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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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六月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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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獨教改成功,臺青「同鮭魚盡」

作者 | 林金源
林金源: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遠望》雜誌社社長。

〔如須轉載,請先徵求《遠望》同意,並於文首註明出處,全文刊載(不得隨意更動內容)。〕

知名日本壽司連鎖店推出優惠活動,凡姓名中有「鮭魚」同音同字者,可享全桌免費,數天內全臺竟超過三百人改名「鮭魚」。日本媒體為此驚嘆不已,他們分析「日本不能,臺灣能」的原因之一是:「臺灣人沒有心理障礙」。

改名「鮭魚」事件絕不只是茶餘飯後的娛樂新聞,它代表臺灣年輕人價值體系的崩潰,心中缺少值得堅持的信念,凡事無可無不可。只要有強勢政客祭出看似正確、正義的訴求,或是精明商人推出眼前小利的誘惑,年輕人就毫無抵抗力、毫無分辨能力地支持、跟進。他們就是臺獨建國最需要的好國民,他們的人格特質也是臺獨教改企求的成果。

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人就是中國人、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拒絕外力挑撥追求兩岸統一才符合臺灣的大義與大利,這些都是顛撲不破的道理與事實。臺灣人只要具有基本的歷史認識、基本的道德信念、基本明辨是非的能力,都不可能支持臺獨。臺獨想要橫柴入灶,就先得解構臺灣人的歷史感、價值觀、是非觀、判斷力,否則毫無成功機會。

 

推動臺獨,必先解構歷史感與價值觀

臺獨政府主導的歷史教科書一再刪減中國史的篇幅,甚至已把中國史小化為東亞史的一部分,學生對於祖先與中國的認識,越來越支離破碎。即便篇幅一再擴大的臺灣歷史,也是基於以地理區域(而非社會)為中心的「臺灣島史」史觀,徒讓學生增添拒統、反中的分離意識。年輕人對於兩岸的歷史連結,既茫然無知也毫無興趣。歷史意識被解構之後,臺灣社會對於重大問題的來龍去脈並不關心,是非恩怨的判別標準也只侷限在親身所及的短暫經驗。所以獨派拒絕接受「臺灣光復節」,他們不認同二戰後期夥同美軍轟炸臺灣的國軍,卻認同殖民臺灣半世紀的日本,還懷念參與日本皇軍對外侵略(包括侵略中國大陸)的經歷。

早年反抗兩蔣專制獨裁的「黨外運動」,其本質原是人民追求善治與公平,但卻被有心人扭轉成國家認同的抽換與重建。誠如胡佛院士所言,國家認同是一切道德的基礎。當臺灣民眾的中國認同逐漸鬆動之時,也是臺灣社會道德流失之始。為了解構國家認同,臺獨人士偷渡許多似是而非卻為禍不淺的觀念,諸如以「多元」凌駕「一元」、以「客觀」取代「主觀」、以「反威權」推翻「權威」與「典範」、以「民主自由」之名衝撞社會秩序。

和公共利益無關的個人領域,固然可以包容多元的價值與思維,但是攸關群體命運與福祉的國家認同,絕對只能定於一,不可能多元並存而不亂。於情、於理、於法都不能與中國認同相抗衡的臺獨,在其早期發展階段就死纏爛打,讓臺灣人誤以為認同中國和認同臺獨都屬「多元」價值觀之一。如果有人堅持統一,就會被抹黑成「主觀」意識形態作祟。反之,獨派以臺灣曾經歷荷、西、日的「多元」統治與文化為由,主張人民應該產生有異於對中國的認同,這種態度與思維被稱為「客觀」、「多元」。(但在臺獨執政後,「客觀」、「多元」的標準與定義卻定於一尊,只准有利於臺獨的解釋。)

反威權本來不該淪為反權威、反典範,不幸的是,當蔣介石銅像被砍頭、推倒的同時,臺灣社會應有的權威、典範也被砍頭、推倒。要解決任何重大問題,學有專精者的意見必須比村夫、村婦受到更大的重視,才能有效解決問題。國家社會想要清明、進步,典範人物的言行與精神是民眾效法的對象,大家才知道如何有為有守。但是在反威權、尚民主(其實是民粹)的大潮之下,權威者的高瞻遠矚只獲得和他選票一樣的權重,典範人物不是被斥為威權,就是被視為過時、落伍。

在臺獨運動者的眼中,博大精深的中華歷史與文化正是讓他們最頭痛的權威和典範,必欲去之而後快。在指導臺灣人如何安身立命、如何選擇國家認同、如何面對邪說外力的挑撥引誘時,中華歷史、文化就是最佳指路明燈,而且它的優異性無與倫比。解構、拆解中國的權威與典範,就成為獨派唯一能做(也是刻不容緩)的事。於是學校的「多元」教育寧可把有限時間挪去學習紛雜的內容(如東南亞語言文化、本土語言),也不讓學生接觸太多中國的歷史與經典。

經過一連串的文化革命之後,臺灣年輕人的思維是錯亂的,臺灣社會不再具有值得堅持的信念與價值觀,反倒是相對主義和自我主義大行其道。相對主義認定所有是非善惡都是相對的,「只要我喜歡,沒什麼不可以」,所以為吃鮭魚而改名當然心無罣礙。自我主義則把個人的利益、自由,凌駕在群體的權益、穩定之上。多數臺灣人似乎以為自己擁有否決統一的權利,殊不知他的臺獨言行已經成為危害兩岸群體安全、利益、尊嚴的炸彈。相對主義加上自我主義,足以導致改名鮭魚之舉被視為純粹個人選擇,改名者顯然沒想過他的行為必須照顧家族成員的感覺,也沒把生養他、為他命名的劬勞父母視為必須敬重的權威。至於姓名代表親子之間的傳承,這更不是「鮭魚」們可以體會、珍惜的意念。

 

臺獨教改27年後孕育「鮭魚」之亂

「鮭魚」之亂沒多久,有人把作家張曉風1975年寫的散文〈念你們的名字〉,拿來和改名亂象對照,感嘆今天年輕人對自己姓名的輕忽與不尊重。

1975年任教於陽明醫學院的張曉風,在大學聯考放榜之後,接獲班上學生的名單時有感而發,她的文章寫道:「名字是天下父母滿懷熱望的刻痕,在萬千中國文字中,他們所找到的是一兩個美麗、最醇厚的字眼,每一個名字都是一篇極短、質樸的祈禱!」張曉風從一些學生的名字,看出「儒家傳統對仁德的嚮往」;她又從另一些學生的名字,看出「你們的父母曾把你們奉獻給苦難的中國」

在漫長七年醫學教育中,張老師只教授八學分的國文,但是她卻渴望能教學生「如何做一個人,以及如何做一個中國人。」面對一群未來即將出入急診室的醫師,張老師期許他們是「一飯三吐哺」的周公。至於「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的神農氏,更是張曉風期勉醫學生人溺己溺的另一典範。

張曉風此文早年曾廣被傳頌,今天雖然再被提及,但臺灣社會已經景物全非,讀者對此文的感動與感受必定迥異於當年。

首先,依今日標準,此文多處誤踩政治不正確。今天為兒女命名的臺灣父母,絕不會把孩子「奉獻給苦難的中國」。今天全臺灣也找不到幾位老師,願意、膽敢公然表示要教導學生「如何做一個中國人」。張曉風引導學生效法的典範,竟然是儒家、周公、神農,無一是「本土」人物。如此政治不正確的文章,也只有在臺獨未興的1975年,才可能被傳頌。

其次,今天的年輕人大概不懂「一飯三吐哺」的典故,要他們把「外國」的儒家、周公、神農當典範,豈非隔靴搔癢、隔空抓藥?

剔除「中國因素」之後,張曉風對醫學生的期許仍然令人動容。但是此文政治不正確的那些中國因素,並非可有可無、聊備一格,反而是貫穿全文的基礎。換言之,張文是立基於中國認同之下,所衍生出來的價值與信念。如果張曉風不認同中國,她決不會渴望教導學生「如何做一個中國人」;如果張曉風不醉心中國文化,她決不會憧憬八學分的國文課可以教導學生「如何做一個中國人」。認同中國、醉心中國文化者,自然因此產生一些價值觀與信念。未曾遭受臺獨教改摧殘的年輕人,基於這些正確的價值觀與信念,自然對自己會有基本的期許,不至於做出不尊重自己名字和父母的行為。

「鮭魚」之亂沒發生在絕大多數臺灣人自認是中國人的1975年,卻發生在臺獨教改27年之後的今天,其理至明。

最後,早在「鮭魚」亂象出現之前,張曉風此文在2010年就已引起注意,因為湖北省武漢市中學生入學考試的語文試題,就選用了這篇文章。當時《中國時報》以〈張曉風文章反攻大陸〉為題,報導過此事。大陸的入學考試以臺灣作家的文章命題,代表對岸對張曉風的肯定,這當然是好事,但諷刺的是:帶有「中國因素」的這類文章今後只可能進入大陸(不是臺灣)的考題。與其說張曉風「反攻」大陸,不如說如今只有大陸「收留」張曉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