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巴契夫，苏联末代总统、苏共末代总书记。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末代领导人，其下场大都颇为凄惨。俄罗斯最后一个沙皇被满门抄斩。中国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先斩杀自己的女儿，然后在仅有一个太监的陪同下上吊自杀。但环顾人类历史，成为末代领导人但却倍享尊荣的，大概只有戈巴契夫──德国人感激他，波罗的海及东欧各国感激他，整个西方更是感激他。今（2021）年3月2日是他的90寿辰，西方各国首脑纷纷祝贺，充满肯定和赞誉。但这个行列中并没有中国，当然也没有俄罗斯人民。

其实德国人感激他，可以理解，因为他促成了德国的统一；东欧各国感激他，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们自此得到了「自由」；西方感激他，更可以理解，因为他令西方打赢了冷战。俄罗斯人民是例外，也可以理解。毕竟他把一个世界超级强国在短短几年内、在没有战争和饥荒的和平时代，就将之解体，并把俄罗斯带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另两大时刻是蒙古占领、希特勒入侵），俄罗斯人民自然对之无法接受。所以在1996年，不甘心政治生命结束的戈巴契夫参加总统选举，结果仅仅获得羞辱性的1%的选票──尽管他还有诺贝尔和平奖光环、全球的高知名度和美誉。

不过中国人也是例外，就有些难以理解了。反对戈巴契夫的左派认为：他背叛了社会主义，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向资本主义投降。应该说中国的左派和右派都是意识形态派，都从抽象的意识形态出发，只不过一个是社会主义理念至上，一个是民主理念至上，而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其实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上，我们实在要感谢戈巴契夫，从某种程度上讲，没有他，甚至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巨大成就。

戈巴契夫出任苏共总书记后，对中国有三大贡献。一是满足中国改善中苏关系的三大条件：从阿富汗撤军、从蒙古国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三个条件的难度和对中国的贡献，并不亚于苏联对西方的让步。中国西部、北部和南部的安全威胁都得到解除。没有了苏联背后的支持，蒙古和越南这一北一南两个邻国，都不得不改变敌视中国的立场。

二是戈巴契夫上台之后，走出了一条和中国不同的改革之路──先政治后经济。而当时这两条道路谁正确并无定论。特别是八十年代末，中国的改革模式遇到前所未有的瓶颈，而恰在此时访问中国的戈巴契夫甚至都可能被中国的困难所误导，更加坚定了他先政治后经济的模式。然而，随后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不得不选择休克疗法所付出的代价，则反过来令中国人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渐进式模式。到今天，二十多年过去了，应该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了：1989年戈巴契夫访问中国的时候，苏联的经济总量是中国的四倍，但到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俄罗斯的六倍了。

当然也有人认为，东欧各国也大都是激进转型，其表现都好于俄罗斯。但不要忘记，东欧都是小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并不具备可比性。比如，匈牙利就把所有的国有工业和银行都卖给了西方，中国行吗？

戈巴契夫模式的失败和邓小平模式的成功，对于今天的中国意义确实非比寻常。记得1989年时，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发表公开信，声称再不搞政治改革，中国的改革不但无法前行，就是已取得的成果也将丧失。十年过后的1999年，体制内的自由派人士李慎之又提出中国政治改革的条件「不是不成熟，而是已经烂熟了」。又差不多过了十年，2008年，所谓的「宪章派」在西方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居然又提出同样的论调。当然迄今为止的事实都令他们成为历史嘲笑的对象。就如同2000年的章家敦（Gordon G. Chang）先生，预言2011年中国就要崩溃，结果2011年过去了，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西方却陷入了全面而且愈演愈烈、不知何时才是尽头的危机中。当然这个世界永远不缺少花岗岩脑袋的人，章家敦先生不但不认错，反而又预言中国2012年会崩溃，就如同今天仍然有不少李慎之、宪章派的追求者一样。借用台湾著名散文政论家龙应台的一句话：「请用文明说服我」，我要说：请用事实说服我。毕竟今天，是西方在发生全面的经济危机，是西方在向中国求助，而不是相反。中国怎么还要反过来以西方为榜样进行政改？难道自由派们希望中国也来一场主权债务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吗？

第三，中国进入近代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一是来自东边的日本，一是来自北方的俄罗斯。戈巴契夫改革失败并导致苏联解体，无疑极大的改变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当然，也许有人会认为：苏联解体，中国在冷战期间的特殊地位不复存在，也成了西方的遏制对象。这固然不错，但任何事件都不可能只有利而无弊，关键是只要利大于弊即可。西方的软遏制比得上苏联直接的军事威胁吗？更何况苏联解体之时，中国已经成功进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西方已经不可能重新对中国进行封锁。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2001年，中国成为世贸成员，但全面拥抱西方的俄罗斯，直到2011年才入世。

苏联的解体和随后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的混乱和衰落，也为中国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纠纷带来了有利时机。俄罗斯沙皇时代利用清朝的衰落而侵占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虽然从历史的角度，它并不合法，但国际社会都是承认事实的，实际上很难改变。比如美国就曾侵占其邻国墨西哥55%的领土，比这以前美国全部土地的半数还多，增加了全美面积的60%，号称是「这类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土地抢夺行为」，不过美国史学家贾斯汀•史密斯（Justin Harvey Smith，1857-1930）在他的《与墨西哥的战争》（The War with Mexico, 1919）中宣称：「它不是为了征服而进行的战争」。墨西哥也并非不想收回失土，只是实力不济。一战时，德国就曾致密信墨西哥，承诺如果它参战，将助其索回美国强占的土地。只不过德国战败，历史没有给予墨西哥机会。所以当强大的苏联存在时，苏方根本不理睬中国的诉求。但当机会出现时，中国通过谈判从俄罗斯手里重新收回了3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从塔吉克斯坦收回1,1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从吉尔吉斯坦收回8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当然，这只是中国历史上丢失的领土很小的一部分，但假如没有戈巴契夫，连这些土地也无法收回。这确实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智慧。

我们可以对比日本。本来苏联解体也是日本与俄罗斯洽谈二战被苏联强占北方四岛的机会。但由于日本缺乏远见，拒绝俄罗斯归还两岛的建议，非要俄罗斯全部归还，致使谈判破裂，等到俄罗斯缓过劲来，就关上了谈判的大门。日本其实不明白，先收回两岛比一无所有要强，其他两岛则完全可以等到另一个历史机遇来到时再收回。历史上看，俄罗斯多次起伏，等到下一次国力衰退时，甚至再有第二个戈巴契夫出现时，再索回两岛也不迟。当然话说回来，假设中国国力衰退，再次出现一个「中华民国」，今天要回的领土也很难讲不会再丢失，哪个时候中国丢掉的恐怕就不仅仅是一个外蒙古了。

从我个人的角度，中国其实还有三个感谢戈巴契夫的理由。一是它让我们活生生地看到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在进行民主转型时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人类历史早已证明，任何有传统有历史的国家进行民主转型时，都要付出持久而巨大的成本──内战、政变、复辟、国家分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拉美、亚洲各国都是如此。但毕竟这都是比较久远的历史，而且许多国家远在中国的视野之外。但唯独苏联这个邻国，这个我们曾经的学习榜样，就近在咫尺、眼睁睁地崩溃解体了。要知道追求国家统一和强大，俄罗斯和中国一样有着极其悠久的传统。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百姓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甚至出现和平时期人均寿命减少、人口总量下降的罕见现象。直到今天，俄罗斯的腐败程度远高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中国。不仅俄罗斯如此，就是苏联时代最发达的乌克兰，其经济总量曾相当于义大利，生活水平远高于俄罗斯，在独立时曾欢欣鼓舞，认为终于摆脱落后地区的包袱，再加上民主制度，就可以迅速向西方看齐了。结果仅仅两年之后，生活水平竟然落到被休克疗法大伤元气的俄罗斯之后。1993年，通货膨胀高达10256%，被世界银行冠以世界之最。94、95和96年经济都以两位数下滑，直到2000年，乌克兰才实现经济增长。

当然有自由派学者如金雁女士就认为，苏联的解体和民主无关，而是和苏联的联邦宪法有关：它规定各加盟共和国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可是何以同样的宪法，在苏联时期就不会解体，在走向民主化的过程中却解体了呢？其实中国的自由派群体对民主化和多民族国家解体的问题一直持回避或否定的驼鸟策略。但问题不会因回避或否定就不存在，今天的民主并不仅仅是一张选票、也不仅仅是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以及财富的公平分配，它同时还包括着民族自决权。面对这个事关国家存亡的严峻客观挑战，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正视它：当民主和国家统一不可兼得，我们要什么？或者，当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平静的接受国家分裂之时（条件之一），中国才有可能走向稳定和成熟的民主化。这方面的典型范例就是捷克和斯洛伐克。当然，另一个思考的结果就是：放弃这种转型成本高昂（甚至会把国家毁掉）的模式，走自己的道路。民主和历史上出现的任何制度一样，都只是为了实现更好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中国应该也能够创造出全面优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新模式。

二是处于困境的俄罗斯全面拥抱西方之后，世人本以为西方会对已经民主化的俄罗斯善意以待，施以援手。不料西方却借机落井下石、火中取栗。不仅借俄罗斯危机之际大肆掠夺其财富，更在国际上竭力打压俄罗斯、挤压其生存空间：不仅收编了原苏联的东欧势力范围，在波兰设立战略反导弹系统，还直接把手伸进俄罗斯的后院、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独联体，如乌克兰、吉尔吉斯、格鲁吉亚等，大搞颜色革命，扶植反俄势力。除此之外，还对俄罗斯的长期盟友南斯拉夫发动战争，公开羞辱俄罗斯。最令俄罗斯无法接受的是，当它反对车臣分离主义之际，西方却对俄罗斯大加指责，法国甚至公开接见了所谓车臣独立政府的总理。

中国的自由派一向认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非常孤立（事实上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和形象要远远大于、好于美国），只有实行民主化，才会摆脱国际上的孤立局面。以俄罗斯为例，这显然是自由派群体的一厢情愿。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和西方根本不是制度的冲突，这样庞大的国家不管实行什么制度都会被西方视为威胁。在美国眼里，俄罗斯和中国最好像今天的欧洲，国家富裕但又规模适中。富裕就不会给它添麻烦（难民、动乱），规模不大，则不具备挑战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走向民主之后，西方仍然支持车臣分裂势力，仍然全力打压俄罗斯。俄罗斯就意外地成为了中国的前车之鉴。

最后，苏联的历史也给世人提供了一个全面和深刻认识今天美国的契机。苏联在其七十多年的历史中，有几个理论：一是反对东欧国家的国情论。任何国家如果主张国情论而想走自己的道路，就会被指责为「蔑视苏联」，是「反苏立场」，「是背离了马列主义的富农党」。二是有限主权论。认为当反社会主义势力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对整个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安全构成威胁时，这就不仅仅是某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问题，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问题，即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都不能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利益相对立和冲突。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主权，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则是有限的。「有限主权论」不仅违反国际法中关于一个国家具有独立主权的原则，更是干涉别国内政和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三是输出革命有理论。于是苏联不仅在全球输出革命，发动代理人战争，更后来直接干脆派兵入侵阿富汗。

苏联的「三论」当然在全球的反对之下归于失败，也难怪波兰民族英雄兰普有如下遗言：「如果靠苏联红军的刺刀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在波兰将会被推迟几代人的时间。」然而，令人出奇的是，冷战后的美国居然全盘拾起苏联的旧钵，重蹈其覆辙。

美国把它的模式包装成「普世价值」，哪个国家如果提出国情论，就会被指责反「普世价值」。奇怪的是，中国的自由派学者们都支持东欧国家以国情论为由反对苏联模式，却反对中国以国情论走自己不同于西方的道路。

美国借口人权高于主权，制造了自己特色的「有限主权论」。但其实质仍然和苏联一样，成为干涉别国内政和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和苏联一样，美国也热衷于全球推销民主革命，同样在全球上演刺刀下建立民主的戏码。而且其结局也一样：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不仅自己陷入战争泥潭而不得不在失败中抽身，并造成了自身的大危机，而且也没有在上述国家建立稳定和有效的民主，相反却成了连安全都无法保障的失败国家。

事实求是的讲，今天的美国不过是昔日苏联的翻版，丝毫没有接受苏联解体的教训。不过其结局如何，是否会在人类历史上再现另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倒是俄罗斯的预言家对此做了确认。当然美国的预言家也是还以颜色，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在其颇有影响的《未来一百年大预言》（The Next 100 Years: A Forecast for the 21st Century）中，就认为俄罗斯在21世纪上半叶将再度解体。不过以本人之见，俄罗斯解体的可能性绝对要小于美国。这不仅仅是由于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几乎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也不是因为美国没有接受苏联崩溃的教训，更重要的是：美国做为一个移民国家，一个缺乏民族凝聚力的多元文化国家，一旦无法提供「美国梦」，其国民必然会分离四散。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一幕：上世纪三十世代的大危机，美国第一次移出人口超过移入人口。假设美国从经济危机中走不出来，这一幕就会重新上演。而到了那个时候，墨西哥自然会收复国土。没有了人民的国家还算得上国家吗？没有国家做支撑，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不也就和当年的苏联一样随风而去吗？

美国感谢戈巴契夫，只是感谢他让美国赢得了一次短暂的胜利，却没能让美国避免重蹈覆辙。而中国感谢戈巴契夫，是因为他的教训和代价某种程度拯救了中国。当然，我也非常希望有一天，中国也感谢美国的某位末代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