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统一」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志之一，然而，当代中国的语言统一趋势明显具备自身的特征，它与西欧民族国家的单语制和近年来形式上的「多元文化」政治正确，以及亚洲新兴国家的语言统一进程都有差异。

一、中国的语言现状：提倡通用、容忍差异、保护多元

当代中国的语言现象呈现为：汉语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它的普及程度达到史上巅峰。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

首先，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从「固定」的国家成为「移动」的国家，各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程度空前增加；其次，资讯的传播，在技术的层面大幅提升，在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得到有力推动，例如，中央电视台的覆盖，可谓无远弗届；再次，国民教育体系日趋完整化、体系化；第四，汉语拼音系统的成熟与普及，汉语拼音与少数民族新文字之间逐步建立有效的连结。以上这些现象，使得汉语普通话的普及状况达到前所未有的阶段。

从语言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观察，汉语普通话的普及程度，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这一形象趋向成形。

与此同时，必须注意到，在现实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将自己的国家语言政策定位为单语制，而是将汉语普通话定位为「国家通用语言」，倡导全民借用这个工具扩大交流。伴随这一国家语言政策的语言现状是：第一，汉语普通话依然存在很多不同的「次标准」版本；第二，不同区域使用的，被视为汉语「方言」──亦即与汉语普通话和其他汉语方言使用共同书写系统，但在语音、词汇乃至语法方面各有差异──的口语，仍与汉语普通话并存，并且依然是很多人在家庭和家乡的第一语言；第三，汉语以外的少数族群语言，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仍然广泛存在于少数族群的文化、教育和法律生活当中。

中国语言现状的形成，不可不谓与政治相关，但它与西欧国家语言民族主义政治的目标和推动过程存在巨大的差异。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当代中国语言现象格局的雏形初现的起点，远早于西欧民族国家单语现象的出现的时间点，而这一格局的成熟过程是自然而漫长的，历史的庞大力量，使得这个格局在相当程度上排除了源自西欧的语言民族主义的影响。

2021年12月21日，西藏自治区藏语文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与语文出版社，正式发布首部准确解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完全依照藏文语法表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辞典（藏文对照）》。

二、自然演变，抑制语言民族主义的成长

学界和坊间流行的认知是，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直到19世纪中后期才开始转型成为「民族国家」。但依照个人的初步研究，真实的情形是，传统中国并不是西方定义下的「帝国」（Empire），它在13世纪后期之前，是一个「多元多体」（政治多体，文化多元）的政治文化圈；13世纪末期，开始从政治整合切入，从文化形态变迁展开，逐步形成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多元一体」政治体，具体而言，这个政治体是一个单一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之下的多元文化的领土国家。从各个角度来看，这个领土国家都具有相当的近代性，但唯独在文化上容忍甚至保护多元。所以，以多数语言压制少数语言，以政治强势群体的语言压制政治弱势群体语言的现象，尽管并不是完全不存在，但却没有发展成排他性的语言民族主义。这背后有思想文化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原因，其中关键，在于传统的天下观与西欧的民族国家观在看待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现象时的态度完全不同；语言的分类逻辑也相当不同。

（一）语言政治的宽容

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满洲人建立的清朝，在政治上将蒙古语（书写形式是「八思巴文」）和满语定为「国语」，但却不排斥汉化，甚至基于统治的需要主动推动汉化；同时从未使用政治和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上述「国语」，其结果是「八思巴文」和满语、满文的衰落。

（二）元明清大一统领土国家内人民交流的扩大

传统中国的语言并不统一，在中古社会条件下，这个现象并没有成为中国农耕区域政治统一的障碍。13世纪末期以前，中国长期存在准共同语──「雅言」，但它的功能受到几个方面的限制：第一，秦朝统一文字，但由于汉字并不全等于「汉语的书面形式」（「五四」以来有关「汉字是汉语的书面语」的认知，是在印欧语系语言学的暗示下产生的一种并不准确的描述），它有相对独立的视觉符号表意功能，因而超越中国境内的汉语方言、非汉语语言和中国周边（如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等）语言的纷繁差异，成为古代东亚影响最大的沟通和记录体系；其次，上述区域的资讯交流需要，基本局限于知识菁英和贵族、官僚体系之中，而上层菁英的人数有限；第三，「雅言」流行的「中原」、「华夏」诸国，幅员有限，地形相对简单，日常交流密切，但离开「中原」的范围，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交流的需求不足，条件也不足。

元、明、清三代政治一统，国土范围内人口迁移、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逐渐密切。前面提到，元朝基于统治的需要，并不排斥汉化。由于汉语、汉文并不是元朝蒙古皇室和色目官僚的母语，蒙古人、色目人接触和学习汉语文，反倒是从与汉人基层社会的接触开始，以「自然学习法」，从民间口语中直觉、直接地习得。元朝的官方文书，其汉文版往往使用口语体，即「白话」。元代白话文体绘本（全相本）经、史、俗文学著作开创近代文化白话文学传统。元代的白话文也会夹杂蒙古语语法，这一现象其实呈现出辽代以来北方汉语口语的现实状况。这样的现象，第一次造成中古以来的「言文一致」，较之秦始皇时代的文字统一，更进一步推动了国家通用语的形成。从欧洲的标准来看，国家共同语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一。

元、明、清三个王朝的统一和政治一体化措施，同时也推动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加上三个时期，都有政策性和自发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科举和近古戏剧的影响，也让文人以及平民阶层产生有效沟通的需求。政治大一统与经济整合所带来的领土国家内人民交流的扩大，自然推动国家范围内共同语言的形成。共同语言雏形的形成，呈现为：

1. 现代汉语官话区──包括北方官话、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分布的范围，大致在明代就已经确立，这个范围相当广大，以至于直线距离相隔3,700公里的瑷珲人与腾冲人之间，仍能大致无碍地用自己的母语沟通。官话区的自然形成，成为清末以来中国推行国语、普通话的基础；2. 官话以外其他方言区的口语中，「文读」的现象也有扩大，这背后有科举和近古戏曲普及因素的影响；3. 中国境内各非汉语语言乃至朝鲜、越南、琉球等「藩属国」的语言对汉语的借词也出现增加的趋势。我举个例子，维吾尔语，在语言学上被定位为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语言，但维吾尔语中的汉语借词数量可观，这个现象就常常被我们忽略；同样被定位为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满语，其汉语借词的数量就更多。4. 各语言区域的边缘地带，出现明显的双语现象，胡焕庸线两侧的汉人和非汉人群中，存在相当普遍的双语现象，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非汉人所使用的汉语是所谓的汉语「方言」，这是自然交流的结果；还有像客语区边缘的客闽双语、客粤双语现象，也可以代表汉语方言交界区域的双语现象。5. 元、明两朝都曾经由官方制定读音标准；清朝更是在雍正年间设立官方语言学校──「正音书院」，教授以北京方言为标准的「官话」。

这一系列现象都显示，汉语不仅在「文」──书面记录传达系统──的方面完成整合，也在「语」──口语──的方面，出现整合的趋势；而整个中国境内各种语言间，也开启了更为深刻的交流和融合进程。这背后的动力，来自政治整合扩大后，中国内部自然增加的经济、文化和政治需求。

不过，我们必须看到，由于是源自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需求，元、明、清时代的口语整合，所追求的是有效，而不是精确、标准。换个角度说，由于这一趋势是自然发生的，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当中的文化多元现象，自然也会制约中国口语整合的进程和样貌。

三、中国历史近代转型路径转折，但仍然保留中国历史自身演进的脉络

19世纪中后期，列强介入，改变了中国历史演进的路径，中国被迫模仿西欧式民族国家的范本，试图把中国建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借以抵御西方的侵略和威胁。

西欧民族国家的范本显示，民族国家诉诸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价值体系和共同的历史经验；而从经济、物质层面的实质需求来看，建设民族国家，也需要让国境之内人与人之间、地域之间、人群之间进行广泛、准确、有效的沟通；这种沟通，对于「准确」的要求，超过13世纪到19世纪中期。因此，传统菁英和受到西方民族主义影响的中华民族主义（或称国家主义）菁英，对于创造民族共同语，产生强烈共识。从清末到民初，整个20世纪的前1/3，「国语运动」成为清朝、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官方和国家主义菁英学者共同推动的国族建构运动的一环。

我们对于国语运动选定汉语，而在汉语中选定北京话作为「标准语」的过程，都很熟悉，不需赘述，但需要注意的是，国家主义菁英学者在定义汉语和汉语方言的过程当中，脱离传统的「方言」概念，引进了西方的「民族」概念，以及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的西方语言学概念，建构具有「nation」意味的「汉族」、「中华民族」和「汉语」概念，将通用汉字的各区域人士使用的语言界定为「汉语」的「方言」。如同顾颉刚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单一国族）」，语言学家赵元任也主张「汉语是（同）一种语言，而不是几种语言」。这个语言政治的主张，显然带有语言民族主义的色彩。

与这个主张对应，赵元任等菁英学者制定并推广「国语罗马字」方案，以之作为国语运动的技术支援方案，确定注音符号和国语罗马字只承担标注汉字标准读音的功能，不是替代汉字来记录汉语的拼音文字，不是书面语。

然而，这项「语言统一」运动，遭遇到来自历史惯性和现代政治的多方面挑战，从根本上看，这些挑战，都与中国语言整合过程中，依然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当中的文化多元现象的巨大影响力有关。挑战包含两个主要面向：

（一）「方言」与非汉语语言因素的反弹

依照「一个民族，一个语言」的目标，推行「国语」，不论是出于人造，或选择一个特定「方言」，很可能意味对其他「方言」或非汉语语言的排挤乃至消灭。因此，依照王东杰教授的研究，中国近代国语运动，对于语言「过度」统一的危险抱持警觉，因而将「不统一主义」定为国语运动的宗旨之一，具体呈现为：第一、保护方言，防止国语一统天下；第二、主张国语「标准」的最高要求只是「次标准」，也就是说，允许个人说的国语保留自己母语、方言的影响。「不统一主义」与中国社会传统当中对地方性的宽容与尊重有关，也与国语运动领袖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相关。1王教授的研究，正可以佐证，元、明、清时期语言整合过程当中的制约因素，到了20世纪前期依然存在。

（二）革命话语的挑战

在技术条件之外，民族国家更强调把传统「臣民」改造成为「国民」；左翼的社会改造主张，还进一步强调文化的「人民性」。然而，这些社会革命主张，往往需要建立在利用传统资源的基础之上。

早在1890年代，受到「主权在民」思想影响的知识界人士，把救亡图存的希望转移到下层民众身上，他们希望开发民智，使他们转换成为国民。为了提升识字率，清末出现「切音字运动」，2他们希望跳脱汉字复杂的结构原理，提倡言文一致，设计表达汉语的表音文字。尽管这些切音字方案在众多的「方音（即方言发音）方案」之外，也有「国语方案」，以及与「国语方案」相配的「以（拼音）文字统一语言」的设想，但由于汉语口语的多样性，要坚持言文一致，就很难避免破坏中国「书同文」的现状。

1920年代，北、南政府同时推动国语运动，但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粤方言（广府话）成为会议正式语言，而且被加上「革命语言」的桂冠，客方言（客家话）次之，讲粤语才是「革命者」，否则会受到排斥。直到国民革命军北伐，广东从「革命大本营」转为「革命后方」之后，粤语的「革命正统」地位才逐步减弱。

1920-1930年代，左翼思想也在知识界蔓延。瞿秋白从阶级和民族的角度，对于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相联系的「国语」提出质疑。他认为「国语」的概念，有几个方面的漏洞：以汉民族语言作国家语言，是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是统治阶级、统治民族，对被统治阶级、被统治民族的压迫；以北京话作为国语的标准，是对地方性语言的压迫和宰制；至于所谓「五四式的新白话」，本身就是一些欧化的绅士虚构出来的统一和普遍的书面语，跟劳动大众真实口语有根本差异。由此，左翼人士主张抛弃抽象的国语和普通话，推广人民大众实际使用的方言口语，而与大众语言、地方性语言、少数民族语言相匹配的，应当是拉丁化拼音文字。左翼有关方言拉丁化的主张，更是直接诉求改变「书同文」的现状，以语言统一为目标的「国语罗马字」方案，自然成为拉丁化运动的批判目标。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民族解放，拉丁化运动转而接受以北方普通话基础的拼音文字方向。直到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确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汉语拼音方案被确定为──像注音符号和国语罗马字一样──只承担标注汉字标准读音的功能，不是替代汉字来记录汉语的拼音文字，不是书面语之后，拉丁化拼音文字运动才宣广告结束。

左图：清乾隆六（1728）年的谕令指出：「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必使胥吏从中代为传递，于是添设假借，百病丛生，而事理之贻误多矣」，故设立多所「正音书院」。右图：2022年1月27日，浙江省首座方言馆设立于松台山上的「观松阁」，传承饱含大量唐音宋韵的「温州话」。

四、结语

毫无疑问，我们有必要考虑到外界因素对语言选择的影响。西欧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其中的语言选择带有制度化、强制性的特征。传统中国语言选择的形成，与农耕地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文化的吸引力有直接关联，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在文化政策方面，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和空隙，提倡同文，却容忍异语的现象，就显示出对差异的妥协。近代中国引进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制定国家语言政策，包括提倡通用语，但这个过程的背景和进程，都包含元、明、清时期语言生态自然形成过程──包括官话影响的扩大和对语言多元的容忍──的延伸。

中国的语言现状，即推动通用、容忍差异、保护多元，侧映出中国历史近代转型和中华民族国族建构的过程，中国语言政治史的自身演变逻辑和语言生态的自然形成，在其中发挥了终极的影响力。无论是地方意识的擡升、还是不同革命话语的反弹，都未能打断13世纪以来伴随中国政治文化整合而来的中国语言整合趋势；而中华民族国族建构，也没有沿用西欧民族国家建构的「一元一体」范式，而是保留了元代以后中国政治文化「多元一体」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