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在台海两岸分别发生过离奇、吊诡的悲剧。这两个事件都造成人员死伤、社会撕裂，当然是悲剧。但这两起悲剧所以离奇、吊诡，是因为事件明明已经平息，但很多台湾人（他们几乎都非事件受害者）却不肯让历史翻页，每年固定要借机炒作，刻意让伤痕再度撕裂、淌血。还有，这两起事件的死伤数目明明已有定论，但有心人却巴不得死伤越多越好，所有「死伤不多」的意见，几乎都会遭受围剿、攻击。这两起悲剧就是台湾的「二二八」和大陆的「六四」。

多年以来，绿营用这两个事件在岛内撕裂蓝绿、丑诋中国；蓝营则拿香跟拜，如马英九每逢「二二八」必道歉、每逢「六四」必抗议，还说「六四」不平反，两岸就不能统一。但是，「真相」却似乎越飘越远。

针对「六四」，以往每年在香港、台湾都会有「纪念」活动。但自从去年《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警方已连续两年禁止公开的纪念活动，港民对此事件的态度也因经历了2019-20年的反修例暴乱及《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的拨乱反正而逐渐反转1。但是在台湾岛内，「民运人士」、台独、藏独等27个团体不顾疫情升温，仍举办一系列「六四32周年」纪念活动，继续炒作这个连香港民众都已逐渐放下的一页历史。

反共、仇中分子炒作「六四」的手法跟炒作「二二八」一样，都是从一面倒地夸大反政府民众的死伤人数下手，但他们向来却都忽视「六四」中被暴乱群众打死的解放军，以及「二二八」中被台籍暴民打死的外省人。那么，真相究竟如何？

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于2021年6月1日发布的「六四事件周年调查」报告，香港市民「认为北京学生做法正确比率」、「认为中国政府处理错误比率」及「支持平反六四比率」均降至有纪录以来历史新低；此外，「认为应该解散支联会的被访者比率」亦为1993年5月有纪录新高。

六四死伤人数之商榷

人马杂沓、万头攒动之下，最有条件统计死伤人数的，是掌控户口资料、医院、军警资讯的当地政府。1989年6月6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告诉记者，估计有300人丧生，包括「部队、暴徒和旁观者」。他说受伤的不仅包括两千名平民，也有五千多名士兵。

袁木告诉NBC 新闻（NBC News）的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在清除广场上抗议人士那天，「没有一个人」在广场上死亡。此言一出，众皆哗然。曾为美联社报导天安门广场冲突的美国记者潘文（John Pomfret）表示，这一说法可能是准确的——因为死伤发生在广场外。2

当时身处北京的加拿大学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六四」之后曾到北京所有13家医院搜集资料，统计出送至医院后证实死亡者479人，受伤者920人。

张万舒写的《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引述6月5日纽约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曾刊登外国媒体对于死亡人数的估计，估计范围从300人至3,000人不等，大部分媒体均估计「过千」。（外国媒体大多对北京不友善，不会偏袒北京。）

反共的港独人士许伟恒在2019年出版《六四十问》，他只敢肯定「死亡人数不止727人」，但是他所提供的资料不可能比此数多很多。至于「天安门广场」上有没有死人？此书也只说「五人」。

对照「二二八」之后，国军在全岛「清乡」、镇暴好几天，也没死到一千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受理申请赔偿金26年间（1995-2021），总计「死亡」686件、「失踪」181件，二者相加为867件。六四镇压只在北京一地、一晚，不可能死一、两万人。

台民曾误信中共要血洗台湾

「六四」和「二二八」的过程类似，政府宣布戒严、出动军队，是为了驱散群众、恢复秩序。只要乌合之众散去，就可收兵，解放军不是在和敌国军队作战，不必你死我活。试问，如果死百人、千人就足以吓唬、驱散群众的话，政府需要杀死一万、两万吗？（别忘记，事件平息后，中共还要执政，还要概括承受民间所有的不平与愤怒。）再问，手无寸铁的乌合之众，死数百人之后，还不抱头鼠窜，离开广场，非得等死掉一万、两万之后，才醒悟、逃跑吗？

「二二八」后，国军从基隆登陆，直驱台北。有人说这一路上国军杀了几千、几百，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群众早已闻风而逃、鸟兽散，不会螳臂挡车、当烈士。国军想在路上找这么多人杀，都很难。

1950年代因为白色恐怖被抓的高雄人陈明忠，他说狱中来自全台各地的难友谈起各人的二二八经验和死伤情况，估计死亡人数合起来应该不到千人。日后有次他在海外如此说，有人驳他，说在高雄就死了30万人。陈说：「当时高雄只有15万人，难道还从外地运15万人来杀？」那人气极竟然质疑陈明忠：「你是不是台湾人？」3

被台独洗脑的台湾人，非理性、不实、恶意地污蔑早年国民党在台的作为；被国民党反共教育洗脑的台湾人，则高估了中共的野蛮、残暴，低估了中共的EQ与IQ。早年台湾人接受国民党的反共宣传，都相信中共要「血洗台湾」，连蒋介石也在1960年雷震被捕后于内部讲话中提到中共要「血洗台湾」，但稍懂兵法的人，都知这是国民党捏造出来恐吓台民、要坚定台民抗共决心的谎言。中共的档案资料中，从未出现这四个字或这种战略思维。台湾情治单位在1980年代戒严时期出版的反共宣传品《认识敌人：共匪叛乱史实及大陆现况图表》（新店：法务部调查局，1984年5月）也没有列入这一项；任职于调查局的郭瑞华在2009年于「匪情研究」重镇政大东亚研究所提交的博士论文《中共对台工作机制研究：政府过程的观点》中，详尽地梳理了从毛泽东到胡锦涛时期的大陆对台政策与执行机制，但他也丝毫未提「血洗台湾」。理由很简单：因为根本举不出证据。何况「血洗台湾」的战略，会逼出台湾军民的同仇敌忾，增加中共取台的成本，善于用兵的毛泽东会如此愚蠢？国共内战中，大家都知道国民党的兵越打越少，许多都投共去了。如此善于收服人心的中共，为什么要喊出「血洗台湾」？

熊玠教授的亲身见闻

纽约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熊玠，在「六四」期间正住宿「北京饭店」，距天安门仅咫尺之遥，居高临下，目睹一切。他在2009年7月号《海峡评论》223期，写了〈一个天安门事件「变相受害者」的「含冤」回忆〉一文。此处引述几段如下，有助我们拼凑真相。

「我在北京饭店中座的七楼翻越一个厕所窗户爬到外面屋顶上居高临下观看，见到解放军部队由长安街东边跑步朝向天安门而来。手中没有带枪支，头上没有戴钢盔。没有穿制服，只穿汗衫长裤。他们的任务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般装扮？这是我第一个疑惑。等到他们跑到了天安门广场东边边缘时，已经气喘如牛。顿时，学生（其中还夹杂有工人）将他们早在路边堆积成山的石子与砖头，扔向这些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士兵。解放军一声令下回头撤退，往来的方向跑去。

等到两、三个小时以后，解放军再回来时，他们是开坦克车沿着原先道路进来的。可是这时，学生已将长安街上原来用作隔离脚踏车（大陆叫自行车）与汽车的铁栏杆，挪用作路障。只见一个坦克车被这样的路障卡住。该坦克车在利用先后进退办法试图脱身之际，不幸撞到人群。于是学生们将手持的汽油泼向该坦克车，再点着熊熊大火燃烧。数分钟后，坦克车火烧的温度太高。里面的三位士兵打开车盖企图爬出来时，四周群情激昂。远远就可听到大家呼叫『打死他』﹗『打死他』﹗三个士兵活活被打死。自此以后，别的坦克车才开始横冲直撞的奔向人群……」

「解放军部队由长安街西边奔向天安门。正如我在东边看到的一样，这些部队也是没有带武器。按照这位分社主任在当场所见，解放军的武器均放在军车随后载运进来。可是半途中却被学生拦截了。学生把枪支抢来，对着徒手的士兵开枪。据他估计打死了一百多士兵。然后其他士兵再从学生手中夺回枪支。继而打死学生约二、三百人。」

「我曾与天安门学生对话。因为我称赞他们有组织，他们坦陈他们已策划近两年。他们下课后，就参加所谓的『民主沙龙』。这次大游行的一切筹划与分工等等，都是他们『民主沙龙』所殷切谈论的。他们还有『导师』指导他们。导师是（北京大学的）李淑贤教授和她丈夫（安徽科技大学校长4）方励之教授。另外，就是这一切筹划准备，都脱离不了需要大笔经费。那么他们的经费是那里来的，这也是我第四个疑惑的另一部分。不过对于这一点，有同学告诉我他们的导师『自然有办法』。」

学运背后影武者　呼之欲出

天安门事件掩盖了当时发生的另一件大事。1989年5月16至18日戈巴契夫访华，会见邓小平，这是中苏交恶30年来的大变局。中国从以前权力不对等的「小老弟」，转为与苏联平起平坐的强国，甚至让苏联愿意对中国所提的「三大障碍」（苏联驻军外蒙古、苏联占领阿富汗、苏联支持越南占领柬埔寨）作出实质让步。这是中共对苏联外交的一大胜利，但却完全被天安门事件所掩盖。示威学生不顾大局，坚持留在天安门广场，欢迎戈巴契夫的仪式因此被迫改在首都机场进行。

对照于1970年代初期，中、苏交恶促使尼克森兴起「联中制苏」的大战略，美国并且因此获益；1989年中、苏的和解与正面互动，怎不令美国寝食难安？天安门事件从该年4月中旬开始发酵，到6月4日爆发惨剧，对中国产生严重打击，此一期间不但正好涵盖戈巴契夫访华的全程，天安门事件也把中国对苏联外交胜利的喜气与士气完全冲销。学生运动背后的影武者岂非呼之欲出？

「六四」是失败的学生运动

30年来，「六四学运」虽被西方与港、台拱上道德高地，但其实它是失败的学运，并不足取。下面再引文化大学政治系石佳音教授在《远望》杂志2020年11-12月号〈群众为何走上街头〉一文以做说明。

「群众运动若不失控就能反应问题，失控则会制造新问题，也可能模糊掉原来的问题。总之，乌合之众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把问题反映完毕，它的功能就已达成。乌合之众不断上街是无法解决问题的，群众也许可逼迫能解决问题的人出面解决问题，但负责平息群众不满并解决问题的是当政者，不是群众本身。」

「由于乌合之众的群众运动经常气氛激昂，如果领导组织由乌合之众内产生，这些领导者往往是『激进者』，因为愈激进的人才愈能够领导现场。……在1989年的『北京民运』中，当时天安门广场上主张见好就收的人没办法当领导者，他们甚至连话语权都掌握不到；而主张群众继续抗争到底的人，就可能成为大家拥护的对象。所以在群众运动现场的群众之内产生的领导者，常使得群众运动难以控制，最终可能玉石俱焚，『北京民运』就是这样。」

「利用街头群众运动来达成政治目标的做法共有三原则，即毛泽东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师出有名，……没有道理就没有道德正当性，正当性过低会使诉求不易引起共鸣，群众难以扩大。……运动者应选择对达成政治目标『有利』的时间与角度发起群众运动。……最后且最重要的原则是『有节』，即见好就收，不为已甚。即便任何一场群众运动大获全胜，如果『运动者』不见好就收，还想继续扩大运动规模或提升诉求，对当政者步步紧逼，可能导致『有理变无理』，……甚至可能把已争取到的目标全盘摧毁，『北京民运』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当时中共中央已大幅退让，派遣国务院总理接见天安门广场的『民运领袖』。吾尔开希做为学生代表，衣着随便，神气十足地警告共产党官员，甚至不断提高诉求、威逼政府，使谈判演变为僵局。『北京民运』一开始是『有理』的，共产党退让后也『有利』了，却因为没有做到『有节』，导致整场运动无法收拾。除此之外，学生代表柴玲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接受西方记者访问时，公开表示群众运动收不了手，不知该如何达成其政治目标，最后只能『期待流血』。柴玲没讲出口的是，她期待流血之后能引起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或者对民运的声援。『北京民运』过后，流亡国外的柴玲向当时身处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R. Lilley）提问，为何『北京民运』流血后美国仍未介入？李洁明表示：我们（美国）本来就无意支持广场上的民众。此例说明如果领导组织或声援的力量来自国外，那么国内民众大概只是纯粹的工具，随时可能被国外势力策动、牺牲。群众的一切善良目的与美好动机，最终都会变成国外势力掀起国内动乱的工具。」

1989年「六四」的前一周，学生代表柴玲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大言不惭地说：「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而当记者问柴玲：「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柴玲答道：「我想我不会的。我不甘心，我要求生！」20年后，柴玲成功地在美国「求生」了。当年柴玲自己不愿坚持运动却将其他人推向险境，后来自己独自在美国继续享受安逸的生活，足见柴玲的虚伪。（柴玲在美国成功「求生」的画面撷取自：YOUTUBE@中时新闻网，中天新闻报导之〈「六四」20周年不一样〉，2009年6月3日，1'40''）

如此惨剧　熟令致之？

2009年11月号《海峡评论》刊出旅美评论家史威对熊玠一文的读后感，其中一段意味深长，值得深思。

「海外一些『民运』人士在总结『六．四』的经验教训时，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矢口否认其率先夺枪打死解放军战士的血腥暴力行为；二、避而不谈如果他们得逞了结果会怎样，拒绝把中国和苏联解体后的实际加以比对，不敢涉及它将给中国人民造成怎样的灾难。前者是因为说了实话，他们就丧失了全部道义根据。后者说明了他们根本没有为中国人民的利益着想，而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上看问题，想事情。」

当年坦克确实开进天安门广场，但是如此悲剧，熟令致之？前面的分析已经提出了答案。我们不能仅凭军队以武力驱赶群众的最后一幕（却忽视、纵容前面更长、更复杂的过程），就论断学运的「正确」与「无辜」、政府的「蛮横」与「不民主」。

川普任内的最后一年，美国到处都有抗议黑人被警察踩断脖子的群众运动，它们并不像天安门的群众聚集了四、五十天，也没对首都治安造成长期威胁，更未见外国势力的搧风点火，但美国军警在第一时间立刻就开枪驱离他们。世人未对美国政府的强势作为置一词，却对被迫驱赶群众以免国家分裂的北京持续丑化至今。这是何等明显的双重标准？

2020年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发生警方怀疑美国非裔男子佛洛伊德使用假钞遭，在盘查的过程中，警方因单膝跪在佛洛伊德脖子上长达八分钟而其导致其死亡，此举引发众怒和示威，并发生多起暴力乱象。对此，川普于5月29日表示：「一旦发生抢劫就开枪」（画面撷取自Facebook@CNN，Trump tweets on protests: 'When the looting starts, the shooting starts'，2020年5月29日，5'29''）。

迈向未来　先读懂中国

如果中共真是如此残暴、冷血，几与全民为敌，为何「六四」过后不久，大陆立即恢复稳定、成长，国力蒸蒸日上，眼见即将成为举世第一经济体？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历年对各国民调，民众对自己国家发展前景最乐观的总是中国，高达八成以上，欧美国家仅三、四成。大陆政府若真如此不堪，八成以上中国公民都是笨蛋？

「六四」死亡人数的问题，已经成为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无解、无聊问题。但是我们在拼图的过程中，如果已经拚出大象耳朵了，就别把猪尾巴强往大象身上拚。拼图就是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象耳朵类似中国的优秀表现，猪尾巴类似残暴、不堪的政府。个别每一片拼图确实代表某一动物的一部分，但所有碎片拼成一只动物时必须合情、合理（make sense）。

如果暴政必亡，在天安门「大屠杀」的这个「暴政」和中国长达40年持续进步的事实，该如何放在一起解释？

不论迈向未来，还是为台湾找出路，我们都得先读懂中国。但是，要读懂中国，首先请停止自欺欺人的「装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