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曾针对哲学人类学命题「人是什么？」，提出须先解答三个问题：在认识论上「我能知道什么？」；在伦理学上「我应该做什么？」；在宗教信仰上「我有权期待什么？」

就西方思想史来看，这似乎是老问题的新提法。比方始于西元前四世纪末希腊皮浪（Pyrrho）的怀疑学派，即曾认为幸福的人生在于认清三件事：首先，事物的本性是什么？除了主观以外，我们一无所知（此为认识论）；其次，我们对它们应采何态度？还是悬搁这判断吧（伦理学）；最后，这种态度会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冷漠而恬静中的幸福（此即宗教信仰，但当时基督教尚未诞生）。

甚者，我们也可以回到中国先秦时代《大学》的三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进而言之：首先，我能知道什么？是「在明明德」，即一要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地追求真知，二要明白「明德」直指人性中固有的善德。其次，我应该做什么？是「在亲民」，一要亲近人民，了解他们的好恶以便能从既有善德进行政治教化；二要革新人民，了解他们在认知上的缺陷，而引领他们进入新局。最后，我有权期待什么？是「在止于至善」，这可以直指天下为公而太平的终极至善，也可以是阶段性的至善──在这个阶段中，将一个可设定的理想，做为自己的基本目标，然后才能「知止而后有定」，以及其后的静、安、虑、得，如是以待进入下一阶段的明德、亲民以及新的至善。

法国学者阿弘曾指出：若加上「在历史中」一词，康德的三个命题就有可能产生不同效应。从而，我们若将「在政治中」加于康德的三个命题，当能更深入地了解「政治是什么」。在接下来对「认识政治」的主题中，我们将重点依次置于认识论、伦理学与目的论，得出三个论述单元：我能如何认识政治？我应当如何介入政治？我有权期待什么样的政治？

壹、我能如何认识政治？

基于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我们似能从辞源、方法学和文本分析这三个方向的比较策略，更完整地掌握认识论范畴下的「政治是什么？」。

一、 辞源之比较：

从辞源来看，西方「政治」一词源自希腊的「城邦」，从而引出三个重点意义：一是政治的内涵直接承袭了古希腊人所执着的「城邦」意识型态，此所以亚里斯多德所说的「人是城邦动物」，后来西方会习于说成「人是政治动物」。

二是将政治的关注重点置于「政体」问题。首先，这是因为古希腊各地纷陈以各种自由城邦型态，而各城邦不但尽皆以其政体为荣，且习于将战败城邦改行胜者政体，相信这才是国家与国际的未来安定保证；其次，亚里斯多德《政体学》于后世被习译为《政治学》，以致直到20世纪中叶西方基本上还习于将政治学研究重点置于政体学，并将该学门隶属于法学院，以强调不同政体的宪法属性。

三是亚里斯多德论政体时，绝非只有分析宪法与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权法制形式，而还要顾及其运作常态和变态的相应对策。这样的内涵至少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法国，法文「politique」既指政治，也指政策与策略。事实上，今天整个西方的政治学研究，也兼论政体和治策。

相对于西方，若直接参照许慎《说文解字》，中国的「政治」中，「政」字右边从「攴」，左边从「正」。前者从甲骨字形的「举小棒于头上之人」，意似「举棒欲敲」，亦即意味着「有惩戒之权」；后者从《论语》「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由此可见，中国「政」的观念，早就接受《论语》的义理。事实上，这里的「正」字有两个重点，一是看重领袖个人的道德修养，能堂堂正正地以正道治国；只不过虽能免于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却似又会受困于「君子可欺之以方」。其二即《论语》中另一个解方的「为政以『德』」。但这里的「德」，绝非意味着只要领袖己正于上即可，而是更需有治国的贤德；此所以「为政以德」前一章是「患不知人」，后一章则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训「斜」）」，强调称职的史官当能采得真诚表达的民歌民意。换言之，领袖之所以能安于上位之正，首赖其有识贤臣知民心之德。进而言之，当为政者同时注意到权威和正道，即已进入权力与能力的共同考量；只不过，若要达致更完美的「政正之途」，还需紧密联系上善治之道。

再看《说文解字》的「治」字，它从水而借「治」为「理」，而中国治水传统一向遵循着两个道理：一是沿袭《尚书．禹贡》明了天下河川的地理和经营特色，二是沿用大禹治水采取以疏浚为主的策略。如此一来，一旦将治水之道转至政正之途，自然即合乎善治之义。

于是中国的政治传统也出现了两个道理：一是《尚书》首篇〈尧典〉将选贤举能之方上推至帝王位阶，如是能落实最理想的君主政体，而无须再侈谈其他的政体选项；1这样《周官》之治政就像〈禹贡〉之治水，能明了天下人事实情而设定相应的一切官职及其善治之方。进而言之，我们不要小看《周官》里的天、地、春、夏、秋、冬六部传统，毕竟在民国以前，中华帝国皆习于采行与之相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从辞源出发，我们看到先秦的《周官》基于君主封建，而将政治的重点置于治国实务考量，专注于「正道维权下的善治体系」。与之相对的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则基于众多的城邦经验，而将政治重点置于政体的理论建构。

二、比较方法学

我们区分两个场域来处理「认识政治」的比较方法学：其一为总理分析工具的「诠释学」，较倾向于「知」的开放性；其二为针对内容实体的「政治学」，它更着重于「行」的责任性。

（一）通过诠释学二项式所能看到的政治

广义言之，一切寻求认识和解释的方法皆可属于诠释学，从而其诠释范围即广泛包容人文、社会和自然等一切领域的研究方法。然而一则由于「诠释学」（hermeneutics）一词在西方有针对人文社会学科的传统，二则鉴于近代科技跃进而带出方法论上科学主义的强势，因此我们将此广义之「诠释学」二分为「人文诠释学」与「科学研究法」。换句话说，尽管极端的科学主义者坚持科学方法能全通人文社会场域，但我们还是提出上述的诠释学二项式，亦即接受狄尔泰（W. Dilthey）的名言：「我们『说明』自然，我们『了解』人类。」只是在分别作出进一步探讨以前，先强调需将这二项式辩证地看：既不能因有部分相通就拒绝再作出区分，也不能因有部分相异就不愿再寻求相通，而是要朝向正面发展上的辩证解难。

西方原先的诠释学专门针对《圣经》，其目的在建立宣教权威下的绝对性教义统一。到19世纪，德国学者才开始将诠释学发展向世俗的历史和社会，但皆有企求德国统一的强烈国家主义意识型态。再到二战结束前后，受现象学影响的诠释学倾向于强调成见的合法性：它先隐身于存在主义，而为之前的战争悖德行径提出变相辩护，以慰藉后悔而自责的集体心灵；其后则紧系着后现代主义，而为时兴的享乐或焦虑的个人主义提供方法论依据，助长自由放任的民粹精神。很显然，整部西方诠释学史，就是对人文社会历史发生过的种种复杂现象，不断提出一定程度上合理的说法或是公正的义理──尽管它们总是充满了缺陷和不确定，还且往往前后矛盾乃至相互批驳。

相对于诠释学，西方的自然科学亦有其悠久历史，唯其真正的飞跃还待15世纪末，由西方海洋帝国主义带出的近代科技革命。它凭借其精准设计和复制的能力，而于不同自然场域都发展出庞大的产业成果，也就自然而强势地逐步加给人文社会学界一定的科学主义心态。其中模仿效应表现最好的社会学门，即与工业生产关系最密切的经济学。只是，我们一方面固然能看到经济学的量化能力，如何强势影响到物质生活的大幅改善；另方面却也因其忽视伦理学、价值论和历史学，而使其异化程度达于空前高度。

这种科学主义心态同样表现于19世纪法国社会科学界，即企求效法物理学的实证方法而建构出「实证社会学」。只是直到今天，社会学界的科学化成就仍远比不上经济学，可也因其研究对象而缓和了经济学所造成的恶质异化。

然而，这样的科学主义观却在政治学界不断带出「后发劣势」。我们注意到，20世纪初因为数理逻辑的强势兴起，维也纳的科学哲学界为科学基础提出逻辑实证论，其后修正为逻辑经验论，并于二次大战前传入美国。这逻辑实证论却于二战后的美国出现了相当戏剧性的学术现象：一方面，深化的科学哲学研究看出了它的理论缺陷，很快就忌谈这样的认识论；另一方面，政治学界却将逻辑经验论视为自己的认识论基础，而于1950年代据以建立寻求经验模式和量化的「政治行为论」。2不过十年，尽管这门新政治学尚未脱离初立阶段，就已骤遇来自外界现状的强大打击。在1960年代，美国社会出现黑人、女权等运动及贫穷、越战等问题。突然之间，这新政治学界发觉自己不但不能提出解决对策，甚且根本就未曾认识或研究过这些问题，于是美国政治学界进入「后行为论」时期。

总而言之，当我们谈到西方诠释学时，看到了诠释学在宗教、社会和意识型态上的种种表现；然后相对却同样的，当我们就科学认识论来谈经济学和美国政治行为论时，其实也是就哲学来进行诠释学论述。这些论述告诉我们，有关政治的诠释学确有可能在一定的研究范围内，达到科学般的精准效果；但在更多的范围里，却既难以达成类此效果，且会得不到高度的义理认识，尽管义理论述永远充满着不确定性。

（二）通过政治学二项式所能看到的政治

广义言之，一切有助认识政治事务的研究都是政治学。只是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实效性，有必要将政治学二分为「政治学术」与「政治实践」。政治学术必会影响到政治实践，但前者更重视自为发展的纯学术；与之相对，政治实践涉及科学研究下的信息认知，但更关切需承担现实责任的政治行动。换句话说，「学术研究／政治实践」这组二项式有其最基础的相通处，即政治信息；可也有其关键相异处：学术研究有如艺术创作，强调自由发挥的力度和能量，实际上常毋庸承担现实责任；政治实践则如医生治病，务必时时顾及其现实后果，甚至会直接触及生死问题。

政治学术有可能涉及政治哲学，其不负责任者可以不求深入认识政治实务，即以哲学术语大玩游戏乃至大放厥词；但也有可能涉及政治科学，而在两个范畴出现严重问题：一是极少数的「开创型大师」明明其理论模式是在反映时代现实而有其隐喻局限，偏偏要诉诸越界的「高级」学科如认识论、经济学，以建构并宣扬其理论具有跨时空的绝对典范性；二是占大多数的「常态科学家」，他们是坚定的科学主义者，安于追随科学研究而不愿去认识科学哲学，结果对于科学方法尚无能解决的庞大范畴，虽然可以免于那些术语大师的游戏陷阱，却也不免「倒洗澡水将小孩也倒掉了」。（编按：「开创型大师」夸大其理论之解释力，「常态科学家」回避难做研究的重大问题。）

然而，这两种有问题的政治科研途径实际还共有着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它们都立基于权力关系。这样的权力问题直接现踪于研究经费的多寡，而其深层因素则是紧紧联系着学派争议乃至于学阀势力。即以美国政治学界的经历来看，1950年代的研究经费即曾快速而全面地转向政治行为论学派；1970年兴起的理性抉择学派，到两千年时已获得全美政研经费的百分之七十，而该学派人数只占政治学界的百分之五。

然后，这两种政治科研问题在台湾还会出现更恶质化的表现。原因一是在政治理论界，无论是西洋政治思想史、比较政府还是建构科研模式，研究的重心只在介绍西方学界相关论述的变迁和争议，写作的重心则在为西方已有答案的众多论述寻求自圆其说；二是在政治学中国化上，不肯对中国特有的文化语境提出理论建构，结果是除了套用外来的既有模式之外，在理论建构上只是对舶来学术不断进行变相考据；三是在行政管理和政策分析学界，缺乏相关领域的知识和经验深度，只知透过设定的研究流程，去填充实属生疏的资料，进而沾沾于替官方背书的学术企业。

相对而言，针对政治实践的政治学要求负责任地解决现实问题，不妄求纯学术上的理论突破，而是将整个求学重心放在全面而深入地认识现实世界。于此，以巴黎政治学院为例，其三年课程中有两个学习重点：一是自我训练看问题从二分法开始，即面对任何文献均能从两个主要概念切入，然后将每个主要概念下的次级概念又再次二分，其下还能再循此二分法继续类推。这样做有三个好处，首先在逼学生自行思考并分析文献信息，其次能累积经验而达到快速、明确并全面地掌握问题，最后是熟悉这种方法的学生极易建立并运用自己的信息二分系统。3

第二个学习重点在大量而精道的信息获取。其大量在于每周需念完1000页的讲义；其精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任何学系头两年均有一半课业放在经济上，比方每周经济讲义约500页──毕竟当代重要的政治问题大都离不开经济问题；其次，讲义鲜少涉及纯学术论述，而是放在精要的史实分析──毕竟每桩政治事件必有其特殊史实语境，而类此案例所知越多即越能充实解难时的联想力；最后，讲义内容绝不忽略本国经验，比方以五册份量来交代一门学期课《第五共和的经济政策史》。4

我们可以理解，像这样的政治学院必然上不了强调学术研究的世界大学科系排行表。然而，该校所训练出来的政界人物无论是数量还是分量大概都是世界第一。只是其毕业生还须经过更进一步训练，才能正式并适当地进入政治世界，而这将是我们在后面的第贰单元才会谈到的主题。

三、比较文本分析

广义言之，一般所谓的「文本」能分从两个方向来看：首先，这可以是能被提及或被研究的一切对象（可以是战争、城市、建筑、绘画、音乐、文章），它们也都必须通过语言思维或文字传播。就此而言，我们认为只要能落实为文字载体，就能成为可被具体分析的文本。

其次，这也可以是分有大小层级的文本场域，就像一句戏词「大圈圈里的小圈圈，小圈圈里的黄圈圈」：黄圈圈指最直接而明确读到的单一文本（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小圈圈指相关的业界和评论界所涉较小语境的文本（如有关当时诗文唱和习俗的信息，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大圈圈则指当时或跨时代所涉大语境的文本（如北宋初期在政治与文化上的相关信息）。

这三种圈圈文本各自有其独立的意义与评价，只是常因「知识型」（编按：指基于提供评价和产生新经验和信息的框架，所构成和产生的具有结构性的知识形态）里的权力因素而影响各自的独立价值，如：坚持政治挂帅的政府会要求文艺界必须配合政权宣导，并认定能如此配合反映的才是好作品；与之相对，创作者坚持自有其评量文艺作品的一把尺，坚决反对政治意识型态的正当性。实则黄圈圈式小文本做为最基础的直接分析对象，在两方面无法摆脱政治因素：一，即便是反对政府干预，其实也已涉及「反对政治意识型态的意识型态」，甚且已经卷入知识型里的权力斗争而不自知；二，即便政治文本的表达形式较简单，但因为密切反映政权意识型态与统治阶层的决策心态，使其表达形式看似简单却因其与意型和心态的相映关系而变得更复杂。换句话说，整个政治意义的掌握尤其存在于简单表达形式与复杂内容实体之间的辩证关系。

于是可以进一步来谈比较文本分析。首先，政治文本分析如同符号学所追求的「意表」或「意义表达过程」（signification），指从表达形式联系上内容实体所建构出来的意义，即从黄圈圈小文本的形式，去比较小圈圈里相关学界的论述文本，以及大圈圈所涉社会信息的大语境文本。换句话说，比较文本分析即是通过三个圈圈文本的比较，以具体获得意义表达的完整过程。

事实上，符号学在寻找叙事文学作品的意表过程上成就非凡，特别在其所建构出的几套分析模式极其好用，很容易引导较不敏感的读者看到他原本难以看到的深刻意表；从而符号学方法论极易立刻转用于叙事史学界，并因此能轻易地对史着提出更多新的诠释。5 然而，文本分析符号学毕竟极少用于政治学界，原因有二：一，符号学及其前身结构主义兴于法国的人文艺术学界，而政治学界对该学界则一向轻估；二，政治社会内容的庞杂度远超过文艺符号学家的认识能力，而后者在法国亦习于轻视政治界，因此政治学界一直缺乏适用的符号学模式。6 无论如何，目前看来在文本分析法上，尚无其他方法可超越符号学，因此这显然是政治学方法论上必须加强的一环。（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