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表型民主的實踐

群眾路線不僅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理論基石，也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主要實現途徑。

 （一）發展歷程

毛澤東曾在黨的七大政治報告中指出，群眾路線是共產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不管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都十分注重群眾路線的貫徹落實。尤其是毛澤東做出了表率。用鄧小平的話說，「毛澤東同志就是偉大，就是同我們不同，他善於從群眾的議論中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針和政策」。改革開放之初，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依然十分強調群眾路線。鄧小平就曾說過：「毛澤東同志倡導的作風，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對我們黨的現狀來說，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特別重要」。

毋庸諱言，80年代以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群眾路線這份豐厚的遺產被不少人淡忘了。雖然在官方話語中，「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為人民服務」之類的提法仍不時出現（頻率大幅下降），但在很多地方卻不再有貫徹群眾路線的具體配套措施。這種狀况一直持續到2011年前後才發生變化。互聯網興起後，不斷升高的公眾參與壓力也許是群眾路線復歸的主要推動力。

201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週年。胡錦濤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指出：「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是我們黨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拜人民為師，把政治智慧的增長、執政本領的增強深深扎根於人民的創造性實踐之中」。在此前後，一些省市區（如重慶、廣東、山西、江蘇、湖北、西藏、雲南）開始重提群眾路線，並將它的落實制度化、常態化。到2011年底，「到基層去，到群眾中去」已在全國範圍蔚然成風。除上面提到的地區外，河北、浙江、安徽、陝西、吉林、甘肅、新疆等省區的省委主要領導也帶頭下基層，與群眾「零距離」接觸、面對面交流，並大規模選派幹部駐村蹲點調研，力求摸到群眾的脈搏，貼近群眾的心窩。進入2012年後，更多的省啟動了類似行動。

與此同時，不少地方開始組建群眾工作部（簡稱「群工部」）。群工部最初於2005年出現在河南省義馬市，該部整合了信訪、民政、勞動人事、社會保障、司法、科技、公安、國土資源、城建等部門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部分職能和人員，集中辦公，現場答覆群眾訴求。義馬經驗不久得到了中央領導的認可，並逐步推廣到河南省的18個地級市和158個縣（市、區）。此後，山東、湖南、黑龍江、貴州、遼寧等省也在地縣兩級設立了類似機構。2011年6月，海南省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省級層面的群眾工作部。

2012年，中共十八大選出了新一屆領導人。總書記習近平歷來視群眾工作為中共的生命線。早在他擔任福建省寧德地委書記時（1988年至1990年），便建立了幹部「四下基層」（信訪接待下基層、現場辦公下基層、調查研究下基層、政策宣傳下基層）的常態機制。在2011年省部級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結業式上，習近平要求各級領導幹部以身作則，樹立群眾觀點，堅定群眾立場，堅持群眾路線，增進同群眾的感情，並創新群眾工作方式方法。十八大召開前夕，在2012年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結業式上，他再次強調，「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堅持黨的一切工作體現人民的意志、利益和要求，這是密切聯繫群眾的優勢，也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

習近平是中共十八大報告起草組的負責人，這份報告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就是「人民」一詞，共出現145次，這無疑是其人民意識的流露。為了加強各級幹部的人民意識，黨的十八大結束幾週以後，中央政治局便出台了《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國延安幹部學院把群眾工作列為幹部培訓的重要課程。2013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作出決定，從當年下半年開始，用一年左右時間，在全黨自上而下分批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

 （二）踐行機制

在過去幾十年的實踐中，群眾路線已發展出三類機制。第一類是瞭解民情、汲取民智的機制，包括調研、抓點、蹲點、以點帶面等。第二類是培植群眾觀點的機制，包括訪貧問苦、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下放等。此外，還有一類配套機制，目的是迫使各級幹部牢記群眾路線、踐行群眾路線，包括定期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不定期展開整風活動。這三類機制同時發力時，群眾路線便能得到切實的貫徹。

在所有群眾路線踐行機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調研，因為它是最常用的機制；即使在群眾路線提法銷聲匿跡的年代裡，調研的傳統依然持續，只是頻率較低、深入不夠。隨著群眾路線的復歸，對調研的重視程度也大大加強。與由學者或智庫進行的調查研究相比，這裡所說的決策「調研」有八個特點。

第一，調研的定位是決策的必經程序。在毛澤東看來，決策時，「只有蠢人，才是他一個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調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辦法』、『打主意』」，「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麼好辦法，打出什麼好主意的。換一句話說，他一定要產生錯辦法和錯主意」。哪怕是選舉出來的所謂「代議士」，不經調研就決策也不可取。因此，毛澤東建議，凡是決策，「都要堅決走群眾路線，一切問題都要和群眾商量，然後共同決定，作為政策貫徹執行。各級黨委，不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裡，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毛澤東的告誡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對調研後決策的要求，陳雲說得更加形象：「領導機關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作調查研究工作，最後討論作決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就夠了」。習近平完全認同對調研的這種定位，認為「必須把調查研究貫穿於決策的全過程，真正成為決策的必經程序」。

第二，調研的主體主要不是秘書、顧問等輔助人員，而是決策者本人。例如，雖然毛澤東曾委託身邊工作人員（如秘書田家英）進行調研，但他更強調領導幹部「要親自出馬」，「凡擔負指導工作的人，從鄉政府主席到全國中央政府主席，從大隊長到總司令，從支部書記到總書記，一定都要親身從事社會經濟的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因為二者是兩回事」，因為「不親身調查是不會懂的」。他本人以及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陳雲、彭真都曾到各地進行調研。今天，下基層調研仍是中國各級第一書記的必修課與基本功。習近平的切身感受是，「直接與基層幹部群眾接觸，面對面地瞭解情况和商討問題，對領導幹部在認識上和感受上所起的作用和間接聽彙報、看材料是不同的」。他因此告誡，「現在的交通通信手段越來越發達，獲取信息的渠道越來越多，但都不能代替領導幹部親力親為的調查研究」。習近平特別強調各級領導機關的主要負責人要親自下去做調查，親自主持重大課題的調研。「因為對各種問題特別是重大問題的決策，最後都需要主要負責人去集中各方面的意見由領導集體決斷，而主要負責人親自做了調查研究，同大家有著共同的深切感受和體驗，就更容易在領導集體中形成統一認識和一致意見，更容易做出決定」。為此，中共中央辦公廳於2010年印發的《關於推進學習型黨組織建設的意見》明確要求：「建立健全調查研究制度，省部級領導幹部到基層調研每年不少於30天，市、縣級領導幹部不少於60天，領導幹部要每年撰寫1至2篇調研報告」。

第三，調研的主題可以隨時變化，但主要是決策者負責範圍內帶有全域性、戰略性的重大問題，以及形勢發展變化帶來的新情况、新矛盾、新問題、新挑戰、新課題。具體到當下，就是要「深入研究影響和制約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深入研究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點難點問題，深入研究黨的建設面臨的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深入研究事關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的重點問題，深入研究當今世界政治經濟等領域的重大問題，全面瞭解各種新情况，認真總結群眾創造的新經驗，努力探索各行各業帶規律性的東西，積極提供相應的對策」；「尤其對群眾最盼、最急、最憂、最怨的問題更要主動調研，抓住不放」。

第四，調研的對象是與決策相關的那些「能深入明瞭社會經濟情况的人」，包括「真正有經驗的中級和下級的幹部，或老百姓」。更具體地說，「既要調查機關，又要調查基層；既要調查幹部，又要調查群眾；既要解剖典型，又要瞭解全域；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進的地方去總結經驗，又要到困難較多、情況複雜、矛盾尖銳的地方去研究問題。基層、群眾、重要典型和困難的地方，應成為調研重點，要花更多時間去瞭解和研究」。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調研對象的角色並不完全是被動的，他們也是調研的能動參與者。決策者應該在群眾中，與群眾一起展開調查、一起進行研究。

第五，調研的態度是「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因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因為「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更何况，如果不是「恭謹勤勞和採取同志態度」，群眾就會「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只有「和群眾做朋友，而不是去做偵探……才能調查出真情况來」。依據自己的實際經驗，習近平的建議是，「領導幹部進行調查研究，要放下架子、撲下身子，深入田間地頭和廠礦車間，同群眾一起討論問題，傾聽他們的呼聲，體察他們的情緒，感受他們的疾苦，總結他們的經驗，吸取他們的智慧。既要聽群眾的順耳話，也要聽群眾的逆耳言；既要讓群眾反映情况，也要請群眾提出意見……這樣才能真正聽到實話、察到實情、獲得真知、收到實效」。

第六，調研的目的是既要瞭解民情，也要汲取民智，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向群眾請教」、「向群眾尋求真理」。對決策者而言，瞭解民情是為了知道該做什麼，汲取民智是為了知道該怎麼做。主動從老百姓那裡汲取他們的智慧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首創精神的體現。

第七，調研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主要是「走出去」（如訪談、蹲點）與「請進來」（如座談會）兩大類。「走出去」是指，「邁開你的兩腳，到你的工作範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請進來」是指，「召集那些明瞭情况的人來開個調查會，把你所謂困難問題的『來源』找到手，『現狀』弄明白」。不管是「走出去」還是「請進來」，關鍵是要接觸基層幹部群眾。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在辦公室難以聽到、不易看到和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找出解決問題的新視角、新思路和新對策」。「走出去」的一個重要形式是有選擇地開展蹲點調研，解剖「麻雀」。蹲點調研「要注意選擇問題多、困難大、矛盾集中，與本職工作密切相關的農村、社區、企業等基層單位，開展蹲點調研，傾聽群眾心聲，找準問題的癥結所在」。當然，調研方式也要與時俱進。在堅持傳統方式的同時，也應「進一步拓展調研渠道、豐富調研手段、創新調研方式，學習、掌握和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的調研方法，如問卷調查、統計調查、抽樣調查、專家調查、網絡調查等，並逐步把現代信息技術引入調研領域，提高調研的效率和科學性」。

第八，調查與研究並舉。調查的作用是對某一現象或問題進行深入瞭解，把握一手經驗材料；研究的作用是「把大量和零碎的材料經過去粗取菁、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思考、分析、綜合，加以系統化、條理化，透過紛繁複雜的現象抓住事物的本質，找出它的內在規律，由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在此基礎上作出正確的決策」。調查與研究並舉實際上就是「實事求是」。用陳雲的話說：「實事求是，先要把『實事』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什麼事情也搞不好。」「實事，就是要弄清楚實際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據研究所得的結果，拿出正確的政策」。沒有細緻的調查，研究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只是主觀自生的靠不住的東西了」；沒有認真的研究，調查就等於暴殄天物，辛辛苦苦收集一批終將會被棄置的材料。「調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決問題，調查結束後一定要進行深入細緻的思考，進行一番交換、比較、反復的工作，把零散的認識系統化，把粗淺的認識深刻化，直至找到事物的本質規律，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辦法」。

由上述八個特徵可以看出，調研體現的正是群眾路線的精髓：「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從調研到決策的過程正好回答了有關代表的四個問題：代表誰？由誰代表？代表什麼？怎樣代表？換句話說，儘管存在種種問題，中國的政治過程確實踐行著代表型民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