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22）年5月30日，臺灣所謂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結束營業，《遠望》隨即在4-6月合刊號社論〈變色的「轉型」談何「正義」？──論「促轉會」掩護了什麼〉中指出：「促轉會的結束，標識著民進黨搞的偽『轉型正義』開始進入收官階段。接下來他們就要針對所謂『終戰』後的臺灣史，依據從各方收繳而來的『政治檔案』以及清算國民黨的諸多『學術研究』，編寫一套臺獨歷史玄幻劇本，做出符合其政治需求的總結性論述，然後再經過2024年大選的民意肯定，民進黨就可落實2020年1月2日蔡英文發言人林靜儀接受外媒專訪時所說的『主張統一是叛國』，無所忌憚地推動法理臺獨的深化，對認同中國的統派人士進行政治迫害，製造更多新的不義。」

在這套臺獨歷史玄幻劇本中，讓臺獨「史家」最感棘手的就是：如何重述在抗戰勝利、臺灣光復後由國民黨挑起的內戰中，一批臺灣省籍的「葉盛吉們」參與了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並且為建立新中國做出了重大犧牲。1於是，依據臺灣所謂「國家人權博物館」支持的「五○年代白色恐怖郵電管理局案調查研究暨口述歷史」研究成果改寫成的《激進1949：白色恐怖郵電案紀實》，隨即於今年6月正式出版上市。該書敘述了1949年臺灣省郵務工會爭取歸班運動與1950年破獲的臺灣省工委郵電總支部案歷史，號稱「拼湊出這波瀾壯闊、戰後首次大規模工人運動的歷史細節，也讓這段因白色恐怖而封印數十年的歷史，有了重見天日的機會」2。編著者陳柏謙還期許「僅希望本書重建的白色恐怖郵電案史實，能有助與當今轉型正義的去路與落實進行思考性的對話」3。

該書粗分為三部分，第一部乃歷史概述，首先介紹臺灣光復後美國干涉國共內戰、曾企圖佔據臺灣以防落入中國共產黨之手的冷戰背景，接著再分別描寫臺灣人民對國民黨秕政的失望，光復後的臺灣工人運動，中共派遣計梅真與錢靜芝兩位地下黨員遠赴臺島，擔任臺灣省郵務工會國語補習班老師，再藉機發展地下黨組織、鼓勵補習班同學編印《野草》刊物與推動臺灣省郵電工人歸班運動的史實，再以國民黨大搞白色恐怖破獲郵電支部與提出「超越省籍衝突的歷史詮釋」作結。第二部則是劉建修、許金玉、王文清、李熒台等郵電案受難者，及與此案無關的阮紅嬰的口述；第三部則是郵務工會國語補習班同學會刊物《野草》的文章選刊與導讀。

偷天換日：郵電案從來就不等於工人歸班運動

如欲爬梳中共臺灣省工委郵電支部的歷史，以上述架構來分析乍看之下尚稱適切，尤其是該書編著團隊將郵電案受難者的口述訪談、陸象賢編著的《九三述懷》與《魂繫臺北─紀念臺灣郵電工人運動先驅》等一手史料結合在一塊兒運用，以及首度將國語補習班同學會刊物《野草》納入分析，比起昔日僅靠口述採訪、官方檔案、新聞報導拼湊的郵電案歷史，似乎是研究方法上的進步。然而，全書最充滿謬誤與錯亂的地方，正是正在於研究方法、視角甚至學術倫理方面。因為編著團隊故意割裂史料，將郵電案成員最關鍵的「中國情懷」剝離，使得諸多當事人留下的口述訪談或文稿不是被斷章取義就是視若無睹，故其「重建」的根本不是「史實」，而是連當事人及其後代都不忍卒睹、被掏空民族靈魂的殘骸碎骨。

為了達此偷天換日的目的，編著團隊於編寫該書時刻意將架構聚焦於階級性的「工人運動」上，從而模糊民族解放之核心議題，並將「郵電案」與「郵電工人歸班運動」劃上等號以起到誤導作用，然而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郵電案」是國民黨抓捕中共臺灣省工委轄下的郵電總支部成員所產生的白色恐怖案件，是挑起內戰的國民黨對代表當時中國民心的共產黨的反噬；而郵電工人歸班運動，則是以中共郵電支部成員為核心推動的同工同酬訴求，藉以團結動員郵務工會群眾、積累解放臺灣的革命能量，屬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份。所以郵電支部成員的最終目標是推翻挑起內戰的國民黨政權，與其他參與歸班運動的郵務工會職員們不同，郵電支部成員也並非因為歸班運動（屬於勞工階級運動）才加入中共地下黨。

負責主編《野草》的郵電案受難者劉建修便指明：「正式參加工作（指加入中共地下黨）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把《野草》辦起來。……《野草》除了作為組織同學們練習作文與交流的平台外，團結郵電職工才是它真正的主要目標。可以這麼說，通過解決臺籍郵電工人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來進一步發展組織才是主要目的」。4同時，利用編纂《野草》的契機，劉建修還吸收了李熒台入黨：「編刊物一定需要人幫忙，也需要找到志同道合的同志。因此，我就找了我在遞信員養成所就認識的老同學李熒台來幫忙。當然，他是不曉得我的地下身分的。一方面，我通過編輯《野草》的過程向李熒台介紹國共內戰的情況；另一方面，定期地向計（梅真）老師回報李熒台的情況。……《野草》編了幾期以後，李熒台也一起加入地下工作。」5倘使只是單純地通過報刊鼓吹歸班運動，劉建修有必要向李熒台介紹國共內戰這種攸關中國前途的重大政治問題嗎？有必要秘密向計梅真回報李熒台的思想變化嗎？

劉建修還說明，當計梅真參加中共上海局與臺灣省工委召開的香港會議6歸來後，便下達「加快發展組織」的指示，故劉建修「全力配合工作，在補習班同學會以及投稿文章中尋覓對象。……遇到可能的對象，分階段接觸，最後吸收，加入工作。……補習班同學會負有發展組織的職能，那麼就必須讓它能夠運作並且起到實際的作用」7；以及歸班問題解決後，「《野草》扮演的角色，是與補習班同學會共同發揮團結郵電工人的作用，《野草》作為爭取歸班的平台，隨著歸班的落幕也就完成它的階段性任務了。眼前的任務需要，是直接加快擴大發展組織。」8這些回憶，都非常清楚地表明無論是《野草》或國語補習班同學會，都只是為擴大地下黨組織的階段性工具，其最終目標始終是在國共內戰戰中解放臺灣，而不是只為了歸班運動而生。

劉建修更在2013年接受編著團隊的四次訪談中，清清楚楚地講明：「我被捕和計老師被捕有關，和郵電工會的遊行根本沒有關係，是蔡孝乾把整個組織交出去的原因」9。如此昭昭史實，難道還不夠證明郵電案與郵電工人歸班運動在性質上完全不是同一回事，郵電支部始終都是為了推動新民主主義革命才發展組織嗎？

豈料編著團隊竟罔顧學術倫理，在正式出版的《激進1949》刪去了劉建修的這段原話，還在書中刻意寫道：「1950年二月，隨著計梅真、錢靜芝兩位臺灣郵務工會國語補習班老師被捕，光復初期一批投身郵電工人運動的郵局與電信局員工也相繼被捕入獄。同年十月，計、錢兩位江蘇籍的女老師被槍決，許金玉、劉建修等臺灣籍郵局與電信局員工共三十三人被判處七至十五年不等的徒刑。至此，戰後臺灣工潮的第一朵浪花被遏制在襁褓之中」10。該書腰封上的宣傳語還如此寫道：「1949年的臺灣，曾有一群郵局和電信局員工走上街頭，並因此身陷囹圄」。這些語句，無非想令讀者產生如下印象：郵電案就是因歸班運動而爆發、郵電支部就是為了歸班運動而生，因此這個案子，便只是國民黨鎮壓臺灣勞工階級基於階級意識發起的工人運動，而計梅真等中共黨員，也僅是基於「國際主義」精神來臺灣支援勞工運動的中國共產主義者而已。

以「工運」代替「統運」：抹殺中國民族意識

如此指鹿為馬、顛倒是非的原因是什麼？正是為了抹殺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初心的視角，如此便可迴避或淡化計梅真、錢靜芝、許金玉、高秀玉、劉建修等人是因為「愛中國」（包含臺灣在內的整個中國）才加入中國共產黨、才參與包含歸班運動在內的中國人民解放大業的事實。因此當編著團隊簡化計梅真等人的行動目標為「工潮」後，中共在臺地下黨參與締造新中國的宏大理想便從這段歷史中遺失，讓臺灣讀者無從得知當年島內有這麼一群愛中國的英烈、無從對中國統一與復興心生嚮往，形同否定了計梅真等人血濺法場、坐穿牢底的歷史功績。

故即便有了劉建修的證言，即便還有國民黨在郵電案判決書上白紙黑字載明是因計梅真等人從事「間諜活動，及陰謀叛亂，顛覆政府」11，才下令殺害計梅真與錢靜芝，又監禁許金玉和劉建修等郵電支部成員，並敘述是因「根據匪臺灣省工委會書記蔡孝乾所供出之線索，秘密調查計梅真等來臺任教之經過」12才偵破郵電支部，絕非是因渠等發動歸班運動才視之為眼中釘。但編著團隊無視這些鐵證，反而在書中章節標題上指稱這是「官方檔案說詞」13，甚至「惋惜」地寫道：「這群台灣戰後工人運動的先鋒，在白色恐怖年代中，無一倖免成了國民黨政權下的政治犯，遭到大規模的逮捕、長期監禁和刑殺」14，彷彿計梅真等地下黨人是因為推動勞工階級歸班運動太過「激進」，才倒楣地被國民黨扣上「陰謀叛亂」的紅帽子，郵電案不過是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的冤假錯案，所以才釀成了「激進1949」下的白色恐怖悲劇。

這種以工運代替革命、以階級衝突代替民族解放的錯亂解讀，完全迴避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亦迴避了這群受難者前輩們當年「為何」激進、「如何」激進、激進地「想達成」何等偉業、又激進地「不忘初心」至死無悔等最根本的生命全貌。缺乏這些全貌，編著團隊有何顏面自稱《激進1949》這本書是郵電案「紀實」？要知道，這群地下黨英烈們，自始至終都是為了反對國民黨挑起的內戰、響應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號召而加入中共地下黨，並為了號召群眾而創辦刊物與推動工運，藉以準備適時響應解放軍解放臺灣，讓臺灣省也參與新中國、邁入新黎明。故計梅真等烈士們敢於面對國民黨所指責的「叛亂」罪名而從容就義（見圖一），劉建修更明言：「我這一輩子，從年輕到現在，仍然為此感到光榮。」15因為他們確確實實就是要發動革命、就是為了締造新中國才要推翻國民黨反動當局！如此為廣大中國人民謀幸福的「叛亂」，何錯之有又何罪之有？又何須編著團隊偷天換日地肢解史實予以「正名」？

所以編著團隊以看似關懷弱勢階級的左翼觀點來「悼念」郵電工人運動的夭折，而不是真正理解、同情與感慨新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在臺灣島內的挫敗，使得計梅真、錢靜芝、許金玉、高秀玉、劉建修等地下黨人追求中國統一、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最核心動機，全然沒受到編著團隊濃墨重彩地關切與書寫，老前輩們拋頭顱灑熱血的奮鬥就這樣橫遭解構，這簡直等同讓他們在革命的戰場上再被殺害一次、僅空餘鮮紅色的「激進」字樣印刷在《激進1949》封面上而已，令地下黨的壯烈事蹟徒然成為該編著團隊向臺獨機構申請經費、為臺獨進行宣傳與販書的資本，中共地下黨人「激進」的本質反倒被虛無化，絲毫無助於後人理解他們的偉大、感念他們的犧牲。更糟糕的是，該書易使讀者誤以為國民黨純粹是因反對工人運動而壓迫左翼，而不是出於即將輸掉內戰的恐懼感，這只會加深臺灣一般人民對國共內戰歷史的無知、加深對「中國」國民黨所象徵的「中國」的厭惡，最後更加深對中國統一的拒斥。因此，該書不過是種「只左不統」、「以左謀獨」的另類穢史，與右翼臺獨敘事俱是一丘之貉、殊「獨」同歸──企圖讓讀者共同歸向抗拒兩岸統一的臺獨歧路！

聚焦臺島 割裂兩岸歷史連結

為了達成「以左謀獨」的目的，編著團隊必然得遮蔽郵電案中的愛國思想、以及百年來中國人民追求富強統一的迫切渴望，故號稱要重建真相的《激進1949》採取以下方法來扭曲歷史：首先，刻意淡化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宗旨、忽視當年中共黨人（包括臺籍地下黨人）追求民族復興的初心與使命，由此便能弱化計梅真、劉建修等地下黨人的民族意識；接著又孤立地將研究聚焦於臺灣島內，以期切斷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政治與歷史連結。這種敘事手法，令讀者容易誤以為中共派遣計梅真、錢靜芝赴臺只是基於國際主義支援臺灣工運，省工委郵電支部的成立與許金玉、高秀玉、劉建修等臺灣省籍郵電局職員入黨與編纂《野草》，也遭虛無化成只剩推動歸班運動而已。如此一來，這個「臺灣工人運動高峰」與中國大陸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呼應全遭抹消，臺灣省工委與中共上海局之間的緊密牽連亦被淡化，更使臺灣省郵務工會工人運動與省工委郵電支部全屬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一部分的這個史實，在書中煙消雲散得令讀者無從察覺。

甲午戰爭、乙未割臺激發了中國的戊戌變法，也開啟了一波又一波的救國運動，包括後來的立憲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兩次國共合作，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好不容易光復了東北與臺灣，卻又立即陷入國民黨挑起的內戰之中。在這超過半世紀的救國救亡運動中，誕生了中國共產黨。而中國共產黨始終是具有明確目標、明確手段的革命政黨，絕非如同一般工會運動者或改良社會主義者般，僅要求工農待遇的改善或投票權的擴大；工農、學生、婦女等群眾運動僅是中共爭取人民歸附、進而統一中國達成民族與社會雙重解放、驅逐帝國主義的手段，絕不是其革命的本質與終點。中共自身在回顧黨史時，也稱：「早在上個世紀就已經開始進行的中國民主革命，長時間裡沒有明確地弄清革命的對象和動力，沒有正面提出過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主張；中國共產黨成立剛剛一年，就把這個問題基本解決了」16。在此歷史背景下，計梅真等郵電支部成員，豈可能只欲爭取臺灣郵務工人歸班運動成功呢？臺灣省郵務工會首任理事長、同時也是中共地下黨員的陸象賢，對此亦在自傳《九三述懷》裡表明：「臺灣省工人運動的發展一直是同祖國的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血肉相連的，臺灣工人運動是中國工人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臺灣工人和人民反抗日本統治的鬥爭是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17。

正因中共將臺灣工人運動視為中國工人運動的一部分、臺灣人民的鬥爭也是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一部分，因此中共在中國大陸推行的革命手段與在臺灣採取的作法並無本質性歧異。譬如中共派員進入臺灣成立地下黨，有郵電支部，也有基隆市工作委員會、臺大醫學院支部、臺南縣工作委員會等支部；在大陸白區內亦有隱蔽於國民黨眼皮底下的湖南特委、蘇皖特委、上海市委、以及各大院校的秘密支部；臺灣郵電支部成員以國語補習班同學會之名創辦刊物《野草》，大陸的共產黨也先後針對工農、學生、婦女、軍隊等不同群體主辦或協辦過各種進步刊物，如《群眾》周刊、《中國工人》、《中國文化》、《中國婦女》、《解放日報》、《浪花》等等。所以有良知的研究者倘使理解這些關聯，就應明白不能孤立觀察臺灣島內地下黨人的活動（只強調臺灣島的反中國政權運動），也不能特殊化臺灣島內地下黨人的遭遇（只強調國民黨對臺灣人民的鎮壓），只有將臺灣置於全中國的範疇內考察，才不會以管窺豹，得出以為臺灣人是獨力反抗「中國」國民黨腐敗統治、以為國民黨只欺壓臺灣人、以為這是「中國人」屠殺「臺灣人」的悲情歷史等大錯特錯的結論。倘使將臺灣島與中國大陸割裂，那無論用哪種左翼視角來撰史，終歸只是對「臺灣主體性」這種臺獨史觀的呼應罷了！

因此編著團隊刻意視而不見中共的奮鬥目標與理想，同時又對陸象賢、劉建修、許金玉等地下黨人充滿愛國情懷與感佩計梅真、錢靜芝革命精神的回憶加以掐頭去尾，弱化郵電支部成員的民族認同，只以「工人運動」的階級觀點來解釋，無非是為了服務臺獨史觀。儘管陸象賢早已揭露計梅真赴臺的目的本就是「在臺灣省郵務工會的掩護下，以郵工補習學校為基地，在臺灣省籍青年郵電工人中發展地下黨員，建立黨的組織」18，絕不僅僅只是來普及國語或推動工運。編著團隊卻一面在書中承認國語補習班「不只是語言學習」，又一面顛倒黑白地主張「從計梅真發展地下工作的考量，以及《野草》當中記載同學會辦過的活動來看，同學會與《野草》的功能，應該就是負責宣傳、組織與動員（尤其展現在歸班運動的推展上）」19。共同作者許育嘉雖然在2022年6月25日在「國家人權博物館」舉行的新書座談會上介紹《野草》內刊有慶祝光復節、以及反對臺灣被國際託管與臺獨的文章，承認「他們的視野不僅僅是在工人身上，他們講的是整個國家民族的問題」，卻又聲稱「其實所有問題的很重要的核心就是歸班運動」，就是不肯點明郵電支部成員所做的一切全是為了建立新中國，自然無法圓滿解釋《野草》為何會特地製作光復節特輯、刊載攸關臺灣乃至全中國前途、具備強烈政治關切的文章。

被矮化的計梅真、錢靜芝

當中國共產黨懷抱的民族復興理念被拔除後，計梅真、錢靜芝等地下黨人的救國意識自然也跟著遭抹去或草草帶過。因此，編著團隊雖願意提及計梅真在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加入「上海紗廠工人救亡協會」，因而加入共產黨；而錢靜芝也有類似的經歷，20但就是不肯指明計梅真與錢靜芝無論是在上海或在臺灣刻苦奮鬥的根源，都是為了愛中國、救中國，反而只想將她們塑造為工人運動的同情者與組織者而已。

陳柏謙還在新書座談會上，哀嘆道：「我是一直覺得臺灣真的是滿悲情的，就是說其實20年代末、其實本來還有一波（工運），不管是臺共也好，或者是不斷左傾化的臺灣民眾黨，它做了非常大量豐富、而且是紮實成功的組織工作」，結果在遭到日本鎮壓導致中斷後，「我自己的感覺是，其實計梅真跟錢靜芝被派來臺灣，至少在那時候的華東局（編按：應是上海局）做這樣的一個決定是滿正確的，因為在我判斷，其實要在那個時間點上面找到有這麼豐富經驗的工人教育的組織工作者，以臺籍來講，我覺得也許不是那麼樣的足夠」，這既低看了計梅真與錢靜芝的真實動機，也連帶迴避日據時代臺灣工人運動中飽含抗日民族思想（如蔣渭水領導的臺灣民眾黨動員組成的臺灣工友總聯盟）、從來就不是簡單的階級運動，故陳柏謙的發言等同於偽造歷史。

不僅如此，編著團隊在書裡雖敘述計梅真在課堂上通過〈牆〉、〈野草〉、〈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文章，灌輸學生進步思想，甚至在介紹「修學好古、實事求是」這句話時暗中傳授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21，也提及劉建修在計梅真的引導下閱讀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22，另名郵電支部成員黃宏基亦回憶稱計梅真：「給我一本小冊子《論人民民主專政》，要我好好研讀。並說下次要和我討論。我很興奮把它看了好多次……可惜始終沒有和她討論讀書心得的機會」23，但就是不肯剖析這些中共領導人著作裡洋溢的愛國意識，不肯探討「中國則更落後。先進的人們，為了使國家復興，不惜艱苦奮鬥，尋找革命真理。……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24這樣迫切救國的呼聲，對劉建修等臺灣籍地下黨人的國家認同有多麼重大的影響。

因此，《激進1949》最後對計梅真、錢靜芝兩人發揮的啟蒙作用，竟然如是總結：「計梅真和錢靜芝對郵電工人的循循善誘、親自指導《野草》的編輯，乃至於協助推動『歸班』運動等付出，也使得她們雙雙遭到槍決後，仍受到許多郵電案受難者的追思懷念。許金玉在《魂繫臺北─紀念臺灣郵電工人運動先驅》一書中提出，對計梅真與錢靜芝的追思紀念，不僅是懷念老師，更重要的是，要把兩位老師在臺灣領導工運的史實公諸於社會，讓社會知道他們在臺灣為工會爭取利益的歷史」25、「計、錢兩人對郵電工人們的意義，不但不是『國語老師』可以簡單概括，在她們與學生互動、共事的短短幾年中，更深刻地影響了郵電工人們一輩子的思想與行為，令他們對個人與社會、國家乃至世界局勢，有了全新的人生觀、價值觀與世界觀」26，甚至引用巴西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1986年出版的《受壓迫者教育學》的理論，將計梅真與錢靜芝定位成介入受壓迫者（臺籍郵電員工）中、啟發受壓迫者為解放自身而戰鬥的「教師」27。

這種定位，無非低看又侮辱了計梅真與錢靜芝超越工運的革命貢獻，因為計梅真與錢靜芝從來就不是以教師為終生職責，教師僅是方便展開革命的一種身分。毛澤東也辦過農民運動講習所、湖南自修大學；同樣身為中共創建者的李大釗、陳獨秀也曾是北京大學教授，但他們的眼界與目標從來就不僅僅停留在校園內與學生中，其影響力也遠遠超越了一般教師，他們是以拯救全中國為使命而行動的革命者。再說，倘若以同情與鼓吹受壓迫者起身反抗的「教師」來看待計梅真與錢靜芝，便等同抽離她們出於愛護包含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的中國心、抽離她們出於想解放包含臺灣地區在內的全中國的至誠，使計、錢兩位地下黨人純粹成了憐憫臺灣郵電工人的「外省人」、甚至是臺獨眼中的「中（外）國人」，如此一來，臺灣屬於中國一部分的法理與歷史淵源全被切斷，讓計、錢在臺灣展開的革命鬥爭成了「中（外）國人」赴臺協助臺灣人抵抗國民黨（中國）的「志願義舉」，與事實全然背道而馳。

所以在切斷臺灣與全中國的連結後，編著團隊必然得語焉不詳地含糊帶過對劉建修等人影響至深的全新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定義，因為只要仔細瀏覽編著團隊援引過的《魂繫臺北》原書及其他史料，便能知道劉建修、許金玉、高秀玉、李熒台、王文清、黃宏基等人的三觀，全是建立在「愛中國、救中國」的志向上、甘於當個為中國革命犧牲的「傻子」而無怨無悔！這與編著團隊想強調的方向迥然不符，甚至足以推翻該書只有「階級」、卻無「中國」的立論基礎。

計梅真與錢靜芝對臺灣人的愛國主義教育啟蒙

被計梅真吸收為黨員的郵電案受難者許金玉，就回憶計梅真與錢靜芝兩位老師「從遙遠的上海來到剛剛回歸祖國的臺灣。這裡對她們來說是語言不通，生活習慣不盡相同的陌生地方。她們背負著祖國人民的期望，來到這裡播種革命的種子」、「在她倆的身上我看到了真正革命者的形象，並看到千千萬萬像計梅真這樣的人的中國民族，其前途將是輝煌燦爛無疑！中國人民決不能忘記她們！」28，「如今我雖然已是70多歲的老人（編按：許金玉寫下此文時乃1994年），能走到那裏，就做到那裏，繼續走計老師沒走完的路，而永不悔」29。許金玉這席話，不正完整表達了計梅真、錢靜芝與許金玉自身的理念認同嗎？她們不正是為了中國前途而奮鬥嗎？怎麼可能只是在臺灣推動工人運動而已呢！？

高秀玉也稱：「影響我思想，改變我一生的計梅真老師由祖國大陸渡海來到臺灣，擔任我們郵電部門教授祖國語言的老師。……對於曾經受過日帝奴隸教育的我們婦女來說，不啻把我們從舊社會的桎梏中解救了」30，隨後在計梅真的啟發下加入地下黨，「在我加入革命工作後，首先令我意識到的是與群眾在一起和鼓舞臺籍同胞的民族意識的重要性」31。當高秀玉被國民黨拘捕之後，「計老師把她所會唱的祖國愛國歌曲都教我們學唱了。……當時除了盡情地展開歌喉發瀉（編按：應為洩）心中所積壓的對祖國思念之情外，我們沒有書可看，也沒有紙筆可寫，什麼也擋不住我們滿腔的熱情」32。而如此濃烈的愛國情懷，在《激進1949》一書中卻不見蹤影。

王文清在接受編著團隊訪談時，儘管聲稱與計梅真往來不知她的真實身分：「我始終沒有聽她透露過她的地下黨身分，也從來不曉得她帶有任務。……現在有一些人提出質問，認為我是被共黨所騙，我是被計梅真所害，對於這樣的說法我個人無法接受」33。實際上，王文清在《魂繫臺北》的文章中，早已強烈地暗示過自己的地下黨身分與感懷計梅真的風骨：「在老師身上看到與一般外省人不一樣的胸懷和風度，令人感到親切可掬」，還聆聽計梅真分析時局：「『將來解放臺灣最大的阻力，可能就是美帝出手干預解放運動。』她的憂慮竟成真，而且臺灣海峽對峙四十多年還不能解決！令人感慨無量（編按：王文清此文寫於1995年）」，因而感懷道：「她是一位優秀的導師，是這樣令人折服，我自願接受她的領導。……計老師在我的心目中，她是一位把一切包括生命青春歡樂都獻給人民的革命者！她讓至今已近古稀的我還是難於忘懷，雖然我坐十五年牢，倒也心安理得。我能遇到她，成為朋友，成為我的啟蒙導師，共同在一段革命運動中共事感到光榮，感到此生沒有虛度白活，沒有遺憾！」34

黃宏基也讚許計梅真具有親近群眾、自我檢討、集體利益優於個人利益、忌空談理論等優良作風：「計老師就是憑這些『優良』作風贏得了群眾的愛戴，因此有好多人都心甘情願地跟著她走。是中國進步分子在苦難中熬煉而成的法寶，它團結了廣大人民，推動了中華民族邁向繁榮富強的大道。……至今我還是沒有後悔走這條路……她讓我認識了一位真正的共產黨員，擁有許多像計老師這樣黨員的中華民族，我確信它的前途一定光芒萬丈！我也慶幸自己選對了路，這一生沒有白活了！」35

李熒台更直接以〈懷念計梅真老師──她教我們如何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中國人〉為題撰文，描寫計梅真如何嚴肅地要求學生：「我們既然是中國人，已經回到祖國的懷抱，就必需把過去日本殖民時代的影響徹底拔除，成為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一個頂天立地的中國人」36。光是這幾句話，就足以否證編著團隊只談階級、迴避民族的立論多麼荒謬，也凸顯「受壓迫者教育學」是多麼可笑──若計梅真與錢靜芝只想推動臺灣工運，何必教導臺灣人要當個頂天立地的中國人？

李熒台又寫道計老師如何稱讚大家願意當個為大眾利益奮不顧身、擇善固執的、大智若愚的「傻瓜」、稱這與當一個頂天立地的中國人不謀而合，並慷慨說道：「『頂天立地』的中國人所『頂』所『立』的天地是祖國一片廣闊的錦綉大地。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中國人，就是做一個無愧於理想、原則，不辜負祖國大地上苦難同胞的中國人！』這一席話，好似一帖及時的清醒劑，把我從當時『二‧二八』後的迷茫中叫醒過來，使我望見展開在自己眼前的康莊人生大道。並在以後苦難的人生歷程當中不時提醒我：不要為自己的私利，淪為民族之敵、強權之走狗、幫兇！！」37

林坦也在悼念錢靜芝的文章中，敘述錢靜芝在課堂上「說明我們中國人苦難的由來。從歷史、社會結構到帝國主義侵略，尤其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我們中國的侵略及凌辱。社會制度不公平不合理的原因，以及已經有許多愛國愛民的進步青年，組織起來投入解放民族，解救貧苦人民的革命，已有多年了」38，並哀悼道：「她在世的時候全心全意為解放人民而辛苦工作，最後還貢獻了青春與生命。……但是錢老師您可以安息了，您所追求的目標，現在已由數千萬的同志繼承下來，並正努力完成中，您以身相許的祖國和人民，正向富裕強國的大路邁進！」39

這些回憶，無一不表明劉建修、許金玉、高秀玉、王文清、黃宏基等人是基於真誠的中國民族意識並受到計梅真人格與學識感召因而入黨、加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隊伍中，絕非只將計梅真與錢靜芝視為協助歸班運動的「好心外省人」或「外國人」，而是生死與共的同胞與同志！他們也因此直至晚年仍初心不改。但編著團隊對這些鐵血丹心的愛國赤誠皆視若無睹，既抹滅了計梅真與錢靜芝的真實事蹟，也連帶拒絕正視甚至竄改其他郵電支部成員的愛國赤誠。

被忽視的郵電案倖存者之中國認同

從前引許金玉、高秀玉、王文清、黃宏基、李熒台等人之自述，即可知彼等對計梅真、錢靜芝兩位老師的懷念，以及對中國革命事業的無悔。高秀玉出獄後與同受牢獄之災的地下黨員梁良齊結縭，宣稱：「我們夫妻倆堅守立場，繼續為建設公平合理的社會而奮鬥，為祖國早日和平統一而不懈努力」40。可見從計梅真乃至其他郵電支部成員，都是為了中國統一與復興的目標而奮鬥不輟。

但他們無比明確的國家認同，在編著團隊筆下不是被迴避就是遭竄改。譬如受到養父的影響、自小就有濃厚抗日民族意識的許金玉，在光復後聽到陳儀廣播說出的「親愛的臺灣同胞時」時，不禁掉下淚來：「那時候，我終於知道自己是多麼深愛著自己的祖國」41；許金玉晚年還堅定地說道：「我以為，我們過去所受的一切的苦，都沒有關係，只要大家得到真正的幸福就好了。而我認為，我們要能真正得到自由，還是要等到祖國統一的那一天」42。然而知悉許金玉這些思想的編著團隊，卻只援引許金玉被捕後對計梅真的詢問：「以後誰都認定我是共產黨了，那我應該要怎麼做一個好的共產黨員呢？」，藉以推論這是許金玉「迂迴承認」自己是地下黨員的方式，接著再稱「許金玉在《春天》中也提到一段她在成為工會幹部後，計梅真就有暗示過她走這條路遲早都有被抓坐牢的可能」43，企圖將許金玉被捕的主因，連結到入黨參加工人運動上。然而許金玉加入地下黨的初衷，正是為了愛中國、為中國的復興奮鬥，如果僅只是為了從事工人運動，那絕非她理想的「好的共產黨員」。

更惡劣的是，編著團隊不但避提許金玉的中國認同，甚至還在介紹欄目上只稱她「在經濟穩固後，積極支持讓社會弱勢翻身的事業」44，絲毫不提她渴盼統一之志。編著團隊中的黃顯淨，還形容許金玉在訪談中十分謹慎，甚至會在聽到某個問題時立刻答「我不想說」，出版商黑體文化的責任編輯張智琦也稱黃顯淨「跟許金玉互動、還有去訪問的這過程真的是讓我覺得驚心動魄，我覺得這完全是書裡面讀不到的。許金玉的戒慎、她的審慎、到底怎麼去跟她談這麼久以前的往事，我覺得這是很困難的」。然而，當許金玉查覺到編著團隊與她自己的國家認同有異甚至對立，當然會有警覺性，而且許金玉的這種警覺，正好被編著團隊抹殺史實又缺乏史德的「以左謀獨」行徑證明是必要的。

不過被歪曲最劇烈的，恐怕當屬劉建修。劉建修在〈我無怨無悔〉裡寫他得知光復後：「我因從小就聽父親告訴我，『我們的祖先是從唐山過來的，臺灣人都是中國人』，因此，我幾乎本能似的感到做一個中國人的光榮」，而當經歷對國民黨的失望與計梅真的開導後，「中國共產黨就是代表老百姓起來反抗國民黨政權的政黨。中國的希望在共產黨。我覺醒了，我的思想也充實提高了。於是我毅然決然的接受了計老師的領導。……我也度過了15年漫長的牢獄歲月，但是，我無怨無悔，這是我自己選擇的道路」。45豈料編著團隊竟無視劉建修對自己早年在日據與光復初期的民族認同的自敘，只截取其結識計梅真和編纂《野草》的部分經歷，更避重就輕地形容劉建修「出獄後，仍繼續支持左翼與民主運動，堅持左翼立場、關心社會、兩岸和平，直至2020年逝世為止，終生不改其志」！

對獻身中國革命無怨無悔的劉建修而言，最在意的分明是兩岸統一，也不是臺獨「兩國論」下的「兩岸和平」！前去劉建修新竹住宅訪談四次的編著團隊，肯定會看見掛在劉宅客廳牆上、劉建修親手書寫的兩幅字，其一是以簡體字書寫的「我們要為人民謀幸福、我們要為民族謀復興、我們要為世界謀大同、我們要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當做奮鬥目標」，另一幅則繁簡混寫介紹劉建修的四本著作：「歷史是民族的財富永恆的生命，如左列四冊。（見圖二）一、台湾人民的歷史。二、劉建修刼後餘生錄 受难七千日流放三千里。三、一九五○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檔案。四、回顧歷史展望未來。」這些題字無不強烈傳達劉建修企盼中國統一復興、企盼臺灣人民不忘歷史的理念，編著團隊竟無視於此，還斗膽將劉建修畢生志向竄改成只有左翼與和平、沒有統一與復興，然後稱劉「終生不改其志」！如此扭曲前賢，未免過於無恥！

倘使不是為了追求中國統一，劉建修何苦於獄中苦讀自修，利用蒐集來的資料暗中撰成《台灣人民的歷史》，還在書中強調：「台灣與大陸的臍帶關係是無法切斷的，就像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一樣，是本能的天性誰也無法消滅」，並痛斥韓戰的爆發導致「美國帝國主義佔領台灣改變了台灣的命運，就像日本帝國主義佔領台灣改變了台灣的命運一樣。……難道這還不算侵略嗎？」，以及熱切的統一呼聲：「台灣與大陸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台灣的發展離不開中國，中國的發展也需要台灣。合則兩利，分則兩害，這是歷史鐵的事實」46。

倘使不是為求民族統一，劉建修又何苦編輯《1950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檔案》，記錄各個受難者的事略，並質問國民黨「是誰製造了台灣40年白色恐怖？是誰改變了歷史軌道？是誰使台灣和中國再度分裂？」47如若不是堅定的愛國志向與黨員自覺，劉建修又豈會自討苦吃，在出獄後仍惦念著「1950年代的組織被破壞，有的被殺、有的坐牢，回來後大家分散各地做事，但我們仍舊沒有忘記想要重新組織或恢復組織」48，盤算夥同陳明忠等其餘難友重建組織，結果於1976年再度慘遭國民黨毒手被捕入獄？如若不是基於地下黨人的使命感，劉建修又豈會在第二次繫獄期間，還吸收了同樣心嚮祖國的難友曾鐸璋為新同志？如若不是濃厚的中國民族意識，劉建修又豈會在臺灣允准探親前就繞道香港前往大陸考察，又豈會自1987年起加入《遠望》雜誌鼓吹統一？49

因此，劉建修之子、同時也是《遠望》雜誌顧問的劉復秦，才會以「擇善固執的中國傳承人」、「屢仆屢起的地下黨人」來緬懷其父，並期盼「兩岸能夠早日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告慰父親及白恐受難者們的在天之靈」50；在坐牢時受劉建修人格感召的曾鐸璋亦在劉建修過世後提筆悼念：「劉老前輩他一生生活簡樸、滿腔熱情，懷抱憂國憂民、民族大義之志，深信，在無數仁人志士犧牲奮鬥之下，國家必能富強，民族必定復興，好讓世代子子孫孫都能過著安居樂業的幸福生活，這是他奉獻一生、無怨無悔，所要追求的偉大人民事業的實現目標，歷史的發展、時代的潮流、大勢所趨，是任誰都無法阻擋，斯時，即可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靈，得償宿願」51。

這些憑弔，不都在在顯明劉建修熱愛中國、戮力推動統一的偉大志向嗎？編著團隊豈能將劉建修等郵電支部成員降格為左翼「工運」參與者、將劉建修的愛國大義扭曲成只希望「兩岸和平」呢？毋怪乎劉復秦在看過《激進1949》之後，會在臉書上發帖痛詆：「以先父為代表的臺灣省籍地下黨人，何以願意被『吸收』『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我想決不是為了謀求個人的利益而『工運』，而是經過了思想的碰撞後，知道階級的解放和國家民族復興息息相關，而甘願為之奮鬥。如果無意中或刻意矮化『激進的1949的歸班』僅僅為『工運』，那就是貶低了他們的理想和抱負：首先是謀求中華民族的復興，最後是謀求世界大同。沒有崇高的理想，怎能有如此激進的1949？怎能有經過1950年代白色恐怖依然不忘初心，甚至又於1975年二度入獄？扛起統派雜誌遠望的大旗堅持三十年？我想是如此的『激進』才能延續餘生不改其志吧！我想這是計梅真和錢靜芝兩位中共地下黨人傳遞給他們的抱負和信念吧！這也是為什麼他們終其一生懷念兩位老師吧！」可謂一語中的！

牛驥同皁：將臺獨與郵電案同列

編著團隊為了強化「以左謀獨」的作用，除了將計梅真等地下黨人的革命貶低為「工運」、抹殺其中國認同之外，還使了一手法，即把與郵電案毫無相干、也缺乏中國認同的阮紅嬰給加入口述對象中，同編於《激進1949》內。阮紅嬰曾在1946年基隆造船廠擔任技工時，為抗議光復後的物價飆漲而發起罷工，並在翌年加入基隆鐵器工會，受工會監事林天河介紹而結識地下黨人李蒼降，因而捲入「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被國民黨判處十年徒刑。然而，阮紅嬰自始至終都否認自己加入共產黨，聲稱：「若說我是為共產黨而死，也沒有啊，你連共產黨的共字都湊不出來，要怎麼當共產黨員？」52

爾後阮紅嬰與陳英泰、盧兆麟、吳聲潤等臺獨分子加入「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還在接受訪談時詬罵：「日本時代臺灣人生活過得比較快樂，一九四五年中國接收之後，問題接二連三也跟著來。……中國政府根本就是將臺灣視為戰利品」53，充分顯明他完全不自認是個「中國人」、也不認可「臺灣光復」。阮紅嬰唯一認可的，就是當年罷工的舉措：「由於白色恐怖的影響，現在的工會發展已經不像我們當時。……我感到很奇怪，為什麼現在的工人對自己的權利不知道爭取，寧願委屈地過日子。回顧過去，我覺得我做的事情是正確的，包括工人爭取自己的權益，發動罷工，做這些事我從不後悔」54。此外，阮紅嬰還敘述國民黨接收造船廠時，如何倚仗「一個本省籍自稱是艋舺人的人擔任主持人，那個人看起來像地頭蛇，他在接收大會的主持講話中恐嚇造船廠的員工要乖乖服從接收的命令，引起了造船廠工人的普遍不滿」。55

如此一個對光復充滿惡感、對「中國人」充滿敵意、只在乎工人權益、又曾被國民黨認定為共產黨員的角色，恰巧符合編著團隊的政治需要，他的存在與經歷正好可以稀釋郵電支部成員的愛國救國思想、又能將國民黨殘害地下黨人的白色恐怖改寫成對工人運動的壓迫、還能以阮紅嬰的「冤獄」弱化劉建修等人自承的地下黨身分，證稱郵電案的「陰謀叛亂，顛覆政府」，只是國民黨恐懼工人運動因而濫殺無辜的「官方檔案說詞」。加上劉建修、李熒台等人的口述已遭編著團隊抽離民族思想、解構到支離破碎，如在《魂繫臺北》裡立志要當個頂天立地的中國人的李熒台，當他的口述內容被《激進1949》模糊成失去「中國」主體的句子「到現在為止，我還是認為我們當年做的事情是對的」56時，與阮紅嬰的口述對照之下，哪個讀者能分辨出李熒台不後悔的是加入地下黨投身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而不是阮紅嬰所指的單純罷工？

因此編著團隊故意置入左獨阮紅嬰，並把白色恐怖的惡果聚焦在「1950年下半年的臺灣工人運動與工會組織，因為受制於戒嚴體制等『法制』與《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的緊箍咒，加上原先潛伏工人組織的地下黨員因『基隆中學案』與《光明報》被國民黨破獲而紛紛撤離展開逃亡生活，急速喪失了曾經一度擁有的自主性、激進性與戰鬥性」57，便可符合編著團隊想形塑的「郵電案等於郵電工人歸班運動」、「國民黨指稱郵電支部陰謀叛亂乃壓迫工人運動的藉口」等惡意扭曲的論述。這種以歷史為政治工具的寫法，對計梅真、錢靜芝、許金玉、劉建修、李熒台等地下黨人的犧牲，難道不是二度迫害？因此，無論就學術或道德層面來評判，編著團隊顯然都不合格。

左獨右獨 殊獨同歸

編著團隊指出：在臺灣內部「一切『反共』的用語與思維的延續，在當前看似兩種不同的國族認同陣營之間，其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他們主張：「我們確實需要一套超越省籍衝突的歷史詮釋」、「對於當時加入地下黨而最後遭到國民黨政權全面肅清的知識分子與工農階級，從左翼的角度來看，一個同時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的民主，以及階級的真正解放，才是其所欲追求的完整理想。……也因此，我們嚴肅地認為，嘗試建立一個『省籍（族群）為表，階級、真正民主為裡』的白色恐怖案件與地下黨人的歷史詮釋取徑，真正還原這一批當年試圖以行動改變歷史發展的『理想主義者』──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工農階級，都將會是一項與當前『民主化論述』與『轉型正義論述』進行實際對話、甚至交鋒的迫切工程！」58

這種不同於「外省人欺侮臺灣人」、「中國人壓迫臺灣人」等傳統右翼臺獨寫法，看似給地下黨人「平反」，乍看之下頗有道理，但依據前述對《激進1949》「只左不統」、「以左謀獨」的全面批判，讀者已不難發現：當抽離了「中國」主體、抽離了「兩岸統一」的理念之後，所謂「同時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的民主，以及階級的真正解放」等左翼主張，將會只侷限在被割裂於中國之外的臺灣地區，所謂「民主化」與「轉型正義」，也只會繼續成為臺獨的禁臠，而無法真正追究國民黨、民進黨為反共拒統或反中拒統而殘害人權的罪責。如此一來，編著團隊自詡的左翼歷史詮釋，在本質上，只是為了臺獨而「收編」右翼臺獨最難解釋的臺灣人參加中共地下黨之史實，這不僅沒有還原臺灣籍地下黨人的真實歷史，反而與右翼臺獨一樣，將這群英烈囚入另一套歷史謊言內，做為壯大臺獨的養料，故此雙方實是殊「獨」同歸。

假使爬梳編著者陳柏謙於多年前發表的〈挖掘、拼湊歷史過程中遺忘「歷史」的陷阱：一個「白色恐怖」口述史入門工作者的自我意義探求〉一文，從其自稱祖父也是國民黨白色恐怖受難者，以及主張：「如果，它（白色恐怖）自始就涉及了不同『意識形態』的政治與社會力量（說到底即是對不同性質政權、社會、未來的想像）的劇烈鬥爭。……那麼，要真正告別或許根本不曾逝去的『白色恐怖』陰影，清楚地對過去臺灣歷史上每一個環節抱持著高度反思而清晰的意識形態分析、揭露與詮釋，並且時時地警覺意識到此刻依然穩固的制約與框限，拒絕種種看似『中性』，或者已在制約結構下導向另一支爭辯著『國族認同』戰場的各種『去政治』、『去歷史』的歷史敘事，重新拾起犧牲受難的前輩當年在『意識形態』的戰場上不幸落敗的遺產與遺緒，找回那種亟欲根本取代既有政治經濟體制的迫切渴望與行動力，或許，這會是唯一還原白色恐怖真相的救贖的道路」59，更不難發現這段話雖看似否定臺獨國族認同、但也剝奪了中國認同的生存空間，因此當陳柏謙將「國族認同」全盤歸類為「去政治」、「去歷史」的敘事後，即便他願意承認地下黨的存在，但拾起的遺產與遺緒也絕對不會是「中國統一」、「民族復興」這些最關鍵的核心信念，最後反饋到現實臺灣社會的力道將必然會落入臺獨靶心之中。因此長期關切勞工議題、還擔任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研究員與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研究員的陳柏謙，自始至終的本質就是臺獨，只是披上了關懷左翼、注意地下黨的外衣罷了！由他編著的《激進1949》，一路寫來自然只剩下工運的軀殼，地下黨人拯救中國的志向全遭忽略。

警惕左獨 爭奪話語權

陳柏謙這類左獨的存在，無論是對臺灣抑或大陸都起了危險的麻痺作用，因為其以關切階級、發掘地下黨的左翼面孔示人，將令厭惡右翼臺獨的臺灣人與大陸人誤認其為友軍，甚至強化臺灣是個「多元民主」社會的虛假形象，卻忽視其破壞統一的推力絕對不亞於赤裸裸的臺獨──所謂的「多元」實際上仍是臺獨「一元」，只是欺瞞手法「多元」而已。

臺灣當局也深知這種「多元」障眼法的用處，只要抬出左獨為擋箭牌，既可緩衝獨臺與統派的不滿，又可蒙蔽大陸，使大陸誤信臺灣內部存在著跟共產黨一樣注重階級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同路人，甚至誤信這是能援為己用的反獨同志，故臺灣當局毫不吝於給予左獨好處──比如召集陳柏謙等人組成團隊撰寫《激進1949》的「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就藉著所謂「國家人權博物館」的標案「五○年代白色恐怖郵電管理局案調查研究暨口述歷史」，就獲得了新臺幣120萬，累計該協會自2015年至2020得到的臺獨當局的補助已高達1244萬元！60由此可見，在獨風日熾的臺灣島內，敗德的臺獨行徑不僅有選票可騙、更有不義之財可得，若大陸不能明白這點還予左獨以優遇的話，豈不是等於鼓勵臺獨以更刁鑽的面目哄騙人民、摧毀統一運動嗎？

更嚴重的是，從編著團隊的曲解歷史可看出，臺獨面對即便還在世的當事人或白紙黑字的史料證據，也敢在眾目睽睽之下指鹿為馬，硬將計梅真、錢靜芝等人的愛國革命貶低成「工運」，硬是忽略《野草》中的各篇政治性文章而僅挑十來篇文章導讀，甚至還大言不慚地在新書座談會上，大談想要正式再版《魂繫臺北》與替所有《野草》文章撰寫導讀，這無不透露該編著團隊試圖掌握史料、壟斷話語權的野心。但在他們「只左不統」、「以左謀獨」的居心下，任何史料都有遭支解掩蓋的危機、任何統派前輩都有遭扭曲利用的風險，因此《激進1949》這類左獨作品只會是右翼臺獨歷史敘事的補充，絕無撥亂反正、破除臺獨史觀的正面作用，對統一運動只有大害絕無大用。

更要注意的是，針對左獨的批判，絕非簡單的學術之爭，這是攸關搶救與恢復中共地下黨人及左翼統派的志節與生命意義、攸關臺灣是否歸屬於中國的大是大非的現實鬥爭，若兩岸任何有志於統一的個人與團體，還不能警覺到左獨的危險性，還不能認識到左獨也是爭搶歷史話語權、推進臺獨的陰暗對手，因而放任日漸稀少的史料與當事人被左獨一一收編的話，那麼昔日地下黨人的鮮血將被溶解於「只有階級、沒有中國」的敘事脈絡中，臺灣英烈曾參與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事蹟都將被抹除，兩岸統一的合理性也跟著被消滅，島內臺獨自然愈加壯大！屆時，中國即使收回了最後這一塊因帝國主義侵華而長期分離的領土，也難以在這個島上重建中國人的認同感、自信心乃至話語權，不可不對此提高警覺，嚴肅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