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末叶以来，由于中国稳步而快速的发展，美国朝野上下乃提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知名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2015年9月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发表了题为《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和中国正在走向战争？》（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的文章，指出快速崛起的中国必将冲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2017年，他在新书《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中，更详尽阐述并分析了这一观点。他表示，如果美国不及时拿出全面应对方案，不做出重大战略调整，美中极有可能爆发灾难性的冲突。
霸道西方 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
艾利森表示，当一个新兴大国在崛起过程中，慢慢发现自己越来越强大，自身的利益越来越重要，同时也需要更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后，自然会觉得现行的体系对自身的发展是一种束缚，故而希望摆脱此种束缚。而对于现有的大国来说，则会对这一发展状况感到紧张，认为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所以必须采取行动以抑制新兴国家的崛起。「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建构，就是建立在这种霸权斗争的认知基础上，其理论的原型正是根据希腊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456-396 BC）对雅典和斯巴达战争真正不可避免原因的论述：「雅典势力的增长，和从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艾利森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并没有拿出一套像当年应对苏联那样的全方位策略，去应对中国的崛起。他说：「1991年冷战结束，我们（美国）以胜利者自居，我们认为这是历史的终结，或者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最终胜利，它包括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但我们并没有对当时的局势进行战略再评估，因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越来越强大的中国，是不会满足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艾利森更进一步指出了美中两国的实力对比，在1980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二战刚刚结束时，美国经济在全球市场中所占比例约50%，1980年时下降至22%。在中国经济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腾飞以来，美国经济在全球市场中的占比，进一步下滑到2016年的16%；而中国则从1980年的2%，上升到2016年的18%。中国的飞速崛起给二战后美国所建立并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了严重挑战。因此，他认为用「修昔底德陷阱」可以很好地解释美中两国在朝鲜、南中国海以及经贸等地区和问题上的较量实况。
其实不只他持这样的观点，如保罗．甘迺迪（Paul Kennedy）和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国际关系理论及战略研究学者，在总结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时，也都提出了国家经济增长，将导致扩张、竞争、对抗、危机、冲突乃至战争等问题的出现。由于世界秩序的主导，归根结底取决于国家间实力的对比；因此，自西方本位主义的观点上立论，他们对未来总是充满了对中国的戒心。
一个极富创造力与吸引力的文明一旦形成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会产生强而有力的震荡，进而使其他文明的均衡受到挑战，导致文明周边的邻人或邻人的邻人，逐渐被逼迫或被引诱而改变其既有的生活方式，甚至不得不借用外来的技术与思想，以适应或调整新的生活环境。这个当代美国著名史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1917-2016）所主张的「文明中心说」，既充分说明了近代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也具象的呈现了近代中国在现实世界面对西方霸权的困境与挣扎。
王道中国 天下为公 共存共荣
反观中国，《论语》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礼记》〈礼运．大同篇〉又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人自古就提出世界大同的理想，类似「天下一家」（We are family.）的口号，早就在「入华夏则华夏之」的文化融合中，剑及履及地实践开来。在中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尊重的是文化的优越与差异性，而非其优先与独霸性，这已成为其传承与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诚然，个别文明固然有强弱之分，但却并不必然非要斗个高下，故中国人在发展的同时强调和平与融合。即使不得不冲突，也以不战为上，此即《孙子》所谓「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虽「忘战必危」，但「好战必亡」（《司马法》）。人极其渺小，众生无论各色人种，都可各自平等地面对宇宙万有之浩瀚无涯，没有必要斗到你死我活。
「以史为鉴，鉴往知来」，是中国重要的史学传统之一；修昔底德在著作中，指出历史具有垂训和教育的功能，故其史着亦是西方「范例历史学」的开创者，具有拿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前进的意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至今仍以古典希腊为师，那我们就以此为起点比较中西方对历史认知的差异，借以明了当代西方在历史基础上看待问题的特质。
一、中西对历史重要性的认知有别
（一）轻视历史的西方 由重视哲学转向重视科学与科技
希腊的哲学、罗马的法律与基督教，号称是西方文明的三大柱石，对人类文明的进展尤其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发皇，有着莫大的贡献。希腊哲学（philosophia） 是一门追索生命意义的真理之学，又称爱智（love of wisdom）之学；即使对科学讨论与探究，也是建立在形上学（metaphysics）、知识论（epistemology）与本体论（ontology）的基础上，试图探讨宇宙万象的原理原则，故其本质是「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与西方在科学革命后的科学与科技发展完全不同。因此，广为后人所通晓的希腊圣（学）人，不是哲学家就是数学家；至于希腊人的科技成就，后人则几乎毫无所悉。
希腊哲学：由西方文明柱石转趋衰落
自西元前七至西元五世纪，希腊哲学科学的原创性发展逐渐衰落，希腊的学术重镇也自伊奥尼亚（Ionia），转移到雅典城邦。此后的百年间，希腊的学风则自形上真理和宇宙原理的探究，转向人间社会中诸般问题的论辩；伦理学成为哲学领域的显学。在此一时期内，诡辩学派（Sophists）独领希腊学术文化潮流之风骚，而该派的主要立论可借由其宗师普罗达哥拉斯（Protagoras, 490-420BC）的名言，演绎出「人是衡量一切事务的准绳」（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观点。至于普罗达格拉斯本人，也不承认有所谓超越性真理的存在；他强调每个人所认定的观点，都只是个人标准下的产物，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观念。「事实」仅是相对的存在，看法与评价会因人而异，世上绝无普遍永恒的真理。因此，诡辩学派抱持的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与相对主义（relativism）的文化观。政治、历史、文法、逻辑与修辞学等各类知识，都是诡辩学家们借以表现自我、说服他人乃至扬名立万的工具；历史学原本就不是古典希腊的显学，更不是古希腊文明的本体之学。
在「基督教共和国」领政的西方的中古时期（476-1453 AD），则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中心的信仰时代，神学或称经院哲学才是体现真理的显学。文艺复兴至科学革命后的西方，则是以物理学为基础所建构的「大机械宇宙观」，成为日后影响人们深远的主要思想。其内涵视宇宙太阳系是由物质微粒所构成，也可以当成是一套机械装置来看待，其运动一如一座运转和谐的机器，根据确定的普遍规律来运行。这种「机械论」的观点，无疑否定并排除了「上帝存在的必要性」，并为日后去宗教化的权威奠定了基础。
在18世纪上半叶，欧洲知识界出现了一股对基督教与形上学批判的浪潮。以洛克（John Locke，1632-1704 ）和休姆（David Hume，1711-1776 ）等英国经验主义者为首，在哲学问题上，自认识力、理解力的角度提出批判；指出形上学不是人类理性所能探讨认识得了的，人所能认知的只有经验或现象世界，现象之外则一无所知。这种以认知主体与自我中心所发展的思想，其实已明示了对形上学的否定。在法国以伏尔泰（Voltaire，1694 - 1778）、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等启蒙运动健将为代表的文化唯理主义者（cultural rationalism），则视「理性」为一种天生本然（nature）的智力，认为人类借着智力可以发现真理，而且只有当真理得以发现，世间才有真正的确定性可言。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工具性的理性观，着眼于外在知识与真相的获得；此时的理性已经不是真理本身，而是被当作一种力量或作用力来看待。此外，这些文化唯理主义者大都也是自然神论（Deism）的支持者。自然神论者虽然承认在宇宙间，存有一个创造世界且至高无上的神，但否认神对祂所创造的世界，拥有支配性、奇迹以及一切超自然的启示。自然神论者攻击基督教和封建制度，反对严苛的神学以及一切桎梏人心的事物与观念；他们可以说是介于有神论和无神论间的过度者。
18世纪中叶，物质（唯物）主义继自然神论之后，逐渐盛行并成为法国哲学发展中重要的一环。物质主义者深受「大机械宇宙观」与「心物二元论」的影响；在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二元论中「物」的机械论式的自然观，尤其是法国激进无神论与物质主义者的圭臬，其中拉．美特利（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 1709-1751）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机械意指有固定结构，而「物」指着眼于形体、尺寸和运动，其所重视者乃量化的分析与计算，不考虑第一因，当然也就不会对终极根源问题做讨论。在专着《人是机器》一书中，他根据心理学与解剖学的研究成果，坚信人只是自然世界中物质构成的一部分。既然宇宙自然都是由物质所组成，故而人、动物与植物，也都是由物质结构组成；彼此无分高下，只有量的区别而已。
19世纪迄今之西方现代思想，受到几项研究成果与观念的重要影响。首先，因物理学中相对论和量子论的提出，加上在天文学在精密仪器的辅助下，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 ）「测不准原理」的提出，使传统大机械宇宙观机械式决定性的法则，转而为统计的计算或机缘的法则所代替。逻辑实证论者石里克（M. Schilik）、卡纳普（R. Carnap）及魏斯曼（F. Waismann）等人，深受现代物理学的影响，并将之与数学与逻辑学相结合，借以讨论认识论的问题。他们力求方法上的精准性，指出知识的来源并非源于个人主观的感觉经验，而是客观的实验、实证与分析。逻辑实证论者否定形上学的存在，认为「上帝」、「实体」、「真理」等观念，都是毫无意义的问题；甚至，认为应取消哲学这一概念及学科，代之以「统一科学」或「物理主义」之名。这其实是一种新形式的物质主义的论调，认为世上的一切都不外乎物理现象，因而一切命题都可以借助物理语言来陈述。换言之，物理语言能为全部经验科学服务，包括一切的自然和社会科学。这种以科学意识形态做为西方现代文化的核心基础，虽然具有统揽一切知识的气势，但也使哲学沦为科学的婢女。
西方哲学沦为科学的婢女
其次，1850-1860年间欧洲提出了「达尔文主义」，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用进废退的进化与进步观，配合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与工业革命的技术演进，逐渐发展出一种新的价值标准。既然人类的起源来自于物种的进化，医学的猛进也宣告了人死不得复生的事实；这无疑控诉了耶稣基督「死后复活」的谎言，也宣告了宗教的死亡。而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大型工厂、学校、医院、监狱、军营和运动场应运而生，这预示了群众社会的出现。尔后，因有机化学、电流、电脑与系统学等新科技的发展，所谓科技所涵盖的意义，已经不只限于新产品的开发，而是包含了研发、制造、行销、组织与管理的各个范围，构成一个关系庞大的科层组织网络。配合大众传播与商业商品化的快速推动，催生了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积极批判的「大众文化」。
科技的普及与传媒的深入人心，使操纵的少数人能把大多数人当成宰制的对象。为了商业利润的考量，并取悦迎合大众的趣味，文化创作也越趋庸俗化。增加消费刺激生产的市场关系，是推动流行、主导风尚的那只看不见的手。规格化、形式化、商品化、机械化与庸俗化的品味，使原本生活在工商业都会中疏离感倍增的个人，心灵沦入肤浅、平板、追求感官刺激的状态，并逐渐丧失欣赏高贵美感的审美能力。生活与工作的枯燥与压力，也使人不想、不愿、也不能用心在一些需时常久的追索上，更遑论直指本心地反省与体悟。匆匆忙忙、速食与平板化，已成为现代人「完全整合了的一种生活方式」。
西方科技文明使人作茧自缚
上述这些发展都说明了一个现象，这个强势的西方文明在绝对主宰了当今世界的状况下，也使万物之灵的人类在自己建构的文明内，已然作茧自缚，物化并堕化成一个组织体系中的螺丝钉。另一方面，又由于科技研发的突飞猛进，益使人对外在客观世界的掌控越为精准与确实，无形中更落实了启蒙运动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自得与自大。而这种人的自得与自大，正是造成人类生态破坏、心灵迷惘、道德迷失与文化失衡的真正根源。
在倒因为果哲学沦为科学的婢女之时，也正是西方学科知识越趋分化与专业化之际，经济、政治、历史、社会与心理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快速地自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做为专门知识与学科并自成体系。
（二）在中国 历史是问学笃行之本
常言道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的民族，中国是一个历史的国度。的确，中国不但是世界上历史递演传承保存最完备的国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之根源。
就历史学的发展特点而言，则有以下三点：1. 悠久：自黄帝传说以来约有四千六百余年。2. 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确有年可稽；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详。3. 详密：自史书体裁而言，主要有三，编年、纪传与记事本末，其他类别亦不胜枚举。此外，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史官的设置；刘知几《史通》中称：「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之后，有专门负责记录起居注的史官，专门编纂前代王朝历史的史官；历代史家辈出折射出学术思想的良知与清明。唐代开始创设国史馆与翰林院，尔后，历代国史馆专务修前朝历史，而翰林院虽然在各个朝代的作用不同，但翰林学士则得以「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参与朝政，两者皆成为传承文化的人才养成之所。
清朝史家章学诚着《文史通义》一书，他指出「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至于《六经》乃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故而揭示「六经皆史」之说。史学在中国乃指探本求源之学，亦是形上本体之学，是故历史与哲学亦常并称为历史哲学。
有了历史这个问学笃行的根本，中国可以使用、驾驭科技，但不被科技迷惑、绑架。中国人从历史长河撷取智慧，不会以物质、技术的兴衰决定自己的方向。（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