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25日，臺籍知識分子林茂生在慶祝光復大會上代表臺胞致詞時，提出兩大重要問題：「第一、何以必須光復？因有失陷，故有光復。失陷之因，在於國民無自覺、無團結，故敵人乘間而入，現在敵人尚在我等周圍窺視我們的弱點，想再利用我們同胞互相反目的機會，從中取利，此點，我等務須注意。第二、光復之事業尚未完成，因我等今日不過開始進入光復之第一階段而已，光復之最後階段，尚待我等奮鬥努力，以期建設富強美麗，自由康樂之新天地，所以我說光復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1

「光復」和「淪陷」是一組相對應的概念，只有先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才會認同1895年臺灣割予日本是「淪陷」，進而才能認同戰後臺灣復歸中國是「光復」。但隨著島內的中國認同比例急劇下降，主流論調已認為兩岸是「兩國」且對岸的中國是「敵國」，「光復」在臺人心中早已變質成「終戰」乃至中國（國民）政府「占領」臺灣。（參考《遠望》2016年10月號社論：〈臺灣光復了嗎？〉）基於此，筆者將這種國家認同錯亂導致臺灣光復意義流失的現象，稱之為「未完成的光復」。本文主旨就是藉由分析此一「未完成的光復」之前因後果，說明今日全島綠化、抗中拒統成為社會主流的歷史淵源。

殖民越久越自卑

根據日本臺灣交流協會今（2022）年初公布的民調，日本是2021年度臺灣民眾心中「最喜歡的國家」（60%）和「最應該親近的國家」（46%）2。事實上，島內各大機構長期以來的調查顯示，日本一直是臺人最喜歡的國家，而且親近日本的比例在臺灣各年齡層中始終占多數。然而，臺灣之於日本，早已不止於靜態的「喜歡」或「應該親近」。事實上，全島正「官民齊心、兩黨合力」地大力推進親日反中的「再皇民化」工程，美化日本對外侵略與殖民統治。

今年7月8日，前日相安倍晉三於日本奈良演講時遇刺身亡。由於安倍晉三生前力主「臺灣有事」等同「日本有事」，事發後日本臺灣交流協會即在臺北設置場地供臺灣民眾悼唁，據該協會統計，從7月11日至17日，短短六天到場致意的人數便突破萬人3。民進黨籍「副總統」賴清德還代表同黨的「總統」蔡英文和「國家」，在臺灣企業界主辦4的追思會上感謝安倍晉三長期「支持」臺灣5。而早在2016年，藉口「悼念二次大戰中獻身沙場的台灣戰士」的「臺灣之塔」紀念碑就已落成於琉球沖繩島，該碑不僅隻字未提日本侵略罪責，反倒強調「當年日台戰士皆為同袍、生死與共、榮辱同擔」，宣稱臺籍日本兵參與日軍對外侵略（包括侵華戰爭）是「犧牲一己性命守護他人」的「義舉」，蔡英文甚至以「總統」身分為紀念碑題字落款6。這已經是認賊作父，拿殖民臺灣的日本當祖國了。

實際上，多年來臺灣當局不分藍綠皆打著「呈現多元史觀」旗號，持續粉飾日本對臺五十年殖民的罪惡。

國民黨籍的馬英九擔任臺灣領導人時，斥資2億多興建「八田與一紀念園區」，只為「感念」日據時代監造烏山頭水庫和嘉南大圳的總督府水利技師八田與一。7馬英九宣稱應「尊重史實、就事論事」對「有貢獻」的日本人加以肯定8，但馬完全忽略日本人之所以興修水利、增加糧產，是為了提高搜刮臺灣米糧供給日本的效率，臺灣地主和農民卻要負擔大圳建設費用及高額水租。真正「尊重史實、就事論事」地說，日據當局一切的建設只為日本殖民者服務，而非「貢獻」給被殖民的臺灣人。更離譜的是，國民黨主政的桃園市政府自今（2022）年9月起，不僅容許民間廠商於桃園忠烈祠舉辦日本神道相關活動，該廠商甚至以「還原歷史風貌」為由，在活動期間供奉從日本帶來的天照大神分靈9。國民政府光復臺灣七十多年後，本應紀念抗日先烈的「桃園忠烈祠」，竟在國民黨主政下重新淪為代表日本軍國主義精神的「桃園神社」！

在媚日反中氛圍下，全臺各地進一步興起復建日據時代神社的奇觀。以牡丹社事件發生地、日本近代侵華開端的屏東縣牡丹鄉為例，日本神官佐藤健一於2015年藉「臺日友好」之名，重建光復後原已消失的「高士神社」，日本神職人員每年更固定來此主持「春祭」儀式10。面對外界質疑，當地村長堅稱以前的高士神社雖然象徵殖民威權，但今日重建的新神社卻代表友好和解，「是部落與日本民間友人對於糾葛歷史的釋懷。」11

根據日本殖民當局自己的統計，從日軍登陸的1895年至日本大抵掌控全臺的1902年止，日軍屠殺了逾32000名臺灣人，超過臺灣當時總人口的1%12。臺灣先烈抵抗異族殖民的二十年「抗日戰爭」13，早於祖國大陸上的十四年抗戰，直到1915年余清芳起義失敗，大規模武裝抗日才暫告結束。受過義務教育的島內民眾，對這些臺灣近代史的「知識點」其實不陌生，但依然無礙臺灣主流民意（不分藍、綠）選擇親近日本，肯定殖民統治。支持「臺獨」的前臺北市長柯文哲，就曾公開主張被殖民越久的地方越「進步」。諷刺的是，柯文哲向來自比蔣渭水，連自創的政黨黨名都抄襲蔣領導的臺灣民眾黨，但柯卻選擇性無視蔣渭水一生奮鬥的目標，是反帝反殖與臺灣復歸中國。日本研究專家許介鱗一針見血指出，瀰漫全島的殖民肯定論，意味著臺灣社會至今還籠罩在日本統治的「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陰影下14。

明清治臺與日本殖臺本質不同

日本殖民臺灣的性質與明鄭或清廷治臺不同。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裡，既不存在立足「血緣」的種族主義，也沒有為掠奪資源而奴役當地居民的治理模式，而殖民統治的本質，則是一個強勢民族以國家機器的力量，全面奴役、剝削另一個弱勢民族整體。所以鄭成功和康熙將臺灣納入版圖，只是中國傳統政權在本就屬於「天下」範圍內的臺灣島上建立有效的統治15；乙未割臺，卻是中國數千年未有大變局的一環。

中國傳統的統治者，向來將天下萬民不分地域、族裔視作彼此平等的「天朝子民」，並且只要通過制度性選拔皆有出仕資格。以臺灣為例，清政府歷來按照臺灣的行政層級分配臺籍考生單獨的科舉名額，島內居民無論什麼族群都能一視同仁地投考，再加上全國官吏通用的迴避本籍原則，使臺灣士人入仕者必定分發至大陸各地任官，直接參與全中國的政治。又因臺灣移墾之初文風不盛的特質，甚至促使部分閩、粵讀書人不辭辛勞渡海來臺冒籍應考，只因在島內應試更容易上榜。

至於所謂「華夷之別」，不過是按生活模式區分「化內」（華）與「化外」（夷），「華」、「夷」身分是動態流轉的而非固定不變的，且「華」不會系統性地奴役「夷」。明鄭、清朝時期的漢人移民確與臺灣先住民族有過大小不一的衝突，但究其矛盾性質，其一是為爭奪有限的生存資源，不是有意識的種族壓迫，臺灣整體漢「番」衝突的激烈程度遠不及漢人移民內部的械鬥；其二，屬於民間自發行為，不是官方故意推動；其三，漢人和先住民族關係的主調是和諧共生，平地先住民（即平埔族）更因與漢人長期貿易、通婚、雜居等而漢化，自十七世紀漢人大規模入臺起不過兩百年，漢族和平地先住民的族群界線已基本消失16，但漢化的先住民因為仍保有「社籍」，故仍享有清朝官方的相關保障；其四，同屬少數民族的清廷為維持臺灣先住民生計，厲行「護番保產」政策，並設專門機構負責17。康熙年間曾任臺灣縣知縣、臺灣府知府、福建巡撫的陳璸指出：「......各番社自本朝開疆以來，每年既有額餉輸將，則該社尺土皆屬番產，......，應任其自為管業。且各社毗連，各有界址，是番與番不容相越，豈容外來人民侵占？」18簡明扼要地闡明清政府「理番」邏輯。另外，對於先住民的土地，漢人移民只能租賃不許買賣，若違令則官府往往將該地歸還先住民，清政府還在全島各處劃定「土牛溝」，禁止漢人隨意侵墾先住民活動領域。

總之，明清時期臺灣人民的政治、經濟地位無異於大陸人民，文教領域則和全國各地士人共享同樣的甄選機制及儒家價值觀，臺灣少數族群的生存與產業更是受政府一以貫之的保障。

與傳統中國政權呈現鮮明對比，日本殖民當局在近乎所有層面對臺人施行不平等待遇，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同步推進。政治上，殖民地臺灣人的地位是低於日本人的「次等國民」，擴大到整個日本殖民帝國的族群等級裡，臺灣人被放置在日本人、朝鮮人及琉球人之下的鄙視鏈最底端19。縱使在臺灣島內地位最高的臺籍仕紳，也頂多擔綱總督府評議員、日本貴族院議員等儀式性角色，殖民地的中上層行政官吏被日本人壟斷，臺人幾無法出任島內各級地方機關的實權首長，遑論東渡日本任官（除了少數幾位法官）、參與殖民宗主國國政。

經濟上，甲午戰爭和乙未割臺打斷了中國人自己主導的現代化進程。晚清沈葆楨、丁日昌、劉銘傳等洋務派大臣在島內推行的一系列新政，原是中國人復興本民族的自強運動之一環，日人據臺後卻將其成果收割、異化成殖民地型態的經濟結構。殖民地型經濟的核心是竭澤而漁的掠奪，一切服務於殖民資本，即便殖民當局願意和被殖民者中的權貴階層分享部分利潤，也不過是穩固殖民地秩序的暫時性措施。由於清代臺灣經濟、文化水平已有相當發展，加之日軍登陸時臺人部分仕紳激烈抵抗震撼日本朝野，因此被迫將臺灣地主仕紳階級盡可能納入殖民體制，培養親日臺籍權貴助力殖民政權。但日本當局在統治期間依舊通過多種手段，削弱臺籍地主、限制臺灣本地民族資本、扶植日本壟斷資本及利用官僚資本控制全島命脈等，確保日本人具備壓倒性經濟優勢，使臺灣地主、資本永遠處於經濟結構中的附屬地位20。待二次大戰結束時，島內最大的地主和代表性壟斷資本已是日系的製糖會社。

教育上，日本殖民當局厲行愚民政策。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於1903年的學事諮問會公開稱，殖民地教育應首重推行日語，避免智育開發，「只知教育是好事，未經深思熟慮，便貿然開設學校，乃是貽誤殖民政策的做法。」21在初級教育階段，臺灣子弟只能就讀「公學校」和「蕃童教育所」，其師資、教學質量明顯不如專供日人的「小學校」，到了中高級教育階段，日據當局限制臺灣青年學習可能動搖政權穩定的社會科學，僅允許選擇醫學、農業、工業等有利殖民事業的學科。日本無條件投降前一年，島內唯一的大學「臺北帝國大學」（今臺灣大學）總計有357名學生，但臺生僅85名，且其中的80名是醫學生。至於臺灣民間保存中國文化火種的漢學私塾，1898年全臺尚有1707所、學童29,941人，在總督府嚴格監督取締後，1939年僅餘17所、學童932人，日據後期則徹底關閉所有私塾，禁止漢文教育22。中高等學校畢業後的殖民地臺灣青年，被允許從事的社會地位最高的職業，是私人診所醫生和律師，次一級是學校教員、基層警員等下級公務員，再次一級是農會、各類合作社職員，此外幾乎「畢業即失業」，地主階級子弟多半只能回家從事「土地出租」行業23。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臺人負擔殖民地多數稅賦，教育資源卻是由日人獨占。

在臺灣少數族群的治理政策上，日據當局與傳統中國政權有著天壤之別。日人據臺的最大目的是「殖產興業」，特別垂涎山區豐富的天然資源。1895年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宣示：「若欲拓殖本島，非先馴服生蕃。」因此總督府的「理蕃」政策一開始就以經濟開發為主。臺灣先住民完全被排除在殖民地法制之外，不享有基本人格及尊嚴，若阻礙「殖產」便沒有生存的機會24。日本人不僅用通電的帶刺鐵絲網大範圍圈禁山地先住民，嚴格限制其出入自由，甚至不惜動用飛機、大砲甚至毒氣屠戮反抗的部落25。此外，各山地部落的日籍警察（且通常兼任「蕃童教育所」教員）平日主要職責便是監視居民，權力之大猶如「土皇帝」。日本當局利用講日語、敬天皇、信神道等方式積極「開化」臺灣先住民，力求徹底「馴化」島內少數族群。另一方面，日人又刻意挑撥先住民和漢人的關係，製造臺人內部隔閡，旅日臺灣學者戴國煇回憶自己中學時指出，「當年的山地青年同學在我們新竹中學者，始終受到日本人的『特別』庇護，他們講日本話比我們靈活，......，我們之間建立關係尚要等到光復後。」26由前文可知，日據總督府以日本化為最高指導原則，在長達五十年的時間裡限制殖民地人民的政治晉升渠道，壟斷臺灣經濟資源，易中國之風為日本之俗。雖然日本人和臺灣人的數量始終比例懸殊，但日人憑藉迥異於傳統中國的近現代治理手段全面掌控島內政治、經濟、文教領域，臺灣人事實上仍相當程度地被日本所同化，並且因外在壓迫產生內心困惑，又因內心困惑導致精神臣服。

日本殖民統治遺下的創傷

在殖民體制的結構性壓迫下，被殖民者必然失去物質與精神層面的自信和自主。因此臺灣人在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奴役後，如何透過「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27工作清除民族、階級的雙重壓迫，批判日本殖民者本位的價值體系，重拾自己在思想、文化上的自信，和建設不再受日本殖民體制影響的政治、經濟自主性結構，便是殖民地解放後臺灣的首要任務。遺憾的是，日本據臺五十年在島內製造出「殖民地共犯結構」和「被殖民價值體系」二者合一的「殖民地創傷」，但由於國民黨當局去殖民化工作的缺失，使得被殖民的精神創傷並未隨著臺灣光復痊癒，反而轉化成臺灣人內心某種隱藏的情結，不斷牽動戰後至今臺灣社會的發展。

一、殖民地共犯結構

臺灣是漢人主導的移墾社會，移民的主體不是讀書人，而是大陸東南沿海的底層農民組成，所以臺灣先天缺乏作為傳統社會中流砥柱的士家大族。在明鄭、清廷三百多年的治理下，移民後代才藉由科舉、捐官、經濟經營等途徑建立起臺灣本地的仕紳階層。1895年臺灣民主國運動失敗後，臺紳領導的抗日力量一則不甘受辱內渡大陸，二則被日軍屠戮殆盡，導致日本殖民者占領初期，臺灣基本沒有能領導全島的本土政治勢力。但殖民者為了壓制數倍於己的殖民地人民，又必須在被殖民者裡尋找中堅分子合作，向對方讓渡有限的權力及資源以鞏固殖民統治。鑑於島內士人大量流失，心向中國的臺籍仕紳如丘逢甲、林朝棟等人多返回大陸原鄉，僅剩基層秀才與少部分舉人留臺，日據當局轉而籠絡全臺地主階層和依附日人的投機分子，將其納入殖民體制外圍，共同編織出錯綜複雜的殖民地共犯結構網，其收編對象中以鹿港辜家、基隆顏家、高雄陳家、板橋林家和霧峰林家等五大家族最具代表性。其中除了積極抗日的霧峰林家、消極避戰的板橋林家發跡於清代28，因殖民當局無力撲滅故不得已與之妥協外，其餘辜、顏、陳三家皆是由於配合日人甚至協助侵略者捕殺抗日義軍，獲得日本人扶持而富甲一方的新生權貴家族。臺灣光復後，憑藉當「漢奸」得利的幾大家族在冷戰內戰雙重反共體制的庇護下，不僅未遭國民黨以及今天的民進黨當局以「轉型正義」懲治，反倒繼續在島內政商兩界呼風喚雨，掌握臺灣社會的政經命脈，成為一代又一代趨炎附勢之徒的「典範」。

儘管罪犯也有「正犯」、「從犯」之分，臺灣淪為日本殖民地確實不是臺灣人民乃至全體中國人民的錯，但部分臺籍「有力者」（以及大陸日占區的漢奸）被日本當局引誘或主動分享殖民統治的利潤，也是不爭的事實，歷史責任不是用一句「孤臣無力可回天」的感嘆便能抹去。

二、被殖民價值體系

臺灣旅日學者戴國煇總結殖民統治的性質，指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不論古今中外歷史，都未有不具歧視的殖民地統治。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歧視對待，殖民地統治就不能成立，即使是成立，也有歧視的程度輕重、外表糖衣的巧拙之別。」29正是基於這種統治狀態，導致絕大多數被殖民者面對殖民者時，都容易產生低人一等的人性扭曲，從而驅使被殖民者主動接受殖民宗主國的精神征服，尋求殖民者的認可。

以日據末期的「皇民化運動」為例。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為動員殖民地人力物力投入侵略戰爭，同時徹底根除臺灣人的漢民族認同，日本殖民當局開始推行頗具軍國主義色彩的皇民化運動，該運動雖然只存續短短8年（1937-1945年），卻是日據五十年中同化臺灣人的高潮。廣義的「同化」可依「同化成何種人」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是馴服的「奴隸」。例如美國南北戰爭前南部各州黑奴，在法律上是可供買賣的「物品」而非完整的「人」，但因黑人整體虔信基督教，在價值觀層面失去反抗意志，最終被美國白人成功馴服。第二類，是馴服的「次等公民」。例如現今被日本政府所統治的琉球人與阿伊努人，縱使在日本法律中應是完全平等的民主國家公民，現代琉球群島及北海道在日本法律上也非殖民地，但日本政府和社會仍對琉球人、阿伊努人等少數民族存在有形或無形的大量歧視，琉球人、阿伊努人等少數民族實際上是日本政府轄下的「次等公民」30。第三類，則是真正平等的「同胞」。例如，今日中國漢族內存在的語言風俗相異之「族群」，就是長期對周邊民族漢化、接納的結果。古代中國以「意識形態」（儒家）和「祖先崇拜」（炎黃神話）將各民族統合在共同的秩序下31，同化後的「華夏族/漢族」新成員與舊成員完全平等，享有一樣的「編戶齊民」權利及義務。

日本殖民當局透過各種渠道，向臺灣島內所有民眾灌輸忠（日本）君報（日本）國的「皇民精神」，企圖將血統上沒有資格作「真正日本人」的殖民地人民徹底改造為次一等的「精神日本人」。即便日據時代能接受完整教育的學童有限，但是皇民化運動本質上是控制一切的戰爭總動員體制，所以成長於日據末的臺灣青少年幾乎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值得注意的是，皇民化運動其中一項獨特處，在於其並非完全的強迫，而是以物質利益為基礎構建出一套等級秩序，吸引想改善生活的弱勢殖民地人民主動響應當局號召32。皇民化運動主要包含「國語（日語）運動」、「改姓名運動」、「志願兵制度」與「改信神道教」等四大領域，其中尤以志願兵制度效果最突出。雖然1945年日本才在臺強制徵兵，但自1930年代晚期開始，許多皇民化青年便已踴躍報名成為「臺籍日本兵」，狂熱的軍國主義年輕人（例如日後繼承蔣經國反共拒統路線的李登輝，以及皇民仕紳辜顯榮之子辜振甫）甚至為了投身軍旅爭相寫「血書」向日本天皇表忠，用「自殘」手段乞求日本人接納。受皇民化運動荼毒的臺灣青年男女，盡顯「皈依者狂熱」的扭曲心理，在戰場上往往表現得比日本籍士兵積極，視投身侵略戰爭為「榮耀」和「（日本）國民應盡的義務」33，例如在戰俘營裡，臺籍看守對盟軍俘虜的凌虐常比日籍士兵更殘酷34。臺灣光復之初，這些「精神日本人」先是隱藏內心的日本情結，直到1970年代國民黨當局因失去聯合國中國代表權而被迫推行「本土化」後，皇民化世代才開始敢於公開緬懷日本殖民，並通過「悲情意識」逃避當年自願協助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罪責。除了皇民化運動嚴重毒害殖民地青少年外，1895年以來的分離也使海峽兩岸產生不同甚至對立的歷史經驗，兩至三代長於太陽旗下的臺灣人習慣從日本觀點看待中日關係和東亞全局，思維早已不知不覺地日本化，被日帝征服的精神狀態也為戰後島內身分認同衝突埋下了伏筆。

從臺灣回歸中國的結果來論，日本當局同化全臺灣人的總目標看似失敗，不過日本殖民者建構的價值體系確實混淆了臺人的國族認同。戰後臺籍知識分子單純地認為，新臺灣的建設將以他們為中心，「以為只要接收總督府就行，一切就成了。」不只對當時全中國政治局勢不甚清楚，也未意識到經歷殖民統治的臺人在生活和心理上已與大陸社會有了隔閡，臺灣人其實是「『不完整』的中國人」35。而國民黨當局不願徹底清算的日據殖民地共犯結構，又反過來對認同問題起到掩護作用。總之，蔣介石、蔣經國極端反共的意識形態，以及把（國民黨）政權利益置於（中國統一）民族利益之上的作法，使得日據時代遺留的媚日反華觀不僅沒有被矯正，甚至持續發揮破壞力，最終導致「反共」、「反華」合流，成為今天島內分離主義的思想養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