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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越來越難?

疫後的中美關係

作者 | 儲建國
儲建國:大連海事大學公共管理與人文藝術學院教授兼院長
2020年4月5日 #臺北法案  
【編按】

本文原刊於中美印象網,2020年4月5日

中美關係越來越危險了。不管哪家哪派,對這一事實都沒什麼爭議。

變得危險的原因有客觀的,也有主觀的。客觀的原因主要是過去三十年的全球化導致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發生了近似根本性的變化,其中最顯著的標誌就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力量的崛起,動搖了以美國為代表的傳統力量的統治地位。這樣一種趨勢以一種不可逆的方式向前變化著。從歷史的經驗來看,這兩種力量之間,尤其是領頭者之間發生衝突幾乎是必然的規律。這也是很多悲觀者立論的依據。

主觀的原因主要是雙方在這一過程中的心理不適應而產生的相互敵意和攻擊性觀念。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這種心理不適應都是正常的,某種相互的敵意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發展成連貫的、持久的,甚至系統的攻擊性觀念,那麼,過去的和平體系就會變得越來越脆弱,戰爭危險就越來越靠近了。

在發展攻擊性觀念方面,美國無疑是先行一步。其重要的標誌就是把中國從一個意識形態的他者變成一個族國安全的敵人。全球化把美國更加推往產業鏈的高端,同時也更加擴大了階層分裂。美國精英階層儘管內部有利益和觀念的衝突,但在化解來自中下階層的壓力上有一致的傾向,那就是選擇一個外部的替罪羊,中國也就無可逃避地成為他們選擇的目標。於是,無論是媒體,還是政客,也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只要是攻擊中國,都是政治正確的。在情緒不斷強化的過程中,其中的勝利者大體是攻擊語言最惡毒,攻擊手段最殘酷的人。這裡沒有是非,沒有公議,意識形態也只是成了佐料,人們在乎的就是誰最能夠讓中國這個損害美國利益的「邪惡者」就範。

中國損害了美國的什麼利益呢?在政客和媒體的渲染中,中國人被描繪成偷盜者和搶劫者,偷走了美國的資金和技術,搶走了美國的產業和工作。

對於這些荒謬的言論,中國也進行了反駁,但這種反駁在美國的輿論中起不到多少正面的作用,反而可能起相反的作用。

其實用不著講那麼複雜的道理。如果簡單地算個帳,一個頭腦清白的家庭主婦都會清楚,在全球化中,在中美貿易中,美國是最大的受益者。其中有三點非常重要。

首先,全球化是在美元主導的金融體系下進行的,中國經濟增長支撐了不斷增發的美元市值。美元本就是一張紙或一個符號,如果沒有相應的價值支撐,它就是一張廢紙或一個空符。中國不斷造產品,美國不斷印票子,如果沒有中國的產品,這些票子就不那麼值錢了。所以,美國通過印票子轉移了中國人創造的價值。如果說掠奪的話,顯然是美國掠奪了中國,而不是相反。

其次,在全球化的分工重組中,美國自然也自願地占據了產業鏈高端,主要是高新科技產業,科技無論如何尖端,其產品必須要有人買,中國的發展提供了美國之外最大的市場,讓美國高科技公司賺取了巨額利益,鞏固了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地位。

第三,到目前為止,中國主要在產業鏈的中低端,生產了大量的產品,而且是通過勞動人民的血汗,創造了巨額的價值,這些產品不得不以較低的價格銷往美國。這實際上是讓美國的消費者廉價占有了中國人民的大量血汗,而中國人好不容易換回來的美元又讓美國金融體系盤剝一遍。

由於中國人的勤勞苦幹和善於學習,中國制造的產品質量越來越高,越來越受歡迎,這在客觀上讓更多的產業轉移到中國,客觀上造成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普通民眾難以找到工作。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實,但這能怨中國嗎?中國不反對美國為了這些普通民眾的工作而發展製造業,但這種發展不需要建立在指責和打壓中國的基礎上。

至於所謂偷盜技術問題,可能很多美國民眾並不了解,中國的技術進步主要是通過公開的學習和創新得來的。很多非核心技術通過正常的過程在發展中國家擴散開來,聰明的中國人更善於在掌握這些技術的基礎上,加以適當的創新,就能造出更好的產品。那些核心技術,中國人一般是得不到的,只能通過自主創新加以追趕。一些商業竊密活動在各個國家廣泛存在,美國是這方面的先行者和老手。

商業競爭以及由此產生的各種衝突是市場經濟的必然。在美國發展針對中國的攻擊性觀念中,這些競爭和衝突被放大了,被過度政治化了。

發展衝突性觀念能夠給美國帶來什麼實實在在的好處呢?可以說非常有限。美國這兩年經濟的某種向好一方面是經濟週期性的表現,另一方面則是通過減稅等政策刺激的。這與攻擊和打壓中國沒有關係,中國也不會干預美國國內的一些經濟刺激政策,儘管這與全球經濟表現息息相關。相反,美國對中國的經濟體制和政策則指手劃腳,只要不符合美國利益,則堅決反對,橫加干涉。

如果純粹從經濟利益的角度考慮,中美靜下心來,好好地談一談,是可重談出未來三十年的合作框架的。中美都可以從中獲益,美國的地位依然穩固。

但現在想做到這一點,已經非常困難,美國已發展出針對中國的系統性攻擊觀念,不僅取得了精英層的共識,而且還獲得了中下階層的支持。在這個過程中,除了普通民眾表現出本能的愛國情緒外,中國的精英層總體上表現得比較克制,甚至表現出不少討好、迎合的意思,似乎像忌憚一個「黑社會老大」那樣謹小慎微。與美國進行貿易談判,並且在美國咄咄逼人的恐嚇中做出很大讓步,正是中國精英層扛住普通民眾的壓力,而保持謹慎克制的重要表現。通過這種談判,中國精英層努力修補被美國精英層有意破壞的中美關係,將其拉回正常的軌道。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正在改變這種努力和進程。這種疫情首先在武漢爆發,但其真正的源頭還不清楚。無論最後科學證明源頭在哪兒,都不構成歧視當地人民的理由,就像H1N1流感原發地的人民不應受到歧視一樣。然而,歷史上因瘟疫而導致的種族排外主義似乎重演,「華人」、「中國」等字眼在美國變得更加負面。美國在位的一些政客甚至制定系統性攻擊中國的計畫,把病毒冠上「中國」、「武漢」的名字。這是把疫情前針對中國的攻擊性觀念進一步種族主義化,這不僅在道德上非常卑劣,而且在政治上非常危險。有白人群體甚至放言要血洗華人社區。喬姆斯基說特朗普及其手下的人在通往災難的方向上已走得很遠。他們在疫情中的表現愈加證明了這一點。

疫情初期,中國很艱難,美國隔岸觀火,冷嘲熱諷,一些政客藉機打壓攻擊。當中國基本控制住疫情,美國疫情大爆發後,這些政客更變本加厲地攻擊中國,不只是甩鍋中國,更是激起種族主義仇恨。在這種局面下,中國精英層已很難頂住普通民眾的壓力,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中國式的謹慎克制已無法換取美國相應的回報。疫情前,兩國之間的敵意不斷從經濟層面上升到政治層面,疫情後,這種敵意則可能進一步轉向種族層面。

如果這種轉向不受抑制,中美之間維持最低限度的和平關係都會變得困難,雙方的輿論便會轉向討論戰爭以及如何戰勝邪惡的敵人。

這種輿論很容易找到聚焦點,譬如說臺灣問題。臺灣的一些政客,主要是執政的民進黨政客,本可以利用疫情改善兩岸關係,但他們反其道而行之。在疫情還不太嚴重時,就公開禁止口罩銷往大陸,在疫情緊張時則要向別國送出大量口罩。而且更嚴重的是,這幫政客一直跟隨美國政客,堅持使用「武漢肺炎」的歧視性稱呼,而不是世衛組織的統一名稱。這反映出其骨子裡的仇恨,這種仇恨深深地刺激了大陸民眾。刺激得過深,大陸民眾反而變得無語了,不願意跟臺灣人去打什麼口水仗,認為這沒有任何意義,而且期盼和施壓政府盡快做出武統決策。疫情結束後,如果中央決定武力統一臺灣,那肯定會得到大陸民眾的高度支持和熱烈擁護。很多大陸民眾甚至對國家有關部門在臺灣問題上說這說那感到厭煩,認為不要說那麼多沒用的話,而是要認真準備攻打臺灣,一聲令下,就要迅即拿下。

臺灣政客也很難說是誤判形勢,誤判大陸決心,而是覺得要實現臺獨目標,似乎必須那樣做,必須跟美國更緊密地捆綁在一起,不斷提升美臺關係。臺灣的這種訴求在美國精英層得到跨黨派的一致響應,涉臺法案幾近全票通過。大陸試圖拉近兩岸關係的和平努力也幾已走到盡頭,又找不到對兩岸關係進行冷處理的機會。根據《反分裂國家法》的相關規定,大陸可隨時啟動非和平方式。

美國有些智庫和政客對這種危險的局勢也不是不了解,而且有的研究得很深入。問題是美國精英層中有一股勢力感到臺灣問題是遏制中國崛起的一把鑰匙。有的人甚至研究如何把中國拖入一場局部戰爭,美國則以有限的方式支持臺灣,控制戰爭進程,最後讓兩岸以相互摧殘的方式結束戰爭,讓中國元氣大傷,而美國則以較小的代價繼續控制局面。大陸一些支持武統的人判斷美國不會大力支持臺灣,這個判斷是正確的,但不足以成為支持武統的理由。相信大陸已經研究如何以最小代價武統臺灣,以及研究武統之後美國的反應。如果美國反應過於激烈,中國發展進程受挫,那下一步就是中美直接走向戰爭。

這樣的結果當然是大的悲劇,但悲劇總是由各種悲劇性的因素累積而成。疫情前的悲劇性因素如果因為疫情而得到進一步強化,那麼大家都幾乎在一種無奈的過程中走向深淵。

有沒有辦法扭轉這一進程呢?辦法還是有的,就像疫情控制一樣,找到傳染源,找到傳播方式,然後加以阻斷。

首先是當政者還是要坐下來談,達成能夠穩定未來十五和三十年中美關係的合作框架。

其次是中美媒體界要建立一個交流合作機制,控制假新聞和歧視性報導對雙邊關係的傷害。

這就是控制戰爭傳染源和傳播途徑的有效方法,儘管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