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關於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他首先指出：要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比如，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天人合一、萬物並育的生態理念，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等。」並且，他特別強調：「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對歷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造新的歷史，對人類文明最大的禮敬就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今（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也是聯合國成立80週年。5月30日，在中國倡議下，基於《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三條而擬定的《國際調解院公約》在中國香港舉行簽署儀式。外長王毅指出此項公約的宗旨在於：弘揚和解合作和諧，堅持公平公正公道，倡導共商共建共享，合力譜寫全球治理法治新篇章。這是將親仁善鄰、講信修睦、協和萬邦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落實到共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實踐之中。

為了創造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更為了繼續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我們首先應把中國這個偉大文明的國家形態之特質與演進梳理清楚。

中國作為承載一種文明的國家，是歷史性的有機共同體，它具有「歷史選擇」的特徵。所謂歷史選擇，與個人選擇不一樣，也與作為「個人選擇之和」的群體選擇不一樣。它具有順應「民心」的深層目的性與順應「變化」的長期規律性。因此，任何此類國家的存在樣態皆具有其獨具的特殊性。這種作為「文明體」的國家之「特殊性存在」，首先是指其是在特殊的人群和特殊的時空中形成的、具有延續性的共同體；當這種延續性突然被外力中斷或分裂時，該共同體的結構與命運會產生非常大的變化，甚至是災難性的後果。

俄羅斯提供了一個清晰的例子。杜金1認為，蘇聯時期曾以共產主義意識型態把俄羅斯和烏克蘭包裝成一個共同體；當那套意識型態失效後，僅用資本主義或自由主義框架已不足以解釋原有聯合的合理性，只有分裂掉那個共同體，才能解釋得通。那怎麼辦？如果將俄羅斯理解為一個特殊的文明共同體，類似張維為講的「文明型國家」2，使之與典型的西方「民族國家」概念區別開來，就有了重新理解這種共同體的合理性。

俄羅斯作為一個文明體的存在，其延續需要依託國家的力量。根據杜金的理解，若從「文明共同體」的角度理解國家，則西方所主導的國際規則就是次要的、非必然的；如果此種規則不能支撐文明共同體的存續，那麼它就是可以被突破的。正是在這樣的思維框架下，俄羅斯人將政治體、民族體和文明體視為一體。基於此，他們才能以「文明存續」為由，說明對烏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的正當性；若離開這一框架，無論西方左派或右派的理論，都難以為此找到正當依據。同時，也可以反過來說明為什麼西方普遍反對俄羅斯的行動。

天下共同體：中國的文明使命

也許杜金受到了中國文明的啟發，不過，中國跟俄羅斯不是同一類型的文明體——中國人秉持的是「天下共同體」。我們現在講「人類命運共同體」，過去講天下，都是將人類走向更美好的共同體視為自己的使命。對中國人而言，國家是承載天下普遍性使命的特殊性存在。為什麼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能夠在中國扎下根，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它契合了中國傳統中的「天下－國家」思維。

然而，「天下共同體」並不會自動實現。自周王室衰微以後，湧現出一個個分裂的各自為政的諸侯國家。如果這些國家發展出某種絕對的「最高決定權」觀念，那就將類似西方近代以來的主權國家觀念。然而，諸侯國終究沒有成為所謂「主權國家」。如果說有類似主權的東西存在，那這個東西一直在「天子」那兒。與近代西方不同的是，中國的國家觀念始終是一個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連接，這個連接根植於「天下為公」的普遍性，然後由國家來承擔這個天下的普遍性使命。只有承載這個使命，國家的正當性才能得到解釋。若脫離這一使命，國家就只是暴力性的存在，只是一個暴力性支撐的團體。這樣的國家雖然存在，但是沒有正當性。所謂「王霸」之辨，就是這個意思。這正是中國自古以來不同於西方國家觀念的特質所在——中國的「天下—國家」既是現實政治體，也是文明理想的承載與實踐者。中國沒有發展出博丹（Jean Bodin）的「主權」觀念，一是因為博丹所理解的「最高的、絕對的決定權」在中國一直存在，不像西方近代以前存在不同性質、互不隸屬、分散獨立的各種權力；二是因為現實中分裂之國可以作為天下秩序中的「兄弟之國」彼此相處，如宋朝與遼國的關係，可以取得類似西方主權國家秩序的效果，但它始終是承載「天下」理想的現實秩序。

儒家與法家雖然方法上有別，卻同樣有著這種「天下—國家」觀念。二者相比，法家更加現實，主張首先要有更加有力有效的統一權力體系，以此來支撐統一的價值體系和規則體系。儒家的「大一統」觀念則雖也是這三種體系的統一，只是儒家著重於論述統一的價值體系，在如何實現統一的權力體系上，其主張的實踐有效性不夠。不過，二者殊途同歸，皆以維繫天下秩序為國家正當性的核心。從古至今，我們中國人始終不變的一個觀念，就是中華民族若是一國家，這國家確實承擔著天下的使命。

中國的對外態度也體現出這種內在邏輯。我們過去往往差等化地看待別的民族，但是我們比西方要溫和一點。如果別的民族也能夠接受天下的價值和規則，中國就承認它是中華文明秩序的一部分，與之建立友好關係。只不過中國的天子地位更高一些，在中國天子之下形成一個等級秩序。對中國來說，其他民族的國也是國，只是其層級要比中國低一些，如此而已。

雖然我們中國認為自己的文明等級高於別國，但中國選擇用儒家倫理——而非軍事力量——去教化外族，以收「化成天下」3之效。所以，中國過去的文化自信，歸根到底是政治文化的自信。而政治文化的自信就是堅信普天之下會自願接受我們的核心價值，達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境界，這就是化成天下。

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在西方所宣傳的「普世價值」並非中國所無。中國早已提出自己的普世理念：就是由中國這個特殊的文明國家來承擔普遍的天下使命。這種理念既賦予現實國家的正當性，又賦予其歷史責任——不僅要維護自身共同體的存續，也要引領人類走向和合的文明未來。

自保與承擔：現代中國的國家正當性

然而，當中國在近代面臨西方強權衝擊後，這種「強版」的文明使命意識一度式微。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被迫進入以西式近代主權國家為核心特徵的國際秩序，國家生存的焦慮取代了普世使命的自信。為了自保，中國不得不在形式上接受西方的主權觀念，一定程度上按西方的面貌改造自己，並利用同一套規則來捍衛自身領土主權完整。這一轉向標誌著中國從「推行天下」的主動者，暫時退居為「自保國家」的防守者。這體現出一種相對退縮的國家正當性。

現今中國承擔天下使命的觀念比昔日中國弱了一些，是因為現今中國在同西方文明較量時暫處弱勢，所以我們採取保守路線：先借鑒西方的主權思想重塑中國的國家形態，再利用西方發明的國際規則來捍衛中國的國土完整。今天中國官方的一整套反臺獨論述，正好體現了當代中國在建構國家正當性時的防守姿態。在過去，我們的祖先除了要保護整個民族的生存，還要肩負維護天下太平的使命，所以必須堅持「大一統」；現在我們強調中國本來就是一個國家，是西方入侵導致中華民族面臨存亡危機，所以中國必須統一，必須藉由統一的大中國來保障中華民族生存，以及延續中華文明的香火。

不過，我們仍然可以從「時空綿延共同體」來理解中國當下的「國家」。這個時空綿延體並非抽象概念，而是由中華民族的歷史血脈——包含人種的血脈與文化的血脈——所構成。雖然現在講人種血脈和文化血脈，島內的臺獨都不相信也不願意聽，但事實上就是存在，並且在大陸社會，這種文明一體的觀念仍具有高度共識。質言之，我們中華民族本來就是一個政治共同體或國家，只是我們的國家形態與西方不大一樣。在目前來講，我們先鑄牢成一個統一的主權國家，是更有利於中國的保守性生存和發展。但中國的使命遠不止於此。當內部整合與外部安全獲得保障後，中國仍要回歸其文明本心——推動人類文明通往更加美好的新方向。

因此，對中國國家正當性的理論解釋，存在「強版」與「弱版」的區別。

現在中國基本採取弱版的解釋，就是承認西方文明還是居於強勢地位，在西方強勢文明面前，我們不得不選擇自保。兩岸統一的論述便是依循「中華民族自衛」的邏輯出發。今天臺獨勢力極端仇視「大中國」，主要還是西方操縱的結果。沒有西方力量在幕後支撐，在價值觀上洗腦的話，臺獨怎麼可能有視祖國如寇讎的心理？從一名大陸人的角度看，臺獨的獨立邏輯不成立，但還可以理解，但其對大陸的仇恨邏輯則不可理喻。大陸這麼多年在經貿中對臺讓利，很多方面都是對臺讓步、單向優惠。大陸在很長的一段時期沒有對臺採取軍事壓迫，也沒有讓臺灣吃經濟虧，臺灣人卻還對大陸懷有莫名其妙的優越感，大陸也未與計較。

按現在的民族自決理論，追求獨立不外乎兩大理由：一是擺脫殖民統治，二是擺脫民族壓迫。但中國大陸未曾以西方種族主義的殖民統治治理臺灣，臺灣人民的主體也不是一個異於大陸漢族之外的民族。所以備受西方意識型態左右的臺獨論調，按現有的西方國際法法理或者民族自決原則，都是不成立的。不過，即便我們指出臺獨的理由不成立也沒用，因為臺獨內心已經認定自己獨立，早已不是講道理能解決的問題，這才是關鍵。

統一與天下：文明秩序的重生

儘管如此，我們仍有必要不斷論述與闡明中國統一的正當性。

臺獨主張的「民族」自治、「民族」自決在國際法層面不能成立，單純信奉西式「自由民主」教條也撐不起一個獨立國家。我們的反獨促統理論既有反面批駁，也必須有正面論證。

在法理上，臺獨其實不具備民族自決原則背後的兩條理由——擺脫殖民統治或擺脫民族壓迫，因為只有臺獨自己認為存在的東西，怎麼可能成立？在價值理念上，臺獨認可的西方自由民主觀根本支撐不了這個「臺灣國」的存在——否則這個「國家」將面臨無限分裂的威脅。從反面批駁臺獨的角度考慮，關鍵問題在於：許多大陸學者面對那些臺獨謬論時也反駁不了。因為大陸很多學者只是很膚淺地學了西方的理論，欠缺深度思考，所以當別人拿一套「自由民主」的藉口要支持臺灣獨立，就容易陷入被動。

從正面論證的角度來說，則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為什麼必須統一？中國自古以來的「天下」觀念為什麼在今日仍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古代中國人之所以講「天下為公」，是因為他們相信文明的存在不應只服務於一族一國，而應以萬象世界及全人類的和諧美好為目標。而文明的使命需要由現實而具體的國家來承擔、落實。這種使命意識乍看之下類似美國人（熱衷向全球各地輸出「自由民主」制度的）「昭昭天命」觀念，但是中國的「天下為公」版本在人類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有更強的連續性。

「天下」的理念要落實於現實世界，必須有具體的承載者。中國是個特殊的時空存在，這個特殊性存在背後需要有力量支撐。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權力體系、一個特殊的「國家」存在，任何價值觀念與規則將無從依託。「使命」和「力量」的關係，正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穩固的政治實體，文明理想必成空談。

由此可見，中國國家的存在具有雙重必要性。一方面，只有現實存在且具備力量的國家，才能夠承擔天下的使命，支撐我們落實理想的國家及天下秩序。另一方面，即使國家不承擔天下使命，也有責任保護這一特殊共同體內部成員的生存與發展。統一不僅是歷史責任，更是文明自保的條件，並且統一的國家可以更好地保護個人。這些道理我們過去講得通，現在也講得通。

回顧歷史，當中國面臨外族入侵時，中國人被激發出來的「精忠報國」意識，不一定直指承擔「天下為公」的使命，但一定出於解決共同體的生存危機。因此，近代以來我們著重「自保」的國家正當性解釋，實際上與中國古代抵禦外侮的邏輯是相同的，但「精忠報國」是比「天下為公」更為退縮的「國家為公」的觀念。這意味著我們至少要捍衛中國這一特殊國家／共同體的存在，保護我們共同體內部成員的生存發展。至於共同體成員究竟是些什麼人，則可以用民族、文化概念將其界定。

所以，我們這樣一個歷史悠久而又特殊的民族，經歷長久的文化薰陶，形成一個以文明為核心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不同於單一民族或國族意識所構成的政治單元，而是一種兼具歷史深度與價值連續性的時空綿延共同體。文明的功能需要由國家來保護，至於「文明」真正的內涵，既包括具體一群人的生存與發展，也包括更美好未來的新天下使命。

寫於周朝初年的《詩經．大雅．文王》中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三千年後的今天，這個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在國家完全統一後，中國對於人類文明最大的禮敬當然是進一步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人類命運共同體。

本文作者儲建國為大連海事大學公共管理與人文學院教授、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