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望》重新校刊羅夢冊先生的《中國論》（1943年出版），從2017年11月號起連載至今，終於迎來了完結篇。這個過程，辛苦但愉快。

辛苦，因為這本絕版超過70年的老書，當初在抗戰時期的困難條件下付梓，紙質和校印水準本就不高，後再經過數十年的歲月風霜，書頁多有殘損，字跡也更模糊，許多字句幾已無法判讀。幸而藉助不同的兩個掃瞄版本，比照對讀、連貫文脈，問題總算完整克服。

愉快，則來自思想洗禮的充實感，和重新引介給國人同胞的使命感。尤其我們深知，《中國論》深入剖析的「中國天下國」，對今日吾輩仍具有啟迪思想、喚醒民族自信的巨大潛力，能讓中國知己知彼而善處國際；即使危難困頓，仍能站穩基石、善擇大道，自衛自救而不喪志迷惘。重刊版特於必要處附以註釋，就是希望讀者跨越時代的鴻溝、情境的隔閡，讀懂本書。可喜連載迄今，來自兩岸有識之士的回饋都非常正面。

《中國論》是羅夢冊先生（1906-1991）探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著作中，理論最為完備、視角最為宏觀、格局最為高遠的一部，他也是迄今所知最早提出中國係「天下國」、「文明國」，而迥異於「族國」、「帝國」的第一人。初步接觸此書時，讀者可能對其語句繁複而看似冗贅的論述風格，感到不解。讀完一兩節即不難發現，此乃作者有意為之，意在使讀者精準理解主題，不多不少。此書重視地理條件的跨區域比較，令世界三大文明區的三類國家在彼此映襯下，本質異同一目瞭然；依循歷史脈絡的梳理歸納，使三大文明區各自的變與不變、將來的可能發展，皆有跡可尋；而貫通傳統中國先進性與遲滯性背後的原因，則使近代東西方衝撞的必然性與責任歸屬、中國敗於西方的偶然性與後續反應，以及中國未來的可行之道，皆有了一致的理解基礎。此外，在那個由國民黨蔣介石領導抗戰的年代裡，非屬國民黨又幾無黨派色彩的羅夢冊，以借用「三民主義」框架、卻又超越「三民主義」內容的方式傳播其觀點，更讓人體會到他力排當時的一黨之見，為國家民族前途凝聚共識的努力。其循循善誘，可謂用心良苦。

中國自鴉片戰爭後的一百年間（至《中國論》初版），國人不斷重挫於持續擴大的外患、擾攘不止的內亂，對祖國的認知與認同，已由早先的習焉不察、理所當然，變得徬徨、動搖、扭曲、幻滅。即使志在復興的有識之士，所提出的改革思想或方案也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甚至相互扞格，難以合作。但是，在《中國論》出版時的抗戰年間，唯有團結才能禦侮。羅夢冊身處國民黨統治區，就必須適應當時的政治環境來尋求團結之道。對此，他敏感地體會到：三民主義不但曾是第一次國共合作聯手北伐的共識基礎，讓中國首次出現了結束軍閥割據的曙光，也是第二次國共合作聯合抗日的主導性意識型態。1

換言之，他看到了「三民主義」做為中國國內意識型態上的最大公約數，具有號召並凝聚全國統一意志的可能性，而有利於戰後中國的統一與復興。

其次，三民主義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是一個可窮盡分析所有國家社會重大問題的議題框架，足可用來分析這些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然羅夢冊不但有意識地引以為用，更在此一議題框架上，進一步確立了三大問題的層次關係──首先強調了國家統一對於擺脫外來壓迫、走向國家獨立及民族復興的重要性和根本性，從而為中國復興的理論與程序，完備了「民族為民權基礎、民權為民生基礎」的結構層次建設。

第三，孫文「三民主義」的最終版本，繼承了中國傳統「天下主義」的目標，因而往前，可銜接中國「天下國」曾有的王道德治理想的先進傳統，往後，可為中國迎接世界新的挑戰找到發展的方向。2羅夢冊於是援引三民主義做為銜接過去中國與未來中國的橋樑，並直接訴諸「現代化」以擺脫「全盤西化論」、「中國本位論」爭議的糾纏，聚焦於「現代化」的「化」（即「發展」）上。他強調中國既非無中生有，「中國」的現代化自須從「中國天下國」出發，不能無視傳統的存在；而且傳統不僅僅是現代化的負擔，實也富含寶藏。譬如，對內，以「天下為公」多元族群各得其所卻又渾然一體的國家體制，來回應國家統一與民權問題的要求，並以「民本」的天然民治化、反對階級分化，來回應民權與民生問題的要求；對外，以「近悅遠來」、「協和萬邦」、「大同」、「平天下」的天然超「族國」、反「帝國」傳統，來回應世界各國對民族問題的要求（主權獨立、國家平等）。

而中國現代化的目的，除於眼前要能回應世界新局（世界距離縮短、摩擦頻仍）對當代中國提出的嚴峻挑戰與尖銳要求，長遠還在追求中國的長治久安。唯我獨尊而崇尚強權主義、利己主義的西方國家，早已習於以詭道相爭，並勠力發展相應的知識與鬥爭技術。此一由西方所主導的當代世界秩序，乃弱肉強食的秩序，因此中國的現代化，自然首先必須建立能與之應對的各方面機制。然中國不能僅止於應對現實；漫無目標地加入冤冤相報的行列，沈淪為實力主義的附庸，既非國人之福，亦非長遠之計。因此，繼承並發揚中國「天下國」的王道理想，主動改變中國的外環境，才是超越挑戰以長治久安的生存良方，也是我們對舉世人類所負的使命。

總之，正因三民主義是清末以來曾經統一中國各方勢力的唯一意識型態，又是分析、解決問題的可用議題框架，而且上承中國傳統的天下觀，使中國的「現代化」有了繼往開來的使命感，所以羅夢冊在最後一講以大篇幅告訴讀者：三民主義乃現代化「中國天下國」的唯一指導原則，「中國天下國」的現代化就是「三民主義化」，就是走向民族獨立、民權平等和民生自由之「三民主義新中國」。此話絕非對當權遞送的阿諛之言，因為羅夢冊僅只借用了「三民主義」的議題框架及其目標，並未把孫文前後不一的具體主張照單全收；更重要的是，《中國論》對蔣介石於同年稍早已推出的《中國之命運》完全不置一詞，顯然對蔣所規劃的「未來中國」不以為然。

回顧羅夢冊先生的經歷，他先後於河南大學取得法學學士、於北平師範大學取得教育學碩士後，1935年公費赴倫敦大學學習考察。在英四年，他專精於法學及中外法制史研究，並於抗戰最艱難的1939年選擇歸國，後於河南大學等校執教並曾擔任法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其學經歷，羅夢冊不可能不了解歐美的政治社會體制及其內在問題；顯然他並不迷信西方制度或價值，反而想在中國的深厚傳統中找到國家未來的方向。

可嘆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仍以一黨、一己之私，挑起國共內戰的戰火，破壞、耽誤了中華民族大步復興的重要契機，並終致兩岸分裂對峙70年。長期自我內耗與外力藉機漁利，中國復興之路更形崎嶇，直到今天猶見國際反華勢力挑動的臺獨、港獨干擾。

羅夢冊於1949年並未跟隨國民黨遷臺，而是應錢穆之邀，由大陸內地轉赴時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於新亞書院扛起「為往聖繼絕學」的使命。基於其對祖國的關懷，1959年他曾應周恩來總理之邀回內地參觀；此後直到1991年過世前，不曾再回去。他晚年親見中國在現代化之路上顛簸而行，心中的感嘆可想而知。但以其過人的文化自信，他必然深信：中國遲早將走回正軌，把握發展的大方向、大原則，走出中國自己的新時代道路。

果然，大陸經過數十年艱辛的摸爬滾打，祖先的智慧仍然引領著當代中國人走回堂堂正正的復興大道。近年來大陸展現出的整體國勢，不但已從「站起來」、「富起來」發展到「強起來」的高度，而且相繼提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更向世人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普世目標；對內則不斷深化制度化與法治建設，經濟體量爬升至世界第二位，民生則即將達成全面脫貧，奔赴小康。雖然目前距離羅夢冊先生在1943年提出的「偉大復興」仍有一段長路要走，但是中國發展的方向與前景已愈見清晰。

在《中國論》的校刊即將告成的此刻，我們願告慰羅夢冊先生在天之靈：這盛世，必將如您所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