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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超智在其1947年10月15日发表的〈台湾回归中国〉（Formosa's Return to China）一文中，叙述完二战后陈仪领导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如何接收并重组日产，以及陈仪及其幕僚如何在新的组织里安插自己的利益以后，他接着写道：
操纵金钱
除了借由操控救灾物资来获利，政府官员也透过黑市活动、操控印钞，以及直接从上海取得新钞来致富。譬如，1946年5月在台币新钞发行的第一天，就有一个大陆人走进发行银行──台湾银行，要开立一个新帐户。然而他所拥有的币值竟高达数百万，超过了首日的发行量。他解释说，他曾在报上看到公告，说台币新钞会在那天发行，所以他就想在当天开立新帐户，存放前些时候前行政院长的一位朋友在上海给他的新钞。（次年〔1947年〕3月的暴动期间，一名高官的家被洗劫，就发现有一大批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的物资，以及一箱箱的新钞。）（按：新台币的前身，即俗称「台币」、「旧台币」的「台币兑换券」，系台湾光复后为便于新旧币制衔接而设的过渡性货币，故名。战后，由于大陆地区通膨严重，加上日据时期台湾已建有独立运行的货币发行系统，为免台湾经济受到战后大陆法币恶性通膨牵累，中央政府同意陈仪之建议，由台湾银行发行台币并限台湾本地使用。台币系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决定图样、面额，然后委由央行中央印制厂上海厂印制，再分批运抵台银，以确保公权力的正确使用。台币首次于1946年5月22日开始在台发行，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发行的台湾银行券以1：1的兑换率换取台银发行的台币。另，当时宋子文任行政院院长，所谓的前行政院院长，应是指孔祥熙。）
对台湾颇具野心的葛超智，被台独视为「爱台湾」的善良美国人，其偏颇的在台见闻亦被台独利用为国民党治台失败的「佐证」。（图片来自台北市政府）
在陈仪及其同僚抵台数周后对他们幻想破灭的台湾老一辈的人，此时想起了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那些中国官员目无法纪且贪腐，而民间生活充满暴力与不安的时日（按：葛超智此处所指，即他在1945年4月于 "Formosa: Island Frontier" 一文中提及的清代台湾「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现象，他并将该现象归之于清政府的无能，以及来自中国大陆的台湾汉人缺乏纪律。详见本刊去年10、11月号〈葛超智眼中的「边境之岛」─台湾〉对该文的中文译介）。年轻一代的台湾人，则不甘于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他们觉得现在只是把能干、有效率的日本统治者，换成来自中国大陆却比较无能的新主子而已。他们也难掩对大多数外省人的鄙夷，因为这些外省人显然非常不习惯台湾经过日本统治所培养出来的那种高度组织化的生活。
从大陆征召来台的农民兵，偷取或强占人家的脚踏车，但又不会骑，只好扛在背上走；中国陆军的通讯单位，硬是在没有经过许可的情况下跨越轨道架设一条电缆线；处长们也对台湾一般普通农民的「机械化」程度感到惊讶；在大学的军训课上，台湾学生从队列里嘲弄地喊着，给无能的军训教官提供意见，而这些教官却也是中国陆军的军官。（按：葛意指经过日据统治的台湾人，其程度甚至比大陆来的中国陆军军官要高。）总之，不到1946年1月，在台美军顾问团（the American Army’s Formosa Advisory Group）成员即一直预测，会有反陈仪的严重变乱要发生。（按：从未出现过以American Army’s Formosa Advisory Group命名的团体，此系葛氏错误。名称应是「台湾联络组」Formosa Liaison Group 。1）
站在外省人的立场来看，我们也许可以说，相较于大部分新来的外省人在大陆所知的事物、或曾经一起共事的人来说，经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其水准实在是太高了，以至于外省人无法认识到自己的愚蠢，也无法理解到台湾的经济正在衰退。此外，台湾此时也确实有些困境。譬如，失去了训练有素的管理人员（日本人），对外市场从日本转变为中国或海外，货币兑换问题迟迟未解，以前原本使用的原物料管道中断了。然而，造成台湾离心离德的主因，还在于工厂设备和生产资本被拔走，为了打点一大群投机客而造成财富流失，解雇或不聘用有能力且训练有素的台湾人，以及用人唯亲搞裙带关系。
法院与行政部门的对立
尽管政府部门使劲去箝制国民参政会的言论，而国民参政会主要由台湾的保守分子以及领导菁英所组成，然而1946年5月，其成员仍严厉抨击了行政部门， 12月并又发生一次。12月，国民参政会刊布证据说，5月所揭发的滥权事件不但未被纠正，反而更加恶化。这让来台的政府官员颜面尽失，于是外省人对台湾就更加严厉无情了。
斗争一方面在法院与检察官之间发展起来，一方面在法院与行政部门之间产生。本省法律人已先进驻法院，因为日据时代的训练使其能够在法律词汇尚未从日文转译为中文的法律体系下执行工作。然而，警察则独立于法院之外，由大陆来的行政官员所掌控。
从一开始，这场斗争就是无望的。民政处长掌控着一般民政警察和秘密警察。工矿处长、农林处长、铁路局长、交通处长以及专卖局长，各都有自己控制的独立武装警察组织，它们自行运作，尽管或常彼此对立但互不统属。此外也有正规宪兵，各宪兵队之间相互对立；并有新来的戴笠所领导的恐怖特工。现在就像昔日的日本警察暴政一样坏，但过去也从未像现在这样邪恶，因为现在每个战后体制下的警察单位，都决心要分杯羹，并且要扩大自己勒索、讹诈、贿赂以及压榨的领域。一个有财或者有名的台湾人一旦被某个单位成功地剥削了，其他单位会随即跟进。不到1946年年底，显然法院就已经输了。
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警察的行为。有某位从大陆来台前就已恶名昭彰的警察，痛打了一名台湾人，因为这人拒绝向他行贿或受他勒索。于是这名台湾人就把警察告上了法院。地方法院审判长下令提该名员警审讯，并派法院执法员（Court aides）前去逮捕。结果这些执法员，约有十人上下，被请去地方的警察总局喝杯茶。然后一进门，他们就被殴、被抢，其中一人被杀，另有一人受伤；不顾公众抗议、官方命令，他们全被囚禁了好几天。该名警官最终被判监禁，但那位审判长，本省人，也遭到调职。后来，陈仪因为当时岛上来了五万名配备精良的军队而感到比较安心了，该名员警即被释放，审判长被捕并且估计遭到杀害了，而与此案相关的其他人则消失不见。
台湾人一直坚决地、并且常常是冒着很大风险地坚持主张其法律权利。台湾的报章也对陈仪政府抱以批评。对客观的观察者来说，这些被外省人鄙视的「殖民地居民」竟然坚持主张自己在法律之前拥有的权益，显然让外省人感到很惊讶与挫折。台湾人既不像那些他们在大陆习惯剥削的、温驯且不识字的农民或苦力。台湾人也不那么受利诱或威胁所动摇，他们拒绝欣然地付「保护费」，而随时乐意去揭发政府的渎职行为。
随着每个月不断因为贪渎曝光而遭到新的羞辱，而且是遭到陈仪曾经公开指为「落后」或「政治上发展迟缓」的人民所羞辱，陈仪及其处长们就越发与全台湾人公开敌对起来。而在1946年10月蒋总司令与宋美龄夫人访台之后，台湾人民与政府当局的隔阂又明显扩大了，因为那次访台是如此精心地安排，以至于我们应该假定，蒋总司令与台湾人民双方都无法对彼此的真实情况获得精确的了解。
禁止示威
整个1946年的后期，台湾本省保守派领袖一直都受到强大压力，希望他们参加一些反陈仪的群众示威，因为群众示威会强而有力地让蒋总司令和世界注意到陈仪政府的贪腐。然而，这些领导菁英坚定地拒绝去容忍暴力。其中一位领导人就是王添灯。王添灯曾任报社社长，是台湾省茶业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他公开批评陈仪，并曾因为揭发警察收贿，被以「破坏政府公信力」为由遭到逮捕，此后便被禁止继续担任报社社长。王添灯拒绝领导示威抗议，因为他认为新的中华民国宪法会赋予台湾人足够的权力，来肃清最最糟糕的警察滥权。不过，1947年1月10日陈仪却公布说，虽然新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将于1947年底在大陆生效，但是台湾人由于政治上发展得太过迟缓，所以1950年以前无法全面享受其带来的好处。这让台湾人惊讶而愤怒。
三周后，陈仪政府针对某些类别的日人在台不动产，公布了相关的贩售与分配政策；这些不动产主要是商店和住所，而早在日人离台后，就已有低收入的台湾人搬进去住了。但在陈仪这个政策下，台湾人相信，没有什么台湾人能具备购买的财势，而人不在台的大陆地主会取得其所有权。整个台湾首府于是低声流布着不满。台湾人已经看到，尽管人们抗议说，一开始就是日本人从台湾人手里夺取这些财产的，然而月复一月地，前日本人遗留的财产还是交到了外省人手中。地方父老原本还期待，他们至少能有同样的竞争机会来收复过去持续50年的损失。
中国的弱点于美国有利
不到1947年2月中旬，中国的经济危机预示了中国经济结构即将面临总崩溃。从中，台湾的贪官看到了一个开展新的取财之道的机会，只要南京政府太忙或是衰弱到无力干预台湾。于是一些列令人傻眼的新规则与新规定公布了，借此，每个经济活动就会集中在陈仪的处长们手里，从而让他们得以掌控到船只进出台湾、岛内物资运送、以及主要商业交易的每个动静。几天后，显然中国经济看来还不致那么快崩溃，那些新规则与新规定就又被废除或是修改了。然而，它们却已全然揭露了陈仪想要打造的经济新局，即使不是在法律条文上，在事实上台湾人也会被剥夺掉自由营业的权利。
1947年2月（按：指二二八事件）让650万的台湾人感觉到，比起之前的日据50年期间，目前的处境更是在无限地恶化下去。日据时期尽管日子很严峻，但是日本人起码带来了安定与秩序，扩展了经济机会，也提升了生活水平。而那所谓的「从殖民地解放」与回归中国，反倒已经把台湾人带到了造反的边缘。
综观全文，我们不难发现以下几点：
1. 引证不实：譬如有关于敌糖的叙述，上海贫病苦力来台抢食等等，都显现葛超智意图丑化中国来台接收官员的形象而不惜歪曲事实、穿凿附会、颠倒逻辑。文中其他已知错误，在此不再一一举证。但此外其他还有多少类似之事，我们不知道。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其作为美国情报人员的身分，就不以为怪了。
2. 引证可信度模糊：除了上述之外，我们也会发现葛氏常常利用自己在二二八事件前后正身处台湾的优势，做为支撑其所有「证言」的基础，然后利用美国新闻媒体及出版放大宣传效果。然而，我们几乎看不到有关于人事时地物等的具体或完整的资讯。此外，动辄出现而更为间接的「根据可靠消息报导」、「有消息指出」等等，我们更无从知晓其可信度。但是今天，他的文字记录较诸当时混乱的台湾及派系分立的大陆媒体更为系统而完整地留了下来。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当心。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他曾（作为美国的情报人员）积极介入二二八事件，则阅读这些「证言」时，自当谨慎以对。
3. 刻意忽略大环境：首先，当时台民对于台湾乱象的归因，显然还因为认同问题的介入而更形复杂。然而，我们与其讨论「认同」，不如多体会当时「认异」问题的严重程度。对于当年大多数成长于日据台湾的台湾人、尤其是被卷入日本对外「圣战」的「皇民」、「皇军」而言，对立于中国的心态已成深入骨髓的习惯。接收一出问题，台民轻易即归因于「中国／中国人」的问题，就完全可以预期。此外，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还趁接收前的空档对台大量输入纸钞买空卖空，才是引爆战后台湾通膨的导火线，却被忽略了。而台湾相对于大陆地区、相对于世界其他战后有待重建之地的比较，以及台湾的外环境、中国的外环境，当然也被忽略。
凡此种种，为美国利益服务而意在丑化中国的葛氏，当然不会重视。
4. 群分，接着一竿子打翻一群人：葛氏惯于将人先以群分，然后定性。譬如，无视于国民党内部派系纷陈、信念各殊而彼此竞争的事实，而将陈仪政府一概视为嗜血不做事的贪官，就是一显而易见的例子。
从本刊于前面几期译介的葛文一路看下来，我们不难看到一个轨迹，即：美国优于日本，日本优于中国；垫底的中国，则台湾优于大陆，台民优于中国政府，尤其是受过殖民国家「先进性」教育的台民。总之，在葛氏笔下，台湾及台民活该受控于美国就是了。这是不是有点熟悉呢？对了，就是他于本文末段明明白白写着的：「中国的弱点于美国有利」。而美国要的，正是把这个「造反的边缘」向前再推一把。（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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