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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超智呈美国务院的二二八秘密报告

作者 | George H. Kerr 译者 | 程志寰 簡皓瑜
George H. Kerr:即葛超智、柯喬治。曾任美國駐臺副領事
程志寰:北京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國際關係學系博士生
簡皓瑜:致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編按】

「二二八事件」是一个历史悲剧。这个原本需要两岸同胞共同面对以共同跨越的悲剧,二三十年来却成为独派人士借机炒作其似是而非的反中、仇中谬论,以无限诈取政治资源的政治提款机。这不仅可叹,更是不断阻碍台湾社会健康前进、正常发展的一个可恨的罪恶。

然而二二八事件的发生背景复杂,致使参与者当年无法尽看全局,故也往往难以预测发展,不论基于何种政治立场、主张激进或温和的路线,都在历史中遭遇意外重挫;就是多年后回顾,亦难简单论断其因果是非。这些复杂的背景,依层次由大到小,包括:国际层面,如美国在东亚扩张霸权、美苏冷战(结合国共内战)浮现;国家层面,如认同冲突、主权归属;政体层面,如宪政如何推行、自治到什么程度;政府层面,如国共斗争、政权选择;政策层面,如专卖制度、人事政策、腐败问题;在执政的国民党内部,如派系斗争。一个缉私血案引爆的纷争,议题随时间不断扩大,甚至转化、激化,由此可见这个发生在台湾一时一地的警民冲突事件,已经涉及更深层次的矛盾,并借机在向更高层次的斗争发展。其中,美国的角色不容我们忽视。

被独派人士誉为「用一生关注台湾的美国人」葛超智(George H. Kerr,1911─1992),其实是一位「美国优先」论的信徒,一生真正关注的是美国在东亚的扩张。葛于1937年8月至1941年3月在日据时期的台北教书。这三年半的经历,使他对日本殖民台湾的统治手法深为赞叹,也对台湾在日本南向扩张中的枢纽地位印象深刻。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不久,他在1942年初加入美国军方情报单位,从此一直鼓吹将台湾纳入美国控制之下(参见〈葛超智为何关注「被出卖的台湾」〉,《远望》2016年7、8月号)。1944年他为美国海军主持编写一套指导占领台湾的《民政手册》(Civil Affairs Handbooks)。1945年10月24日他随美军「福尔摩沙联络小组」(Formosa Liaison Group),再到台湾。战后美国派驻中国各地的副领事通常是情报单位出身,于是当美国在1946年初决定在台北设置领事馆时,葛超智就被任命为副领事,并于3月底从军方退役,在6月12日在台北就任新职。但不论他是否身着军装,他从不掩饰介入台湾政局的意图,并广泛联络台籍政治人物,在岛内煽风点火。台籍监察委员丘念台于1946年1月在上海候机来台时,就有美军军官私下找他,告诉他:「台湾省人民不满意台湾省长官公署的作为。……您回台湾以后,如果感到民众不满现实政治,不妨和我们联络。」这位军官还给丘念台一封介绍信,要他与美国军方派驻台湾的某人保持联系。但丘感觉「这位盟友对于台湾似乎别有用心」,于是来台后把信送给陈仪参阅,提醒他注意美国人在台湾的动向。丘说:「后来,那些居心叵测的盟友,不仅在台湾民间造成了或多或少的错误思想,而且还在二二八事变时,居然帮助暴民,从事宣传活动。迨至事变平息后,某领事馆不得不撤换一位副领事。它的原因,可能就在此。」1这位副领事,显然就是葛超智。2007年2月,真正外交官出身的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C. Bush III),在一次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座谈会上公开指出:在事件发展过程中,与其说葛超智是观察者,不如说他是一个参与者。卜睿哲的谈话,印证了丘念台的判断:葛超智对台湾政局的涉入,就是二二八事件后他无法继续留任的原因。

葛超智如此高度介入台湾事务,是因为他从不认为台湾应该在战后回归中国。二战末期,葛超智就不顾《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规范,提早思考台湾的地理优势在美国东亚政策里可扮演的角色,从而主张美国参考日本经验并准备接替日本接管台湾(参见〈葛超智眼中的「边境之岛」──台湾〉,《远望》2016年10、11月号)。战后,尽管葛超智来台参加「台湾光复」典礼,却仍坚称日本是向盟军而非向中国投降,在正式和约签定之前,「台湾地位未定」!他始终反对美国国务院承认中国对台具有主权的主张,并以美国驻台副领事的身分继续力推侵犯中国主权的托管论。

于是,台湾光复次年的1946年3月,美国媒体以「中国人剥削台湾比日本人更甚」的报导角度,连篇大胆炒作台湾的国家认同问题;4月,葛氏针对台湾前途发动高度诱导性的所谓「民调」,并透过美媒报导扩大影响。此外,他积极接触台湾反对陈仪的各派意见领袖,不论是提出「联省自治」的廖文毅、主张台湾经由托管继而透过公投独立的黄纪男,还是主张提高自主的廖进平、社会革命的王添灯等等,以借机推销托管论,或伺机导向有利于美国介入的局势。1947年2月28日当天,他和美国媒体更是直接进入抗议现场,献烟、伸拇指、拍照宣传以表支持……

在葛超智的各种言论里,我们充分看到他为了「美国优先」而不时出现的双重标准。但这个「美国优先」的时局弄潮儿代表的美国扩张野心,却把我们的福祉拿在手里玩弄!

为能深入了解美国霸权摆弄下的危险,《远望》特自本期起,开始连载葛超智在二二八事件后给美国国务院写的秘密备忘录。从中,我们或可嗅到如香港「反送中」、台湾「太阳花」或其他颜色革命的气味。(文中注脚皆译者所加。)

【美国国家档案馆,编号:893.00/4-2147】

【美国外交部1947年5月26日存档,密件。】

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呈递美国外交部,1947年4月21日,编号659,密件

主题:传送台湾备忘录

美国华府,尊敬的国务卿阁下

先生阁下:

在此我谨提一下1947年3月29日使馆第689号电文。该电文谈到,〔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对司徒雷登大使发送的台湾局势背景资讯,表达了关切。那是一份备忘录,概述了台湾始于2月28日的一连串事件(二二八事件),并提出了改善台湾情势的建议作法。备忘录由我(美国)〔驻台北〕副领事葛超智(George H. Kerr)所写;葛在领事馆负责的,一直是配合政治部门的咨询工作。

该备忘录的英文及中文文本,司徒雷登大使已于4月18日呈递蒋委员长。这里谨附上副本,供外交部参考。司徒大使提交备忘录时未加评论,蒋委员长则表示将亲自过目中文文本。

使馆部长参赞 巴特沃斯(W. Walton Butterworth)敬致


附件:台湾局势备忘录,英文及中文文本
原件及晒图致外交部
档案第800号
编码:TLPerkins:h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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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4月21日美国驻南京大使馆致美国外交部文件659号之附件】


致〔美国驻华〕大使备忘录:台湾情势2


背景

1945年10月25日,台湾本省人(编按:后文或只称为「台湾人」)3怀着极大热情喜迎日本政府对华投降(编按:指于台北公会堂举行的「台湾地区」受降典礼)。4经过50年日本的控制及强力经济开发,他们很欢迎能复归中国这个心中理想的「祖国」。然而,〔较之中国大陆,〕台湾岛的富庶、人口压力相对较轻,使台湾的经济与社会得以快速发展。其农业、食品加工业、轻工业,在景气最好的几年间生产了2亿2千5百万美元的对外贸易额。为促进台湾经济产值,日人普遍提升了台湾的生活水平。公卫标准要求高,识字率广泛普及群众。台湾人变得尊重法院有序运行的程序,重视政府规定能按步实施与遵守,因为他们了解到,在一个复杂且半工业化的经济体系中,秩序是既有利且不可或缺的。

随着日人的离去,台湾人期待着商贸能恢复有利可图,既有的产业能扩大,而中国市场准备吸收所有他们能生产的产品。超过台湾所需的产品,以往都输往日本,他们认为,现在就应该是往中国内地去了。他们期待重新掌控日人在过去50年里从台湾人手上夺走的财产,并等着在自己的企业里享有更大的经营权。在外来日本殖民者的压力下,台湾人则已发展出全岛性的社会一体感;这使他们免于任何内部的政治斗争。5而日人严格排除一切共产党的影响及活动,切切实实让人们对共产主义思想充满了恐惧、反感和不信任。他们尊敬蒋委员长,相信三民主义意味新的机会,并热切期盼参与到中央政府之中。

1946年是令人日渐失望的一年。虽然新的政府系统里,基层公务员、办事员、勤杂小弟大多都是台湾本省人,但本省人实际上被排除在所有政府要职以及重要的管理岗位之外。6由于所有没收的日产和日企,都必须在法律上归置于政府控制之下,致使所有昔日日人关注过的领域,都新生出垄断性企业体和集团。而且尽管政府拥有这些公司(并且必定高度补贴),当中的受薪及特权管理人员仍可任意榨取其资源。据说,原料和成品及农产品都落入了肆无忌惮的官员们手中,用来进行私人贸易与走私。从台湾以往的生产能力及其企业持续营运的事实来判断,本省可靠人士估计,目前公开的记录仅显示了实际收入的十分之一。举例来说,据曾与省政府农林厅有联系的人士指出,1946年有渔船从平常它们停靠的港口被拉走,去为上述部门当局从事走私。

台湾人几乎被排除在高阶经济管理职务之外。而这些对贪腐的不断指控,导致本省人将责任归咎于政府官员里一而再地坐享肥缺的成员,如接收专员、资源委员会(编按:以下简称「资委会」)7成员、董监事等的肥缺,使得整体经济完全落入行政长官陈仪的亲信所控8

台湾人的经济企业在逐步衰退,尤其是在与政府接收的前日产有竞争之处。本省人的失业率已渐增,而这不是来自直接解雇(往往是为新来的不合格人员腾空间),就是因为各种既有企业在新的管理下未能盈利而歇业或废止了。以前,一般情况下有大约5万名台湾人是受雇于生产工作,但截至1947年1月,根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的官员估计,这样的人已剩下不到5千名了。一方面,政府高层官员创建了一个台湾工矿股份有限公司,拥有20亿〔旧〕台币的资本,资委会委员和他们的自己人主导其中;而另一方面工矿处却宣布,私人(即本省人)厂商的贷款补助自1946年6月以后仅拨款800万元。

检疫机制解体了,公共卫生机制受到严重破坏。霍乱疫情在最近大约30年来首次发生;鼠疫则是在消失了更长的时期后再次出现。学校教学水准明显降低。9台湾人与大陆师生之间的摩擦,在学校里蔓延开来。外省员警和台籍小公务员之间,纷争增加。

新闻媒体,充斥着政府官员内对于贪腐和非法行为的公开指控和反指控。台湾人声称,大陆官员的贪腐和裙带关系在这一年里有增无减。生活费用飞涨。台湾银行大宗商品的趸售指数,从1945年11月至1947年1月显示的上涨情况如下:粮食3,323到21,058;服装5,741到24,483;燃料963到14,091;肥料139到37,559;建材949到13,612(以上以战前1937年6月的数值为100)。101947年2月期间,物价飙涨最为快速。总体上,这些数字反映出台湾财富从岛上流出,而且几乎没有回流。

虽然1946年的两期水稻收成不错,但在1946年12月及1947年1月,稻米却严重短缺了。行政长官公署为稻田用地创设了以实物缴税的制度(表面上是为了保证公平分配),并且再三威胁要以武力惩罚私囤者,因为政府指责他们是造成米粮短缺的罪魁祸首。事实上,有大量证据支持本省人的指控,那就是,有大量谷物其实是被走私出去或落入官员私人掌控了。

人们普遍相信,军方正在将未公开数量的米粮,运送到大陆国共内战的华北前线。


三个政府法令


在此经济与社会日益混乱的背景下,行政长官公署在〔1947年〕1月和2月颁布的三个法令,似乎具体化了台湾民众对经济政策和政府里一些个人的不满。

(1)1946年间,台湾人寻求选举县市长的许可,以确保他们能自己直接掌控台湾的警察、经济职能和公共机构。中国新宪法的公布(编按:1946年12月25日颁布《中华民国宪法》),让他们松了一口气。著名的本省籍领导精英建议,地方选举的要求可以等到1947年底宪法生效后再提出。然而就在1月初,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却宣布说,虽然《中华民国宪法》将于1947年12月25日在大陆地区生效,但直到1949年12月之前,政府都不可能许可台湾地区选举县市长。11这项宣布,便将政治讨论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省籍人士表示,除非他们能在台湾各级政府选举自己的代表,否则他们不会有人身安全保障,他们无法控制当地警察,不能确保法律的执行,也不能享受财产安全。

(2)2月1日,行政长官公署颁布了一项拍卖处置日产某些大类的新政策——主要是早先被日人遗弃、现在被台湾人以低租金占用的不动产。基于这项公布的新规程,一般普遍相信,台湾人要没有巨大财势,就无法购买到他们原以为可以取得的不动产,而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这不动产是过去50年里,日人从他们手上或多或少借由强行夺走的。12

这项公布的新规程,被解释为威胁到台湾低收入者的安全。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原先的家园;假如,一如他们所预期的那样,大陆籍新房东突然大幅提高房租,他们可不想再面临从现居房舍中被驱逐出去之境。(由于数十万日本人迁离台湾,因此租赁是生活支出当中,自1945年起就没有过度上涨的一个项目。)13

(3)第三项政府法令,是2月14日公布的一系列复杂的财政和贸易规定,本省人相信,这会有效地将专卖控制权集中到一小群的官员手中。一些观察家认为,宣布得如此突然并且轻率,是因为政府相信,上海危机眼看就要提供台湾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建立半自治的经济体了,这使一些大陆人能获得对所有外贸的绝对控制,以及对台湾内部生产和事业的全面控制。14

作为岛国人民,台湾人向来对海外贸易非常敏感;日人投降之后,他们就期待着海洋贸易的重建和扩张。他们曾提出组织资本以从事生产和个别事业的方案,他们曾期望从中征税以支持中央政府和本岛的地方行政。然而这些新的措施对本省人来说,看起来不仅是一种威胁,要把他们送回日本统治下所遭受的卑屈地位,而且是一种恐吓,要摧毁能在岛上创造财富的方式。(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