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远望》一路走来，我有幸三度亲见陈老，认识渐深，再再为其坚持的气节与良知所撼动。

最初，陈明忠老前辈是《远望》杂志创立30周年座谈会上的嘉宾，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左统的代表人物。他忆及《远望》创办的那一年，自己还困于囹圄之中，于是决定与《远望》的后辈朋友们谈谈他一路走来始终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该如何看待两岸关系。不良于行的他，讲起话来铿锵有力，言语间流露着对理想的坚持和热情。至今，仍记得陈老那时的神情。

再次见到陈明忠，是《远望》团队的老师们带着年轻世代一起到老前辈的家中拜访。听老前辈亲述种种经历，那段离我们遥远的岁月，竟然鲜活起来，不再只是封存于书中的历史。我更认识到：在回忆录《无悔》里，文字平实、水波不兴的背后，更多的是一次次深刻的反思与抉择，它们既非命运的偶然或巧合，更不如轻描淡写的文句那般轻松。

最后一次见到老前辈，是在上海的医院。病榻上的陈老，额头贴着退热贴布，鼻孔接着供氧的导管，却仍聚精会神地谈论国家民族的大问题。老前辈收下《远望》团队带去的杂志与关心，并急切地与我们分享他的过往经验。在谈及《远望》关心的议题和方向时，老前辈期盼他的人生阅历有助于我们的思索与判断。

病榻旁，陪伴老前辈的黄先生（「老同学」黄英武的后辈）告诉我们：陈先生每当与访客谈及两岸问题就十分着急。我记得他在回忆录里说过「即便在有生之年看不到统一，但回顾这一生，仍然觉得很安心。」但他又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有生之年尽力去做，那就好了。」一个躺在病榻的老先生，虽然安心，但还是挂心，所以他老骥伏枥，仍想再尽一份力、再做一些事，希望剩余的力量可以再发挥一些影响力。

2018年2月20日，陈明忠与冯守娥伉俪于住家合影。

敢于学习、敢于思考、敢于作为

若要用三个词来形容我所认识的陈先生，我会说他「敢于学习」、「敢于思考」、「敢于作为」。

「敢于学习」，当然不是指他在日据时期的「被（殖民）教育」，而是他的「为己之学」。他在自己的生活里发现问题，并为了自己的问题去学习、去思考。

「敢于思考」，不只是面对问题时「批判反思」，更重要的是「思考是什么？为什么？如何做？」他始终思考着：理想上，应该是怎么样？现实上，为什么会如此？以及，我们又要如何去做？正因为思考着「如何做」，进一步有了路线思考，有了方向，有了作为。

「敢于作为」，不是子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式的有勇无谋，最为关键的是坚决把握「主观能动性」。他从现实出发迈向理想，并在每一个做抉择的重要时刻里，深思熟虑地做出选择，并用尽全力去实践。

俯视历史、坚持道德、摸索制度

实践的过程里，老前辈总是秉持着对历史的「俯视」、对道德的「坚持」，以及对制度的「摸索」，并坚定地以生命来推动这场「运动」。正如吕正惠先生为《无悔》做序时曾说：陈老在完成这本回忆录的过程里，希望它能够有所影响的，平衡岛内对于历史的错误论述。这本回忆录，不仅承载了生命的重量，更承担这个时代的「运动」。

第一点，对历史的「俯视」。从几次与陈明忠先生的对话中，听到的不仅是一个老前辈述说自己的亲身经历，借由这些经历重现历史细节或评价个人荣辱。他讲的不是个人小经历，而是时代的大历史。他的格局远远超越个人的遭遇与委屈，他俯视的是全台湾、甚至整个中国近百年来的艰苦磨难。

第二点，对道德的「坚持」。从《无悔》和陈明忠先生的言语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淳厚质朴，不曾引用中华文化的典故，却随处可见中国人的风骨。年幼时，就有了自我意识的思考，绝不从众。在党外崛起、台独势力随之猖獗的八〇年代，他奔走筹资、发展统派组织；在崇日媚日、右翼言论蔚为风潮的九〇年代，他几度赴日控诉军国主义；在岛内仇中意识高张、统独尖锐对立风起云涌的2005年，他亲劝连战赴陆访问。他非常有意识地选择了他的信念与道路，无论是否蚍蜉撼树、螳臂挡车，甚至争天抗俗，他仍坚定地尽力去做，「虽千万人，吾往矣」。

第三点，对制度的摸索。从《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陈明忠的行动里，可以认识到他从来不放过问题，总想要解决问题。他在面对岛内如此，面对整个中国更是如此。他有着对制度的思考，并在整个社会的大结构下摸索道路，有所作为。

能认识这样一位坚毅的「革命者」，是件幸运的事。遗憾的是，从初识到永别，我们与老前辈相处的时间实在太少。即使仍有许多疑问想向陈先生请教，他却已经不在。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若再遇到困境疑难，必会在心里与这位「堂堂正正地做个中国人」的老前辈对话，揣摩他会有怎样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