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蘭特在日提出琉球問題

格蘭特離開北京時得到的印象是：中國對琉球問題的主張，係基於歷史、基於傳統，然其整個主張，卻是立論於「琉球需要回復到一個國際地位含糊的『原狀』」這麼個不明確的論述。（編按：意指琉球若回復到「中日兩屬」的格局，則琉球是不是獨立國家？如果不獨立，又其主權究竟比較偏向哪裡？在作者葛超智眼中，這些都具有模糊性。）此外格蘭特在中國也得到一個印象：只要一支配備齊全的日軍萬人之師，就可在中國橫衝直撞，對抗任何迎戰他們的阻擊。

格蘭特一抵達日本（日本給他很好的印象），隨即向天皇提起了中國對琉球問題的主張。在格蘭特看來，爭議若不解決，戰爭似乎便無可避免；而他意識到，中國可能會敗於這場爭戰，並且，萬一戰爭發生，歐洲列強還會以滿足其自身利益的方式終結這場衝突。格蘭特也與內務卿伊藤博文及陸軍卿西鄉隆盛（編按：原文Takamori Saigo，即西鄉隆盛；但此時西鄉隆盛已過世，應是其弟西鄉從道Tsugumichi Saigo。）會商。儘管日本的官方立場是堅決不去正式承認琉球問題存有爭議，格蘭特還是被告知說：日本的主張係基於1874年《天津條約》的措辭，而且中國政府簽署了該約。於是琉球有關的歷史性主張，就被格蘭特擱置幕後不提了。

上文所謂「《天津條約》（Treaty of Tientsin）的措辭」，應是葛超智筆誤；實係指《北京專約》的第一條：「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中國不指以為不是」。但我們前已述及，該條頂多只意味著中國由原本未曾針對琉球兩屬問題表態，改變為正式表示不否認琉球兩屬的事實現狀而已。然日本卻違背琉球與中國對該約的認知，利用詭辯，片面將條約解釋為琉球僅從屬於日本。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卸任總統格蘭特先是催促並提醒日本儘速解決球案，以免歐洲列強在中日鷸蚌相爭中漁翁得利；接著又選擇性地接受日本的詭辯，不讓不利於日本強占琉球的歷史因素再被端上談判桌。從這些「友好的配合」看來，顯然這位調停人在球案中已先偏向了日本。

葛文接著寫道：

中方原已對格蘭特的調解寄予厚望，駐東京的中國公使現在更正式請求了美國斡旋。於是（美國）國務卿在1879年7月8日的一封信中，接受了中方的調解請求，表示只要日方也要求調解，美國就會出面斡旋；問題是日本顯然不可能請求調解。儘管如此，1879年12月1日現任總統海斯（Rutherford B. Hayes）仍知會國會說：美國已向日、中雙方表示，為了維護和平，美國願意延長其斡旋工作。

此處我們清楚看到了美國政府在調解事件中確實有其角色，而且還給美日後續的行動預留了極大的彈性空間，將主導權牢牢握在了美日之間的默契上。

回顧美國介入東亞的歷史，不難發現，隨著1854年培里相繼打開琉球與日本的國門，美國對於兩國物資不豐、但戰略地位極為重要的事實已越來越清楚。致使1871年中日談判《中日修好條約》一度談及準軍事同盟的消息外洩時，美國駐日公使德隆（Charles E. De Long）在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Le Gendre）的建議下，即致函國務卿費雪（Hamilton Fish），強調中日同盟對美國利益是一大「災難」，必須阻止；基於日本與中國有所不同，德隆主張「我們應歡迎日本成為一個盟友，當與中國有衝突時，文明諸國（編按：指西方列強）應視日本為一夥伴」。費雪則批示：「你當把握所有可能的機會，設法誘導日本盡可能的遠離中國，與其他列強在商業上與社會上結合。」此後百多年來美日戰略上的合作，即始於格蘭特總統主政時期（1869～1877年）；而其具體的合作，即從李仙得協助日本就琉球漂民在臺遇難一事策劃征臺開始。

顯然，格蘭特的斡旋既非如葛文前述係「基於美國一介普通公民的身分」，亦不可能違反當時美國政府的立場（例如美日合作）、或違背美國國家利益。

難怪葛氏接著寫道：

另一方面，格蘭特則已在他1879年8月18日同時寫給恭親王及（日本）首相（編按：應為宮廷大臣；日本內閣總理大臣首設於1885年）岩倉具視的一封信裡，提議：（1）中方撤回某份攻擊性的外交照會；（2）中日各自委派專員以評估琉球問題；（3）任何外國或外國人皆不得成為爭端的當事方，或以任何方式受雇於與之相關的職務（除了或可擔任翻譯員之外）。格蘭特還強調日本對中國的「友善」，建議中國追隨日本邁向西化與獨立之路。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格蘭特視中方為具有「攻擊性」，日本反而是對中國「友善」。

此處所謂「攻擊性的照會」，係指中國駐日公使何如璋於1878年10月7日提交日本外務省的照會。該照會代表清政府，正式要求日本不得阻撓琉球向中國朝貢，並保證琉球國體政體一如從前，即，讓琉球維持兩屬地位與自治。11月21日日本外務卿寺島宗則書面回覆何如璋，絕口未提琉球爭議，而僅無賴地堅稱琉球屬於日本，然後轉移話題，指責中方的照會措辭太過強硬，有損中日邦交。1879年3月3日雙方會晤，寺島繼續指斥中方此前的照會為「暴言」、不懷好意，威脅說中國若不道歉、撤銷照會，日本將不接受其他要求。何如璋反斥日方非法的「琉球處分」才是不懷好意，要求日方具體出示琉球屬於日本的「證據」，並要求日本武裝人員立即撤離琉球。結果日本完全無視，3月至5月加速貫徹「第二次琉球處分」，併滅琉球。

1879年6月格蘭特訪華、7月美國接受中方的斡旋請求後，8月2日，寺島外務卿才終於提出了《說略》，作為日方對中方照會的正式答覆。不過，《說略》選擇性地強調琉球於地理、文化方面與日本相近之處，完全忽略其文字、曆法、官制、教育、禮儀等諸多方面深受中國影響，並將日琉之間早年的對等貿易扭曲為對日進貢，而迴避琉人已明確指出的、琉球從未受日冊封的事實。

對中國以及對包括琉球在內的中國傳統天下秩序來說，日本哪裡「友善」？真正具攻擊性的，當然是日本粗暴破壞琉球原狀、逕自吞滅琉球！可見，日方提出《說略》，毋寧說只是在為半個月後格蘭特寫給中日要員的信、及其後續的「建議」，及時補上鋪墊；美日是合唱雙簧。

其實1872年以後，美國外事人員李仙得已逐步為日本沿第一島鏈南擴，建立了理論基礎。政治正當性方面，即：優勝劣敗、適者生存；西化的日本是東亞進步的動力，由西化的日本領導第一島鏈建立「東亞文明月彎」，是在引領東亞邁向進步文明。戰略方面，則：掌控第一島鏈，是牽制東亞大陸的基石；琉球，是進一步占領臺灣、掌握第一島鏈的橋頭堡。儘管美國本位的「島鏈」一詞，還須等到二戰結束、冷戰開始後才正式出現；但日本在美國支持下脫離傳統東亞秩序、進控第一島鏈，已成為此時美國透過日本牽制整個東亞的戰略基礎。

所以，格蘭特強調日本對華「友善」、建議中國追隨日本邁向西化，不過是根據美國戰略藍圖照本宣科；所謂任何外國或外國人不得參與琉球爭端云云，不過是遮掩美日狼狽為奸的秘密外交，用以避免其他列強介入，並解除中國的戒心而已。

中國如此不啻「請鬼拿藥單」？！奈何清廷於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就已鑄下無可挽回的大錯，從此受困於懵懂簽定的「片面最惠國待遇」（利益均霑）。為免列強對我分進合擊、中國備多力分，往往只好或者大事化小、委曲求全，但求儘快息事寧人，或者寄希望於國際調停，利用列強間可能的利益衝突減少損失了。

琉球群島分布圖與先島諸島所在

葛氏繼續寫道：

中國官場對此猶豫不決，但仍建議格蘭特進行斡旋。東京看似並無動作。不過，此時美國駐日公使經由在北京及東京之間暗地進行的探詢，推論日本正在考慮通過「分島」來解決球案，即，把琉球群島裡最靠近臺灣的那些島嶼（編按：指南段包括宮古島、石垣島、西表島、與那國島等在內的先島群島）分給中國。東京當局認為，有利的解決方案早在1880年11月就可望達成了，但中國卻再次表現出猶豫不決，一拖再拖，最終還是拒絕去履行原本說要簽署協定的承諾。有些中國人則稱：中國只準備簽署一份日本承認並保證讓琉球群島完全獨立的條約。最後，隨著更大的危機逐漸籠罩大陸（編按：即甲午戰爭），琉球問題遂也消失在其陰影之下了。

以上葛文將球案成為懸案的歷史責任推給中國，委實扭曲了這段史實。分島論的雛形，初現於格蘭特會見日本天皇的1879年8月10日。12月，中國勉為其難表示接受，並擬將劃歸中國的島嶼全數留供琉球王國復國之用。孰料方案到了日本，日本卻附加條件，要求中國給予內地通商的各項利權以及最惠國待遇，藉機對華獅子大開口（《琉球條約擬稿》）；於是「分島論」變成了「分島改約論」。日本直接與中國比鄰，其狼子野心對中國造成的威脅自不同於西方列強，更遑論中國還曾歷經倭寇為禍百餘年，因此清政府要員幾乎一致反對「改約」，而非「分島」。事實再度錯在日本，葛文卻對日本的貪狠隻字未提！

清廷在琉球問題上對日妥協忍讓，主要則因俄國此刻也正威脅新疆，中國除了腹背受敵，還擔心日俄藉由聯手施壓東北迫華妥協。於是1881年2月24日中俄《伊犁條約》簽訂，俄國歸還新疆伊犁地區後，中國兩面作戰的壓力大減，3月上諭即針對琉球問題下令不再妥協，《琉球條約擬稿》延期簽字、重啟談判。可嘆最後再度禍起日本，朝鮮危機、甲午戰火相繼，調停或其他可能的措施遂都無疾而終，琉球終被日本強行併滅。

不過，中國由於自始從未承認日本對琉主權，至今才能勉強保留了琉球問題的發言權。至於效忠美國利益的葛超智，為何在數十年後也花大量筆墨強調球案以懸案告終，我們從下文或可窺得其動機：

琉球群島的未來

經過95年，美國政府與琉球人民的關係又繞回到了原點（編按：指回到了重新決定美國與琉球關係的起點）。最初，我們是將琉球視為一個獨立王國；也許現在我們可以再次這麼做。如果琉球群島從日本手中拿走，日本的損失將是戰略上（軍事上）、而非經濟上的（編按：此文寫作時，尚不知琉球附近有石油）。至於中國，今日中國對其主權涵蓋琉球的主張，豈會比1870年代更為有力？並且同樣地，琉球群島對於中國的價值也是戰略上、而非經濟上的。所以，現在也許該是時候來重新審視培里的建議了──是不是該在琉球群島建立一個國際化的港口呢？或者，該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而這個國家的主權地位有保障，其港埠（或機場）可供所有國家商貿之用？

作者葛超智撰寫本文時，正是二戰末期美國對日發動冲繩戰役期間，也是同盟國勝利在望、即將迎來戰後新局之際，甚至是先發制人以重塑戰後霸權的關鍵時刻。此刻，效忠美國利益的葛超智看到了琉球。

琉球問題若非中國請求美國介入調停，美國理應毫無置喙的餘地。但在葛超智這位現實主義者、帝國主義者看來，拳頭實力就是真理。所以，葛氏在其行文初始，即先利用《開羅宣言》概括式、而非列舉式的陳述，掰出琉球戰後地位不明的詭辯，繼而誇大指稱歷史上琉球主權原已模糊、後又在中日之間懸而未決（估不論其實美國自己不讓它「合理」解決），以推翻中國主導琉球主權歸屬的正當性。另一方面，葛文則從未站在琉人利益、琉人立場上談論琉球問題，極其殘酷橫霸。簡言之，葛超智是在為戰後美國占領琉球除卻法律障礙、國際阻力。在葛氏看來，既然琉球主權具有爭議，那我美國予以占領亦無不可；既然琉球戰略地位極為重要，美國搶占琉球以先發制人，此其時也！這才是本文宗旨。

1945年7月26日，即稍晚於葛氏撰寫本文的終戰前夕，同盟國在1943年《開羅宣言》的基礎上發表了《波茨坦宣言》，明確指出日本戰後的領土範圍限於四島「及其他（非四島附屬島嶼而）吾人（編按：指宣言簽署國）所同意的小島內」；琉球、奄美大島等規模者並非小島，自不屬於上述的日本領土範圍。另據1952年4月8日生效的《舊金山對日和約》，其中第3條明示「日本政府同意美國對北緯29度以南之西南群島（含琉球群島與大東群島）…等地送交聯合國信託統治制度之提議」，則更確定了琉球不但不在上述「吾人所同意的小島內」，而且應依聯合國信託統治制度，開始進行其集體自決的程序。

可嘆美國左手主導著前述的宣言、和約，右手已與日本完成了密約：戰後日本從美軍託管伊始，即積極擬定方案，企圖主動誘使美國基於自身利益，願在對日和約中減少日本領土的「損失」。例如，1947年昭和天皇就把以下內容傳遞給了美國政府：「由美軍統治沖繩不僅符合美國利益，也有助於日本的防衛，而且大多數日本國民也認可」；天皇並建議美國有必要以租借的形式持續軍事統治至少25年或50年以上。如此美國得以用最低成本獲得最大利益，與葛超智的東亞戰略思想一拍即合。於是美軍一面以琉球終將「復歸」日本的方案設計「暫時託管」琉球，美日一面於1947年密約同盟，並將琉球納入了圍堵東亞的共同防禦體系。

從今日國際現勢看來，美國確實受惠於葛超智的「先見之明」，戰後及時掌控琉球，如今得以成功壓制並剝削東亞。然而，自從西方帝國主義衝擊中國傳統和合共存的天下秩序以來，東亞即無寧日；自從美日聯手箝制東亞和平發展以後，同處第一島鏈而命運相繫的琉球與臺灣，從此坎坷而迄今動盪！可憐琉球至今遲遲未能步入聯合國信託制度的正常進程，甚至由於美軍基地而被迫淪為美日敵對陣營的箭靶。眼見近年來琉球人年年都在「首里祭」裡追懷清使冊封琉球王的冊封大典，東亞子民能無慨乎？！

（本文譯註主要參考：徐勇、湯重南主編《琉球史論》（2016，北京：中華書局）；〔琉〕西里喜行著、胡連成等譯校《清末中琉日關係史研究（上冊）》（2016，北京：中華書局）；李凡《日本「北方領土」問題政策研究》（2013，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松島泰勝，2015年8月6日「琉球：東亞和平的鎖鑰」研討會研討會（臺北）簡報；新崎盛暉著、胡冬竹譯《冲繩現代史》（2005，北京：三聯書局）。）（完）

冲繩縣知事辦公室官網上的冲繩本島美軍基地分布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