論調，認為不應歸罪臺人。這些主張大部分臺灣青年非自願參戰的觀點，似乎與近年來的臺籍日本兵相關研究有所出入。6無論如何，國府的寬大處置讓未在日軍服役和任職偽政權，但在島內與日本當局合作的臺灣人，剛好免於了法律責任的追究。

日本高壓統治不只抹除了新生代臺青的中國認同，還幾乎消滅了有運動性的臺灣抗日力量。日據時期具備研究、批判殖民主義能力的臺籍菁英本來就少，敢於徹底投入反日運動的革命者更是稀有，經殖民當局血腥鎮壓而倖存至臺灣光復的抗日志士，據統計不足50人7。其餘臺灣仕紳，只在殖民體制框架內溫和地爭取「臺灣議會設置」與「臺灣地方自治」，無意顛覆日本殖民政權。更多的臺籍「菁英」則是對日本人灌輸的價值體系毫不設防，他們習慣遵循殖民者的標準定位自己和看待世界，相信免受日人歧視的不二法門就是努力變成日本人，甚至進一步成為日本向外侵略的幫凶。

其實，國民政府已注意到臺灣有別於其他淪陷區的被殖民問題。抗戰勝利前核定的《臺灣接管計劃綱要》，雖然未直接使用「去殖民」一詞，但明確規定光復後臺灣各領域的接收和改造，應以剷除日本殖民勢力、謀求臺民福祉為原則，其中對文化教育領域的改造更指出：「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8待抗戰勝利後，國府的全國性接收復員計畫將各地分為「收復區」及「後方區」，唯獨甫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與東北是特殊的「光復區」，並在主持國府「臺灣調查委員會」的陳儀及其智囊沈仲九的堅持下，設置事權統一的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制度，集行政、軍事大權於一體以順利接收臺灣。陳、沈本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理念，與隔絕國共之爭影響臺灣，刻意施行有別內地其他省分的特殊制度，同時啟用大量國民黨既有派系之外的青年黨、國家社會黨9成員。但囿於接收臺灣人力不足和國民黨內權鬥激烈等因素，政學系的陳儀雖身兼臺灣行政長官、臺灣省警備總司令二職，卻指揮不了島內國國軍部隊及CC派掌握的國民黨省黨部10，以及中統和軍統兩大特務機關。其權力基礎不穩產生三大問題：第一，陳儀無力應對國民黨各派系因分食不到收復臺灣的好處，而利用媒體對長官公署施政的攻訐。第二，陳儀未意識到任何立意良好的「臺省特殊化」措施，都容易觸動剛解放的殖民地人士敏感神經。第三，陳儀無力阻止國民黨各派系腐敗人員的「劫收」行徑。儘管充滿抱負，現實缺陷卻處處掣肘陳儀當局，導致長官公署痛失光復後趁勢推進去殖民化的歷史機遇。

光復後國府的去殖民化主要聚焦於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三大方面，特別以政治、文教方面為《綱要》的重點。

一、政治的去殖民

日據五十年間，總共只出過四名臺籍郡守，再上一層的州知事、廳長等地方行政首長，以及最基層的街長、庄長幾乎全由日本人擔任，總督府和各級地方機關內的一般公務員，臺灣人也寥寥無幾。日本當局在整個行政系統中有意屏除臺灣人，正是典型的殖民統治特徵。就連臺獨「學者」也不得不承認，今天被島內天然獨吹捧的「地方自治」、「大正民主期」對日據時代的臺灣人而言其實沒什麼意義11。對比日人的歧視政策，國民政府的原則卻是積極「預備實施憲政，建立民權基礎。」（《臺灣接管計劃綱要》通則第二項）長官公署鼓勵臺民從受壓迫的殖民地人轉變為具參政權的國民，不但要發揮地方自治精神，也要建設全中國的政治。因此除了有大量臺籍人士出任各地縣市長12和參議員外，還有間接選舉產生的臺灣省代表遠赴南京出席制憲國民大會，直接參與全國憲法的制定，這和日據時期臺人無法置喙日本國政的情況天差地別。簡言之，「作人、作主人、作中國人、作世界人」13就是陳儀及其班底的治臺理念，是真正的以民主政治為目標，絕非臺獨顛倒黑白指控的「外來政權再殖民」。

二、文化教育的去殖民

陳儀領導的團隊極其重視臺人內心的「去殖民化」，不僅陳儀本人屢次強調教育的重要性（例如陳儀曾就光復後臺灣的師資問題，致函陳立夫：「臺灣收復後，應該做的工作自然很多，但弟（陳儀）以為最重要的一種卻是教育。」）14，統籌全臺教育的長官公署教育處長范壽康更鮮明地主張島內教育應「完全中國化」。而中國化最迫切的第一步，即臺灣人語言使用的問題。日本殖民統治的惡果之一，便是使生於日據時代的臺灣年輕世代不但疏離中文，思維方式也徹底日本化。光復後任教臺灣大學中文系的語言學家吳守禮，將當時臺灣人的語言狀態分為老、中、少三個階段，指出日本化最嚴重的臺灣青年「不但學會了日本語言，有的簡直不會說閩南話，實際上是最難脫離日本語的一層。」15自稱不擅中文的臺獨「理論家」王育德也承認：「日語的使用並非僅止於語言的問題。語言是表情達意的手段，學習量達到某一程度，就會引起質變，還會規定思考方式和世界觀。」16可以說，日本當局才是打擊臺灣本地中國文化、製造語言斷層的頭號元凶。有鑑於此，行政長官公署在1946年成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並聘請魏建功、何容等語言學者來臺主持，魏、何等人經過實地調研，最終確立以「實行臺語復原，從方言比較學習國語」為基本方針的《國語運動綱領》17。以北方官話為基礎的中國「國語」和島內慣用的閩南話、客家話同屬漢語，日本「國語」卻是不折不扣的外語；國府在臺推行的「國語運動」是殖民地解放後的文化復原運動，日帝在臺推行的「國語運動」則是限制本地漢語文的文化殖民。因此，光復後的「國語運動」與日據時期的「國語運動」性質上截然相反。

陳儀的確有心重建臺灣社會的中國認同，但他和其餘來臺的大陸官員、知識分子一樣，都忽視了在復歸中國的過程裡，島內絕大多數人是未經認真反省地直接變回中國人。大部分臺灣人之所以喜迎光復，一是終於擺脫備受壓榨的奴隸境地，二是期待自己有機會瓜分日本人留下的政經資源。不管是1945年的回歸或者1895年的割臺，普通人面臨歷史遽變時多是隨波逐流做牆頭草，真正會因反省形成原則、依原則決定行動的有識之士永遠是少數。晚清外交家黃遵憲的諷刺詩《臺灣行》，便如此感嘆乙未抗日時臺籍仕紳反覆善變的醜態：「一輪紅日當空高，千家白旗隨風飄，搢紳耆老相招邀，夾跪道旁俯折腰，……噫嚱吁，悲乎哉，汝全臺，昨何忠勇今何怯，萬事反覆隨轉睫，平時戰守無預備，曰忠曰義何所恃？」

事實上，無論臺灣仕紳階層抑或一般群眾，都沒有對臺灣光復與二戰結束對個人、對民族的意義進行本質性的思考，也未曾理解什麼是「中國」、自己又為什麼是「中國人」，頂多只考慮戰後的社會治安，以及如何在國府接收過程中維護、擴大自身權益等技術問題。這種膚淺的認知使他們不能區分「政權」和「國家」的差異，使得臺灣社會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容易無限上綱成對整個「中國」的嫌惡。戰後許多原本號稱有「中華民族血氣」的「愛國青年」18，在遇到二二八事件的變故後會迅速倒戈臺獨，精神分裂般的恢復媚日反華皇民意識，就是因為他們一直以主觀情緒「感受光復」而欠缺以理性「思索光復」。更關鍵的是，陳儀等黨政要員雖然知道「廓清奴化」的重要性，卻低估了殖民體制的威力，看不懂臺灣人喜迎王師背後的真實心境。由於陳儀等人被光復初期的歡呼聲迷惑，加上國民黨當局低估兩岸民間的認同對立問題以及執著於發動國共內戰的需求，導致二二八爆發時因島內駐軍過少難以平息19，一場打砸搶的騷亂竟延燒變質成臺灣政治發展的分水嶺。

結論：去殖民化的失敗

一國成員擁有共同的「國族認同」，是近代民族國家得以鞏固的先決條件。中國傳統的政治觀念裡，只要認同中華文明的為人處事方式及核心價值觀，就是「中國」的一分子，「中國」、「中華文明」都是開放的概念。此外，晚清以前的中國人憑藉「民本」、「天下」等價值信念結合成「中國」這個「時空綿延共同體」（按：此概念由大陸學者儲建國教授提出），傳統中國並沒有界限清晰的主權、領土概念，也不存在明確的「誰是／誰不是中國人」這種排他性身分認同20。直到清末西力東漸，中國從「天下」成為「國際社會」一員，西方主權國家體系下誕生的「國族」、「民族國家」等觀念才躍身為近代中國人乃至全東亞社會政治意識的組成部分。

有「國族認同」的概念才會有「去殖民化」的問題，但是當1909年中國政府出台《大清國籍條例》，首度以法律明定「中國人」身分時，臺灣早淪為日本殖民地。被迫接受日式殖民教育的臺灣知識分子，與經歷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抗日戰爭等「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關鍵歷程的大陸菁英，從此在國族認同的形塑上有了不同甚至對立的經驗。大陸人士的近現代經驗，是一部對帝國主義侵華，尤其是對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反抗史；臺灣人士的近現代經驗，卻是日本殖民主義主導下的反華歷史。這正是1945年中國光復臺灣，和歷史上中原王朝從異族手中收復失土的差異處。加上中國國民黨又因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國共內戰、美蘇冷戰接連爆發，讓光復初期臺灣剛起步的去殖民化工作，被國民黨當局反共至上的政策實質扼殺，皇民化臺灣人錯亂的國族認同又和恐共反共情結相結合，隨著時間擴大影響，最終一路異化為今天佔島內主流的拒統「臺獨／獨臺意識」。

雖然林茂生今日已被視為「臺獨烈士」，但是若不以人廢言，他在77年前的慶祝光復大會上所言仍然成立：光復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