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是最深层的结构

民进党实际上是在进行双重革命：一个是革中华民国的命，也就是想去除中华民国，所以不断要正名制宪；另外一个是革「一个中国」的命，要「去中国化」。中国原是一个整体，但目前是分裂的，一边叫中华民国、一边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进党想创建台湾国，那就成为另外一个独立的国家。近年来，还有人想从历史上、文化上、认同上，与整体中国统统切断，这当然是要革整个中国的命。我认为这双重革命会造成政治危机与社会不安。

我们自由主义学者都会特别强调自由民主价值的重要，认为这样的价值是普世的，颠扑不破的。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感觉其中并不是没有盲点，盲点在哪里呢？就是自由主义者主张的自由民主，基本上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理性抉择」。因为透过理性思考，自由民主的价值是有益的、正确的、应当的。但是，人不光是理性的动物，也是相当注重感情的，而群体主义或是爱国主义则含有浓烈的感情成分。它强调群体的爱与认同，假如国家变得贫苦、穷困、衰退了，依理性的抉择，最好离开这个国家，一走了之；但是相反地，历史上有很多爱国运动，就是为了救这个苦难的国家，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相对而言，自由主义的感情成分比较少，理性成分比较高，因而自由主义非常重视合理性的逻辑思考，强调过程、手段、制度及规则。在另一面，爱国主义则较注重群体的认同、忠诚及凝聚等。从整体的人类社会来讲，我的看法是，自由主义者假如把国家这个群体的感情因素拿掉，那自由主义者的思考和实际的推动一定会发生困难。因为到现在为止，自由民主仍必须在国家之内进行，国家如不能统合、巩固，自由民主就失去了根，会飘浮起来，不能落实。孙中山先生先讲民族主义，再讲民权主义，不是没有道理的。

自由民主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与结构，原不与国家在一个层次，但互为表里。不过，实际上，在台湾主张自由民主的人士，有时会忽略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结构，那就是国家。假如我们不讨论这个深层的问题，自由民主就没有办法仔细往下讨论，也没有办法好好在台湾实行。

国家认同的群体主义可以涵盖整体中国，也可能只限于台湾，但都会影响到自由民主的实施。如两者认同之间发生冲突，对自由民主更会造成极大的冲击。若干年来，有人主张要放弃国家的群体主义，关于这点，我们在思想上可以讨论，但是在现实世界上，不能否定它的存在。这就好比一个家庭，夫妻、父母、儿女，因感情的因素而凝聚相连，也正因为这样子的连接，必然会产生团体的感情。这种感情，在国家就叫爱国，而且还含有道德的意涵。美国故前总统甘迺迪就说过：「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什么。」他在观念上很能分辨出爱国与自由民主的不同层次。

多年来自由主义人士在台湾倡导及推动自由民主，主要在确保及实施人民的四种基本权利，即：平权（人民及各群体之间的平等）；人权（各种自由权，政府不能侵犯）；民权（组成政府及参政权）；分权（政府权力的分立与制衡）。这四种基本权利都是规范人民与政府的权力关系，不仅可避免专制，且能促进政府的效能，制定及执行良好的公共政策。但政府在1949年迁台后，却实行威权体制，妨碍自由民主的建设与发展，主要的理由即在追求国家的统一，可见国家群体主义的影响。蒋中正老总统到台湾后，他的使命是「反共复国、解救同胞」，曾出版两本有名的书：《苏俄在中国》及《反共抗俄基本论》。这两本书的观念其实就是来自国家的群体主义，要把整体中国救起来。在这个基础上，他就推行党国合一，先改造国民党，再实施威权统治，也就是透过党来控制政府体制、政治社会及民间社会。他另并合运用「戒严」及「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冻结宪政，实行党禁、报禁。他为了政权稳定及培养国力，也制定了一些不错的公共政策，如土地改革、经济建设及教育普及等。但公共政策是政治体系的外层运作，我们不能因为公共政策而避开深一层次的自由民主及国家问题。有人说老蒋总统为了掌握政权，反共复国只是个幻想，但当时他自己则认为是非常神圣的革命任务。当然我们反对这种威权体制，我们不断而强力地要求回归宪法，推进自由民主，而在人民的需求与监督的基础上，制定妥当的公共政策。

威权松动后，认同问题恶化

现在要指出的是：威权体制有它的先天缺点。领袖会老、去世，一切情势也都会改变。等到老蒋总统人老了，再加上退出联合国，反共复国的使命愈来愈落空了，这时候，威权体制本身就出现了松动的情况。

后来蒋经国掌握政权，这位小蒋总统没法再以反共复国作为诉求，他就改以十大建设与行政革新，作为威权统治的新的神圣使命，他要把自己塑造成另外一个有魅力的领袖。不过，以前反共复国是深入到国家层次，现在所诉求的是外层的公共政策，威权统治的理由不够强。但是他还是维持着党国合一，仍要控制，但越往下走，控制力量就变弱了。反过来，倡导自由民主，反对威权统治的力量就不断地强化。

小蒋总统只得慢慢地开放，扩大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台湾同胞就可透过选举参与进来了。选举是一种机制，这个机制会带来政治及社会的开放。我们可以看到，一到选举，就有所谓的选举假期，什么话都敢讲，政府也不敢抓，怕发生动乱。这样不断的选，不断的选，有了发声的平台，有了大家的聚会，慢慢就形成了党外。到了1986年，国民党要取缔党外组织的公共政策研究会，我们主张自由民主的人士就公开反对，并出面与国民党沟通。小蒋总统终于同意妥协，允许党外可在内政部登记成立政治团体。就在这一沟通的过程中，党外人士在圆山饭店成立民主进步党。在我们协调下，国民党说他们仍会指民进党是非法的，但只要民进党人不抗争，国民党就不抓人。就是这样党禁实际解除了，这是个很大的突破。这样的发展，使得小蒋总统必得将威权体制转型。不久，他就正式宣布解严，取消党禁与报禁。有人说，他具有民主的性格，其实更多是基于现实的考量：要是抓人，国际间会怎么看？国内媒体、学者又怎么看？谁会支持呢？不过，他的妥协使得政治体制能顺利转型，未造成灾难性的冲突。

到了这一阶段，自由民主就能进一步开展了吗？其实不然，族群与国家认同的问题则日益严重，对自由民主带来另一波危机。过去，我们总觉得威权体制压迫本省同胞，但一旦转型，趋向自由民主化，省籍观念应该得到化解，那就可以不分省籍与族群，共同追求自由民主了。后来发现族群认同与省籍观念并未化解，且逐渐加深。

小蒋总统在解严后未久，即告逝世，李登辉继任总统，他掌权后运用本土认同做为号召，一面在国民党原有的威权结构上，整建本土的地方派系，操作所谓的黑金政治；一面则处心积虑地推行台湾主义（Taiwanism）。这个主义对台湾的自由民主造成更大的挑战。

台湾主义有三个核心的内涵，其一是台湾主体论：要建立台湾族群的主体认同，并与中国人区隔。在台湾的外省人如不接受台湾这个主体，就可回大陆去。其二是台湾主权论：对内要建立本土政权，由本省人当政；对外要争取独立的主权，要走出去，要参加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等。其三为台湾的主张：要把台湾和中国从历史、文化、经济等各方面加以切割，如要建立台湾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经济上发展南下政策、对大陆要戒急用忍等。

总而言之，李登辉的台湾主义，就是要建立新而独立的台湾国。早先他在表面上还谈谈统一，后来就公开主张「一边一国」了。中共反对，就视为敌国。党内主张统一的，也只得分裂出去，另组新党。他在本土认同及独立建国的诉求下，一连串做了六次修宪：将总统改为直接民选、总统的权力扩充到最大、省级政府遭到冻结。从此，爱台湾的民粹主义大见流行，独统形成对立，族群呈现撕裂。在这般对立与撕裂的情形下，自由民主在实质上当然受到压制与破坏。

台湾的选举是要选出一个国家

李登辉在出任总统后，曾召开了一次「国是会议」，我应邀参加筹备会，等到发现他要大肆修宪，扩大总统职权，趋向以台湾群体主义为号召的威权统治，我就退出了。我当时感觉自由主义在台湾好像慢慢衰退了，台湾主义会兴盛起来，族群与统独的纷争也会随之而到了。

李登辉连任总统一次后，任期届满，于是在2000年举行大选，那时国民党分裂，本土势力在台湾主义的培育下则相当壮大，大选的结果是国民党丧失政权，由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总统，四年后再连任一次。政党轮替本来可推动自由民主的发展，但事实上又不然。我们在两次选举中可以看出，主要的议题环绕着族群及建国，不像正常民主国家的选举，着重公共政策与自由人权。台湾的选举变质了，已不是体制内的选举，而是要选出一个国家。民进党告诉大家，选了它们，将来可以进行台独建国，选择国民党的话，不过是维持中华民国，这正是他们要革除的。

民进党当政的八年来，不断强化台湾主义，族群及国家认同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们发动的「去中国化」，已延伸到「去中华化」了。每逢二二八皆要挑动省籍悲情，现在要去蒋，看起来是为了打倒威权，实际上是为了去中国化。所以我说民进党在搞双重革命：革中华民国的命，革一个中国的命。双重革命当然也有理想啊，理想就是「台湾主义」。正因为如此，台湾的自由民主始终在国家认同的冲突上飘浮，威权统治也从未完全消失过。这实在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政治体系，大家皆担心危机及风暴的突然来临。

［2008年］3月间又要举行总统大选，国民党在台湾主义的压制下，对整体国家的发展，还提不出完整的论述，令人感觉过于退缩。而民进党虽抱着台湾主义，但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地冲撞，令人感觉制造冲突与不安。

但不管是民进党的候选人谢长廷或国民党的候选人马英九当选总统，族群与国家认同的问题都仍然存在。如不能对内加以化解，对外和中国大陆就国家结构及发展问题，有所协调，台湾的自由民主就不易摆脱飘浮、失根的困境。

从整个国际情势来看，中国大陆越来越强，国际的接受度和依赖度也越来越高。假如台湾一味去中国化，进行法理台独，必然造成两岸的冲突，如一旦爆发战争，不管输赢，台湾的自由民主就更难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