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20）年5月20日，蔡英文在其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重申她在1月11日胜选感言中的承诺，要留下一个「更好的国家」。于是在下一任期，她会「超前部署，让台湾脱胎换骨」。事实上，过去四年中，民进党当局早已「超前部署」，开始打造他们心目中的「更好的国家」。这个「国家改造工程」被他们包装成「转型正义」，在岛内占领了道德制高点，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但是，民进党宣称的「转型正义」带有极大的欺骗性，必须严正揭穿，否则「脱胎换骨」之后，在历史上被不义体制迫害的牺牲者将沉冤难雪，两岸及岛内也终难获致真正而长远的和解。

根据联合国秘书处在2010年3月发布的《联合国转型正义指南》（United Nations Approach to Transitional Justice），「转型正义」是指一个社会为了平抚过去历史中大规模的迫害所遗下的伤害，以求确保究责、伸张正义并达成和解，因此而推动的全方位的程序和机制（the full range of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associated with a society’s attempt to come to terms with a legacy of large-scale past abuses, in order to ensure accountability, serve justice and achieve reconciliation）。由这个定义中「大规模」（large-scale）一词可以看出：转型正义所针对的是由整个不义的体制（政体的「型态」）对人民所造成的大规模伤害，其目标是要将体制导回正轨，并防止未来再度出现不义体制。因此，转型正义的目的是「政治体制」的「转型」，而不是「统治权力」的「转手」。

台湾史上的不义体制

台湾史上出现过的不义体制，有西班牙、荷兰及日本的「殖民体制」（以超过半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为主），和二次大战之后国民党建立的「内战体制」。

在这两个不义体制中，殖民体制是一个民族以其国家力量奴役、剥削另一民族的体制，其不义的本质非常清楚。但是，从台独运动在1980年代兴起以来，有一种历史叙事逐渐成为主流，即将西班牙、荷兰、郑氏三代延平郡王、清朝、日据、中华民国，直到马英九当政后期为止，这一系列在台统治者一概统称「外来政权」。于是郑氏、清朝、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统治都成为（准）殖民政权，而且还是比日据时期真正的殖民政权「落伍」的统治型态。

实际上，郑氏和清朝在台湾所建立的统治体制，是中国传统的政体。虽然在其治下也有为了建立统治秩序而生的冲突或争战，可是在中国传统天下观里，并无基于血缘的种族歧视，也没有为了掠夺资源而奴役、剥削原住民的意图，因此绝不能与西、荷、日本建立的殖民统治相比，更不能以「外来政权」一词混为一谈。至于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其所有的缺点、问题，都与日本殖民统治的「种族主义」无关。

首先，中国文化里本来就缺乏「种族主义」的基因，因此我们可看到明初奉朝廷之命移居琉球的「闽人三十六姓」完全融入琉球民族，其后人郑迵还成为琉球人的民族英雄；另一方面，也可见到清朝不以开发利用为目的而治台（如渡台禁令、禁汉人入山侵垦；1683年收台，却至两百年后的1885年才设省）；居住于台湾平地的平埔族则高度汉化，甚至可参加科举。这些都是在西、荷、日本的「正宗」殖民统治下不可能见到的史实。

西、荷、日本等殖民者是为了明确的经济掠夺目的而侵台，但郑成功攻台，是为了反清复明；清康熙将台湾收入版图，是为了巩固边防；清朝在1874年日本侵台的「牡丹社事件」后推动「开山抚番」，更是为了避免日本（或西方国家）借口中国对台湾山地及东部不能「有效统治」而再度犯台。这些作为，都没有在经济上压榨、剥削台湾人（不论是原住民或汉人）而在岛上建立基于种族歧视的殖民统治之意图。此所以在「开山抚番」期间，中路抚民理番同知王九龄所拟《埔里社章程八条》，是以「民番相安」为目的；此外，还说「生番……始如初辟之民」。可见「番」、「民」之别，在文化而不在血缘。除非我们完全否定所有与西式民主不合的政体之正当性，否则没有理由将郑、清时期的台湾处境任意比做西方与日本治下的殖民统治。

二战后依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华民国（即当时的中国）光复了台湾，使其恢复为中国的台湾省。1949年国民党输掉自己挑起的内战，将残余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从「中国的南京市」，辗转迁来「中国的台湾省」。从历史上看，「光复」与「内战」的正当性截然相反，完全不可比拟。只有站在台独的立场，先否认台湾「光复」的正当性，将「台湾」自外于中国，然后才能把「国共内战」视为（与台湾无关的）「中国内争」，并把1945年以后的「中华民国对台统治」也称为「外来政权」。但若持此观点，则无法解释为何国民党当局迁台以后，大量的外省老兵几乎一直处于社会底层，与日据时期的在台日人地位有天壤之别？而且日本统治台湾半世纪，没有「本岛人」能够跻身台湾总督府的中上层，但国民党政权却能逐渐「台湾化」，最终整个交棒给本省籍的李登辉！可见国民党在台建立的「内战体制」虽然「不义」，但其本质与日本殖民体制的种族歧视完全不同。可是二战后国民党在台湾建立的统治体制，其性质或被曲解为「外来政权」，或被简化为「威权体制」，二者都忽视了其「不义体制」的真正根源──国共内战。但若错判了其「不义」所在，即不可能抚平真正无辜受害者的伤口，并朝向真正的「正义」而「转型」。

国民党「内战体制」的建构

国民党建立内战体制的过程如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无视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民意，撕毁政协决议、挑起国共内战，将包含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卷入内战，最后并把其残余政权迁到台湾。此后，一方面在大陆东南沿海（最后缩小到金门、马祖）延续战火，另一方面以「动员戡乱」及「战时状态」为借口，在台澎金马地区长期施行违宪的「内战体制」。这段内战体制，从法律上看，包括长达43年十个月的「动员戡乱时期」1，以及长达43年11个月的戒严2，现在都被笼统称为「威权体制」而成为民进党打击的对象。

但是，国民党「威权体制」之「不义」，在于它产生于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挑起的不义内战，后来并依附在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围堵」（containment；大陆译为「遏制」）政策而强化。换言之，国民党「威权体制」之「不义」，症结在于其目的──破坏国内和平统一、分裂国家民族；所谓「威权」，只是蒋氏父子为达其不义目的（坚持不义内战）所采取的手段。明乎此，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在内战体制下的「白色恐怖」中，特务单位着重迫害左翼统派及外省人3──因为左翼统派及外省人最容易被认为与中共有牵连。《远望》杂志就是由一群受过白色恐怖政治迫害的左翼统派所创立，因此我们向来对「内战体制」的不义性质体会最深、反对最力。

至于二二八事件，其社会心理的基础是日本对台湾50年殖民统治（最早的「去中国化」）及对中国大陆14年（1931-1945年）的侵略暴行，在两岸人民之间所造成的隔阂与对立。这种心理上的距离，后来在蒋介石一手挑起的国共内战中，被一起查缉私烟事件引燃，然后在内外各方势力汇聚交错下酿成悲剧。事后设想：若无日本殖民统治（及侵华战争）在先，或无国民党挑起内战在后，此一悲剧并非不可避免。因此，我们要检讨二二八事件，还是绕不开日本殖民与国共内战。

民进党量身定做的「正义」

与前述联合国对「转型正义」的定义相反，民进党所追求的目标不是政体的「转型」（如他们宣称的由所谓「威权」转为「民主宪政」），而只是政权的「转手」（确保台独执政），以及在两岸关系上的「转向」（追求台湾独立）。简言之，就是在岛内彻底打倒或收编其主要政敌中国国民党，完成政权「转手」；然后在两岸关系及国际上「转向」，最终完全斩断与中国的法理关系，达成台湾独立。至于其政权体制是否「民主自由」、是否合乎宪法，甚至是否延续了过去的威权体制，都不是他们在意的事。所以，民进党转型正义的目标不是民主宪政，而是台湾独立（即蔡英文所称「一个更好的国家」）。

为了达成「台独」的目的，民进党就将台湾历史按照其政治需要加以切割，量身定做出他们所需要的「正义」。首先，为了脱离中国，他们必须依附美日，于是必须肯定不义的日本殖民体制；另一方面还要刻意抹去两岸关系的「内战」性质，以便将中国大陆视为「外敌」，并给「『中国』国民党」与岛内统派扣上「亲中卖台」的帽子。最后，为了打造异于「中国人」的认同，还必须利用台湾原住民来为「台湾人不是中华民族」、「台湾不属于中国」做宣传。于是，台湾史上真正的「不义体制」或被刻意美化（如对日本「殖民体制」），或被有意扭曲（如对国民党「内战体制」），而利用被日本殖民体制压迫最烈的原住民来做反中政治宣传工具，更增添了台湾史上的不义。

以「转手」为目的的伪「转型正义」

迄今为止，民进党为了所谓「转型正义」，建立了三个任务编组机关，如下表：

首先，为了政权的「转手」，民进党在2016年上台后立即立法并成立党产会，目的就是清算国民党「党产」，而且扩及其「附随组织」，力求彻底击溃这个早已丧失「中心思想」的最大政敌，使其再也没有财力重整旗鼓。然后，促转会再根据《政档条例》没收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档案」，并推动旨在完全否定国民党历史正当性的各种「转型正义」措施，如选择性地还原「历史真相」、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不公。套句大陆文革时期的流行语：党产会要把国民党「斗倒」，促转会更要把它「斗臭」，最终把这个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教它永世不得翻身」！

当然，国民党的「内战体制」本来就属不义，理当批判、转型。但是，民进党清算国民党的动机纯属为了「政权转手」，不是「政体转型」，更与「正义」无关。促转会前副主委张天钦在2018年8月24日在内部会议曾以明代特务机关「东厂」自居，可见其心态完全自视为权斗之工具。今年5月15日，媒体记者收到的据称是骇客取得的总统府内部档案中，蔡英文与苏贞昌讨论「促转会补提名人选规划」，说「所提人选……都是民间亲绿学者专家」。由于民进党始终不敢完全否认外泄档案内容的真实性，如果此处所提以「亲绿」做为提名考量是真的，那么更可见促转会的「功能」从来不是什么「转型正义」，而只是继续追杀蓝营国民党的斗争工具。

此所以《促转条例》明订以「威权统治时期违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之不法行为与结果」为「转型正义」的对象，然后规定「威权统治时期」指自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至1992年11月6日（金门、马祖、东沙、南沙解严）。这么一来，就把「促转」的对象先在时间范围上排除了在台湾史上造成最大规模不义迫害的日本殖民体制。然后，由于该条例把国民党政权的「不义」定性成「威权统治」，这就刻意回避了其体制是因「内战」而生的不义性质。于是，民进党就可按台独的政治需要──继续割裂两岸，而非弭平内战伤痕──来选择其「促进转型正义」的打击目标。

例如，该会目前进行调查的「历史真相」集中在对推动台独有利的案件，如美丽岛事件、林义雄家灭门惨案、陈文成事件等，却不调查迫害非台独派的政治案件，例如韩战「反共义士」真相、孙立人案、雷震案（包括其狱中回忆录「遗失」案）等。在「平复司法不公」方面，也因民进党刻意回避国民党挑起内战的责任，事实上等于肯定了国民党「反共」及迫害左翼统派的正当性，于是促转会虽将过去受军事审判的政治案件判决大多数撤销，但对「确有实据」的共谍案（即使他们的目的往往是尽速结束内战，与民休息），则都维持原判。

更有甚者，由于民进党当局的真实目的在于台独、不在「民主宪政」，因此即使在促转会进行调查的案件上，我们还可发现他们只搞「政权转手」、不做「政体转型」的痕迹。例如，《政档条例》中有所谓「细胞条款」，规定「政治档案中所载公务员、证人、检举人及消息来源之姓名、化名、代号及职称，应提供阅览、抄录或复制」。民进党宣称这是为了使当年参与「威权统治」的加害者及帮凶（如线民）之身分被揭发。但是，迄今为止所公布的调查报告，包括美丽岛案、林宅血案、陈文成案，虽提到了有线民为情治单位通风报信，或特务对受害者非法逮捕、刑求逼供，但却始终不公布这些人的身分、职称、姓名。

今年2月促转会公布「台湾转型正义资料库」，号称要公开「戒严时期各层级加害者」，但是我们在这个资料库中搜寻所见，只有参与起诉、审判的军法官、书记官，及核可判决的军方高层（包括蒋介石）。但是，任何在当年经历过政治迫害的人（包括许多民进党人）都知道：真正指挥抓人办案、刑求逼供、告密陷害的，是情治单位的大小特务，以及他们布建的线民，至于各级军法官固然也滥权违法，但往往只是配合特务机关办案，使这些政治迫害包上一层「合法」的伪装。例如，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曾公开当年带头迫害她父亲洪子瑜的特务是「龙次云」（保警第二总队总队长）。但是我们在「台湾转型正义资料库」中只找得到洪子瑜案各阶段的公诉人、审理人，甚至还有无足轻重的书记官，却找不到「龙次云」之名，当然也找不到对她父亲刑求逼供的任何特务的姓名。再如去（2019）年11月21日病逝的《远望》社委陈明忠先生，及甫于今年5月23日病逝的《远望》荣誉发行人刘建修先生，他们一生都曾两次入狱，饱受刑求逼供。但在这个资料库中，当然也看不到这些在「第一线」动手迫害他们的特务「加害者」。

反之，在这个资料库内还可查到1954年台湾省工委会台大法学院支部叶城松案的判决书，其中提到叶城松是在1947年10月由「匪干李登辉」介绍加入中共地下组织。但结果该案共15人被起诉，后来叶城松等五人被枪决，一人被判无期徒刑，六人被判十年徒刑，其余三人各被判七年、五年、两年，可说无一幸免。可是在此件大案中，唯独「匪干李登辉」却能全身而退，甚至未被起诉！在那个「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的白色恐怖高峰时期，「匪干李登辉」究竟立了什么「功」（出卖同志？做伪证？），竟可让特务对他高擡贵手，连前科都没有，后来还能飞黄腾达？可以想见：民进党的促转会绝对不会去调查这个「匪干李登辉」在叶城松案中的怪异角色，当然更不会去查「匪干李登辉」（以及许多绿营政客）过去在「威权统治时期」参加国民党不义体制的真相。

今年2月促转会所公布的「台湾转型正义资料库」中，呈现的资料为经民进党所筛选过的，因此不利于两岸和解的案件没有被如实地转型，得到正义，任何特务的身分也没被公开，以利民进党继续利用；该被清算、有利于台独的涉案人也没被彻查，例如叶松城一案，其中名列出叶为「匪干李登辉」所介绍加入中共地下组织，涉及的相关人员无一幸免，唯独李登辉离奇地「幸免于难」、安然无恙。

从民进党揭露当年不义体制「加害者」的「画地自限」看得出来：他们并不想全面检讨国民党「威权统治」下的特务机关及其恐怖统治的手法，只想加以收编，重建为「为台独服务的威权体制」。于是，民进党当然不会按照宪政原则将「情报单位」与「治安单位」划分，而将继续使「情治单位」为其政治需要而监视、打击异己。他们也不会将政治性案件之办案指挥权交给检察官，而仍然是由调查局指挥检察官（甚至法官）配合办案。在2017年12月新党青年军案中，我们甚至还见到以强制「传唤证人」之名行逮捕侦讯之实、且「依法」拒绝律师到场、然后再将这些「证人」转为「被告」的特务办案手法。去年修国安五法、制订《反渗透法》，将大陆视为「境外敌对势力」，「促进统一」可能构成「外患罪」，台独威权法制已初步建成；从去年大选竞选开始以来，民进党当局更借口查办假讯息，大肆「约谈」民众（仅今年初三个多月有近五百人进警局问笔录），甚至强闯民居，制造恐怖；刑事局「假讯息查处小组」不断增员，查假竟成刑事人员首要工作；今年4月，调查局的「假讯息防制中心」升格为「资安工作站」。凡此种种，使人闻到越来越浓的「绿色恐怖」。

既然蔡英文推动「促进转型正义」的真正目标只是「政权转手」，当然不会充分揭露、更不会追究当年参与执行政治迫害的特务及线民──否则有谁愿为民进党正在强化的绿色恐怖效命？（参见《远望》2018年1月号社论〈如何改变蔡英文的「现状」？（二）──解析绿色恐怖〉）现在民进党在二度胜选之后，一方面全面掌控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另一方面国民党已被追杀到丧失斗志，蔡英文当局在岛内便可为所欲为。在不久的将来，当台湾被蔡英文「脱胎换骨」之后，这个「更好的国家」将是台独威权体制，「特务统治依旧在，只是颜色改」。

这样的「转型正义」，有何「正义」可言？ 

原转会利用原住民反中

但最能揭露民进党「转型正义」之虚伪与不义的，是「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

前已言之，中国文化里没有「种族主义」基因。不论是古代中国的「夷夏」之别，还是清代台湾的「番民」之分，都是以文化判定。这使得中国文化有包容性而无侵略性，使四周族群逐渐加入「中国人」的大家庭（即所谓「汉化」），继续共塑中国文化。不仅历史上北方胡人大批主动汉化，清代满人和台湾平埔族也汉化，现在在开封还能见到一口河南话的汉化犹太人后裔。由于传统「中国人」或「汉人」是依文化核心价值来界定的，因此从来没有「纯种汉人」，只有南腔北调、体型习俗各异的各地方汉人。

但是，民进党为了要脱离中国、追求独立，就必须放大台湾与大陆原乡之间的差异。于是，两岸间历史经验的不同（台湾曾被日本殖民）和台湾岛上非汉人族群（原住民）便被拿来利用。民进党一方面要美化日据殖民统治（如，赞许其为台湾现代化「奠基」），另一方面还要利用台湾原住民来凸显「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于是，2015年11月29日，蔡英文参加北区原住民族后援会时，宣称她有「排湾族」血统，甚至还有排湾族及阿美族的名字。可是，她的排湾族血统究竟是来自于她的祖母还是曾祖母，却跟她的博士学位、升等经过一样说不清楚。

她并于2016年上台后，立即在8月1日「原住民日」向台湾原住民「道歉」。在其「道歉」中，她承诺打造一个「正义的国家」、「真正多元而平等的国家」，为此将在总统府设置「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原转会），由她亲自担任召集人。但是，这个设计根本是一个继续利用、再度屈辱原住民族的阴谋。

如前所述，蔡英文为了台独（反中），必须利用岛上的原住民；但同样是为了台独（亲日），她又必须回避批判在历史上迫害原住民族最严重的日本殖民体制。于是，她既要利用原住民来反中，又不能受制于原住民议题（免得延烧成反日），蔡英文便将所谓「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与针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转型正义」切割开来，然后再于「道歉」的同日发布一个由她一手核定的行政命令《总统府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设置要点》。外表看起来，隶属总统府的「原转会」比行政院下的「党产会」、「促转会」地位更高，但实际上后二者是由立法设置，虽然目的不正，但都有法定大权，是「有牙老虎」；而「原转会」只是基于蔡英文发布的行政命令而成立，按其《设置要点》规定只是一个「协商之平台」，是一个临时性的咨询机关，与她在同日「道歉」文中所夸称的「原住民族集体决策的机制」相差甚远。并且，「原转会」既然由蔡英文亲自召集、主持，那么其人选、议程、甚至结论，都不至于「失控」，可以完全为蔡英文的台独政治需要服务。真可谓运用之妙，全存乎她一人之心！

明乎此，我们就会明白：蔡英文对原住民的利用是真，承诺是假。因此，当2019年1月习近平发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讲话〉，2月19日原转会的原住民族代表就发表公开信，宣称「台湾原住民族……不是中华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关于「台湾原住民族与台湾的主体性，拒绝威胁也不退让」。但是，蔡在2016年8月1日「道歉」中承认「当年，（国民党）政府在雅美族（又称达悟族）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核废料存置在兰屿」，并为「兰屿的族人承受核废料的伤害」向雅美族人道歉。而且，早在2005年2月，民进党陈水扁当局推动通过的《原住民族基本法》中就规定「政府不得违反原住民族意愿，在原住民族地区内存放有害物质」（第31条）。结果，蔡英文的「道歉」却只带来「赔偿」。她在去（2019）年11月宣布，要对兰屿回溯补偿25.5亿元成立基金会，未来每三年还会拨2.2亿元做为土地补偿金。但她就是不承诺依照《原住民族基本法》将兰屿核废料移走。有如日本在琉球打造「基地经济」来诱使琉球人接受当地美军基地，蔡英文显然也想在兰屿打造「核废料经济」，来诱使雅美族人愿意与「核废料兰屿贮存场」长期共存！

可见，「原转会」既然只是把原住民当做反中求独的工具，那么其所推动的「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势必比针对国民党的「促转会」更加虚伪。

原转会延续殖民统治的不义

然而，「原转会」的最大问题在于回避了日本殖民统治对原住民族造成的大规模伤害。

日本的「皇国史观」认为自己是「天照大神」子孙所建立的「神国」，对于任何其他民族都居于优越地位。因此，与中国相反，「种族主义」恰恰是日本文化基因的核心要素。因此，被誉为日本明治维新「启蒙思想家」、迄今仍印在一万元面额日币钞票上的福泽谕吉，在1896年在其所办的《时事新报》上主张：「（台湾）割地的目的，完全在土地而不在人民，所以关于处理该岛的问题，当局者应该仅考虑土地，断不可把岛民置于眼里。应该抱持一种觉悟，以为实际上得到名叫台湾的无人岛，从而决定经营的大方针」（7月29日）；「凡是有反抗形迹的人，应该尽予诛杀，使其一人无存，以歼灭丑类。」（8月8日）于日本殖民台湾初期（1898-1906年）担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亦曾宣称他是以「生物学的原则」做为治台原则。台大政治系荣誉教授许介鳞就指出：「所谓『生物学的原则』，说穿了，就是将台湾岛民视如动物，分成『绵羊』与『野兽』两类。绵羊留下来，做为割取羊毛之用，野兽则设计陷阱，捕杀殆尽。」

基于福泽谕吉留岛不留人的思想，日本大量占有台湾土地。1895年一占领台湾，就制定《官有林野及樟脑制造业取缔规则》，规定：缺乏可证明所有权的山林原野，全为官方所有；隔年总督府再颁布《台湾总督府抚垦署官制》，订立「蕃地」即「官有地」之原则。由于原住民并无私有地概念，其传统领域是以「共有地」（如同太平洋岛屿原住民的commons）形式存在的。于是在日本殖民体制法规下，原住民在自己的祖居地上沦为任凭殖民者奴役剥削的寄居者。最后，当台湾中部的赛德克族忍无可忍，于1930年发起「雾社事件」后，日本竟用违反国际法的毒气进行镇压。战后国民党先是直接将日本「官有地」改为公有地，后来有些土地又逐渐被商业资本侵入或被汉人取得。2017年2月18日，蔡英文当局公布《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范围土地划设办法》，将私有地排除，不划入传统领域。这就使得已被商业资本占有或被汉人取得的原住民传统领地再难恢复。显然，如果回避检讨、批判日据时期大量侵占原住民传统地域的殖民体制，不可能合理解决原住民族的「土地正义」问题。

然而，日本殖民统治对原住民（以及台湾汉人）造成的最大伤害是把他们视为「动物」的野蛮思想，也就是后藤新平的「生物学原则」。后藤新平的名言「比目鱼不会变成金眼鲷」，充分显现了他的种族歧视心态。1910年的「日英博览会」（The Japan-British Exhibition）中，日本殖民者将台湾排湾族高士佛社的24名原住民送到伦敦，当做日本殖民的战利品「人类动物园」展示。 同年6月21日，日本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向正在台湾北部镇压原住民抗日的日军下达残暴的命令：如粮食缺乏时，即「以大嵙崁蕃人之肉来充饥」。在这样的不把台湾原住民视为「人」的暴虐心态下，依据日本自身的统计，在1896-1920年间（尚不包括1930年的雾社事件），就曾「讨伐」「生蕃」138次，杀7,080人、伤4,123人，死伤人数约占当时先住民人口数的8分之1。当劫后余生的「蕃人」归顺以后，日本殖民政府还将「蕃童」的教育由负责经济事务的民政局殖产部负责，并由未受过师范教育的日本警察担任老师，可见其「教育」目的只是为了经济目的而驯化、剥削原住民。

1910年，24名排湾原住民与两名日本警官出发前往伦敦参加日英博览会前摄于台湾。（图片来自原委会网站／胡家瑜提供，参见：https://pic.pimg.tw/jgchia510426/1455285546-2486764109.jpg?v=1455285632）

此外，日本基于其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在明治维新时期从西方输入了为殖民主义服务的「体质人类学」，用来研究被日本人视为低等人类的琉球人、中国汉人及台湾原住民。1895年，日本刚刚在台湾建立殖民统治，就成立了「蕃情研究会」，发行会刊《蕃情研究会志》，这是最早在台湾发行的原住民研究刊物。按照该会的内部分工，其第一部门的研究主题就是「蕃人的生理及解剖」。从此直到日据末期，日本的一批「人类学者」，如伊能嘉矩、鸟居龙藏、金关丈夫（以及他们训练出来的汉人助手），一直在研究台湾岛上的汉人及原住民的文化及「生理及解剖」。

金关丈夫（1897-1983）于1936年4月开始任职于台北帝国大学，7月便至雾社发掘1931年4月第二次雾社事件的死者遗骸。当时雾社驻在所的警察协助将挖掘出的骨骸寄给金关，后来还将陆续发现的1930年5月第一次雾社事件的亡者骨骸一并寄到台北帝大解剖科。而雾社事件领导者莫那鲁道（Mona Rudo）的完整遗骸也在总督府警务局的协助下，于1934年成为台北帝大的收藏，直到1973年在台大李亦园教授等人的呼吁下归葬雾社，成为返还遗骨的第一例。

金关对台湾「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传统影响很深。此外，因为金关也在琉球盗挖琉球人骨骸，使得台湾大学也曾经收藏63具琉球人骨。而这种把原住民仅视作体质人类学研究对象（而非有尊严的「人」）的心态及作风，一直延续到战后。

根据台湾大学解剖学教授蔡钖圭在2012年发表文章回忆，台大「体质人类学研究室」收藏了许多人骨标本，其中大多是金关丈夫留下者。而台大在战后延续了金关丈夫这种搜集人骨标本的「学术传统」。蔡钖圭说：1957年台大余锦泉教授得知花莲马远部落的布农族原住民要迁移墓地，便「与村长交涉，在获得村民大会、派出所与乡长的同意后，于1960年开始挖掘，并运回50具骨骼标本」。4此一消息后来被某人类学研究生贴上网路，引发原住民社群高度关注，于是外界才注意到台大还有这样一批「收藏」。

2017年6月，马远部落原住民成立「还我祖先遗骨自救会」（次年更名为「马远部落会议还我祖先遗骨工作小组」)，要求台大返还祖先遗骨。在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介入协调下，台大终于同意返还遗骨。但整个程序进度缓慢。2018年7月12日，监察院提出调查报告，呼吁台大妥善处理归还事宜。根据此一报告，马远部落耆老表示，1957年正值戒严时期，即使挖掘遗骨行为严重触犯布农族传统禁忌，部落族人迫于形势也不敢违抗。此外，该调查还披露，台大未将人骨标本列入校产清册登帐管理，且当初记载就不完整，导致确切数量查证困难。经台大清查发现，现存人骨标本有60具，其中43具成人骨装箱保存，其余17具小儿骨骸因不符研究需求，混存于其他人种骨骸中无法区别。至于马远自救会提出的条件，包括要求道歉、遗骨保全、补偿、归还遗骨、建立遗骨馆与纪念碑、归还仪典与进行DNA检测等，台大大多同意。但因补偿涉及预算，而建碑需要土地，DNA检测也有成本考量，因此延宕至今。

这整起事件显示：台大的体质人类学（或解剖学）研究者仍与其日本老师金关丈夫等人一样，仅把研究对象（人）视为「生物」，并不尊重原住民的尊严与意愿。蔡英文当局对此事态度也不积极，任其延宕。可见蔡英文可以表演向原住民「道歉」，还敲锣打鼓地成立「原转会」，但是在实际面对原住民所需的历史正义和转型正义时，却跟日据时期的殖民者一样傲慢。

只要蔡英文继续回避日本殖民体制所造成、遗下的不义，台湾原住民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尊严与正义。原住民只能在蔡英文的伴食机关「原转会」中被她当做反中求独的政治工具，但所有在日本殖民体制下牺牲的原住民（以及台湾汉人），将如同在国民党内战体制下牺牲的左翼统派一样，永远沉冤难雪。

量身定做的「正义」就是不义

台湾社会先经历了半世纪的日本殖民体制，再经历46年的国民党内战体制，累积了一个世纪的不义，接着却陷入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谋划的台独建国工程之中。结果，殖民体制内含的种族主义和内战体制内含的极端反共都未受到批判与清除，还被台独继承来反中国、反中共。目前民进党力推的「转型正义」完全不是为了体制转型，只是为了政权转手、两岸关系转向，并且为了精确配合台独的政治需要不断切割、扭曲。这样量身定做的「转型正义」，不但不是正义，根本就是不义，是践踏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