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觸具有擴張、侵略傾向的西方勢力之前，中國的近代轉型和具有近代意義的國家建構一直沿著自身的歷史演進邏輯進行著，例如清朝針對「中原」與「藩部」的傳統關係做出體系化的制度創新，建構出大有別於以往中國王朝的國家政治體系。假如這個體系獨立演進，依其內容推斷，我們將不會看到民族、民主、自由、平等、國民經濟等等觀念的出現。西方列強的入侵，扭轉了中國歷史演進的方向，使得中國產生了民族建國的需求──這意味著將王朝國家改建成為西式的現代國家，將王朝臣民轉化為民族國家國民。在王朝中國龐大的體量、歷史的慣性與複雜性這些大背景下，近代中國國家建構的過程並不順利。

不順利的標誌之一，是現代中國建立現代國家、民族觀念的過程相對漫長。從民眾到菁英，長期浸淫在「天地君親師」體系中的中國人無從理解「主權」的和「民族」的「國」，其所能理解的僅是個人利益、家族利益與不同範圍的地域利益。即使在外侮面前，覺悟者也僅是極少數。因此，在以「民族意識」、「公民意識」為號召的現代國家意識蔓延之前，整個中國先蔓延開來的是地域意識、省籍意識。從清末開始，這種意識的強化，屢屢造成一地、一省的利益，一個團體、集團的利益與國家利益衝突的現象。

三民主義並未中國化

正因為如此，由孫中山於20世紀初提出，國民黨奉行的「三民主義」具有重要的價值。民族主義是一個人群的覺醒，而它的實踐需要人群中菁英的奮鬥；孫中山和國民黨將「民族主義」視為其政黨的核心價值，還進一步強調「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並以「五權」的架構設計賦予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以西式民主的意涵，名之為「民權主義」；且為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內容增添了全民利益共享的目標，名之為「民生主義」。這些主張使得國民黨最早成為為中華民族生存、整合奮鬥的菁英群體。

然而，與其他源自西方，但影響中國的思想一樣，在西方意識型態啟示下產生的「三民主義」必需完成「中國化」的過程，才能與中國的實況結合，成為成熟的中國政治藍圖，也才能在中國文化的土壤上紮根。遺憾的是，即使經過了全民抗戰這樣重要的歷史洗禮，在國民黨統治中國大陸的22年間，三民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並沒有完成。相較之下，由中國共產黨所尊奉的馬克思主義，反而在加速實現其中國化的過程。這樣，在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競爭中落敗的國民黨，直到退守臺灣，才得到實驗其三民主義國家建構理念的機會。

對日抗戰，讓國民黨部分完成了民族主義的使命，但卻在與中國共產黨──這個力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廣泛動員基層社會的政黨──的政治競爭中落敗。國民黨唯一比較完整的成就只在於，抗戰勝利後，讓已淪為日本殖民地逾50年的臺灣，擺脫殖民地境況，贏得民族解放。於是，當它退出大陸後，得到在這個島嶼省分局部實踐三民主義的機會。

三民主義在臺灣局部實踐

國民政府以犧牲數千萬軍民的代價贏得抗戰，從日本殖民統治下解放了臺灣，使臺灣人從殖民地的二等屬民變成驕傲的一等國民，平等參與國家政治事務，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在臺灣得以實踐。

臺灣的光復，使這個島嶼脫離日本殖民經濟體系，初步建立自己的經濟體系。國民黨在臺灣實施土地改革，使80%沒有土地的臺灣農民成為自耕農，不僅農民所得大幅增加，地主的土地資本也藉此轉為產業資本。貧富差距的縮小，產業資本的充裕，為1970年代之後臺灣經濟起飛奠定了基礎。這是推動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造福全體臺灣人民之舉。

國民黨退守臺灣後，冷凍憲法，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代之，實施「訓政式」地方自治。在這個背景下，國民黨在臺灣的政治結構，一方面必須保留象徵「憲政法統」的「中央政府」體制，讓「總統」和三個國會（國民大會、立法院和監察院）都得以持續延任，另一方面，又必須回應居人口多數的臺灣民眾參與政治的需求，實施地方自治。地方自治選舉自此成為臺灣政治活動中的焦點，地方自治選舉的層級持續提高，規模持續擴大。相較於在大陸時的國民黨統治，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在臺灣得到相對有效的實踐。

三民主義在大陸未能有效實踐，有負大陸民眾的期待，有其歷史原因，與國民黨政治基因的先天缺陷亦有關聯；國民黨臺灣的三民主義實踐相對成功，從政治、經濟與社會層面實質造福了臺灣民眾，卻也在近30年間遭受臺灣社會的拒斥，這一現象與國民黨政治基因的先天缺陷同樣有關聯，也有著歷史原因，只是歷史的原因與在大陸時期迥然不同。

臺灣社會未充分去殖民

此前提到，在現代國家意識出現之前，整個中國先上演的是地域意識、省籍意識戲碼，做為中國海疆島嶼的臺灣自不例外。閩南粵東不同地域、不同方言群體的漢人於明末清初陸續移民臺灣的過程中，首先出現在這個島嶼的，是較大陸原籍更為強烈的漢番意識、地域意識、省籍意識；這些意識經過島嶼心態的加乘，其排他性大幅增加。1895年至1945年間，作為清朝行省的臺灣淪為日本殖民地，使臺灣人在形塑中華民族認同的三大近代歷史事件──辛亥變局、五四運動和抗日戰爭──中缺席，因而到光復之日，不僅未形成中國國家意識，其中與日本合作的部分本地菁英（「皇民」）甚至已經將殖民宗主國視為祖國，排拒真實祖國的接收。這當中，臺灣人的日本觀持續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臺灣的日本觀成形於1920年代初「內地延長主義」時期，從這個階段起，到1945年日本投降為止，一些來往大陸的臺灣人，面對近代化、都市化程度不高的祖宗之地，優越感油然而生。在「內地延長主義」的架構下，臺灣人在臺灣島上作為殖民地二等公民的地位並未改變，但來往大陸的臺灣人，卻可以在當時正處於次殖民地狀況的大陸享有「日本人」的特權，在大陸華南和東北的部分臺灣人，還利用這樣的特權欺壓當地同為漢人的中國百姓。1945年臺灣回歸祖國，部分臺灣人對於光復臺灣的中國政府和中國軍隊「落後」、「不體面」、「不衛生」與「沒效率」的外觀產生排斥，同步開啟了懷念日本殖民統治這種心態的大門。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相當一部分參與者的動機，正是建立於這一心態之上。

從國際政治和地緣政治的某些特定角度看，國民黨的政權是冷戰初起的受害者。蘇聯將中共、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和外蒙古當作牽制國民黨中國政府的籌碼，迫使國民黨完全站到美國一邊，卻又在與有蘇聯支持背景的中共的競爭中失敗，失去對大陸的控制；而當國民黨政府驚險地退守臺灣時，又發現要立足於這個不算大的島嶼，同樣充滿挑戰。將殖民宗主國視為祖國的本島菁英強烈抵制國民黨以「光復」為名義的接收和統治。國民黨要鞏固他在臺灣的統治，顯然必須利用公平分配土地資源等社會變革措施爭取基層民眾的廣泛支持；但面對大陸上共產主義政權的軍事威脅和政治競爭，面對整個冷戰格局下不得不依附於西方的窘境，又必須向富裕階層妥協，與之聯合壓制下層潛在的動盪因子（包括左翼思想、反帝、反殖思想，具體而言，即是反美、反日），因而完全略過了接收前殖民地所必須經歷的步驟，即去殖民化。國民黨未能及時、準確地把握去殖民化的重大議題，為其三民主義實踐遭到反覆的命運埋下了禍根。

國民黨的經驗與教訓

在這樣與大陸迥異的歷史背景和過程之外，國民黨政治基因的先天缺陷，更使之在面對重大挑戰時，無法做出有效回應。這種缺陷之一，就是在思想上，三民主義尚未完成中國化過程。蔣介石雖高舉儒家思想，也只是他個人的道德說教，不足以使三民主義中國化，成為其政權內外政策的基礎。於是，國民黨尚未完全建立新的文化主體性，仍然只能仰望西方式的現代化，讓自己在意識型態上居於弱勢。現代化情結，使得國民黨未能充分回應抗戰建國時期民眾對「新中國」主體性的期待。現代化情結，使得國民黨在臺灣於潛意識層面原諒了日本殖民主義的罪惡，未能充分體認到在臺灣去殖民化的必要性，錯過了在戰後去殖民化的重要時機。由於現代化情結，同時讓臺灣少數在殖民主義統治架構下的合作者、受益者，以鄙夷的目光看待較臺灣「落後」、「野蠻」的國民黨，使得崇拜「現代化」的國民黨在親日、皇民意識型態的包圍下落居下風。現代化情結，更讓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的臺灣知識界和接受歐美教育的大陸菁英，有志一同地在思想上自我殖民，無法找到解決中國人自身困境的思想資源。

國民黨政治基因的先天缺陷之二，是其缺乏自身能力範圍內的長遠目標，也缺乏達成政治目標所需的動員力與執行力。國民黨在大陸時期始終無法讓組織和控制力穿透到基層，在臺灣，國民黨的地方自治舉措，有政府向地方妥協的意味，目的只是先求安定。當地方勢力藉地方選舉的過程日漸膨脹，反過來升高對分享政府權力的要求時，國民黨已不知如何因應。

中國國民黨是唯一曾經同時治理過海峽兩岸的政黨，它在大陸、在整個中國以及在臺灣所進行的三民主義實踐和其中的成敗教訓，對於面對中華民族整合與復興職責的現代中國，仍有不可替代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