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礼记》〈学记〉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大道不器」。皆以「道」、「器」对称。

二

孔子曰：「君子⋯就有道而正焉」（〈学而〉），「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卫灵公〉）；有子亦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可见孔子认为：君子用心所在，始终是原则性、目的性的「道」之本身，而非技术性、手段性的「器」所能换得的衣食、贫富等物质利益。

三

是以君子与人共事，必先确定彼此志同道合，否则「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坚持「与人为善」（不助人为恶）、「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见〈颜渊〉）；即使出仕，也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绝不甘为御用工具，此所以君子亦必难进而易退（《礼记》〈表记〉、〈儒行〉）。因此，所谓「君子不器」，就是说：君子必自居道体，绝不沦为器用；始终坚持自身道德的主体性，不容他人器使（被他人当作工具、从上或从众作恶）。可见「君子不器」的真义，就是「君子不容器使」。

四

君子不容器使，甚至不容君上、父母将自己当工具。因此，君子事君上、事父母，必「敬」而非「顺」。就事君上而言，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学而〉）；子谓子产：「其事上也敬」（〈公冶长〉）；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卫灵公〉）。就事父母而言，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两章皆见〈为政〉）在孔子看来，君子固应以「敬」事君上、父母，但是「顺」并非美德。今人常讲「孝顺」父母，其实原始儒家只讲「孝敬」父母。先秦典籍中，「孝顺」一词仅见于《国语》〈楚语上〉记楚大夫申叔时论教育太子之道，其中言及「孝顺以纳之」。但清赵翼《陔余丛考》指出：「《国语》本列国史书原文，左氏（按：左丘明）特简料而存之，非手撰也。」因此《国语》所载未必尽合儒家思想，此处之「孝顺」便是一例。

五

孟子明言：「以顺为正者，妾妇1之道也」（〈滕文公下〉），就是从反面指出：罔顾是非的「顺」2根本不是美德，绝非坚持「不器」的君子之道。君子不「以顺为正」，当然既不媚上，也不媚俗。

就「不媚上」而言，孔子曰：「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孝经》〈谏诤章〉）孟子更进一步推演此义：「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所以，当国君倒行逆施，真君子为了吊民伐罪，义无反顾，绝不顾惜被愚夫愚妇指责为「弑君」，而必奋起诛此「一夫」。

至于「不媚俗」，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孟子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公孙丑上〉）孔、孟之言，皆铿锵有力，远非今日马英九、朱立伦这种「以顺为正」之辈所能体解。马、朱一味媚俗，不论是非，竟以不合「主流民意」为理由逼退洪秀柱，只能证明中国国民党内已容不下真正的君子。

六

对于「君子不器」，传统的解释可以朱熹为代表。朱注此章曰：「『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材一艺而已。」但即使「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材一艺」（通才），也还是一「器」（工具），只是「多用途」而已。如此将「不器」解为「不是寻常之器」，究属牵强。朱注是秦以后的见解，应非孔子原意。在春秋时期，封建犹存，列国并立，「楚才晋用」是常有之事，良臣尚可择主而事（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在找寻明主），君臣关系因此是相对的、可变的、有条件的，所以君子可以坚持「以道事君」而不被器使。这是「君子不器」的社会结构背景。到了秦统一天下，废封建立郡县，确立专制皇权，臣民不但不能择君而事，也难以拒为君用，于是秦以后的儒家很难再坚持「以道事君」，「不器」就只好被解释成「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这么一来，「君子」说到底还是个「器」，只不过他是个「多用途的器」，可以使皇帝用得比较称心如意而已。但这样解释实在是小看了孔子，同时也不能贯通理解其思想。

七

与朱注相比，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他的《儒教与道教》（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一书中直接把「不器」解释成「不是工具」，反而比较贴近孔子原意。韦伯认为：「『有教养的人』（君子）不是『工具』，也就是说，在适应现世的自我完善之中，君子本身就是目的，而非实现某种客观目的的手段。」3但是韦伯此处对孔子「君子不器」的解释，未必是他对儒家经典全盘掌握后的理解，而可能是得自康德（Kant）伦理思想（按：即应当把「人之所以为人者」当作一目的来看待，决不可只当作工具来看待）的启发。所以，韦伯对「不器」一词的解释虽然正确，但是对「君子不器」的含意则引伸过度。韦伯认为：「儒教伦理的这一核心原则（按：即「君子不器」），拒斥了行业的专门化、现代的专家官僚体制与专业的训练，尤其是拒斥了为营利得而进行的经济训练。」这等于是判定儒家思想与现代高度分工的社会不能并存，而这并非孔子原意。

因为，孔子虽然强调「义利之辨」（〈里仁〉），但他并不认为专业化毫无价值。只不过因为孔子教学的目的是使他的学生成为好的政治领导者（治国者），因此最重要的事当然是先成为「不器」的君子，而不是接受韦伯所说的专业化的训练。例如，〈子路〉篇云：「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又如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可见在孔子看来，「上」（政治领导者、治国者）之首务应是修养「礼」、「义」、「信」，以「正其身」，而不是去学习「稼」、「圃」。但是孔子并没有说「稼」、「圃」就毫无价值，只不过那是另一个领域（不在孔子教学的范围内）的知识或技能。所以，马英九在竞选总统期间下乡「long stay」，去学种田（即「学稼」），却坐视整个国家和宪法的正当性日益流失而无所作为，这才是不务正业，正是孔子「鸣鼓而攻之」的对象。

八

孟子曾借着谈论百工技艺而发挥「君子不器」之义。孟子这一段话也可以用来证明儒家并不是反对「专业化」，只是反对「只讲求专业，不讲求是非」（自甘为「器」，不问目的）。《孟子》〈公孙丑上〉有云：「矢人4岂不仁于函人5哉？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巫6匠7亦然（医师希望人活，棺木工匠希望人死）。故术不可不慎也（百工技艺如矢人、函人、巫医、木匠，是以技术为他人服务，如果毫不考虑服务对象是君子还是小人、购买其服务或产品是要去做好事还是坏事，则很容易就会助纣为虐，成为坏人的共犯。因此，以百工技艺牟生者不可不慎于考量自己服务的对象和因自己的服务所造成的作用）。孔子曰：『里仁为美（学仁重于学技艺，故应近仁者而居，以求得其身教）；择不处仁（选择住处时不选择与仁者比邻而居），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8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仁道至大至尊，无与伦比）而不仁（放着最高明、无可匹敌的「仁」而不学；「择不处仁」，不向仁者学习），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就没有是非对错之心，于是就无所不可为，而可役于人或受人利用，甘为「器」用），人役（役于人者，即孔子所谓「器」）也。人役而耻为役，由9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一般做弓矢的人只为牟利，不论好人坏人来订做弓矢，为了赚钱，一概服务，毫不考虑别人订购弓矢的目的是做好事还是坏事，这就是「役于人」。做弓矢的人若耻于被人役使，就不能「不问是非，只问银子」的盲目服务于人，而必须开始学习判断是非对错、选择服务对象，这就是学习仁道）。如耻之，莫如为仁（如耻于为「器」，耻于「役于人」，那最好不过学习仁道）。仁者如射（「仁」是天爵，人世间的胜败得失不足以左右仁者的尊贵，故仁者射箭目的在考验自己，而非胜过别人）：射者正己（比喻内修仁道）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中庸》第14章：「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亦此义也）」

九

在「器」与「不器」的问题上，最能见到中国和日本在根本价值理念上的差异。中国原始儒家标准下的典范人格（普遍当作被学习对象的人格）是「君子」，而君子讲究「不器」，所以极力发挥「目的理性」，遇事先扪心自问，分清是非，绝不让自己沦为工具。而日本一方面以「神道教」将「万世一系」的天皇视为「现人神」（以人的形式活着的神），作为全民族信仰、献身的对象；另一方面高倡「武士道」，讲究对君上绝对效忠。实际上这就是「神化」天皇（即大和民族及大日本帝国的代表）、「器化」自己。于是，日本所推崇的的典范人格就是为了对天皇效忠而能将自己「彻底工具化」的「武士」。这种人不问目的正当与否，只要自己能发挥「功能」就好。日本军国主义就是利用「神道教」加「武士道」，使全日本（连同其殖民地琉球、台湾和朝鲜）彻底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

因此，同样讲「献身」（devotion），中国的君子「献身」于内心领悟的仁道（良心、良知），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对君上父兄却可抗命不从；日本则倡导「献身」于天皇（或长官、上司），所以能把自己彻底「器化」（工具化），不问是非而绝对服从，甚至泯灭人性、集体作恶。于是，中国的君子首重「目的理性」，其次才是「工具理性」，凡事要先问个是非对错；但日本人则「工具理性」极其发达、「目的理性」极度萎缩，只要是「工作」、「任务」所需，日本人能做到正常人类所做不到的坚忍（对己）与残忍（对人）。日本人可以不问国家走向、上级命令是否合理正当，而以盲目服从、彻底「器化」为荣。在战时日本军部要求官兵屠杀平民、参加神风队自杀殉国；二战后日本政府要求部分日本女性像幕末年代的阿吉（阿吉是被幕府官员强迫与恋人分手，并献给美国总领事的艺伎）那样，为国家的利益献出自己的身体和尊严，当妓女供美国占领军泄欲取乐，这都是把人作为完全的「工具」看待。

日本既然能把本国人完全「器化」，当然也可以对别国人彻底「器使」，因此侵略、奴役、殖民、屠杀其他民族，甚至如「七三一细菌部队」那样把其他民族的人拿来做医学活体实验，或逼使大批其他民族的妇女充当日军的性奴隶，对日本人来讲都没什么不对，不觉得需要为其恶行道歉，甚至继续把战犯（个个都是「器化自己」的典范人物）供在靖国神社当烈士祭拜。就此而论，日本是个只讲效率、不问是非的民族，因此，也是个没有道德感（或「良心」）的民族（当然有道德感的例外是存在的，如家永三郎）。中华民族崇尚道德、敬重圣贤，大和民族则崇拜权力、美化（甚至神化）欲望。相对于中华民族讲究「慎独」的「罪感」文化，不讲道德的大和民族的文化可说是彻头彻尾的「耻感」文化：做坏事只要不被发现就泰然自若，一旦被发现却可为此切腹自杀。他们更喜欢集体作恶（奸淫掳掠、杀俘屠城），只要不为外人所知，就彼此互相遮掩，大家「心安理得」。如以「不器」做为「君子」的条件，则日本正是《镜花缘》里的「小人国」；如果把「道德感」做为「人类」的条件，则按照孟子所说的「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大和民族就是异于人类的禽兽（面对弱者时）、畜牲（面对强者时），是个只有「兽性」的民族。他们像一群蚂蚁，每只蚂蚁都只追求自己这个族群整体的生存与扩张，并表现在对蚁后的绝对效忠与服从。

从「器化」角度，我们可以理解日本最骇人听闻的特殊民族性：他们何以如此不尊重生命──不论是人类的生命还是鲸豚类的生命（后者见2010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血色海湾》）。由于「工具」是「expendable」（可被消耗的）的，因此为达目的（不管这个目的是否正当）而牺牲、毁掉「工具」，正是「工具」发挥其最高价值的时刻。因此，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崇拜「死亡」、进而把「死亡」高度美化、艺术化来歌颂（如「樱花飘落」）的病态民族。所以，杀人（如南京大屠杀杀掉三十万中国人）与自杀（如二战末期日本政府标榜的「一亿总玉碎」），对日本人来讲都不过是家常便饭。他们甚至可结合「杀人」与「自杀」，在二战末期的冲绳战役中逼迫琉球人「集体自杀」！他们杀人不眨眼，自杀也不眨眼──只要有助于日本这个蚂蚁族群的壮大，任何人命都贱如蝼蚁。从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历史来看，日本这个民族的存在，是其周边所有民族的恶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