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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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法學界的守正創新(中)

作者 | 柯華慶
柯華慶:中國政法大學黨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黨導民主制」與「黨導立憲制」理論的提出者,共同自由價值倡導者。

守社會主義之正

關於國體的劃分,中國政治學界和法學界長期接受馬克思的階級統治理論或者亞里斯多德的統治類型劃分。然而,馬克思和亞里斯多德的理論都侷限於統治與被統治的兩個主體模型,不能很好地區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不能闡釋「共產黨領導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

馬克思的理論中缺乏社會主義國家理論。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其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寫道:「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三版,頁3。並且認為共產主義社會取代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後來發展成為我們通常說的五階段論: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社會取代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也就是說,在馬克思最初的理論中並沒有社會主義階段。之後,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設想了一個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被稱為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人民出版社,2015年,頁27。列寧明確指出:「只有懂得一個階級的專政不僅對一般階級社會是必要的,不僅對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是必要的,而且對介於資本主義和『無階級社會』即共產主義之間的整整一個歷史時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這一點的人,才算掌握了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實質。資產階級國家的形式雖然多種多樣,但本質是一樣的: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結底一定都是資產階級專政。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當然不能不產生非常豐富和多樣的政治形式,但本質必然是一樣的:都是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國家與革命》,人民出版社,2015年,頁36。馬克思和列寧設想的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條件下產生的,是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階段。毛澤東發展了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從新民主主義國家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再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提出「人民民主專政」的概念。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又進一步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理論。從一百多年社會主義的實踐來看,社會主義是一種長期存在的獨立的國家形態,甚至於比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更長,而不僅僅只是一個短暫的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

社會主義作為獨立的國家形態,與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有什麼區別呢?按照《共產黨宣言》中所言「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自由民和奴隸、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31。按照階級鬥爭理論,奴隸社會是奴隸主與奴隸、封建社會是地主與農民、資本主義社會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那麼社會主義國家又分為哪兩個階級呢?哪個是統治階級?哪個是被統治階級?《共產黨宣言》宣稱「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這確實切中了無產階級革命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特徵,但我們又怎麼理解「共產黨領導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呢?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無法解釋實踐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當理論與實踐相衝突時,我們應該以實踐為本,而非以理論裁剪實踐。

亞里斯多德的國體分類採用統治與被統治二元模式。亞里斯多德根據「誰統治」將政體毛澤東區分國體與政體。國體是指國家的性質,亦稱國家的階級本質。具體的說,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所處的地位。政體主要是指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即體現國體的具體政治制度是什麼。我們這裡的政體概念採用亞里斯多德的,相當於毛澤東所說的國體。分為三種:由一個人、少數幾個人和多數人掌握權力(實際相當於按照最強者、少數強者和大多數弱者掌握政治權力進行的政體分類);在每一種情況下,統治者又可以是為了統治者利益行事或為了整個共同體利益行事,由此可以將政體分為六類,分別為僭主政體、寡頭政體、平民政體和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共和政體。政體是否是優良政體不在於統治者的人數,而在於統治者是為了自身利益行事還是為了整個共同體利益行事。在亞里斯多德看來,政治應該為整個共同體利益行事,但實際上統治者可能為自身利益行事,所以僭主政體、寡頭政體和平民政體分別是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和共和政體的變體。亞里斯多德,《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頁135-139、頁151。現實中一個人統治更可能為整個共同體行事,因為一個人與全體更容易形成共容利益。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是與狹隘利益(narrow interest)對立的概念,是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1993年在《國家的興衰》(李增剛譯,上海出版集團,2007年)中提出的概念。當某一利益集團存在強烈的以損害社會利益而增進自身利益的企圖時,就在追逐狹隘利益;假如該集團認為自身的利益與社會繁榮密切相關,在尋求自身利益和社會收入再分配時比較節制,甚至願意作出犧牲來支持有利於全社會的政策與行動,就是在追求共容利益。幾個人為整個共同體利益考慮的可能性比較小,多數人為整個共同體考慮的可能性更小。也就是說,現實中君主制的可能性大、貴族制可能性小、民主制幾乎是不可能的,平民制的可能性大。柏拉圖的結論是:守法的民主制次於守法的少數人的統治(貴族制),也次於守法的一人統治(君主制),但無法的民主制優於無法的少數人統治(寡頭制),也優於無法的一人統治(僭主制)。施特勞斯、克羅波西主編,《政治哲學史》,李洪潤等譯,法律出版社,2009年,頁67。也就是說,最優的政體是法治的君主制。

亞里斯多德將國家分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這樣的劃分僅僅適用於理想的或者很小的政體,現實中存在的複雜政體不可能完全符合。一個人統治幾百個已經比較困難,統治一個大國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君主或僭主必須聯合其他主體一起統治,聯合其他主體就需要共享利益,只不過利益的分配主次有別。現實中的任何政體都是混合政體,且有比重的大小。亞里斯多德的兩主體模型既不能解釋現實,也不能說明社會主義與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有必要提出既簡化又解釋力強的三主體模型。系統論述引用柯華慶,《學術與政治》,載於柯華慶,《學術與政治》,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

按照能力,自然社會中的個體構成一個從最弱者到最強者的連續序列。個體又可以聯合起來成為組織,有社會組織、經濟組織和政權組織等等,組織也可從最弱者到最強者形成一個連續序列。由於有了組織,原來的強弱關係可能會改變。例如,在勞資關係中,一般是勞方弱、資方強。然而,如果允許勞動者組成工會,那麼相對於單個的資方,工會更強。將所有個體和組織按照能力強弱排列就可以形成從最弱到最強的連續序列。為了實現有效治理,一個國家更可能是一類主體聯合另一類主體節制第三類主體。君主是最強者,貴族是強者,平民是弱者。三者之間兩兩聯合節制第三者的方式只有三種:最強者與強者聯合,強者與弱者聯合,最強者與弱者聯合。按照常識,聯合中總是更強者占據主導地位:最強者與強者聯合時最強者占主導地位,強者與弱者聯合時強者占主導地位,最強者與弱者聯合時最強者占主導地位。

長期以來,政治是最強者與強者聯合統治弱者的政治,即封建政治。中國夏商周朝是典型的封建主義,自秦皇漢武至清王朝的封建專制政治也是封建主義,都是最強者與強者聯合——天子或皇帝聯合諸侯或儒家貴族統治平民,即君主制與貴族制的混合,是貴族輔助下的君主制,亦可以稱為貴族君主制。夏商周是封建制,秦朝至清朝是大一統的郡縣制,有所不同:夏商周是封地建國,貴族是世襲的,天子與諸侯一起統治老百姓;自秦朝開始是封官建國,貴族是變化的,皇帝與儒生一起統治老百姓。封官建國與封地建國相比,最強者的權力相對來說更強,然而兩者中皇帝都是最強者,從統治模式來看是相同的,都是最強者聯合強者統治弱者。

西方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前也主要是君主制,君主聯合貴族一起統治平民,民主制的希臘城邦是罕見的。經過資產階級革命之後的政治都是民主政治,聯合平民是政治有效性的前提,根本原因在於工商經濟條件下平民已經覺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強者(資本家)與弱者(選民)聯合的政體,資本家聯合平民(選民)制衡政治權力,是貴族制與民主制的混合,是平民支持下的貴族制,可以稱為民主貴族制,也可以稱為黨爭民主制,權力分立與制衡和多黨競爭等等都是實現資本家控制國家政權的制度設計。

社會主義國家中共產黨是最強者,共產黨之所以是最強者在於其代表了絕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且將絕大多數人民組織了起來,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會主義政治是最強者(共產黨)與弱者(工農)聯合,共產黨領導工農節制資本和權貴,稱為黨導民主制。柯華慶,〈黨導民主制:價值與正當性〉,載於《學術界》2017年第5期。葛蘭西提出了現代君主理論,認為現代君主「不可能是某一現實人物或具體個人;它只能是一個有機體,一個錯綜複雜的社會要素,通過它,那個得到承認並在行動中多多少少得到維護的集體意志開始凝聚成行。歷史發展已經提供出來的這個有機體,就是政黨——它作為最初的細胞,包含著追求普遍與總體的集體意志的胚芽。」葛蘭西,《現代君主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5。滿足現代君主條件的不是競爭選票的資產階級政黨,而是作為領導黨的列寧式共產黨。「黨肩負著塑造出有能力的領袖的任務;它們是群眾選拔、培養和繁育領袖的職能部門,因為必須要有這些領袖,一個特點的社會集團才能由烏合之眾連成一體,成為一支有機地組織完備的政治隊伍。」葛蘭西,《現代君主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84。按照葛蘭西的理論,黨導民主制也可以稱為現代君主制或民主君主制的特徵。柏拉圖斷言現實中的最好政體是法治的君主制。我認為,在現代民主社會,現實中最好的政體是立憲的法治的黨導民主制,即立憲黨導民主制,簡稱黨導立憲制。參見:柯華慶,〈黨導立憲制及其合理性〉,載於《治理研究》,2018年第3期。當然,此「君主」絕非封建意義上的「君主」,而是強調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與亞里斯多德的分類相似,如果聯合統治中的相對強者僅僅為了自身利益就是變體,分別為:貴族僭主制、民主寡頭制和民主僭主制(黨主制)。

必須強調的是,三種政體中的兩者聯合節制第三者並非要消滅第三者,也要保障第三者的生存和基本權利,對強弱關係的格局也不能造成根本改變,否則政治制度就不會持久,最終會成為兩個主體的政治,而非三主體的政治。即使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兩者政治中,統治者也不可能完全消滅被統治者,否則就沒有了統治的對象。最強者、強者和弱者三者之間的關係維持一種動態平衡,平衡被打破將導致社會變革,從一種政治轉變為另一種政治。在封建專制政治中,皇帝(最強者)與知識貴族(強者)聯合統治平民時,只是使得平民(弱者)比自然狀態下更弱,但也需要解決基本的民生問題,而非使平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否則就會爆發暴力革命。在資本主義政治中,資本家(強者)和平民(弱者)聯合防止出現一個持續強大的政府權力,資本主義政治節制總統或首相(最強者)時只是使得總統或首相不能充分發揮政治權力和不能長期成為最強者,但總統或首相仍然是該國最強者(因為總統或首相是行政首腦,決定了政府的正常運轉)。

社會主義政治如何對待強者會對社會發展產生巨大影響。由於遺傳、教育和社會因素的作用,自然競爭條件下,每個領域都有強者和弱者。例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的人賺錢多有的人賺錢少,賺錢多的就是財富上的強者。社會主義政治節制強者的正當性在於公平正義,因為自由競爭條件下強者獲得了其不應該得到的利益。以密集栽種的兩棵樹為例,一棵長得快的樹會吸收另一棵長得慢的樹的養分並且遮擋陽光,導致另一棵樹的生長比正常生長更加緩慢。自然競爭條件下必然導致強者愈強,弱者愈弱,馬太效應就是說的這個道理。參考:柯華慶,〈馬太效應,應該嗎?〉,載於《書屋》2002年第2期。需要有最強的政治力量來節制少數強者。社會主義政治不能也不應該完全消滅強者,而應該是通過最強者來節制強者,一方面使其沒有能力挑戰最強者,另一方面保證強者和弱者的動態平衡,實現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最強者既要保證強者的所得或權利多於弱者,但同時要節制資本和權貴,以避免兩極分化。共產黨(最強者)領導工農(弱者)徹底消滅資本(強者)的結果必然是共同貧窮。社會主義國家應該通過法治保障每個人的基本權利,這裡的基本權利既包含消極自由權利也包括積極自由權利,即共同自由:每個人的基本自由權利不容許其他任何主體的侵犯,同時每個人的基本自由能力應該得到共同體成員的保障,共同自由是一種平等的自由。柯華慶、劉榮,《論共同自由》,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在消極自由權利中,包括基本的財產權,無產階級革命不是為了使所有人都成為無產階級,也不是使資產階級成為無產階級,而是使所有人都成為有產階級,這裡「有產」可以是私有財產權意義上的,更是最終消費意義上的,這是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是社會主義追求的價值,共同富裕是物質層面上的共同自由,是一般共同自由的基礎。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社會主義政治在鼓勵資本更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同時必然會節制資本的肆意擴張,沒有政治權力節制的市場經濟必然導致資本的擴張和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最終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社會主義政治之所以是社會主義政治,既不可能是政治權力與資本聯合統治平民,接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政治,也不可能是資本與平民聯合節制政治權力,演化為資本主義政治。

從封建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是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但每個國家由於歷史、自然資源、地理、人口以及國際環境的影響,其發展順序並非是直線式的,有的國家可能長期停留在封建社會,有的直接從封建社會不經過資本主義階段而跳到社會主義社會,有的可能長期停留在資本主義社會,有的在經歷社會主義社會後又倒退回資本主義社會。從封建專制政治、資本主義政治到社會主義政治既是社會階層不斷平等化的過程,也是自由人群體不斷擴大的過程,是民主化的發展。就同一個國家來說,社會主義社會應當比資本主義社會和封建主義社會更民主、更平等、更富裕、更自由,否則就是不合格的社會主義社會。需要強調的是,這裡的更富裕和更自由不是指少數人,而是指絕大多數人。

社會主義政治代表絕大多數人利益,是人民民主,而非自由民主。現實中不同群體的利益是不同的,有些甚至是對立的,如果採取自由競爭選舉的方式,必然會使群體分裂為幾個黨派,只會形成盧梭的「眾意」。如何將利益多元的群體的利益綜合在一起形成盧梭的「公意」,是實現人民民主的必由之路。人民民主不能僅僅是某一類群體的,所以不能僅僅由工人階級領導,而應該由反映人民整體利益的組織所領導。這樣的組織應該由人們自願申請參加,而且按照組織的章程嚴格挑選出人民中各個階層的先進分子,使之與各個階層形成一一映射關係,組織代表一個整合的人民利益,而非各個階層的利益。至今為止,這樣的組織就是共產黨,人民民主就意味著代表整體利益的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的領導與人民民主之間的關係稱為黨導民主。柯華慶,〈黨導民主制:正當性與價值〉,載於《學術界》2017年第5期。這就是「共產黨領導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的含義。(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