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规模的所谓的「反送中」运动已经持续近三个月，其严峻程度前所未有。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说：「香港正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当前最急迫和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阻止香港滑向沉沦的深渊」。中联办主任王志民指出，现在这场斗争是关乎香港前途命运的「生死战」、「保卫战」，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

中国政府官员发言一向稳重谨慎，如此表达看法十分罕见，这也足见香港事态的严重。

不过这么大的一场危机，其导火索却非常小：一位香港人在台湾杀害其女友潜逃回港。特区政府为了惩治罪犯，决定修例，让台湾、澳门和内地都能遣返犯罪嫌疑人。这本是一个常规刑事修法，但却一路升级成今天的大动乱。

过于宽松的「一国两制」是动乱根原

在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中，向来多制并存。但是从现代主权国家出现以来，包容高度差异的「一国两制」就没有成功的先例。美国曾经搞过，最后以内战告终。1950年中国在西藏也尝试过，最后也是以平叛告终。所以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出现问题并不令人意外。

中国为什么当初决定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根本原因还是国力不足，是面对现实做出的理性又无奈的最佳选择。当时一国两制不仅可以实现主权回归，还能发挥香港经济上的优势，加快中国自身的发展，而且当时中国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和经验都无法和现在相比，面对香港这样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北京确实缺乏直接管理的条件。更何况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内部问题和挑战数不胜数，根本无暇管理香港。

至于一国两制在香港出现的问题主要如下：

一、西方可以全面利用过于宽松的「一国两制」渗透香港，影响香港的民心民意。在香港，攻击大陆政治制度和领导人的图书杂志随处可见，但捍卫中国模式的图书很少。这原因不难理解：中国模式被西方扣上专制的帽子，在西方话语权仍占优势的大背景下，很容易被接受。而且批评和否定比较容易，更能吸引人的注意力，但辩护或正面肯定的吸引力就比不上负面言论。这是人性使然。

如果东西方关系稳定、甚至友好，西方国家对香港的渗透和影响就平和一点，如果东西方关系对抗性强，就会在香港反应出来。这一次香港持续至今的如此大规模事件和当前中美关系是密切相关的。

但问题更在于，当香港社会不认同大陆的价值观时，对中国身分的认同自然也会丧失，特别是年青人。这就是为什么根据回归后历年香港大学所做的民调，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整体呈现下降趋势。根据港大的调查，包含各年龄层的全体港人认为自己是「广义中国人」的比率，从1997年的38.7%降至2017年的34.9%，再降至最近的23.1%。针对青年人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自己是「广义中国人」的比率，从1997年的31%速降至2017年的3.1%。换言之，中国认同下降是普遍现象，其中年青人下降得更快，这就是历次抗争都以年青人为主的原因。

二、在一国两制下，大陆缺乏直接影响香港民心民意的手段，只能间接借助香港政府。2003年的23条立法，2012年梁振英要推行国教以及这一次修例，都有类似的困境。但由于「没有话语权」这样的大环境，再加上操作手法有问题，所以不但都失败了，而且还带来反效果。

另一个办法就是收购香港媒体，比如马云收购了《南华早报》。但一来我们不可能收购所有的香港媒体，有些媒体背后也有强大的背景势力；二来在未掌握话语权的情况下，收购几家媒体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中国另一实行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澳门之所以一直没出现过香港的问题，主要是因西方放弃操弄澳门。假如没有香港，澳门就会扮演起今天香港的角色。

境外势力介入是港乱第二主因

我个人认为，香港回归以来屡屡出现对抗性的风波，根源就在于过度宽松的一国两制，给了西方可趁之机，但中央政府反而没有直接的影响手段。「反送中」运动能持久还不断升级，自然和境外势力卷入有关。从利益角度讲，外力主要来自英国、美国和台湾。

英国介入香港是被动的，只是迫于国内外舆论和为了维持自己的大国地位。英国面临脱欧乱局，有求于中国。同时英国在香港有巨大经济利益，也不愿见香港动乱。只是面对香港的动乱，它必须出面讲话，显示它的存在。

美国方面，目前看来川普个人并不想打香港牌。他多次表态认为这是动乱，是中国内部的事，由中国自行处理。但美国庞大的官僚机器则按照惯性深深卷入，包括国会议员、反对党以及对外机构，他们长期形成对颜色革命的习惯性卷入。川普对这些势力既不愿管，也管不到那么细致。

但是从十年来的大背景来看，自从中国崛起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美国对利用香港挑战中国的作用就日益重视，虽然川普对香港议题没有多少兴趣，但美国长期以来的渗透和影响却早已存在。

长期勾搭藏独、疆独、港独的民进党，随时都在找寻见缝插针的机会。蔡英文为了巩固她在党内与岛内的地位，近来屡走极端路线，挑衅大陆。台湾2020年大选将近，台独为了动员、巩固选票，自然视此时的香港动乱为天赐良机，台湾当局自然深深卷入。应该说，外力当中卷入最深、动机最强烈的就是台湾民进党。

可以说英国和台湾的作用是即期的，美国则是长期的。

特区政府和中央的失误

发生这样大的动乱，原因不外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政治上，民众不认同现行的香港政治制度，2014年就发生过要求普选香港特首的「雨伞运动」（9月26日至12月15日）；经济上，2008年以来香港发展相对缓慢（相对于大陆），其地位明显下降；社会上，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巨大，特别是青年人尤为艰困，基尼系数长期超过0.5（超过0.4就是高度不平等），本来就容易引发社会动荡。

除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大背景因素，这次事件还有两点操作层面的原因：

一、特区政府执政能力不够。直接引发这起事件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决定修例。特首林郑月娥有三个重大失误：第一，没有吸取2003年二十三条立法及2012年德育与国民教育事件的教训；第二，没有意识到香港的民情民意和火药桶般的现状；第三，没有意识到中美贸易战的战略博弈背景。

另外，在处理过程也有不少重大判断失误。比如6月9日香港已经发生100万人大游行（警方数字24万人），她却要求立法会绕过法案委员会在6月12日继续审议这个条例，后来在民众包围立法会的压力下才宣布推迟。6月15日她宣布暂缓修例，但为时已晚，失去了平息对立的机会，而且还是无法阻止6月16日200万人游行（警方数字33万8人）。游行前一天一位抗议者跳楼自杀，更激怒了抗议群体。此外，二十三条立法和国教运动都是特区政府一宣布终止，抗议就迅速结束，但这一次却越演越烈，原因在于反政府方要求升高──民阵总结提出民众五大诉求：完全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追究警察开枪责任、不检控且释放反送中示威者、撤销对6月12日游行的暴动定性、特首问责下台。从6月21日包围警察总部开始，整个运动转向非法和暴力，包括冲击立法会、包围警察局、包围中联办和污损国徽、未经批准的非法游行、非法占领地铁和机场（所谓「不合作运动」）、封路、罢工、「光复香港，革命时代」等港独口号出现、国旗被扔入海中等等。

中央政府方面也不无失误。如果和对台政策相比，大陆在台湾问题上出错较少，即使出现了，也能迅速纠正和改进。比如2000年台湾大选，大陆鲜明表明立场，但未能阻止民进党陈水扁获胜。此后，大陆对台湾（包括对选举）的影响方式就高明很多。但香港事务上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问题。

这一次，我认为中联办是有疏失的。虽然修例不是它提出的，但它也没有预见到会有这么大的后果，中联办对香港民情民意有误判之处。特别是在特首6月15日宣布暂停修例前，9日还组织大量的建制派70万人游行支持修例，既耗费巨大资源而无效果，并且显示了判断失准。

此外，香港对中国的认同感自2008年奥运会达到高峰后便开始下降。除了奥运会本身是个特殊不可复制的因素外，也和香港某些群体对这十年来中国的发展演变方向不认同有关。比如他们认为在政治上是倒退。另外，某些案件的程序争议，亦使部分香港人认为现行「一国两制」无法保障他们的言论自由或人身安全。例如，2015年的「铜锣湾书店事件」中，这家出版、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图书的书店共有五人涉案，其中四人是在泰国和内地被捕，而书店经营者则是从香港被带回内地。涉案者中一人是瑞典籍，另一人则是香港和英国双重国籍，这种国际背景更使此案广为人知。2017年1月27日（除夕）晚上，拥有加拿大籍及香港永久居民身分的内地富豪萧建华在香港失踪，后来香港警方调查显示，他在27日经由香港某出入境管制口岸返回内地。这类案件若未迅速妥善处理，就会被人捕风捉影，难免伤及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

强化「一国」，调整「两制」

面对眼前香港回归后的最大挑战，治标之策就是拖下去，直到示威者疲劳。就如同美国的华尔街运动，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其他两个选项「妥协」或「动武」都不可行。

动武之所以不行，原因有四：一是会被认为一国两制彻底失败；二是香港特殊的全球经济地位不保，独立关税区以及独立完善法治对世界的吸引力丧失，金融中心地位丧失；三是造成东西方完全对立；四是增添台湾人对统一的疑虑。

不过，大陆虽然不会动用解放军，但是以武警镇暴平乱的可能性甚大，而且武警是在《基本法》的框架下执法，不能算是一国两制的彻底失败，只能说是「过于宽松的一国两制失败」，因此必须修正。

至于次优选择「拖」，则须付出三个代价：一是平息的时间长，会被世界长期关注，也会被更多的利益相关者所利用。比如拖到台湾大选，将对民进党选举有利。再比如美国就可以在贸易战中打香港牌。二是对特区政府和中央的形象不利，特别是执政党压力很大。70周年国庆在即，如果当天香港大乱，则国庆的象征意义将大为失色。三是经济的损失。

「拖」这个办法之所以可行，有三个原因。一是有「一国两制」把香港和内地分开，香港发生的风暴很难影响内地。二是财团希望稳定，不但西方的财团利益巨大，把回归后的香港做为地区总部的中国企业也增加了3分之2。三是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难长期持续，特别是社会主流还是要稳定，要民生。

一国之下，香港才能稳定发展

当然拖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因为动乱背后是中美对决、台独支持，除非中美矛盾解决、台独束手，否则港乱不会消停。治本之策是最终实施一国一制。中国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高明之处在于设定了50年的时间期限。不过现在看来，50年或许还是太长了。但要顺利实行一国一制还是有许多前提条件。

一是西方的价值观和治理模式衰败的速度。虽然正如德国《明镜》杂志所承认的，西方的价值观已经丧失示范作用，但西方仍会尽力捍卫。这也就是说，西方的价值观相对于中国模式仍然有历史惯性造成的道义上的优势，这个优势不丧失，实行一国一制就会在香港遇到很大的阻力，包括民意的反对及西方的介入。

二是中国崛起的速度。中国必须发展到香港的独特经济地位（单独关税区、金融中心）保留与否没有什么区别时，实行一国一制的时机才会到来。

三是对台湾新的制度安排。当初提出一国两制就是针对台湾，后来才在香港率先实施。假如在香港改行一国一制，那么对北京而言，两岸统一后的台湾要采行何种制度，就成了绕不开的挑战。

不过，从根本上讲，台湾和香港采取何种政治制度，都取决于西方模式衰败和大陆发展的速度。只要西方的制度模式在全球失去吸引力，或者大陆的模式获得不亚于西方模式的道德高地和合法性，一国一制自然不是问题。也就是当中央政府能够在香港顺利实行一国一制时，在统一后的台湾也不会是问题。

无论怎样，所谓的「反送中」事件爆发后，香港不再是原来的香港。无论中央、香港还是西方都会重新考虑在香港的政策。大陆一方面要避免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还要弥合社会分裂──包括香港内部的分裂及香港和祖国的分裂，以强化认同。大陆治港政策应会有一个大的调整。这里可以借鉴香港在1967年大规模社会抗议运动之后，香港殖民政府改变了治港方式，一是倡建公屋，另一是廉政，从而保持了长期的繁荣稳定。此次修例事件过后，大陆肯定也会改变治理方式。我个人认为必然会基于强化「一国」的原则而调整「两制」，使香港的治理方式更能有效解决其社会经济问题，然后最终走向「一国一制」。在这个过程中，对立和冲突有可能加剧，香港方面的对抗也可能持续升级，以争取一国两制下更大的政治自主（比如移植西方的民主制度）。但为了香港及中国的长治久安，我们终究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会随着香港经济地位的衰落和2047的到来而日益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