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八九运动毫无疑问是一场悲剧。从大多数学生的角度讲，一场本意良善的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被强力镇压。从中共的角度看，八九运动以「六四」告终，导致改革停滞甚至倒退，而这也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唯一的一次。其结果，许多改革核心人物被迫退出历史舞台，中共本身的合法性也遭到重创。不仅如此，中国因此而受到西方的孤立和全方位制裁，自乒乓外交以来日益改善的东西方关系从此逆转。甚至于统一的进程也因此受挫，至今港台仍有人不断引「六四」来拒统。

然而令人叹息的是，中国付出如此巨大代价却没有任何一方是赢家，所有参与方都是输家，这当然是一场令人扼腕的全民族悲剧。但是，在我看来，这场运动之所以是悲剧，并不仅仅在于此，而是满腔热血、真诚无比、不惧牺牲的学生群体所追求的目标──西方式民主──根本就不适合中国。换言之，不但这个悲剧收场的运动原本没有必要发生，而一旦启动了，无论结果如何，还是将以悲剧收场──亦即，如果这些学生成功了，带给中国的仍将是灾难。更悲剧的是，中共为了避免灾难的发生，捍卫改革开放的路线，而不得不采用最极端的方法，并由此背上历史沉重的负担。对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我称之为倒错的悲剧、扭曲的悲剧。

要理解这一点，首要的自然是要明白：何以西方式民主在中国行不通？

第一，「文化是制度之母」，英国政治哲学家艾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一再强调：任何制度的变更一定要从自己的传统中延伸而来。无独有偶，中国学者钱穆也有类似的结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沟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他还发出这样的反问：「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这方面中国有过相当惨重的教训。这也是中华民国这种完全移植自西方的制度模式在中国失败的根源。

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简而言之就是只有一个政治中心。这和儒家文化强调世俗化、政治上突破血缘限制的科举制有关。由于世俗化，宗教在中国社会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也根本无法与强大的政治权力抗衡。科举制令中国存在高度的社会阶层流动，其后果就是中国从未有一个稳定强大的贵族阶层，从而无法对政治权力形成挑战和博弈。这和西方文明皇权、教权和贵族多方博弈、制衡完全不同。

当然长期的历史记忆也使得整个社会对政治一元化的高度认同。因为每当出现多个政治中心之时，国家往往陷入分裂、战乱，民不聊生。这种惨痛的历史记忆已成为全民集体无意识，甚至在造字的时候都能体现这种记忆。比如一个中心是「忠」，两个中心是「患」，就是写照。

此外，中华文明的价值偏向，如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也排斥了西方以竞争性、对立性为特点的政治传统。

第二，从人类历史来看，一个国家向民主转型往往是代价极为高昂甚至是生死攸关的跨越。全球第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英国，经历了两场残酷的内战，一次军事独裁（克伦威尔）、一次复辟和一次光荣革命。尽管如此，相对来说，英国付出的代价还是相当小的。法国200年来经历了五个共和、两次复辟、两次帝制、一次君主立宪，还有一个短暂的巴黎公社。整个国家几乎每20年就来一次血腥的大波动。其他发达国家如德、日，也未能逃出这种宿命。德国一战后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宪法：威玛宪法，却成为希特勒上台的工具。然而走向法西斯主义不仅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也给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全国成为废墟，德国被肢解。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个十年就发生150多次农民暴动，后来还发生了内战，死亡数万人。二战末期，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后来，它们在盟国占领之下，以及冷战的出现，才完成了民主转型。

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者仍处于危险的转型中，或者转型过后仍然处于落后状态。泰国效仿西方建立君主立宪制已达90多年，但至今国家仍是军变和民变交替上演。亚洲其他国家缅甸、印尼、马来西亚、寮国、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大同小异：不是军事政变就是持久的内战。不仅如此，民主制度总算稳定下来的菲律宾和印尼，仍是全球最贫穷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所以这两国的民主前景仍然非常暗淡。因为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了：经济越发达，民主越稳定。而贫穷、落后和腐败则往往令民主极为脆弱。

和亚洲不同的是，拉美各国大都是由原宗主国的殖民者的后代建立，在民族、宗教、文化传统上有着高度的同源性。墨西哥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独立后，从1824年到1848年发生了250次政变和叛乱，更换了31位总统。后来建立的仍然是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长时期的独裁统治。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却又发生内斗，让墨西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陷入内战。革命结束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获得了政权，并且一党独大统治墨西哥，直到20世纪末。2000年墨西哥出现第一次政党轮替，才算是完成了民主转型。拉美其他国家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均有着类似的惨痛经历。

以研究民主崩溃著称的学者包刚升曾总结道：一个国家平均要经历1.5-1.7次的民主崩溃，才能实现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这一数字是较早启动民主转型的18个大国的平均值。

显然，假设我们仍然要把西方的制度模式做为政改的方向，中国这种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国家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想像的。更为重要的是，前述那些较早民主化的国家都是在当代全球化之前实现的，而在今天一年的进步相当于过去十年的情况下，这样曲折的转型的后果则是中国将远远的被世界抛于身后。

第三，从现实看，一个多民族国家如果实行西方这样的民主，极易导致国家分裂。不仅如此，就是已经建立起稳定和成熟的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也同样找不到有效的方式解决国家统一和民族认同问题。前者有苏联、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后来的印尼。后者则有英国（苏格兰）、西班牙（巴斯克）、土耳其（库尔德）、法国（科西嘉）、加拿大（魁北克）。面对分裂势力的挑战，大多数国家都是依靠武力应对。

美国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成名作《历史终结及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中认为：「过去的苏联根本不可能实现民主化，因为一个自由到可以被看成是真正的民主的苏联肯定会立即按民族和种族解体成许多小国家。」「民主化在其实现以前，必须经历一个国家分裂的痛苦过程，这个过程不会很快结束，甚至还会发生流血。」1

中国基本上是到了20世纪才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也还是上世纪初由梁启超提出的。客观来说，「中华民族」还没有成为各民族的共识。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仍然存在疆独、藏独和台独的原因。这也同样是为什么疆独、藏独和台独都希望中国「民主化」的原因。而中国显然无法接受也无法承受国家的分裂。

第四，西方是通过渐进方式，逐步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制度，可以说是从种子长成大树。英国如果以1688年的「光荣革命」成功为起点，到出现政党、再到最终实现普选，用了200多年的时间。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基本如此。美国黑人1965年才有公民权，瑞士1971年才实现普选。这个过程经过漫长的充分发育和演变，是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国家民族化、社会公民化及法制化等发展起来的。但是，自从西方彻底完成民主化后，这种情况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所有后起的转型国家都是采用瞬间突变甚至是休克方式完成的，可谓整树移植。这个原因可用一句话作为总结：高级民主一旦产生，就不会再提供初级民主的合理性。但激进式的民主化造成的代价与风险却极为高昂。

事实上，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成功的国家是在完成现代化之前就实行普选民主的。在现代化完成之前实行普选民主的，没有一个国家是成功的。也就是说，在西方，民生的发展有可能导致民主的产生，而民主本身却无法推动经济的发展。

第五，当中国处于民主化转型的艰困过程中，西方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不但不会像当初对待东欧国家一样施以援手，相反的，它们必然如同对待当年的俄罗斯一样，落井下石，公开支持各种分裂势力，由此彻底根除中国未来再度崛起的能力，永远消除中国对西方国家潜在的威胁。

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之所以失败，而东欧则取得成功，原因在于西方对于处在转型困境的东欧大力援助，对于俄罗斯则袖手旁观。因为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仍太过庞大，一旦复苏仍将是西方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当时俄罗斯全面拥抱西方，但西方仍然想尽一切办法，将苏联解体时唯一一艘在建的核动力航母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实际是由乌克兰接收）肢解。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主化转型不但不可能成功，相反会永远丧失发展的机会。也就是说：如果30年前那些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得偿所愿，中国极有可能与苏联同步土崩瓦解。

此外，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人情社会，广大农村更是一个宗法社会，而不是西方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的权、责、利清晰的法治社会。经过40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各个层面都已经结成了以利益为基础的关系网，这就是今天俗称的利益集团。打破这种网络的唯一手段就是最高政治权力。但假设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各个层面的利益集团将利用所控制的资源，把任何能够挑战它们的力量通过选票排斥在外，并通过选票将它们的利益合法化。而最高政治权力为获得选票，同样需要地方上的利益集团的支持，最高政治权力不但不能如同过去制约各种利益集团，反而需要向他们俯首。在这样的状态下，社会公正将更加远离中国。

自从1840年中国第一次被来自海上的文明打败之后，以西方为师便日益成为中国各界的共识，并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过程。然而越来越深化的学习并未挽救中国的命运，从而又引发了逆向的反思。梁启超1903年在美国考察8个月后得出了醒悟般的结论：「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其如于我不适合！」可谓振聋发聩，当是最早打破西方迷思的知识分子。只是到了1989年，青年学生仍然未能达到梁启超当年的思想高度。

回望这场不堪回首的悲剧，最令人唏嘘的是，学生义无反顾的要把中国带向一个他们认为正确但实际却会导致灾难的道路上去，而共产党为了避免国家走向这种灾难，而不得不对自己最值得珍惜的群体采取决绝的手段。这真是一场扭曲和倒错的悲剧。今天当我们醒悟到这一点，自然要大声呼吁：这样的悲剧绝不能再重演。这既取决于中华民族的醒悟，也取决于中国模式的进一步的成功发展和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