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亂，人類危機

分析問題前要先考察時代背景，樹立大局觀。唯有對當下時代有基本了解與判斷，才能產生真正的問題意識。今天是一個全球化高歌猛進的時代，是一個現代化狂飆不止的時代，但在現代化的繁榮表象下，其實暗藏諸多內在危機，可概括為「天下大亂，人類危機」。

此論並非危言聳聽。所謂「天下大亂」，是指人類歷經兩三百年現代化「進步」，反而陷入更嚴峻的生存困境。事實上，一戰、二戰結束後，歐洲許多有識之士開始反思：現代化大幅提升了人類自我毀滅的能力，每一次戰爭的死亡人數與比例不斷攀升，這本身就是對人類文明的巨大威脅。今天人類已步入核武時代，一旦全球爆發核戰爭，地球或可倖存，人類文明卻可能毀於一旦。這就是我們所處的時代背景。

顧炎武曾對「亡國」與「亡天下」作出明確區分：「亡國」僅指易姓改號、政權更迭；「亡天下」則是「仁義充塞」以至「率獸食人」的危局。今天正是一個「率獸食人」的時代，只不過此處的「獸」，已演變為「資本」這隻「吞金獸」。資本為了追逐「利潤最大化」，不斷吞噬世間一切美好與自然之物，甚至扭曲人性，導致世界動盪，人心惶惑。所以中國自古講求「平天下」、「安天下」，就是要讓人心回歸安寧、世界恢復穩定。

我們中國人常說「五福臨門」，《尚書．洪範》裡「五福」之一就是「康寧」，既指身體健康，也意味心靈寧靜。但在當下這個時代，「人心不安」已成為普遍現象：一方面是外在環境的混亂，體現為世界局勢動盪、社會矛盾突顯；另一方面是內在精神的失衡，表現為道德淪喪、價值錯亂。而價值觀錯亂的典型，便是在「多元主義」的旗號下，是非、美醜、善惡的判斷標準不斷被「相對化」到面目全非。以資本這隻統治力量無處不在的「吞金獸」為例，它能夠以醜為美、顛倒黑白，嚴重扭曲社會價值。今天的流行服飾、妝容、娛樂節目、舞蹈表演，如果依傳統道德與審美視之，不僅難登大雅之堂，某些甚至可歸為醜陋之列，但在資本的推動下，卻被賦予「時尚」、「高級」的標籤。這都是價值觀被資本綁架、顛倒的結果。

19至20世紀，人類曾普遍對現代化抱有樂觀預期，視其為解決一切問題的「萬靈丹」。但21世紀的今天，在歷經兩三百年充分發展後，人類開始回首現代化成果，並對「現代性」本身產生悲觀反思：現代化究竟為人類帶來了什麼？不可否認，它推動科技革新、創造海量物質財富、提升生活便利，但同時也剝奪了許多珍貴事物，甚至引發一系列的人類新危機。遺憾的是，即便經歷從樂觀到悲觀的反思，人類仍未找到治癒「現代化病症」的方法。

現代性的內核實為資本主義——即資本邏輯主導一切，這構成了當代最大的「隱形利維坦」。17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曾在其著作中以「利維坦」2指代國家與政權，然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家和政權已非最終主導力量，真正掌控一切的，是隱藏在背後的資本。以美國所謂「深層政府」為例，總統、參眾兩院等顯性政治機構，不過是被操控的「前台執行者」，真正決定國家走向的，是隱身幕後的資本勢力。

或許有人認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故能免於資本邏輯支配」，然目前社會主義國家僅餘五個，中國雖為最大，全球經濟運行規則仍由資本主義主導。社會主義元素只是嵌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具備主導地位，而資本無遠弗屆的統治力，仍足以顛倒善惡、混淆美醜、異化人性、扭曲天理。只要能實現盈利，資本便不惜一切代價。

美蘇模式的窮途末路：有形之火與無形之水

　　因此，我們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核心在於反思及超越「西方式現代化」。其實從中國的地理位置出發，歐洲、美國和昔日蘇聯東歐集團，都是廣義「西方」。回顧19至20世紀的西方現代化發展歷程，可清晰梳理出兩種典型模式：一是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模式，二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模式。這兩種模式在今天均已窮途末路。蘇聯的解體，證明其一黨專政的計劃經濟模式失敗；美國雖未解體，但美式自由民主、兩黨競爭模式，也已危在旦夕。

當前中國出現的一些社會危機，並非中國自身固有的問題，而是在學習西方現代化經驗的過程中，被動「嫁接」了西方文明危機的結果，畢竟我們仍處在「西化」的全球環境中。「中國式現代化」的提出，正是要喚醒中華文明的主體性自覺，儘管這一進程才剛起步，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與實踐體系。

對比美、蘇兩種現代化模式可見：美國模式強調「資本主義」，仰賴「看不見的手」來配置資源和引導資本；蘇聯模式雖號稱「社會主義」，實為高度集中的「官僚主義」體制，自上而下推行計劃經濟。前者由「民間」主導，後者為「官僚」管控。這兩種模式的弊端十分顯著：蘇聯模式易趨僵化，長期的指令性計畫與官僚權力層層壓制，導致社會失去自發力量，暮氣沉沉；美國模式則易流於放縱，完全依靠市場調節，使得經濟危機週期性爆發，社會財富不斷消耗，後果卻由普通民眾承擔。

蘇聯模式缺乏活力，美國模式看似自由發展、活力充沛，其實定力不足。但一個健康有序的社會，既需要充足的發展活力，也需要穩定的內在定力，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以美國經濟為例，已出現明顯的「脫實向虛」傾向——實體產業大量外流，國內經濟過度依賴金融、互聯網等虛擬產業。這種發展模式雖可短期謀取暴利，但長期來看，卻讓國家失去堅實的產業支撐，經濟喪失「定力」。以中醫理論比喻：蘇聯模式屬「陽虛」，表現為社會發展活力不足；美國模式則屬「陽亢」，看似活力充沛，實為透支生命，總有一天會像西門慶一樣精盡而亡。

過去人們常將蘇聯定義為「極權體制」，將美國標榜為「自由體制」，但本質上兩種體制都是極權，區別僅在表現形式：蘇聯的極權是「有形的」，指令性官僚體系清晰可見，民眾能夠找到一個具體的咒罵對象；美國的極權是「無形的」，資本無孔不入地控制每個人，民眾卻難以找到明確的責任主體。所以「中國式現代化」就是要走出這兩種模式的窠臼：我們既不走蘇聯的老路，也不走美國的邪路，我們要走中國人自己的路。

時人視蘇聯為「專制極權」，稱美國作「自由民主」，實則二者半斤八兩、一丘之貉，誰也不比誰高明。有形的極權如同「火」，人被火燒到會知道躲；無形的極權如同「水」，看似溫和柔弱，但是被淹死的人可能遠多於被燒死的，因為水具有更強的欺騙性。況且人類今天正處在一個水火交織、溫水煮青蛙的時代，在兩種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混合下，我們很可能會慢慢走向末日，這是很可怕的。

時代困境：生態危機與道德虛無

經過幾百年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發展，人類面臨著兩大危機。

一個是外在的環境生態危機。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對資源的掠奪性開發，造成大量環境污染問題。雖然中國近年重視環保，情況有所好轉，但回望19世紀以來人類現代化進程，西方當年的倫敦也曾是「霧都」，小說《霧都孤兒》3就反映了當時的環境污染狀況。歐洲國家如今的「山清水秀」，是20世紀發展到一定階段後修復所致，其早期發展同樣以犧牲環境為代價。這背後其實是科學主義思維的影響，而科學主義又源於進化主義思維——認為人類歷史必然不斷前進，科技進步會賦予人類更強的征服自然的力量。於是有人認為，不用擔心環境污染、資源匱乏，哪怕石油用完，人類也能找到新能源。這其實是一種盲目的樂觀。正是這種盲目，導致人們不顧後果地發展，成為環境生態危機最主要的根源。

另一個是內在的道德心態危機，主要源於自由主義思想的流行。它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價值多元——既然強調自由，便認為「你有你的選擇，我有我的選擇；你有你的是非，我有我的是非」。表面上主人人獨立共存、互不否定，實則催生虛無主義，讓人類喪失是非善惡的判斷標準。

「多元」這個詞其實很奇怪，在中文裡，「元」是「頭」的意思，比如「元首」就是國家的核心領導者。「多元」豈不是「多個頭」？這就像《西遊記》裡的九頭蟲，本質上是「妖怪」般的畸形概念。現在常說的「多元一體」同樣有問題，「體」指肢體，比如《論語》「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中的「四體」就是四肢，人本應是「一元四體」，即一頭四肢，而「多元一體」好比一個人有九頭一肢，無疑是畸形「怪胎」。這種以「多元」掩飾的虛無主義，西方人亦有察覺，美國政治哲學家施特勞斯4就指出，現代性導致西方虛無主義價值觀流行，所以他試圖重拾歐洲文明中的古老價值。

外在的環境生態危機與內在的道德心態危機，都對人類生存造成極大影響，嚴重衝擊人類生活品質。這兩大危機，是現代性在帶來好處的同時，留給我們的負面後果。現代性的主要特徵，可概括為「身體性」、「物質性」、「利益性」，三者相互關聯，把人單純視為物質性、身體性的存在，只關注利益，忽視心靈與精神層面。過度刺激人的欲望與激情，導致人類社會物欲橫流，缺少精神教化，淪為「工具人」：作為生產者，是創造價值的「打工人」；拿到收入後，又變成以物欲填補空虛的消費者。無論是被奴役的「打工人」，還是放縱欲望的消費者，本質上都是人性的異化與扭曲。

文明重建：以中國智慧確立「人的尺度」

基於以上對當前時代的分析，我們不能對人類現代化進程過於樂觀，要具備反思能力。中國提出「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願，所謂「民族復興」，實質是文明復興——中國要在西方式現代化的蘇聯模式、美國模式之外，為人類開闢第三條道路，讓人類在發展過程中，既能保留現代化積極面，又能克服其消極弊端。這是我們的歷史使命。

西方人應對現代化問題時，多回溯自身古典文明，比如施特勞斯、尼采對現代性的批判，都是藉由挖掘西方古典資源來對抗現代性的負面影響。但對中國來說，這還不夠，因為西方古典文明並非最高級、最完美的狀態。《論語．雍也》中有「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的說法，我把它比作：西方從現代回到古典，相當於「齊一變，至於魯」，是文明的一次提升；而從西方古典文明進一步回溯到中國傳統文明，才是「魯一變，至於道」。魯國雖遵周禮，但只是諸侯之國，而「道」代表的「王道」狀態，才是中華文明守護的更高境界。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只是第一步，仍屬「小康」階段；繼而要追求人類大同，也就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協和萬邦」。我們不僅要帶領中國人走出西方式現代化陷阱，更要引領全人類找到正確發展方向，避免在「飲鴆止渴」的現代化道路上一條路走到黑。

要實現中國文明的重新挺立與自覺，首先要擺脫對西方話語的簡單二元對立思維，跳出「民主與專制」、「自由與極權」這類狹隘框架，懷抱「超越左右、向上一幾」的追求——這種「向上提升」的思維，源自《易經》的智慧。比如，現在我們常用的「權力」、「政治」等概念，其實是近代從西方借用的，中國古代並不用這些詞。這些概念的普及，實際上限定了我們的思維模式，所以我們要突破這種束縛，讓傳統的「仁義」、「政教」等概念重新煥發生機。

過去我們不講「政治」，而講「政教」，因為「政教」包含「政治」與「教化」兩層，二者不可分割。為何「政治」會切割「教化」？這與西方「政教分離」傳統有關——在西方，國王管理世俗軀體，教會管轄精神靈魂，二者分離。但中國不存在這種二元結構，皇帝作為「天子」，既要管理百姓的世俗生活，也要引導百姓的精神信仰，所以「政教」自是一體。

再說「人權」，我們應對這個概念始終保持警惕，因為它其實掩蓋了很多問題。如今有人過度強調對犯罪分子的「人權保障」，反而讓犯罪分子有恃無恐、違法成本降低，導致受害者有冤難申、有仇難報。所以不能盲目執著於「人權」，而應回歸「天命」、「自然」，回到最本源的思維模式中。

近代以來，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到新文化運動，中國一直在向西方尋求真理。直到十月革命，毛澤東還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5，依舊是向西方學習。但綜觀前述分析，西方式現代化雖有合理之處，也存在許多謬誤與危害。

今天，我們要重新反思——不僅反思西方文明，更要反思以西方為代表的現代化模式，乃至現代性本身。這意味我們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仰視」西方，認為西方一切都好、都對，而應「平視」西方，有底氣指出其問題所在。這種反思不只是簡單否定，否定之後更要重新肯定——重塑中華文明的主體性。通過喚醒中國文明主體性，克服西方現代化模式弊端，在民族復興的過程中，為全人類找到正確發展方向與道路，這是中國的歷史使命。

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6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這句話在哲學史上很有名，但中國人的高明之處在於，我們進一步追問：什麼是人的尺度？人誕生於天地之間，並非唯我獨尊，在浩瀚宇宙中，實為渺小。現代化卻讓人類的傲慢與狂妄達到極致——比如西方追求極限、征服險峰的「冒險精神」。所謂「山高人為峰」的觀念，本質上是極端的人類中心主義，這正是當前許多問題的根源。

關於「人的尺度」，中國人的思維更具借鑒意義，因為我們一直以「天」、「地」、「人」的「三才」思維定位自身，所以「人」並不高於天地萬物。西方多是二元思維，看待問題非對即錯、非黑即白，善與惡絕對對立；而中國人主張「一分為三」，老子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7，正是這個道理。為何從「三」開始生萬物？「一」是太極，「二」是陰陽，「三」是三才——僅有陰陽，只能誕生自然之物，有了「人」的參與，形成「天、地、人」三才，才能既有自然之物，又有人造之物，萬物才算完備。這是中國哲學思維與西方的根本差異。

「四辨」原則：中國傳統確立的「人的尺度」

儒家提出「四辨」——人禽之辨、夷夏之辨、王霸之辨、義利之辨，通過這四種分辨來確立評價人的標準。首先是「人禽之辨」，從人性角度區分人與禽獸。人和禽獸都屬於動物，動物是能在大地自由活動的生物，植物則是固定生長。那麼人與禽獸的區別在哪？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8，差異極其細微；古希臘也認為，人一半是神性，一半是獸性。人的生物本能，就是動物性的體現，但人又不同於禽獸，核心在於人有「禮義」——用今天的話說，人是「文化的動物」，而禽獸沒有文化，這是「人禽之辨」的關鍵。

第二是「夷夏之辨」，「夷」與「夏」不是種族或血緣概念，而是文化概念。華夏代表文明，夷狄代表野蠻，體現文明程度高低，與種族無關。即便出身異族，只要接受華夏文化、實現文明提升，就是華夏人、文明人；反之，即便原本是中原人，若久居夷狄之地、喪失文化屬性，也會淪為夷狄。唐代韓愈《原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的精神，正是這個道理，與西方種族主義截然不同。西方種族主義強調血緣與自然屬性的不可變——黑種人、白種人，德意志人、法蘭西人，這些種族屬性永遠無法改變；而「華夏」與「夷狄」的身份可以透過教化轉變。

第三是政治層面的「王霸之辨」，即「王道」與「霸道」的區別。王道是以教化安定天下，主張「以德服人」；霸道則是憑藉暴力與權力征服、壓制他人。如今美國就是典型的霸道，十一艘航母遊弋全球，不服就動用武力，像是空襲利比亞、打擊阿富汗，到處耀武揚威，這就是美國霸權體系的底氣。「王」、「霸」二者的治理原則截然不同：一個靠教化與文明的力量，一個靠暴力與脅迫的力量。

第四是「義利之辨」，有人認為這應該歸於人心層面，但我傾向將其歸於經濟層面——「義」是相對於「利」（利益）而言的，核心是如何以「義」為標準，判斷利益是否正當。「義者，宜也」9，即該得之利益則取，不當之利則捨。君子與小人的差異，並不在於是否追求利益——二者都有逐利需求，關鍵在於「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見到利益時，君子「見利思義」（《論語．憲問》），先思考是否正當，合法合理則取，不當則捨；而小人「見利忘義」，但有好處便奪，不顧是否正當。這一經濟原則，體現的是人的道德理性。而西方經濟學基於工具理性的「經濟人假設」，只逐「利」不問「義」，是市場經濟乃至資本主義最大的偏頗。

按照以上「四辨」原則，我們可以梳理人的生命狀態：一、動物包括人類與禽獸；二、人類中，接受文明教化的是華夏，未接受的是夷狄；三、華夏族群中，具備道德自覺、良知良能的是君子，被利益蒙蔽良知的是小人。回到「什麼是人的尺度？」這一問題，答案其實是「天」——「天命之謂性」10，中文裡「性」就是天賦予人的本質。人的本性，是天注入的內在文化屬性。所以君子「率性而為」，即依循天性行事；而小人「任性」，實質是「任情」，任由情欲支配生命。「率性」與「任性」一字之差，卻有境界高低之分。

文化力量：超越「硬實力」的人類精神救贖

　　這裡要強調的是，當今時代，人們多關注政治（權力力量）、經濟（資本力量）這兩大「硬實力」，卻忽視了另一種力量——文化。文化力量正是衡量人的標準與尺度，它不是物質的，而是精神的「軟實力」。看似柔弱，卻如老子所說「上善若水」——水滴石穿，有無堅不摧的力量。所以分析時代與世界，不能只看到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硬實力，更要重視文化對人心的引導與塑造作用，這才是人類實現自我救贖的核心力量源泉。

引用幾位古人的話來進一步解讀這個觀點。第一位是清代大學士倭仁，他是蒙古族貴族，卻篤信儒家，在他心中，自己是華夏而非夷狄。他主張「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11，堅持儒家理想，反對洋務運動，反對過度追求技術與權謀。

第二位是宋代蘇東坡，他提出「國家之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12。宋朝軍力雖弱，常受北方政權欺侮，但文明高度發達——無論是詩詞、瓷器，還是審美水準，至今仍能打動人心。而王朝壽命長短，不取決於經濟貧富，而在於風俗是否醇厚。當今時代，恰恰是「風俗淪喪」的時代，「見利忘義」、「笑貧不笑娼」成為常態，這正是蘇東坡所鄙視者。

第三位是西漢的董仲舒，他說「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13——天賦予人兩種需求：「義」（道德追求）與「利」（利益訴求）。「利以養其體」14，利益是為了滿足身體需求，讓人吃得好、穿得暖、住得安；「義以養其心」15，道德是為了安撫心靈，做了好事會心安理得、怡然自得，做了壞事會忐忑不安、深感虧心。人有物質與精神兩重需求，也就是今天所說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需求。「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16，脫離「義」與「利」，身心都會出問題。而且「體莫貴於心」17，心靈比身體更重要——有時人寧可忍饑挨餓，也要堅守道德原則，比如「不食嗟來之食」18，這就是對心靈的重視。「養莫重於義」19，「義」對人的滋養勝過「利」，因為心靈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北京故宮有「養心殿」而非「養體殿」，正是因為「養心」更為重要。

西漢桓寬《鹽鐵論》提到「禮義者，國之基也；權利者，政之殘也」，這裡的「權利」與現代含義不同，指的是權術與利益。若政治只講權術與利益，「上下交征利」20，國家威嚴就會蕩然無存，政治崩壞，因為國家根基在於禮義。《漢書．董仲舒傳》也說「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多數老百姓（小人）的生命局限於「七尺之軀」21，而「大人」能突破軀體束縛，鼎立於天地之間。過去官員互稱「大人」，就是因為只有君子、大人才有資格為官。老百姓有逐利本性，若不加以提防與引導，就會出現「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22的亂象，如同洪水氾濫。所以治理的關鍵，是在滿足百姓基本利益的同時，防止利益欲望過度膨脹。

《禮記．坊記》同樣強調「防」（堤防）的意義。「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君子的治世之道，就像堤防一樣：既要彌補百姓的不足，也要防止百姓逾越規矩。若沒有堤防，欲望就會如洪水般氾濫，一發不可收拾。所以「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用禮儀防止德性偏差，用刑罰防止過度放縱，用天命約束欲望膨脹，核心是「節制」，而非像資本主義那樣不斷鼓動人的情欲。禮儀「因人情而為之節文」（《淮南子．齊俗訓》），是為了約束百姓、裝飾行為，最終成為防止欲望無限膨脹的底線——這正是文化的內核，是防止人性墮落的重要保障。資本主義主導的現代化模式中，為了刺激消費，刻意打破禮儀束縛，人為製造欲望，讓人陷入無限消費的惡性循環，這反而更凸顯文化力量的重要性。（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