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民」到「中国人」的理性抉择
根据叶盛吉的日记和识者回忆，自幼成长于日据时期殖民地教育下的叶盛吉，原本是个日语流畅（不带台湾口音）、从日本人就读的台南一中第二名毕业后考上日本仙台二高，继而又考进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专门部，且曾深信日本对外侵略所持「大东亚共荣圈」口号的标准台籍皇民。此外，叶盛吉不但申请改名为「叶山达雄」，甚至还曾打算志愿入伍为日军献身。1此时的叶盛吉，绝对是时人眼中的「高级」台湾人，甚至在就读仙台二高时还被宪兵特高科的人误认他为日本人，足见当时叶盛吉「皇民化」之深。
然而，就这么一位力图接受日本「八纮一宇」军国主义狂热思想的台籍「皇民」，内心深处的是非观与自尊心使他无法忽视日本的殖民压迫，更无法接受日本歧视所展现的民族矛盾。即便在中学时代曾一度采取逃避态度的叶盛吉，也在日后不免沉痛地回忆道：「每受（日本人）屈辱，在为自己的凄惨懦弱而悲哀的同时，因了遭受难堪的侮辱而悲愤不已」。2也正因日本这种歧视台民的殖民统治，在自己身上乃至整个台湾岛剜出深刻的伤痕，故即便叶盛吉曾有加入日军的心愿，但同时又苦恼地写下「在先天上、在宿命上，我们注定了无法出人头地」。3这种先天、宿命的矛盾，断然不可能以叶盛吉片面追求「日台两全之道」之路而化解。
叶光毅对于父亲这种曲折的转折过程，形容道：「人的进步，不是一步一脚印或直直的一条线前进，叶盛吉是『之字形』地在那里辗转、痛苦、思索。他一天到晚在苦恼（试图同时脚踏「日vs.台」两条路以化解民族认同的矛盾），他为什么会苦恼？因为他有生命，而且这种生命不是陈腐的生命。」没错，更进一步说，叶盛吉积极想要寻求生命的使命和意义，因此才对被殖民感到屈辱、对无法两全感到痛苦，这样的纠结正代表叶盛吉的良知未泯、自尊犹存，使得他无法像同龄人李登辉般当个奴颜婢膝的恭顺皇民。
台籍烈士叶盛吉之子叶光毅先生（右），与本社总编辑石佳音畅谈叶盛吉生前的行迹与认同转折，并矢志继承与发扬亡父的使命，替中国民族复兴大业留下伟大的血史，也使台人知悉还有叶盛吉这等伟岸的楷模值得敬仰学习！
对此，叶光毅十分理解父亲何以后来做回一个中国人：「这个是他选择的道路，而且他有讲过，台湾不乏聪明的人，但就是缺少傻瓜，于是他自己讲『让我们来做一个傻瓜』。我相信那时候的左翼、那时候的『叶盛吉们』，有他这样思想的人恐怕不会很多，而且层级也不一样。叶盛吉虽不是一个完人、更不是神，但是你做得到（指叶盛吉的慎思明辨、择善固执）吗？他又是为了什么？」也正因为这样的认同转变难能可贵，故叶盛吉这类「有智慧的傻瓜」，实为中国近代救亡图存历史中了不起的大人物，更应被树立为台湾人中的典范人物，以重建国家认同与道德意识。
在二战后期，随着与挚友杨威理的交流，以及始终不辍地凭借良知与自省，叶盛吉逐渐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本质，并重新找回了中国认同，开始学习中国语文、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最后慨然发出「余感受我Race（民族、人种）力量之强大，莫过于今日」4、「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祖国迎来了辉煌的胜利。这一努力伟大的结晶，必将成为下一个时代雄飞的力量，对此我们都深信不疑」5之豪语，彻底弃绝所受的皇民化教育，选择做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而当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挑起内战之后，叶盛吉又于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力图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奋斗。尽管叶盛吉在1950年5月遭国民党逮捕、旋于11月遇害，来不及为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复兴继续奋斗。
中国自古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叶盛吉深受日本殖民教育之荼毒，竟能通过自身良知与思辨彻底觉醒，蜕变成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因此，即令叶盛吉实际的行动并未成功，甚至血溅刑场，但是最为不朽的反而是他如此善于内省的人格与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坚持。叶盛吉之伟大，不在立功、立言，而正在于三不朽之首的「立德」。
由是之故，叶盛吉的心路转折、择善固执，绝非今日宁可花高价购置美国过时武器与有毒莱猪、宁可承受日本暴徒脚踹慰安妇铜像之羞辱也要甘之如饴地鼓吹「台日友好」、宁可遭美日帝国主义盘剥也要敌视丑化大陆同胞以遂行「反中拒统」的多数台湾人所能望其项背。
本刊曾提出：所谓「统派」，可依据其认同中国、支持统一的缘由分为三类（见下表），即感性统派、利益统派及理性统派。其中，「理性统派」是经过反省而成，亦即反省我是谁？我在我所成长的社会所继承的文化背景下，应该选择接受哪些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谁、在哪一个文化体系下提出来的？我跟这个文化母体的关系是如何？如果这些价值观值得发扬光大、值得继承，那么政治上，我应该认同哪一个群体？如果是经过类此的反省，然后得出两岸理应统一的结论，这样的人即是理性统派。由于理性统派是经过理性思辨与道德选择的结果，所以既立场坚定、又能说服他人。6叶盛吉经由理性反思，而从台籍皇民转变成不会说中文普通话也无法流畅地读中文书的中国人，印证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以及「理性统派」的可能性；他再凭借中国人特有之堂堂正正的人格魅力而发展其学弟颜世鸿入党，证明了理性统派的说服力；最终，叶盛吉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共产党员而牺牲，更证明了理性统派的坚定性。最后，叶盛吉未及谋面的独子叶光毅更能借着理性反思继承其父之遗志，更证实了理性统派的可传承性。
统派的三分类
为革命牺牲并非「被迫选择」 而是「义无反顾」
在分离主义势力当道的台湾社会里，所谓「学术界主流」不愿正视、甚至还要曲解叶盛吉找回中国认同以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动机与意义，拒绝相信叶盛吉的一切言行全是出于自身的理性判断，而非所谓「被迫选择」的一时冲动或无奈。比方主编出版《叶盛吉日记》的台独学者许雪姬，就在序言里胡诌称叶盛吉「在二高时的民族问题，由日本而中国而台湾……在国民党政府的暴力下，为了改善台湾的政治、社会环境，一批有理想、有志气、有勇气的年轻人，被迫只能挑选共产主义的红色祖国，却在红色叛徒的出卖下被一网打尽，令人不胜唏嘘。」7
然而，叶盛吉的认同问题，向来只有中、日之别，从没有把「台湾」划出中国版图之外成为第三选项，他爱的「台湾」是在整个中国之内的台湾，不是台独虚构的「台湾国」；同时许雪姬的谎言又否定了叶盛吉等台籍烈士改革秕政、谋求中国统一复兴的理想与主动性，使其牺牲恍若成了「无谓的悲剧」。殊不知叶盛吉曾向杨威理说过：「只要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抵死我也要坚持走下去的」8，而这正是儒家「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求道精神！因此叶盛吉对自己的道路从没后悔，其抉择正是义无反顾的壮举。
更何况，彼时叶盛吉在混乱的时局下并非没有其他选择，譬如效尤前面所提的媚日皇民李登辉，全然抛却良心；或是像叶光毅所言：「叶盛吉比日本青年多了很多条路。第一条，选中国共产党；第二条，依附国民党，或者照台湾世俗人的眼光当变色龙，墙头一根草、风吹两边倒；第三，在台大当助教。当年遣返日本人回国，台大医学院空下很多的职缺，以他的才华，我相信他要升职是很容易的。要不然他不要对台湾不满，就静静地在学校待也可以。或者在还没戒严时，也可以到大陆或到美国去，或者就乖乖地在台大毕业以后回台南当个医生啊！假如又不要，他还能坐船去马尼拉，因为他姐姐在那里当护士。9所以你看叶盛吉有几条路？就这一点而言，叶盛吉比日本年轻人更加幸福。但他没有回避，他有神圣的使命感、要扛起苦难。他具有一个知识分子所自觉产生的力量，能从一个旧阶段提升到另一个新阶段。」
叶盛吉择善固执，生死以之，正是中国的士大夫、中国的读书人、中国的大丈夫才有的特质。他最后走上这条路（加入中国共产党），完全不是「别无选择」，更不是「误入歧途」，而是基于其使命感，审时度势之后的义无反顾。如果硬要说叶盛吉选择参加共产党而牺牲叫作「被迫」，也只能说他是受其良心所驱使，然后被时局发展所迫，保全其不朽之人格。
「义无反顾是叶盛吉的信仰」，叶光毅也说道：「他不是无谓的悲剧，而且我相信叶盛吉不是犬死（按：日语词汇，指白白死去），叶盛吉虽败犹荣，他是在往祖国复兴、为全人类的方向奉献生命，『把希望给整个人类』，社会主义不就是这样吗？所以许雪姬说叶盛吉那时候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共产党，我认为她是错的，而且历史没有if，（叶盛吉的选择）哪里有那么简单，这个会掉命的！」
推己及人、由爱中国推广至爱全人类，这正是中国儒家特有的「天下为公」之巍然理想，因此虽然叶盛吉濡染更多的可能是日文书籍，但他短暂一生所反映的中国文明风采却远比许多数典忘祖的中国人更熠熠生辉。因此叶光毅也说：「我父亲虽然中国（传统经典）读得很少，但不能说没有（受到中国文化薰陶）。如他在日记里边讨论纳粹德国犹太人等种种问题时，他最后都会讲到他有『Providence』──天地公道。所以我父亲说要『以忍苦与信仰求永远的生命』、『把希望带给整个人类』，就是『解放人类』、不要有人吃人的社会（按：即顾炎武所告诫的「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虽然这个是理想，但总是要努力吧！」
也因此，杨威理尽管知悉叶盛吉愿为正道牺牲的志向，却仍在《双乡记》内写道：「叶盛吉在生活、社会、政治、大学、异性等问题上都不能遂己所欲……叶盛吉也有他优柔寡断的一面，如果他在这个时节里（按：指光复后）不踌躇不决，毅然离开了台湾，则其后的人生旅途，谅必会有重大的变化，肯定也不会发生把他那年轻的生命断丧岛屿故乡的悲剧了」10。这样的假设虽然怀有对挚友的不舍，但终究小觑了叶盛吉的无畏与理智，也凸显虽同样身为中共党员、叶盛吉慎思明辨（而非优柔寡断）、义无反顾（而非命丧岛屿的悲剧）的层次已远超出杨威理的理解层次。故此，叶光毅也表达对杨威理评断的否定：「有一些话我不太同意，他说叶盛吉有一个缺点──优柔寡断。所以杨威理对叶盛吉的认识，还是有他的局限性」。总而言之，叶盛吉如果真是「优柔寡断」之人，就不会有他的同侪好友（包括杨威理、颜世鸿）共同称赞的领袖型人格魅力。
不受日本皇民化教育玷污的中国君子
正因为作为中共党员的叶盛吉怀有这般高尚的品格与坚毅的理想性，连带使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力更加凛然与富有道德性。比如被叶盛吉于1950年1月23日吸收入党的台大医学院学弟颜世鸿，便自承「我是一个偏于无政府主义者拉斯金的崇拜者，本来应与布尔什维克和毛泽东毫无关联」，但感于叶盛吉的才情与人格，「我是在人生经验及逻辑上输了他，也服了他的人格，才被他收取为徒弟」11、「我已经中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中国心结』之毒深而不自知」。12甚至在颜世鸿入党当日，颜世鸿还就中共土改过于激烈的问题同监誓的上级党员陈水木争辩，而在场的叶盛吉始终站在颜世鸿一边。此事也恰能打破部分教条主义者的迷思：即叶盛吉等人乃先左倾、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才开始爱党爱国，事实上他是先存有爱中国之心、才决定加入能带给中国崭新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就此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洪流，简而言之，叶、颜这一对「师徒／同志」是「先统后左」，而非「先左后统」，因此不会因为中共某一时期的作为而改其初心
故此，如今高龄95岁的颜老前辈，迄今仍谨守叶盛吉的精神而无怨无悔，日夜切盼中国的复兴，这令打从少年时期便自颜世鸿口中听闻父亲行谊的叶光毅也叹道：「当我抓住颜世鸿的手时，我感觉他的热血还在贲张。叶盛吉才活27岁，我相信他有做一个革命家的热血气概，而颜世鸿活到现在，当然仍有这气慨！他（可说）是中国共产党坚守在台湾的战士、党员！」13
由颜世鸿身上体会到叶盛吉如此高洁的感召力，令我们由衷感佩。参与访谈的本刊总编辑称叶盛吉「可能没有读过《论语》，但他实际上完全符合《论语》中子夏形容孔子说的『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还有孔子所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他完全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式的君子。并且君子并非不犯错，但是不贰过，像叶盛吉一察觉自己什么思想是错的，他马上就改，这一点已经超越跟他同时代的日本人跟台湾人」。更可贵的是，「叶盛吉具有两个当年日本人很少、台湾人更少的特质，其一是他的自尊心非常非常地强；其二，他的是非观非常非常地强。因此叶盛吉太优秀──优秀到做『日本人』满足不了他，所以他变成中国人。」
叶光毅也同意道：「对，这个容器（按：指日本认同）已经容纳不了他，他有思考、有苦闷、有进步──最多的是进步。我觉得大陆的共产党员对此也要学习。因此叶盛吉真的没有给台湾人、也没有给中国共产党蒙羞，共产党有这么优秀的党员、台湾人之中也有这么优秀的人！」叶光毅还补充称，自己前往日本留学后遇到许多跟父亲一样毕业自仙台第二高等学校的日本人：「有的人很坦白跟我讲：『抱歉我的见解、我的想法不尽然跟叶盛吉相同，我不是中国人、我不了解你们的背景，（所以叶盛吉的选择）可能有更深层的意义』」。从这席话更可印证：叶盛吉的优秀，是只学习中国文化皮毛的日本人根本无法望其项背与理解的程度。
此外，叶光毅也推断，正因为叶盛吉的人格魅力与为组织奉献的精神，才令原台大医学院党支部书记刘沼光潜往大陆后，将领导权交给叶盛吉，而非党龄更深的林恩魁。而事实也证明叶盛吉并未辱没所托，反倒是林恩魁出狱后成了台独，与叶盛吉、颜世鸿等昔日同志背道而驰，而这更加反衬了叶盛吉的伟大。
如此耀眼的品格，令自幼失怙的叶光毅虽然从未亲睹父亲一面，但也能从叶盛吉遗留文书与其他亲友的口中窥见其光芒。连结婚后都不知道丈夫是共产党员的郭淑姿，也仍记得叶盛吉会不时流露为国为民的情怀（叶光毅称：父亲曾在约会时向母亲谈法国大革命、谈对社会的关怀、强调「我们光复后从此做一个中国人」云云）。这使得郭淑姿对叶盛吉的抉择虽体认得不十分透彻，但叶盛吉的人格魅力仍使郭淑姿引之为叶光毅的榜样，并鼓励其前往日本留学以便读懂父亲思想。
此外，再加上叶光毅颇具好奇心：「我小学时（社会上）都说共匪很乱、很坏，但我得了解到底坏在哪里，他真的是很坏吗？对不对？小时候，我住胜利路时还会偷听短波（收音机），因为曾继绍教授14是电机系的，他会组短波。当时我听到莫斯科用日语广播，我有听到国际歌──虽然小时候我的日文有点奇怪，日本人听了会皱皱眉头15──还有（中共）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的『现在开始对台湾广播』」，故叶光毅对叶盛吉所加入的中共，从未如其他台湾人般视之为洪水猛兽。
况且叶盛吉早在1944年日记内就挥笔写下过「踵继余之志者，唯我血嗣而已」，身系囹圄时更捎信给颜世鸿，要求他「有一件事要请你牢牢记住，我现在的思想感情，和过去一年多来同你交谈时的思想感情，没有任何变化……但我有一事相托，即来日请把我的这思想感情好好地转告我的家属」16。故当颜世鸿出狱后，便联系上叶家，向叶光毅叙说叶盛吉希望血嗣所能踵继的「思想感情」──热爱中国、做个助力民族复兴的中国人，使叶光毅在学好日文读懂父亲遗稿之前，便已理解叶盛吉的抱负，从而敬佩父亲的人格。这不仅有别于许多不明白、不好奇、甚至不谅解父祖作为的台湾左翼政治犯后代，更揭示叶盛吉生平与人格的正面意义：他正该做为两岸统一后台湾「再中国化」的典范人物！使能踵继其志的人不再仅限于血嗣、而是与大陆同胞同为炎黄血嗣的台湾人，使台湾人能再度成为「中国人」！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
正因叶盛吉的言行，同时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与中国近代反帝革命的壮烈，所以记载叶盛吉思想的大量文书遗稿，必须被正确诠释而非片面解构，借以传承其舍身奉献的「志」，绝不能任其被台独曲解利用为政治宣传工具，也不可沦为形式主义「学术研究」的简单样板。叶光毅也认为：「这些资料（按：指叶盛吉文书）已经经过多年，虽然如今在冷气室里可以浏览得很轻松，但光靠我一个叶光毅，做这个（按：指永久保存与译注出版）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再把它弄深一点、再多加思考一点，便更能够展现其后劲，使之更加丰厚扎实。他是赐给台湾跟大陆、海峡两边中国人最后的礼物。他的故事很精彩，是属于海峡两边中国人的公共财。至于若只是单纯请我去介绍叶盛吉、然后现场听众点个蜡烛表达不胜唏嘘，就没有任何意义，我是不搞这些的。」
这正符合《远望》发掘与弘扬叶盛吉等爱国烈士的初衷：他们没有白活，我们就不应让他们白死！唯有正确解读「叶盛吉们」的理想、实践「叶盛吉们」的理想、进而传承与守护「叶盛吉们」的理想，才能真正反独促统、推进与巩固两岸统一，如此方无愧于前贤先烈的牺牲。否则若只是等闲视之，令「叶盛吉们」仅仅成为文献史料中或展览会场里的一个个名字，甚至任凭台独势力的糟蹋，那才是叶盛吉们的真正「犬死」，是务须避免的「无谓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