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儒家书院 无数精英叱咤
本期封面图片，为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大门。岳麓书院始建于公元976年的宋初，昔与白鹿洞书院（江西庐山）、应天书院（河南商丘城南），以及嵩阳书院（河南嵩山南麓）或石鼓书院（湖南衡阳）1，并称为中国「四大书院」，备受尊崇。目前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书院建筑群。
岳麓书院全景俯瞰图，左为实景（大门方向为↘），右为俯瞰全图（大门方向为↙）。
跨进大门，这里曾有南宋大儒朱熹自闽远来，与本院山长张栻论辩《中庸》于亭台林泽之间，留下「朱张会讲」而远近络绎于途的佳话。清末，岳麓书院还成为培育拔擢陶澍、贺长龄、魏源等经世济国之才，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洋务运动领袖，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变法志士，以及黄兴、陈天华、蔡锷等革命行动家的摇篮。从宋真宗御笔亲书门额「岳麓书院」四字，到清代康、干相继赐匾赐典，从宋代开启「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的盛况，到晚清「中兴将相，十九湖湘」2的气势磅礡，在在显见这座千年书院对湖南士人的影响力，以及其一代代俊杰对整个中国于教育文化思想学术发展、乃至国运走向的引领作用。
从藏书到育才 由中土及东亚
西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创设「石室精舍」（在今成都市石室中学校址），教育并拔举郡中才学，后经汉武帝推而广之，成为中国地方官学的滥觞。
中国书院的萌芽，精神上亦可追溯到汉代聚徒讲学的私家「精庐」「精舍」。但就像西方文艺复兴，中国书院更直接的渊源，还来自书籍出版所促动的一连串发展，只是时间早了好几百年。中国随着纸张和雕版印刷术的使用，书籍出版日益热络，「书院」一词，最早便见于唐玄宗为征集民间图书而设立的「丽正修书院」（公元718年）。其初，书院仅为藏书校刊之所，因而也是学人荟萃与交流之地，后才因便或兼及开课授徒。至五代，天下板荡而官学崩坏、庠序失教，士儒穷居乡野乃潜心讲学，书院应运而起，教育成为书院主要职能。入宋以后，由于朝廷力倡儒学、完善科举、鼓励宗族组织，加上印刷技术的推广及接续的技术突破（铜雕板、活字版印刷），天下文风普吹，既有官学系统不敷需求，以教育为目的的书院随之蓬勃发展，书院从此迈向鼎盛。
书院环境养就澹泊宁静、敬天爱人的心性。图为岳麓书院的局部。
择幽胜之地以诚正、格致，让人文与自然相互依存彼此渗透，陶养澹泊宁静的心性、敬天爱人的宇宙观，追求稳健中庸而又自强不息的人格智慧，使其俯仰无愧于天地、不辱于圣贤──正是在两宋期间，书院的讲学、藏书、供祀先师先哲等三大职能与规制基本确立，中国「四大书院」之称浮现，还完备了包罗上自办学宗旨、育人方向（即今之校训），下至为学方法、课业内容，并旁及书院行政组织、图书管理制度、学生行为准则在内的管理规程，真正形成为一种独立于官学之外的独特教育学术系统。于是今天我们看到，岳麓书院座落于林木蓊郁、流水潺潺的湘江西岸、岳麓山脚，沿着学斋讲堂后的中轴线上，巍峨矗立着昔日规模不凡的图书馆──御书阁，一旁还有文庙顶着黄瓦，昂然与书院比肩；同时各书院的历史中，出现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的立学目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为学之序」的进学方法，并渐成常态。
元明以后，书院更向中国天下秩序里的东亚近邻扩散。此所以近日南韩能以李氏朝鲜时代（1392─1910年）兴设的其中9所儒家书院成功申遗，而朱熹亲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即《朱子教规》），很长一段时间里竟是日韩书院的标准学规。
《岳麓书院学规碑》由清代国学大师王九溪于乾隆十三年（1748）手定，嵌于书院讲堂壁上；前九条讲如何为人，后九条讲如何为学，是历史上影响力仅次于《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学规。
民间书院 独立自主
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民间书院始终是其中的主导。
无书不成其为书院，藏书又是自学、研究、讲学的重要后盾。开放的丰富藏书可促成宽阔视野、研究纵深，并可汇聚士子、推扬文风，这是书院有别于、并轻松超越了其他私学的关键。可以说，藏书是书院一个重量级的组成部分。
书院的经费，主要来自学田供养。不论民捐或官赠，学田可相当程度确保其自给自足，摆脱官府一时一势的干扰、官学的限制，则不啻保障了书院讲学与图书刊刻的自主空间和学术水平，甚至在浊世乱局中，保全了不为功名利禄折腰的高风亮节，在八股取士的僵化制度下，维持住思想成长的净土活水。（相反地，明初也正因为朱元璋下旨「书院田皆令入官」的「断粮」措施，部分书院一度受到严重冲击。）
先师先哲的供祀，则是书院教育里品格养成的重要机制。譬如，乾隆戊辰年铭刻的《岳麓书院学规》碑上，明文规定了「朔望恭谒圣贤」，从而每月至少两次，岳麓学人可透过仪典践行所创造的庄严气氛「上友古人」──居平时，使其得以自己的精神面貌直面古圣先贤的浩然正气，产生「见贤思齐」、「就有道而正焉」的作用，感悟出「当仁不让」、「有为者亦若是」的自我期许，日久更升华为「择善固执」的有为有守、「造次必于是，颠配必于是」的自律自重；逢乱世，则使其得以当下的难局困境问道于圣贤，与其铿锵活过的具体生命直接对话。如此经过有意识的内省与价值认同，产生道德热情、道德勇气和道德许诺，既能提供学子「安身」的定力，又可生发「立命」的动力，迥异于当今过份侧重专业知识的现代养成教育，是真正的全人教育。尽管最终成效势必因人而异，但就像慎终追远的祠堂家庙一样，供祀机制为先圣指引后进预留了机会，其他就看各自造化了。
昔日岳麓书院文风鼎盛。左为因北宋真宗赐赠典籍而改名的「御书楼」；与大门门额「岳麓书院」四字一样，「御书楼」亦为真宗御笔亲题。当时真宗欲留用山长周式而不得，遂转而赐匾赠典，表达其对周式德行修为及岳麓书院办学水平的高度赞赏。右为文庙大成殿。岳麓书院祀孔始于创建之初，至明，发展为大成殿、文庙的格局。
圣哲供祀，同时也是书院传承儒家道统的明确表征。其所彰显的庄严使命感，对外，强化了儒者不屈从于霸道器使、不受惑于怪力乱神的既有印象，加上一流名儒主教的响亮口碑，其共构出的崇高道统形象，往往使皇朝官府或者愿与唱和，相互加持，或至少回避正面冲突。题字匾、赠典籍等前朝权威的加持，则又反过来庇荫后世。此所以蒙元入主中土后，对书院即便有所顾忌，仍表达了支持；康熙七年（1668），以反清意识著称的黄宗羲在宁波甬上证人书院讲学，亦未受制裁。明代像张居正基于保皇而禁毁书院、魏忠贤出于报复而挞伐「东林党人」，只能是千年来极少数的例外，基本无法撼动书院的长期发展。所幸，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讲究中庸的儒家，其「反骨」从不用于为反对而反对，而在力主仁德；书院学人即便意志坚强、潜在动能庞大，只要宗庙祭祀存在一天，就一天不致无理取闹。标榜仁政德治的皇权，必须容忍书院；书院三位一体的规制，遂也持续千年。
综言之，三位一体的中国传统书院，乃一代代儒家知识精英基于文化自觉所打造的圣殿。正就是其丰富的藏书、经济独立所保障的学思自由、端正庄严的儒家道德传承，使其不仅不会沦为科举的附庸，而且，书院即或因为朝代政策不同而有荣枯起伏，只要言教身教格局够大，仍得以兼顾自主学习与辩难解惑、学思训练和人格养成、尊师重道及跨代争鸣、文化传承和时代使命。进以入翰林、着手经济，退以传圣道、期开太平，就是传统儒家书院的典型。
岳麓书院的讲堂大厅中央，是山长张栻所写的《岳麓书院记》，说明岳麓书院反对科举利禄之学，而以培养经世济民之才为办学目的。额顶则挂有康熙御书的「学达性天」（学而领悟天命，臻至天人合一）赐匾，以及乾隆御书的「道南正脉」（理学南传的正统）赐匾。
书院学思 与时俱进
回顾书院历来的具体表现，则人才方面，除了岳麓已如前述，睢阳书院（应天的原称）造就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此外还有曾巩、王安石、张载等名家大儒，或曾执教、或曾受业其中；石鼓书院曾有苏轼、周敦颐主其事，历代并培育出夏汝弼、张栻、王夫之、杨度、齐白石等时彦鸿儒……。总之，书院人才辈出。
学术资源方面，历来有不少典籍的搜罗保护、拾遗补缺、校勘刊印，都曾得力于书院。譬如，南唐刘式就曾于白鹿洞求学时，手抄《孟子》《管子》等经典并进行补遗；司马光传世巨著《资治通鉴》，有一部分研究与写作受益于嵩阳、完成于嵩阳，最后还以成书反哺了书院。而藏书所需的编目学、文献学发展，实有功于历史学的继续探索、图书馆学的逐步建立，自也不在话下。
学思流变上，宋代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在石鼓、濂溪等书院，以「至诚主静」「明慎用刑」等观念启迪后进，经学生程颐程灏兄弟提炼为「存天理，去人欲」；一个世纪后，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再于白鹿洞、武夷山穷经皓首，集其大成，归纳为「格物致知」和纲常框架以「穷天理，明人伦」。另一方面，明代王守仁于岳麓、阳明等书院播讲「致良知」「知行合一」，则使三百年前象山书院陆九渊的「心即理」心学，获得了进一步阐释。书院作为思想相承相继的教育平台、互阐互发的学术基地、相衍相生的时光机，促成了宋明理学蓬勃发展；其哲学水平之高，影响中国主流思想乃至东亚甚巨。「君子和而不同」，儒家书院的自由宽容，则又使得理学在基本形成程朱、陆王分庭抗礼的格局下，仍能流派峥嵘、各有侧重，以待来日萌发为继起的明清实学、清代朴学。
宋明理学相当程度是儒家思想长期以来面临儒释道三家竞争的危机，儒门为力挽狂澜，而从学理上予以回应并将三者融合的结果。实学、朴学，则再出于其对理学的反思和匡正。为摆脱「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空谈倾向，导正朱熹有「理」无「天」、王阳明重「心」轻「物」等过于从个体出发的偏失，儒家在认识论上回归《易》学，探问天德，理解「天人合一」；在目的论上回归《春秋》学，关照天下，讲究仁民爱物、明辨华夷。于是在实践上，连结「体」「用」，强调「成己成物」「与天地合德」，生出「经世致用」的实学。在为学方法上，为免失之玄虚，呼吁效法汉学「实事求是」的精神，有了注重考证的朴学。
譬如，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既为朱熹对岳麓的影响留下了历史记录，也正说明张栻、朱熹有所不同。这个差异，几个世纪后即投射为乾隆年间《岳麓书院学规》的「通晓时务物理」一条，显示岳麓已是清代朴学的一个前沿（于是而有道光年间湖南巡抚吴荣江创「湘水校经堂」于书院内）；执此精神进入19世纪中叶前后，岳麓便又培育出魏源等中国内地最早的一整批「睁眼看世界」的爱国主义知识份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海国图志》）等的自强主张，还出现曾国藩、左宗棠等「敢为天下先」的政治家。至清末，1897年（早于朝廷正式展开变法一年多）维新派最早呈报立案的一批新式学校里，岳麓山长王先谦领衔设于书院旁的「时务学堂」，也列名其中，力主学制改革「以政学为主义」，培育「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才。
以上演变中流露的务实、大胆、开放和充满自信的反省力，即显见传统书院学思发展与时俱进的本色，而其本源，正是「君子和而不同」的儒家圣训、「以天下为己任」负起时代使命的道德担当，源源不绝，使其历久弥新。
王九溪山长主持岳麓书院时，就曾强调「通晓时事物理」。后来的「湘水校经堂」、清末梁启超主持的「时务学堂」，以及讲堂挂着的「实事求是」匾，一样彰显著务实精神。
书院式微 儒道飘渺
书院因材施教的形式之灵活，教学相长的学风之生动、学术质量之高，道德要求之始终如一，使其竟得以民间机构之姿，成为长期独立于官学之外而与官学并立的教育文化重镇、思想学术前沿，乃至时代推手。喝了多年洋墨水又热衷汉学考证的胡适，就曾高度评价说：「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3
可惜甲午战后推动的维新变法运动，一入朝即挫于惨烈政变而匆忙告终。其后，列强竞蚀中国，朝野仓皇，书院在1902年的学制变革中，未及详审细考就强遭废除。从此，官学私学一律改替为形式单一的各级学堂；实学、朴学让中国思想向近代转化的潜能，也横遭腰斩。虽然形式上，藏书、校训、学规等等至今还是高校里的重要内容，一应俱全，因材施教、启发式教育等观念也被视作舶来品，再次从西方引入，高高颂扬；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割裂，儒家书院的精神火种无法找到复苏机制而几近消亡，我国学术遂也沦为西学附庸，知识沦于器用。虽然目前至少有四百余处昔日书院，以学校、图书馆或博物馆等形式存留下来，然而多年对传统的否定、对西学的一味追崇，早已使得勉强保留的书院建筑近乎空壳，学魂、学风荡然无存。
岳麓书院里的屈子祠（祭祀屈原）与「朱江会讲」塑像。「朱张会讲」开创了不同学派在书院会讲的先河。
与此同时，西教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保护下，则以「教会书院」作为其宗教及意识型态入侵的掩护和缓冲，有计划地对我精英进行「换脑」工程，普遍摧毁儒家王道天下观对霸道具有的免疫力，以及儒家普世价值对我民族自信起到的关键作用。4直至1952年，经由院系调整、院校整并，其在大陆的影响才基本根除；但「赶走上帝」（除却其宗教意识型态与崇洋心理）犹不等于「迎回孔子」（回归儒家理性与中国主体性）。港台则因殖民关系或两岸分治造成的分隔，问题更是复杂而迟迟未能处理，遗害至今。观诸今日分离主义运动中，基督教长老教会在台湾政界和学界的角色、圣公会（即英国国教）在香港教育和媒体领域的地盘，不能不慨叹其潜移默化影响之深远、威力之强猛。
台地海东书院 闽学传人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代创建的儒家书院，有大小七千多所，包括台湾于清代先后创设的六十余所。
台湾建立的第一所官学，即1666年明郑王朝兴设的「全台首学」──承天府儒学，学宫位在台南孔庙现址；后来随着台湾纳入大清版图，承天府更名台湾府，孔庙就持续屹立至今。台湾之有正规格局的书院，则最早始于清初的崇文书院（1702年）。
清代书院数量远胜于前朝。清政府不但于民间书院之外，普设官宪书院，空间上更扩及海岛台湾等边区，以期主导教育、统合朝野内外。清代中前期，台湾由于尚处移垦特色显著的社会发展阶段，加上反清势力初靖、两岸甫归一统，书院乃多由道台知府筹资兴设、邀聘院长（山长），经费则以公银拨支为主、绅民倡捐为辅，此后每月并固定安排道台主持官课、院长主讲师课，双轨交织运行；其精神、形制不似内地历史悠久的书院，内容也多联系科考。乾隆以后、尤其嘉道，才渐出现绅民建置，规模等次不一。
然闽台两地由于血缘地缘关系密切、台厦漳泉乡音共通，交通往来频繁，文化互动全面；而在几乎贯穿整个清领时期（最后十年除外）超过两百年的时间里，台湾于行政上隶属福建所辖，举行会试的省会福州，即是包括台岛在内全闽士子所必往的汇聚和晋阶之地。另一方面，建阳、武夷受过朱子亲炙多年，福州、泉州留下朱子身影无数，「闽学」已是朱熹理学传统的代名词。为传朱子道统而创建福州鼇峰书院的张伯行，恰在清初关键时刻出任福建巡抚，并荐举鼇峰学人（蓝鼎元、蔡世远、郑兼才等）治台，闽学于是进入台地社会与人文教化。鼇峰书院的学术内容和规制，甚至被复制建成了全台最大书院「海东书院」。涵化日久，清代台地许多书院纵有官学化的形式，犹能一免器小僵化，与闽隔海同步发展为实践色彩浓厚的闽学重镇之一。道光七年（1827），督学台澎观察使孔昭虔作〈重修海东书院碑记〉就曾说：「理学之盛，莫过于闽。台郡被声教百余年，人文不让内地。」
位于台湾台南的「海东书院」旧影。曾经，海东书院占地广阔，琅琅书声传扬着和煦文化长达两百余年。
海东书院初设于康熙晚年的1720年，由当时在台最高行政机关台厦道创建。1765年三迁至孔庙旁并固定下来后，根据方志记录，面积「广三十丈，袤八十丈」（依明清度量衡计算，各约93米、248米），约当现今台南孔庙占地（含园林、泮池）的三倍有余；坐北朝南，「凡讲堂、学舍、亭、榭、轩、槛悉具」，估计有书斋百余间，设供祀。从目前官方资料库里仅存的黑白照片看起来，亭台梁柱优美。加上藏书万卷，可谓规模恢弘，更胜其所渊源的鼇峰书院，乃台湾未建省而破格按省会级书院所建。5这就难怪海东成为多年的「全台文教领袖」，而享誉闽台了。
由是文风渐起，书院四周亦渐围绕无数蒙养学校。1848年台湾道兼督学徐宗干就说：「旧有海东书院肆业者三百余人，各街巷昼夜俱有书声，内地所罕闻也。」台湾最后一位进士、「公车上书第一人」汪春源（1869-1923），就曾与丘逢甲、许南英等名士，同时受学于海东书院。直到台湾割日前，这里一直是台岛文化浓度最深、活力最强的精神堡垒。即如日帝入主而书院尽废以后、传统汉学私塾尚未全面禁除之前，依然书声琅琅。
台地儒学 昔有他杀 今复自杀
但是，海东书院今何在？
从典籍、到学思、到人才，传统书院乃承袭儒家思想、呼唤知识份子时代使命的文化重地。于是1895年台湾割日后，海东书院首先遭到日本皇军强占，充作其守备工兵的营房之用，总督府并迅即废除台湾所有官学，关闭所有书院，尽毁典籍。海东书院末代山长施士洁（1853-1922年）就慨叹：「台湾海东书院『榕坛』藏书万卷，乙未兵燹以后，荡无复存。」6同时，仕绅或死于战火，或被迫流亡，在台士族陆续遭到监视、打压，慷慨赴义者无数。
其后，海东书院院址转为国（日）语讲习所、台南第一公学校分校之用，从此不讲仁义礼智、敬天爱人，专教台民认识日文日语、服从殖民命令；屋舍则任其日渐颓圮。另一方面，总督府借口纪念乙未之役在台战死的日本皇室北白川功能久亲王，1923年紧邻这片全台文教首善之区，搭建起崇拜天皇神道、赞颂帝国霸权的台南神社。随着日本全面侵华的时间表日益具体，总督府又在办完台湾「始政40年周年」博览会的次年（1936年），接着全面拆毁海东书院建筑群，为台南神社延扩外苑。书院轰然崩塌，挨着孔庙还高高建起「台南武德殿」及大弓道场（皆日本军警训练场所），展示拳头。日帝让台人跪着仰望天皇，从此展开将台人改造为「皇民」（实为日仆）的大工程，为日帝经由台岛西侵我祖国同胞、南进东亚弱小加强准备。
日本战败投降、殖民政府终于撤出台湾时，海东书院已片瓦难寻。
然而讽刺的是，今天在「全台首学」的台南孔庙放眼四望，同受「保护」的「史迹」里首先映入眼帘者，竟是毗邻的忠义国小礼堂、即昔日的台南武德殿；其焕然一新受到重视的程度，较诸孔庙甚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忠义国小操场一侧，更有日本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年竖立的炸弹模型。荒诞的是，直到日本殖民政府撤离时，这栋日帝的霸道象征其实才刚建成不足十年，远无「历史」可言；而此前在这片基址上，则还站着全台最大文教机构海东书院，与孔庙相依相望了一两百年，共同和煦传递着真正的普世价值。我们竟在殖民罪恶离台已逾七十年后，主动以「史迹保护」之名，助其继续侵蚀我们自己的儒家道统，以摧毁三观的方式，「教育」我们的民族幼苗，以日本残暴无情的侵略扩张史，重构日台「命运共同体」与反中意识，何忠何义？！
今天，在昔日海东书院的原址上，日本炸弹仍在孔庙前示威；日帝耀武扬威的「武德殿」，依然矗立在孔庙旁，成了教育国家幼苗的学校礼堂。这是要树什么「德」、立怎样的「人」？
「衡高麓云邈，洙泗不在兹。」7今日台湾，已是祭孔而不知孔。那么，于今犹存三分之一的书院旧迹，不是用来标榜所谓「本土化」的扭曲价值、海洋国发展史的荒诞史观，就是任其沦为民间信仰的宫庙、甚或听其隳败，也就不足为怪了。
精神遗产──亘古智慧
岳麓书院被纳入湖南大学，始得保全（1903年被纳入时务学堂几经更名后的湖南大学堂，1926年再一体更名为「湖南大学」至今）；1980年代更按原貌修复，恢复课学，千年文脉方能再续。今天，穿过大门往里走，哲史本科及研究生院师生不时流连课室之间，「千年讲坛」知名学人次次引动讨论热潮……，吾人似能感染几分昔日循循善诱的如沐春风、唇枪舌剑的电光火石。文昌阁、藏书楼及周程朱张王（王船山）等先儒祠堂，依然屹立风中，「实事求是」、「时务轩」等牌匾，今犹高悬眼前，令人不免遥想古今交流的肃穆、群英共勉的激情。可幸，岳麓为我们留了一扇窗，尚可勉强一窥传统书院的堂奥。但也可叹，四大书院当中持续运行高等学术功能的，岳麓已是唯一。
岳麓书院内
书院过时了吗？面对7月初韩国书院申遗成功的消息，吾人所思也许无需是「韩国怎么可以」，而更应是：在社会结构迥异于昨而资讯爆炸的时代，在观念杂沓、意识纷陈，而人们精神徬徨、霸道肆虐国际的21世纪，如何抽拔出书院留给我们的亘古智慧，造福华夏子孙！
岳麓书院里朱熹手书的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