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拜访陈明忠先生

第一次见到陈明忠先生，是跟随《远望》团队前去先生家拜访，那时虽尚未完全读完先生的自传《无悔》，对先生的认识难免模糊。然在与先生的相处、交谈中，其气度与风范，还是让人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见陈老前辈，是去年九月到上海医院的探望。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先生在病重卧床之际，仍然忧虑着两岸情势与中国发展。当天，先生的头上还贴着退热贴，由于发烧的缘故，先生的思维并不清晰、讲述也不大连贯，但他焦急想要表达的神情，仍然给我很大冲击。

团队中的伙伴谈过陈明忠先生的急切，源于他还急着想要做点事。但是，我认为还有另一层原因。虽然他们那个年代有很多理念相同的伙伴，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前仆后继地付出自己的一生，无论是在中途牺牲的、还是有幸能活到老的，这群革命前辈基本上都有很强大的信念、坚定的意志与乐观的自信。这一生，他们走得从容而无悔。但在台独势力愈来愈猖獗的现在，同辈的伙伴却已步入暮年，他们的精力与行动力都不再能支撑着他们继续从事革命事业。与此同时，却难以看到能继承他们理想的后辈青年。许多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后代，甚至仇视自己的爷爷奶奶，将他们视作耻辱，或者只是拿他们的经历当作两岸交流中宣传拉擡、自我标榜的工具。我想两个世代间的断层，或许是让这些革命老前辈最放心不下、也最担忧的事吧。

陈明忠先生在「统运30．远望30──回顾与前瞻」座谈会上发言，谈论他始终在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该如何看待两岸关系。

以一生回答两大问题

我想讲讲陈明忠先生留给现在台湾年轻人的精神遗产。陈老这一生都在解决当代台湾人的两大历史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是谁？也就是自我定位的问题。

陈明忠先生从小在皇民化教育下成长，在学校被灌输自己是日本国台湾人的观念，直到上了高雄中学被日本人歧视、欺压，甚至被辱骂清国奴时，才发觉自己根本不被日本人所认同，甚至连二等公民都不算，还要沦为最底层的三等公民。这时他才惊觉到这种民族的差异与歧视原来始终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只是过去自己未曾察觉。老前辈从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到自觉自己是中国人，中间经历了两三年的反省与思考，直到看到周佛海《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中的民族主义后，才终于确立身为中国人的民族定位。

此外，还有一个阶级的定位。身为地主之子，幼年陈明忠先生突然感到佃农对他毕恭毕敬讨好的样子，居然与台湾人谄媚日本人的神情是那么的相似，他受到了再一次的刺激。经济强者奴役、剥削经济弱者的不公平，让他再一次反省自己，并且发愿要让民族上或是经济上有人受压迫的状况不再发生，这是陈明忠先生社会主义理想最初的萌芽。

第二个问题，是他在寻找自己的信仰，有了信仰就确立了自己将从事一生的革命道路。陈明忠先生的信仰不只属于他个人，亦属于国家、民族，它源自于对台湾及整个中国在那个时代的道路思考与抉择。

1945年日本战败后，国民党前来接收台湾。老前辈曾对国民党抱有很大期待，以为回归祖国的台湾，不用再忍受殖民者的压迫之苦。直到一年多后爆发了二二八事件，这其中有着认同错乱的主因，也有内外环境、国民党治绩不佳等多重因素叠加。总之陈明忠在参与二二八、反抗国民党的过程，发现原来除了「白色祖国」之外，还有另一个「红色祖国」，他因对国民党的失望，转而对富有理想性的共产党抱有热切地期盼。在二二八事件结束后，他立刻加入了地下党，虽然这时他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还没有清楚的认识。

进入五〇年代，因为二二八事件留下案底的陈明忠先生，很快就因为被怀疑做地下工作被抓入狱，十年的狱中生涯对他的思想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后期被关在绿岛的那段时间，他接触到了遭国军押解的解放军俘虏。与解放军的相处过程中，他们一起探讨共产党以及社会主义的理想。出狱后，陈明忠先生又藉工作上的采购之便，从日本买来大量的左翼书籍，认真研读左派思想。我想他就是在这时候才真正确立了自己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始于反殖民、反压迫的简单愿望，立于对时局与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刻认识，有了蓝图中对理想社会的想像，就有了强烈的动机与他后来的一切作为。

1976年，陈明忠先生再度入狱，这一次的刑求比以往更加严峻，他后来不良于行以及身体的种种病痛大多是这次刑求留下的病根。那时，狱中的刑求分为四个阶级，胆小的在第一阶就撑不下去了，坚强的能撑到第二阶，基本上毋须动用后面三、四阶的手段，惟有陈明忠先生撑过四个阶段所有残酷的刑求却仍不认罪，连狱卒都感到敬佩。在这过程中，他其实也质疑过自己：我为什么要坚持？我还撑得下去吗？是否干脆认罪算了？反反复复地思索多次、挣扎良久，老前辈靠着「我不过是生错了时代，才会遭遇到这种痛苦，但我并没有走错路」的想法，硬是撑起自己的精神。他很清楚知道精神最重要，如果精神死了，肉体也撑不下去，哀莫大于心死，心不能死。

陈明忠先生虽然靠着信念熬过了刑求，却避不过一生中最严重的一次信仰危机。在狱中，他从报纸上看到以大陆文革为主题、铺天盖地的伤痕文学，他曾困惑、迷茫、不知所措，完全不能理解他为之付出一生的革命事业怎么会变成这样？共产党、社会主义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受到这种强烈打击，陈明忠先生甚至绝望到一度想要一死了之。直到出狱后，阅读了大量书籍，他对社会主义有了新见解，对被国际封锁不得不走曲折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也有了理解与同情。当他写下《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本书之后，他才真正解决、放下他的疑问。

在这段老前辈信仰沉浮的经历里，让我们看到一个革命者强而有力的主观能动性。我想要是一个普通人面对同样的困境，怕是就此一蹶不振，再无兴起之时了。惟有反省力、行动力与意志力都极强的陈明忠先生，能为了解决时代之问、制度之困，花几十年的时间去学习、反省并思考，使他的理论经过打磨后更加完备，信仰经过淬炼后更加坚韧。

台湾年轻世代的思想困境

反观现在的台湾社会，年轻世代普遍遇到的思想困境与认知盲点，正是陈明忠先生用一生实践来回答的两大问题。时空背景虽然不同，年岁虽然相差甚远，现在年轻人与当年老前辈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仍是一样的。

第一点，自我定位的问题。现在台湾年轻人根本搞不清楚自己是谁，社会上流行的说法，南岛语族后代、荷西洋人混血后代、日本人美国人混血后代等，各种荒谬说法甚嚣尘上，但就是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是汉人移民的后代。他们从潜意识里排斥自己的祖先，反倒夸耀与我们有过血海深仇的殖民者的任何牵扯。

在有心人的操作下，透过血缘的否认，更深的目的是想根除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传承与中华文化在台湾的遗存。他们一面透过台独史观塑造台湾人的新国族认同，一面用日本皇民化的思维取代中华文化的传统元素。人们以虚构代替真实，并自我合理化那些充满矛盾的假象，以自大而无知的眼光拷问着过去的历史。

第二点，台湾年轻人普遍幼稚地以空洞的民主、自由等口号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能解方。首先，他们对问题产生的缘由认识不清，无意探究各种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再者，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自己常常挂在嘴边的民主、自由究竟代表什么，众人已然习惯无限上纲、推至极致、在口号的包围下狂欢，惟在清醒的个别人士眼中，显得荒唐可笑。最后，做为资本主义的盲目拥护者，台湾年轻人不是有意回避就是不知社会主义最初的诞生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所衍生的各种问题。两大理论争议、抗争至今，仍待实践来一决高下。台湾年轻人盲从于资本主义，却意识不到它的缺陷；排斥社会主义，却刻意漠视它的成就。

陈明忠先生以他一生的奋斗告诉我们，惟有先清楚认知自己是谁，才能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寻到自己的过去与现在。有明确座标的人，方有资格谈论未来，因为未来取决于你的格局、信仰以及选择。

我想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老前辈的一生，那就是「择善固执」。社会主义的理想，以及对于国家统一富强的追求，就是他的「善」。即使曾经动摇、困惑，曾经心如死灰，曾经九死一生，但他仍挺拔的走下去，这就是他的「固执」。这种择善固执的精神，正是现在台湾年轻世代最缺乏、也最该学习的，也是陈明忠先生留给后代最大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