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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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七月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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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家語言的角度審視中國歷史的近代轉型

作者 | 吳啟訥
吳啟訥:臺灣大學歷史系兼任副教授
【編按】

2021年11月30日,大陸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於全面加強新時代語言文字工作的意見》。其「總體要求」中提出「以推廣普及和規範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為重點」,但也要「科學保護各民族語言文字」,以求「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貢獻力量」。當然,「中華民族共同體」也包括港澳臺,因此該《意見》還提出要「深化與港澳臺地區語言文化交流合作」。就在該《意見》發布前夕(11月28日),臺灣中研院近史所的吳啟訥教授在澳門語言學會主辦之「多元文化環境中的語言研究和中文教育」學術研討會中做了閉幕式主題報告,其內容正有助於我們了解中國大陸國家語文政策的歷史文化背景與基本精神,因此本刊特予刊出。至於兩岸語言文化交流如何才能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則另由華志一先生撰寫〈同文同種,未必同心──論兩岸語言文化交流之道〉一文,一併發表。


「語言統一」是現代民族國家的標誌之一,然而,當代中國的語言統一趨勢明顯具備自身的特徵,它與西歐民族國家的單語制和近年來形式上的「多元文化」政治正確,以及亞洲新興國家的語言統一進程都有差異。

 

一、中國的語言現狀:提倡通用、容忍差異、保護多元

當代中國的語言現象呈現為:漢語普通話作為國家通用語言,它的普及程度達到史上巔峰。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於:

首先,在市場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國從「固定」的國家成為「移動」的國家,各不同地區、不同族群之間的「交流」、「交往」、「交融」程度空前增加;其次,資訊的傳播,在技術的層面大幅提升,在政治層面和社會層面得到有力推動,例如,中央電視台的覆蓋,可謂無遠弗屆;再次,國民教育體系日趨完整化、體系化;第四,漢語拼音系統的成熟與普及,漢語拼音與少數民族新文字之間逐步建立有效的連結。以上這些現象,使得漢語普通話的普及狀況達到前所未有的階段。

從語言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建構的角度觀察,漢語普通話的普及程度,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這一形象趨向成形。

與此同時,必須注意到,在現實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沒有將自己的國家語言政策定位為單語制,而是將漢語普通話定位為「國家通用語言」,倡導全民借用這個工具擴大交流。伴隨這一國家語言政策的語言現狀是:第一,漢語普通話依然存在很多不同的「次標準」版本;第二,不同區域使用的,被視為漢語「方言」──亦即與漢語普通話和其他漢語方言使用共同書寫系統,但在語音、詞彙乃至語法方面各有差異──的口語,仍與漢語普通話並存,並且依然是很多人在家庭和家鄉的第一語言;第三,漢語以外的少數族群語言,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仍然廣泛存在於少數族群的文化、教育和法律生活當中。

中國語言現狀的形成,不可不謂與政治相關,但它與西歐國家語言民族主義政治的目標和推動過程存在巨大的差異。出現這種差異的原因,在於當代中國語言現象格局的雛形初現的起點,遠早於西歐民族國家單語現象的出現的時間點,而這一格局的成熟過程是自然而漫長的,歷史的龐大力量,使得這個格局在相當程度上排除了源自西歐的語言民族主義的影響。

2021年12月21日,西藏自治區藏語文工作委員會辦公室與語文出版社,正式發布首部準確解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完全依照藏文語法表述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學習辭典(藏文對照)》。2021年12月21日,西藏自治區藏語文工作委員會辦公室與語文出版社,正式發布首部準確解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完全依照藏文語法表述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學習辭典(藏文對照)》。



二、自然演變,抑制語言民族主義的成長

學界和坊間流行的認知是,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直到19世紀中後期才開始轉型成為「民族國家」。但依照個人的初步研究,真實的情形是,傳統中國並不是西方定義下的「帝國」(Empire),它在13世紀後期之前,是一個「多元多體」(政治多體,文化多元)的政治文化圈;13世紀末期,開始從政治整合切入,從文化形態變遷展開,逐步形成政治一體、文化多元的「多元一體」政治體,具體而言,這個政治體是一個單一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之下的多元文化的領土國家。從各個角度來看,這個領土國家都具有相當的近代性,但唯獨在文化上容忍甚至保護多元。所以,以多數語言壓制少數語言,以政治強勢群體的語言壓制政治弱勢群體語言的現象,儘管並不是完全不存在,但卻沒有發展成排他性的語言民族主義。這背後有思想文化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原因,其中關鍵,在於傳統的天下觀與西歐的民族國家觀在看待包括語言在內的文化現象時的態度完全不同;語言的分類邏輯也相當不同。

 

(一)語言政治的寬容

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滿洲人建立的清朝,在政治上將蒙古語(書寫形式是「八思巴文」)和滿語定為「國語」,但卻不排斥漢化,甚至基於統治的需要主動推動漢化;同時從未使用政治和行政手段強制推行上述「國語」,其結果是「八思巴文」和滿語、滿文的衰落。

 

(二)元明清大一統領土國家內人民交流的擴大

傳統中國的語言並不統一,在中古社會條件下,這個現象並沒有成為中國農耕區域政治統一的障礙。13世紀末期以前,中國長期存在准共同語──「雅言」,但它的功能受到幾個方面的限制:第一,秦朝統一文字,但由於漢字並不全等於「漢語的書面形式」(「五四」以來有關「漢字是漢語的書面語」的認知,是在印歐語系語言學的暗示下產生的一種並不準確的描述),它有相對獨立的視覺符號表意功能,因而超越中國境內的漢語方言、非漢語語言和中國周邊(如朝鮮、越南、日本、琉球等)語言的紛繁差異,成為古代東亞影響最大的溝通和記錄體系;其次,上述區域的資訊交流需要,基本侷限於知識菁英和貴族、官僚體系之中,而上層菁英的人數有限;第三,「雅言」流行的「中原」、「華夏」諸國,幅員有限,地形相對簡單,日常交流密切,但離開「中原」的範圍,地形複雜,交通不便,交流的需求不足,條件也不足。

元、明、清三代政治一統,國土範圍內人口遷移、經濟交流和文化交流逐漸密切。前面提到,元朝基於統治的需要,並不排斥漢化。由於漢語、漢文並不是元朝蒙古皇室和色目官僚的母語,蒙古人、色目人接觸和學習漢語文,反倒是從與漢人基層社會的接觸開始,以「自然學習法」,從民間口語中直覺、直接地習得。元朝的官方文書,其漢文版往往使用口語體,即「白話」。元代白話文體繪本(全相本)經、史、俗文學著作開創近代文化白話文學傳統。元代的白話文也會夾雜蒙古語語法,這一現象其實呈現出遼代以來北方漢語口語的現實狀況。這樣的現象,第一次造成中古以來的「言文一致」,較之秦始皇時代的文字統一,更進一步推動了國家通用語的形成。從歐洲的標準來看,國家共同語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基礎之一。

元、明、清三個王朝的統一和政治一體化措施,同時也推動了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加上三個時期,都有政策性和自發的大規模人口遷移;科舉和近古戲劇的影響,也讓文人以及平民階層產生有效溝通的需求。政治大一統與經濟整合所帶來的領土國家內人民交流的擴大,自然推動國家範圍內共同語言的形成。共同語言雛形的形成,呈現為:

1. 現代漢語官話區──包括北方官話、江淮官話和西南官話──分布的範圍,大致在明代就已經確立,這個範圍相當廣大,以至於直線距離相隔3,700公里的璦琿人與騰衝人之間,仍能大致無礙地用自己的母語溝通。官話區的自然形成,成為清末以來中國推行國語、普通話的基礎;2. 官話以外其他方言區的口語中,「文讀」的現象也有擴大,這背後有科舉和近古戲曲普及因素的影響;3. 中國境內各非漢語語言乃至朝鮮、越南、琉球等「藩屬國」的語言對漢語的借詞也出現增加的趨勢。我舉個例子,維吾爾語,在語言學上被定位為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的語言,但維吾爾語中的漢語借詞數量可觀,這個現象就常常被我們忽略;同樣被定位為阿爾泰語系通古斯語族的滿語,其漢語借詞的數量就更多。4. 各語言區域的邊緣地帶,出現明顯的雙語現象,胡煥庸線兩側的漢人和非漢人群中,存在相當普遍的雙語現象,需要強調的是,這裡的非漢人所使用的漢語是所謂的漢語「方言」,這是自然交流的結果;還有像客語區邊緣的客閩雙語、客粵雙語現象,也可以代表漢語方言交界區域的雙語現象。5. 元、明兩朝都曾經由官方制定讀音標準;清朝更是在雍正年間設立官方語言學校──「正音書院」,教授以北京方言為標準的「官話」。

這一系列現象都顯示,漢語不僅在「文」──書面記錄傳達系統──的方面完成整合,也在「語」──口語──的方面,出現整合的趨勢;而整個中國境內各種語言間,也開啟了更為深刻的交流和融合進程。這背後的動力,來自政治整合擴大後,中國內部自然增加的經濟、文化和政治需求。

不過,我們必須看到,由於是源自中國社會發展的自然需求,元、明、清時代的口語整合,所追求的是有效,而不是精確、標準。換個角度說,由於這一趨勢是自然發生的,存在於中國傳統社會當中的文化多元現象,自然也會制約中國口語整合的進程和樣貌。


三、中國歷史近代轉型路徑轉折,但仍然保留中國歷史自身演進的脈絡

19世紀中後期,列強介入,改變了中國歷史演進的路徑,中國被迫模仿西歐式民族國家的範本,試圖把中國建成「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藉以抵禦西方的侵略和威脅。

西歐民族國家的範本顯示,民族國家訴諸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文化價值體系和共同的歷史經驗;而從經濟、物質層面的實質需求來看,建設民族國家,也需要讓國境之內人與人之間、地域之間、人群之間進行廣泛、準確、有效的溝通;這種溝通,對於「準確」的要求,超過13世紀到19世紀中期。因此,傳統菁英和受到西方民族主義影響的中華民族主義(或稱國家主義)菁英,對於創造民族共同語,產生強烈共識。從清末到民初,整個20世紀的前1/3,「國語運動」成為清朝、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官方和國家主義菁英學者共同推動的國族建構運動的一環。

我們對於國語運動選定漢語,而在漢語中選定北京話作為「標準語」的過程,都很熟悉,不需贅述,但需要注意的是,國家主義菁英學者在定義漢語和漢語方言的過程當中,脫離傳統的「方言」概念,引進了西方的「民族」概念,以及與民族主義密切相關的西方語言學概念,建構具有「nation」意味的「漢族」、「中華民族」和「漢語」概念,將通用漢字的各區域人士使用的語言界定為「漢語」的「方言」。如同顧頡剛強調「中華民族是一個(單一國族)」,語言學家趙元任也主張「漢語是(同)一種語言,而不是幾種語言」。這個語言政治的主張,顯然帶有語言民族主義的色彩。

與這個主張對應,趙元任等菁英學者制定並推廣「國語羅馬字」方案,以之作為國語運動的技術支援方案,確定注音符號和國語羅馬字只承擔標注漢字標準讀音的功能,不是替代漢字來記錄漢語的拼音文字,不是書面語。

然而,這項「語言統一」運動,遭遇到來自歷史慣性和現代政治的多方面挑戰,從根本上看,這些挑戰,都與中國語言整合過程中,依然存在於中國傳統社會當中的文化多元現象的巨大影響力有關。挑戰包含兩個主要面向:

 

(一)「方言」與非漢語語言因素的反彈

依照「一個民族,一個語言」的目標,推行「國語」,不論是出於人造,或選擇一個特定「方言」,很可能意味對其他「方言」或非漢語語言的排擠乃至消滅。因此,依照王東杰教授的研究,中國近代國語運動,對於語言「過度」統一的危險抱持警覺,因而將「不統一主義」定為國語運動的宗旨之一,具體呈現為:第一、保護方言,防止國語一統天下;第二、主張國語「標準」的最高要求只是「次標準」,也就是說,允許個人說的國語保留自己母語、方言的影響。「不統一主義」與中國社會傳統當中對地方性的寬容與尊重有關,也與國語運動領袖的自由主義思想傾向相關。王東杰,〈「打折」的統一:中國國語運動中的「不統一主義」〉, 《社會科學研究》(成都),2017年第2期。王教授的研究,正可以佐證,元、明、清時期語言整合過程當中的制約因素,到了20世紀前期依然存在。

 

(二)革命話語的挑戰

在技術條件之外,民族國家更強調把傳統「臣民」改造成為「國民」;左翼的社會改造主張,還進一步強調文化的「人民性」。然而,這些社會革命主張,往往需要建立在利用傳統資源的基礎之上。

早在1890年代,受到「主權在民」思想影響的知識界人士,把救亡圖存的希望轉移到下層民眾身上,他們希望開發民智,使他們轉換成為國民。為了提升識字率,清末出現「切音字運動」,此運動主張廢棄東漢以來標註漢字發音的反切法,模仿歐美及日本等國的各種文字拼音方式,提出若干拼音(時稱「切音」)方案,有的主張廢除漢字改為表音文字,有的提出拼寫漢字的發音符號。他們希望跳脫漢字複雜的結構原理,提倡言文一致,設計表達漢語的表音文字。儘管這些切音字方案在眾多的「方音(即方言發音)方案」之外,也有「國語方案」,以及與「國語方案」相配的「以(拼音)文字統一語言」的設想,但由於漢語口語的多樣性,要堅持言文一致,就很難避免破壞中國「書同文」的現狀。

1920年代,北、南政府同時推動國語運動,但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粵方言(廣府話)成為會議正式語言,而且被加上「革命語言」的桂冠,客方言(客家話)次之,講粵語才是「革命者」,否則會受到排斥。直到國民革命軍北伐,廣東從「革命大本營」轉為「革命後方」之後,粵語的「革命正統」地位才逐步減弱。

1920-1930年代,左翼思想也在知識界蔓延。瞿秋白從階級和民族的角度,對於與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相聯繫的「國語」提出質疑。他認為「國語」的概念,有幾個方面的漏洞:以漢民族語言作國家語言,是對少數民族的壓迫,是統治階級、統治民族,對被統治階級、被統治民族的壓迫;以北京話作為國語的標準,是對地方性語言的壓迫和宰制;至於所謂「五四式的新白話」,本身就是一些歐化的紳士虛構出來的統一和普遍的書面語,跟勞動大眾真實口語有根本差異。由此,左翼人士主張拋棄抽象的國語和普通話,推廣人民大眾實際使用的方言口語,而與大眾語言、地方性語言、少數民族語言相匹配的,應當是拉丁化拼音文字。左翼有關方言拉丁化的主張,更是直接訴求改變「書同文」的現狀,以語言統一為目標的「國語羅馬字」方案,自然成為拉丁化運動的批判目標。

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重心由階級鬥爭轉向民族解放,拉丁化運動轉而接受以北方普通話基礎的拼音文字方向。直到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確定在全國範圍內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漢語拼音方案被確定為──像注音符號和國語羅馬字一樣──只承擔標注漢字標準讀音的功能,不是替代漢字來記錄漢語的拼音文字,不是書面語之後,拉丁化拼音文字運動才宣廣告結束。

左圖:清乾隆六(1728)年的諭令指出:「官民上下語言不通,必使胥吏從中代為傳遞,於是添設假借,百病叢生,而事理之貽誤多矣」,故設立多所「正音書院」。右圖:2022年1月27日,浙江省首座方言館設立於松台山上的「觀松閣」,傳承飽含大量唐音宋韻的「溫州話」。左圖:清乾隆六(1728)年的諭令指出:「官民上下語言不通,必使胥吏從中代為傳遞,於是添設假借,百病叢生,而事理之貽誤多矣」,故設立多所「正音書院」。右圖:2022年1月27日,浙江省首座方言館設立於松台山上的「觀松閣」,傳承飽含大量唐音宋韻的「溫州話」。



四、結語

毫無疑問,我們有必要考慮到外界因素對語言選擇的影響。西歐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一直伴隨著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擴張,其中的語言選擇帶有制度化、強制性的特徵。傳統中國語言選擇的形成,與農耕地區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文化的吸引力有直接關聯,政治上的中央集權在文化政策方面,留下了相當大的空間和空隙,提倡同文,卻容忍異語的現象,就顯示出對差異的妥協。近代中國引進民族國家建構模式,制定國家語言政策,包括提倡通用語,但這個過程的背景和進程,都包含元、明、清時期語言生態自然形成過程──包括官話影響的擴大和對語言多元的容忍──的延伸。

中國的語言現狀,即推動通用、容忍差異、保護多元,側映出中國歷史近代轉型和中華民族國族建構的過程,中國語言政治史的自身演變邏輯和語言生態的自然形成,在其中發揮了終極的影響力。無論是地方意識的抬升、還是不同革命話語的反彈,都未能打斷13世紀以來伴隨中國政治文化整合而來的中國語言整合趨勢;而中華民族國族建構,也沒有沿用西歐民族國家建構的「一元一體」範式,而是保留了元代以後中國政治文化「多元一體」的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