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曾謂:「天下書院楚為盛,楚之書院衡為盛。」(〈重修胡文定公書院記〉)中國傳統「四大書院」,湖南就占了嶽麓、石鼓兩家,可見湘地文風曾經多盛,位於衡陽城(古衡州)北石鼓山的石鼓書院名氣曾經多大。
石鼓書院不僅名氣大,還是四大書院中創設最早的一座,迄今已存在1200餘年。石鼓山地處湘江、蒸水交匯處,猶如深入水中的地岬,三面環水,中高外秀;細波微瀾中帆影綽綽,蔥蘢綠蔭間亭台如幻,自古就有「石鼓江山錦繡華」(明.陳安〈衡陽八景賦〉)的美稱,而被譽為「湖湘第一勝地」(元.黃清老〈石鼓學田記〉)。
石鼓書院位在左有蒸水、右有湘江環繞的石鼓山上。左圖、右圖分別為高空、低空俯瞰影像。
其始,唐代處士李寬於憲宗元和年間(公元806-820年)擇此靈秀之地結廬讀書,初稱讀書堂,未幾改稱書院,供人治學。日久隳敗頹圮。北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李寬後裔李士真請於故址復建書院講學授徒,獲朝廷嘉許,乃賜名「石鼓書院」,從此學脈綿延。特別是北宋仁宗賜額賜田(約於公元1035年),書院隨之躋升天下「四大書院」之列,聲望更臻鼎盛,而漸成為「湖湘文化」的重鎮、「湖湘學派」群英嘉會之所。大儒蘇軾、周敦頤、朱熹、張栻、湛若水、蔡汝南等,都曾至此講學,培育出夏汝弼、王夫之、曾國藩、彭玉麟、楊度、齊白石等代代名流。韓愈、辛棄疾、文天祥、徐霞客等歷史名人,亦曾在此駐足,流連於它的山水與人文。直至清末改制,石鼓先後改為中學堂、湘屬南路師範學堂、湖南女子職業學校,書院氣象為之一變。
最最可嘆,是1944年6月在侵華日軍砲火蹂躪下,千年書院盡毀於浩劫。
經過長達一甲子的沈寂與等待,2006年石鼓書院才終得按清代建築格局、構件,嚴格遵循榫卯對接的傳統工藝,而重見天日(次年對外開放),並恢復了往昔中國書院三位一體的「講學」、「藏書」、「供祀」三大功能,定期舉行研學、表演、祭祀活動。
今日石鼓書院即是大抵按此舊照重建。
如今,書院已納入並成為「石鼓書院公園」的一部份。走進公園,首先進入眼簾的是今人雕塑的「七賢」像,分別代表歷史上曾經給予石鼓書院重要、而且正面影響的七位名儒。除了前述的李寬、李士真之外,還包括在「合江亭」留下「千古絕唱」〈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的韓愈、開宋明理學先河的周敦頤、集「湖湘學派」之大成的張栻,以及賦與石鼓書院以更嚴謹的學規制度的朱熹、黃幹翁婿二人。
石鼓書院「七賢」塑像
接著,是銜接「地岬」兩頭、通往書院山門的石橋。石鼓山「地岬」由於中段地勢較低,每逢洪峰,書院動輒形同孤島,因此築有石橋銜接兩頭高地。橋上建有禹碑亭。亭裡寫著蝌蚪文的禹王碑,相傳為大禹治水功成之後,在南嶽衡山岣嶁峰所刻(最早發現於岣嶁峰,故又稱「岣嶁碑」)。今原件早已亡佚,此為摹刻。
石鼓山「地岬」由於中段地勢較低,每逢洪峰,書院動輒形同孤島,因此築有石橋銜接兩頭。
禹王碑由於字體蒼古難辨,其由來究係如何,至今未有定論;但專家考證應是偽託之作。亭額內側,則有明儒楊慎(《三國演義》開卷詞的作者)對禹王碑所作的「釋文」。
然即使是偽託之作,大禹治水背後九州天下多元共存的觀念、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仁愛精神,以及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感,才是書院立碑建亭的教育重點。
通往石鼓書院山門的石橋上,建有禹碑亭。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建築其實早於書院而存在,後卻成為書院的一部份。石鼓山居水陸要衝,易守難攻,自古即為荊吳、兩廣之間防禦的門戶鎖鑰,兵家的必爭之地。據傳在三國時代,這裡曾是諸葛亮督餉所在;文天祥、曾國藩、彭玉麟也曾先後屯兵於此。因此南宋孝宗乾道年間重修武侯祠時,武侯祠便被移入成為書院的一個重要建築,並請來碩儒張栻作《武侯祠記》。集「湖湘學派」之大成的張栻於是借題發揮,藉這位「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臥龍先生一生的行跡,鋪衍出了以天下為己任的「仁說」思想。
與之對稱的,則是紀念宋末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撫使李芾的李忠節公祠,追念他抗擊蒙元三月有餘仍無力回天之後,最終於除夕夜手書「盡忠」二字為誓,舉家殉國的壯懷激烈;清代移建石鼓山。
石鼓書院大觀樓與孔子塑像
繼續拾級而上,可見到至聖先師孔子的塑像,以及令人視野為之開闊的「大觀樓」。「大觀」一語雙關,既是讓人登高望遠之處,亦是樓下能開講、樓上能開卷的寶藏樓閣。另一供人遠眺的,還有歷史更為悠久的合江亭,因韓愈親臨並留下詩作而成為千百年來騷人墨客的最愛。而在大觀樓、合江亭向下俯瞰的這片水域,不僅彭玉麟為曾國藩創辦了湘軍水師,也正是在這裡,他把自己煉就成了近代中國海軍的創始人。
這些都激勵著世世代代學子崇高的氣節,與經世致用、匡世濟民的務實和篤行精神,千百年來並涵化為湖湘地區士大夫的集體文化基因。
早在石鼓書院未建時,韓愈就曾於被貶謫的南行途中,流連於合江亭的美景,並留下著名的〈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詩,成為後世文人競相在此臨江頌嘆的範本。
石鼓山之稱,究竟是因為昔日傳聞曾有聲聞數里的石鼓,還是因為江水擊拍石穴造成了特殊的聲響?反正,今日林園裡只見敲不響的鼓、翻不動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