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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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年四月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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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到中華馬克思主義

作者 | 柯華慶
柯華慶:中國政法大學黨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黨導民主制」理論、「黨導立憲制」理論和「四元論」的提出者,共同自由價值倡導者。
【編按】

中國走向復興,必須基於四個自信:「道路自信」是「走得到」(必能復興),「制度自信」是「走得穩」(不會出大錯,一治不復亂),「理論自信」是「說得通」(對道路與制度背後的道理說得清楚、有說服力,能建立話語權),而「文化自信」則是最根本的自信,是認識到並深信「中國本該如此」──因為我們的老祖宗早在周初就已經基於武王伐紂的革命實踐和周公制禮作樂而建立了前三種自信,才會在《詩經·大雅·文王》中寫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今天的中國人若沒有文化自信,前三種自信就缺乏底氣,難以建立足以說明並指導道路與制度的理論,然後也就無法對道路擇善固執、對制度逐步完善。

柯華慶教授提出黨導民主與黨導立憲理論,就是試圖在理論自信上有所貢獻。本文則是他的新著《四元論綱要:中華馬克思主義哲學重構》的精華版(原文13.6萬字),是他基於文化自信對其理論做出的進一步深化。柯教授提出的「中華馬克思主義」延續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路徑,但是從本體論和認識論的根本處突破了馬克思哲學受到的西方思維定式之侷限,使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能合理「嫁接」到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繼續發展,令人有如峰迴路轉、柳暗花明般地豁然開朗。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必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跳脫「本本主義」的窠臼,走出既屬於新時代的中國、也屬於建構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之理論新路。因此,《遠望》鄭重推介此文。

不過,對柯教授借用生物學上的「嫁接」來說明「中華馬克思主義」的產生,我們還需要做一點補充。正如柯教授在文中所言,「物事」與「人事」有其區別,因此自然界事物遵循的原則未必與人類社會運作的原則相同。所以我們在借用自然界的現象來描述人類社會時,必須了解這充其量是一種「啟發性的比擬」,可以引導我們去注意某些因素及其間的相互作用,但是不能將前者視為對後者的充分「解釋」。例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六章中,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答曰:「定於一。」可見孟子主張天下必須一統,才能安定。但為何如此?在〈萬章〉第四章中,孟子又引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這就是以自然現象(天無二日)來解釋為何天下必須一統(民無二王)。事實上,二者之間毫無因果關係,只是讀來順口。而且,宇宙中真有「天有二日」(或更多太陽/恆星)的例子。如「聯星」(binary star)就是兩顆恆星組成的星系,圍繞著共同的質心在軌道上互繞。在這種聯星系統中,環繞兩顆恆星而運轉的行星稱為「環聯星運轉行星」(circumbinary planet)。第一個被確認屬於聯星系統的系外行星是「克卜勒16b」(Kepler-16b),如果在這行星上有生物,它將看見「天有二日」,而天文學家也因此戲稱此行星為電影《星際大戰》中的虛擬行星塔圖因(Tatooine)。可見「天上有幾個太陽」完全不能用來解釋「人類社會應有幾個統治者」。

然而,在社會科學中,確實經常有人引用自然界的現象或事理來「解釋」社會現象。例如,「系統論」(system theory)或「結構功能論」(structural-functionalism)就是把「社會/政治系統」類比於生物有機體。這種類比,固然可以引導我們注意並尋找促成社會「健全運作」的各種因素(當然何謂「健全」也言人人殊),但也會使我們忽視人類社會內部幾乎無法避免的結構性矛盾,造成觀察的盲點,使我們無法解釋較劇烈的社會變遷或解體,如大規模動亂、政變、革命。所以,如果引用生物學上的「植物嫁接」來說明人類社會裡的「哲學嫁接」或者「文明嫁接」,也是「啟發性的比擬」,但不是充分「解釋」。只因「哲學嫁接」或者「文明嫁接」是極其複雜的過程,柯教授適度借用「植物嫁接」來說明兩種以上的哲學或文明如何才能取長補短、完成新生,確實能夠言簡意賅地讓我們注意到「中華馬克思主義」如何能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砧木)之上嫁接馬克思主義(接穗)而生。因此,這樣的說明是有益的,但實際完成此一「嫁接」還需要做許多細緻且深入的研究、思考與選擇(類似汲取砧木的養分、摘除接穗的枝葉),不能坐等新品種的「中華馬克思主義」自動長成。

新時代的中國理論建設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例如:如何將現有的國際霸權體系導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當然,這還是必須繼承中國傳統文化裡「天下觀」的智慧。對此大業,我們不只期待柯華慶教授繼續努力,也期待更多中國人集思廣益,共襄盛舉。

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創立,馬克思主義就是黨的指導思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馬克思主義又成為中國社會的法定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到底是什麼?如何發展馬克思主義?黨和國家領導人基於不同時代的歷史使命,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實踐中完成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並賦予了其時代化內涵。那麼,不同領導人和不同時代提出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有沒有普遍的哲學形態?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中華馬克思主義。如果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從理論到實踐,那麼中華馬克思主義則是從實踐到理論,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在不同時代的政治實踐中再度抽象化、理論化的過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中華馬克思主義的前提和基礎,中華馬克思主義則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創新發展和普遍化。

馬克思主義是近代西方文明的發展,是「舶來品」,所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然與中華傳統文化有一個衝突和融合的過程。中華傳統哲學是生生哲學或者生命哲學,由《周易》奠定。《周易》包含《易經》和《易傳》,《易傳》是《易經》的哲學解釋,是講宇宙的生成和人類的繁衍。《易經》開篇一是乾二是坤,《易傳》開篇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之謂易」。「生生」的前「生」是名詞,即生命本體,後「生」是動詞,是生長、生育、繁衍。周敦頤的《太極圖說》揭示了中華傳統哲學的精髓:「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用生生哲學看問題,必然是歷史的、發展變化的和面向未來的,世界會越來越複雜,是開放的包容的,儒釋道所以能在中國長期共存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底層構成,以及馬克思主義所以能從西方傳入中國並在與中國革命實踐與傳統文化結合過程中不斷發展壯大,完成中國化,成為中國社會的法定指導思想,其哲學根源即來自於此。西方傳統哲學是以古希臘為傳統形成的西方近代哲學,是還原哲學。還原哲學認為:世界真實存在的不是多而是一,複雜的東西就是簡單或基本的東西組合而成,通過基本的東西可以解釋所有複雜的東西,只有一種解釋才是真正的解釋,這也是西方一神教的哲學本源。生生哲學與還原哲學是中華傳統哲學與西方傳統哲學的根本區別,根源在於中華傳統哲學是人事哲學,西方傳統哲學是物事哲學,因而前者是關係本位和二元統一,後者是實體本位和二元對立,前者是變革的辯證邏輯思維,後者是非此即彼的二值邏輯思維。中華傳統哲學的二元統一和西方傳統哲學的二元對立一直是中西思維方式之爭的根源。在中西已經成為一個統一體的背景下,仍然將中華哲學或東方哲學與西方哲學對立起來實質上是西方傳統哲學思維。中西哲學的融合是中華哲學的必然要求,因為中華哲學一直是陰陽一體和對立統一的。

中西哲學的統一既不是一元論、二元論,也不是三元論,而是包含一元、二元和三元的四元論。「元」是最基本的不可以再化約的東西,可以是實體、關係和時間,以往的哲學將「元」局限於實體,所以跳不出二元論。四元除了兩個實體元,還有一個關係元和一個時間元。在西方傳統哲學中,兩個實體元是物質和意識;在中華傳統哲學中,兩個最根本的實體元是陰和陽;在四元論中,兩個實體元是對立的兩個不能化約的東西,例如主體與客體、黨與人民、道德與法律、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等等。四元論揭示兩個實體及其關係在時間維度上的變化發展。任何複雜的關係都可以分解為二元統一關係,成為三元,而任何關係又都是在時間維度上存在,所以哲學是且只可能是四元論。中國人看待一切事物都是從相對的觀點出發,如《老子》所言:「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但《老子》又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因此,「二元相對」是中國人的基本觀點,但此相對的「二元」卻又始終相互包含(負陰而抱陽)、互相作用(沖氣),不斷產生新的「和」狀態,因此二元之間的相互「關係」就是第三「元」,而此互動關係中不斷形成新的「和」的過程就引出第四「元」──時間。所以,「四元論」是中華文化的產物,但是具有普世的合理性。四元論可以理解為事物關係實在論和時空關係實在論的統一體。量子力學揭示事物關係實在論,相對論建立在時空關係實在論基礎上,因此我們可以說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是四元論的自然科學基礎,事物關係實在論與時空關係實在論是四元論的自然哲學基礎。當然,四元論不僅僅是自然哲學,更重要的是人的哲學和社會哲學,是人類哲學,因而是統一世界的哲學。

四元論的突破有兩點。首先是將「關係」作為與兩個實體平等地位的一元。原來的「二元統一」要麼變成了一元要麼僅僅是一種說法,現在「二元統一」既將「二元」突出出來,同時將「統一」關係揭示出來,這樣就將「二元統一」變成了三元論,解決了二元統一在二元論框架下到底是一元還是二元的死結,因為二元統一實際上既不是一元也不是二元。其次是將時間維度引進來作為一元。現代科學已經認識到宇宙是有歷史的,人類是進化而來的,社會關係都是有其產生和發展過程,要解決好社會問題首先需要瞭解這種關係的來龍去脈和前因後果。

應該認識到,不同的人所認識到的世界可能不同,不同的人對同一個世界的認知也可能不同。不同人認識到的世界可能是四元論的,也可能是三元論、二元論、甚至是一元論的。四元論是本體論,而一元論、二元論、三元論和四元論可能成為不同層次哲學家或者哲學愛好者的認識論。認識論下的一元論、二元論、三元論和四元論可以簡單用公式來表示。所有討論的前提是至少有兩個實體x和y,一元論可以用y=f(x)表達,f表示必然性因果關係;二元論有兩種可能,一種是r(x, y)=0,0表示兩個獨立實體x和y沒有任何關係,另一種是r(y=f(x), t)=?,表明y是x的必然性因果關係,但這種必然性因果關係可以隨著時間(t)而變化;三元論可以用r(x, y)=?表達,其中?表示關係r需要求解,因此也是一「元」;四元論的一般形式是R(r(x,y), t)=??,其中r表示兩個實體x和y之間的關係,R表示實體關係與時間的關係,??表示關係r和R都需要求解,當r(x, y)=0時,R(r(x, y), t)=?是三元論,但若x與y之間有互動關係,則成四元論。人類大腦是三維的,人類是三維動物,通常只能認識到一維世界、二維世界和三維世界,四維世界更多靠思維把握,不是一般人能夠認識到的。與此類似,四元論一直不能被揭示出來是因為人們同時認識到事物關係性和時間維度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儘管現實中的事物都是處於各種關係之中,也都在歷史中展現。這也是有的人能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有的人能認識到中國現實,但是少有人能將二者結合,以及只有極少數出類拔萃者才能在動態的歷史發展中將之時代化和再理論化的原因所在,當哲學家關注的對象不同時,四元論可能會降低為三元論、二元論和一元論,而且有可能都是有用或者有效的哲學。

馬克思哲學是在西方傳統哲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馬克思哲學本質上是四元論,但卻常常被表述為二元論,甚至被進一步扁平化為唯物主義一元論。按照西方哲學傳統,普列漢諾夫斷言:「最傑出的哲學體系始終是一元論的」。黑格爾哲學和馬克思哲學本來至少是三元論以上,但按照普列漢諾夫的標準,都被歸為一元論。「只存在兩個一元論體系,黑格爾的唯心主義體系和馬克思的唯物主義體系,其他都感染有不可醫治的二元論,或者是前兩種體系中的一個階段。」列寧同樣指出:「透過許多新奇的詭辯言辭和學究氣十足的煩瑣語句,我們總是毫無例外地看到,在解決哲學問題上有兩條基本路線、兩個基本派別。」在西方哲學傳統中,馬克思哲學只能被稱為唯物主義一元論,或者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或者「實踐唯物主義」的二元論框架之中轉圈。不管是唯心辯證法還是唯物辯證法,實際上都是反二元論的,而至少是三元論,因為辯證法的存在既有對立又有統一(互動關係與生成變化)。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以物質性的生產實踐為基礎,不同於黑格爾的歷史唯心主義從概念的自我否定或者與歷史相脫離的抽象的人出發,來解決思維與存在、主觀與客觀、邏輯與歷史相分裂的二元論,馬克思的辯證法是實踐辯證法,實踐總是在歷史中發生的,所以也是歷史辯證法,馬克思哲學突破了一般辯證法的三元論特徵,其實是四元論。馬克思通過引進實踐和倒置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將人類歷史理解為通過生產勞動實踐而逐漸產生和發展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主觀與客觀之間的對立統一過程。馬克思將自己的哲學定位為「實踐活動的唯物主義」。實踐是一種關係,也就是人的思維與現實的互動,這已是三元論。但現實的實踐活動是有時間維度的,所以,馬克思將黑格爾哲學的三元論拓展為四元論。令人遺憾的是,在西方傳統哲學強大的二元論思維下,黑格爾的對立統一論中的「對立」消失了,只剩下「一」,所以,在西方哲學傳統中,黑格爾哲學被認為從康德的二元論成為了唯心主義一元論;馬克思的哲學則是將黑格爾哲學倒立過來,也被定位為一元論,是唯物主義一元論,區別只在於黑格爾哲學是唯心論一元論,馬克思哲學是唯物論一元論。

馬克思哲學試圖突破二元論哲學,但後來又在西方傳統哲學強大基因下回到一元論,突出表現在對社會關係的理解上。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克思將人放在與他人、與他們生產的產品以及與他們的活動等關係中來討論,「關係中的人」使得每個人是複雜的和具體的,而非自由主義哲學所認為的孤立的抽象的個人,這是馬克思對西方傳統哲學的一個極大突破,接近於中華傳統哲學對人的理解。然而,馬克思後來將社會關係簡化為僅僅是經濟關係,而且將資本主義經濟關係進一步簡單化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認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是相互對立的階級:「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進一步,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進行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馬克思哲學本來要突破西方傳統哲學,但最終,令人非常遺憾地,還是退回到二元對立的西方哲學巢穴,甚至成為僅代表無產階級的一元論。

馬克思之所以最終沒有突破二元論哲學,根本原因在於馬克思生活在資本主義國家,而馬克思的哲學從一開始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哲學,是在一個二元結構下觀察思考。馬克思「畢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建立的國家設施的事業,參加現代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明確指出他的哲學的性質:「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理論用經濟學論證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性。馬克思哲學是無產階級革命哲學,決定了馬克思哲學的高度,只要資本主義國家仍然存在,或者更一般地說,只要還有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存在,無產階級革命哲學就會存在。這就決定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鬥爭本質,在革命實踐中是無往而不勝的利器,能為革命者提供最有力的思想工具,但是在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實踐中,在階級矛盾已非社會主要矛盾的情況下,卻因其強烈的鬥爭秉性,因為對「關係元」的認知偏差與對「時間元」的認識不足,而製造了很多人為悲劇。

按照馬克思在當時的認知,無產階級革命的目標不是為了成為無產階級,而是為了消滅無產階級:「德國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這個解放的頭腦是哲學,他的心臟是無產階級。哲學不消滅無產階級,就不能成為現實;無產階級不把哲學變成現實,就不可能消滅自身。」「哲學不消滅無產階級,就不能成為現實」說的就是馬克思哲學的實現是消滅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不把哲學變成現實,就不可能消滅自身」說的是如果無產階級不能將馬克思哲學實現,就不可能消滅無產階級自身。無產階級革命哲學只能存在於資本主義國家,不能存在於社會主義國家,因為如果承認社會主義國家有無產階級,那麼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國家也有資產階級,於是,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也就沒有什麼區別了。事實上,社會主義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追求的價值應該是實現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而非無產階級革命。然而,社會主義國家仍然使用的是無產階級專政話語,在實踐中也因此而留下了不少歷史教訓。

恩格斯明確指出:「不要生搬硬套馬克思和我的話,而要根據自己的情況像馬克思那樣去思考問題,只有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者』這個詞才有存在的理由。」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毛澤東說「跟馬克思平行,不算馬克思主義;比馬克思低,不算馬克思主義;只有超過馬克思,才算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之所以有這樣的說法正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哲學。

新時代有必要區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馬克思哲學」。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人類實踐哲學,有兩條基本標準:目標價值是人類解放,通過實踐而實現。馬克思區分了人類解放與政治解放。資產階級革命只是實現了政治解放,沒有實現人類解放,實現了人的政治自由,但是沒有實現人的真正自由:「當國家宣佈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為非政治的差別,當它不考慮這些差別而宣告人民的每一位成員都是人民主權的平等享有者,當它從國家的觀點來觀察人民現實生活的一切要素的時候,國家是以自己的方式廢除了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的差別。儘管如此,國家還是讓私有財產、文化程度、職業以它們固有的方式,即作為私有財產、作為文化程度、作為職業來發揮作用並表現出它們的特殊本質。國家根本沒有廢除這些實際差別,相反,只有以這些差別為前提,它才存在,只有同自己的這些要素處於對立的狀態,它才感到自己是政治國家,才會實現自己的普遍性。」資產階級革命實現了政治解放,廢除了封建等級制和特權,但僅僅有形式上的平等和形式上的自由,並沒有實質上的平等和實質上的自由。所以馬克思提出了人類解放的偉大目標,只有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社會主義政權,然後再通過不斷自我革命來實現。實踐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觀點。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指出:「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並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正是因為實踐觀點,馬克思主義哲學「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馬克思主義哲學成為改變世界的哲學和人類解放的哲學。

如何基於世界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消除馬克思在資本主義國家時期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哲學的不足,建構符合實現人類解放價值的社會主義哲學,這是擺在中華學者面前的使命。尤其在中國已成世界社會主義的中流砥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又在全球範圍掀起新一輪制度競爭、中國模式與中國經驗對國家治理實踐越來越具有參考示範意義的情況下,更是責無旁貸。

在四元論框架下,我們可以將馬克思主義哲學接上中華傳統哲學基因,重建中華馬克思主義哲學,避免馬克思主義哲學受西方傳統哲學的宰制,退回到唯物與唯心的二元對立思維的泥潭之中。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逐漸開花結果。中華傳統哲學和中國革命的各種現實條件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形成了毛澤東思想。自毛澤東思想提出來之後,中華馬克思主義就一直存在,但無「中華馬克思主義」之名。「中華馬克思主義」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之後提出來的,是「兩個結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再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一種凝練表達。中華馬克思主義強調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是因為中華傳統哲學的基因支撐,可以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馬克思主義的根(砧木),馬克思主義是嫁接到中華傳統哲學上的幹(接穗),經過一段時間的成長,中華傳統哲學基因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基因相融合,形成了新的中華馬克思主義哲學範式(新幹),在新幹上再長出新枝,然後開花結果。

嫁接是人們有目的的將一株植物上的枝條或芽等組織,接到另一株帶有根系的植物上,使這個枝條或芽接受它的營養,成長發育成一株獨立生長的植物。這個枝或芽叫做接穗,帶原根承受接穗的植株叫做砧木。通常來說,砧木主要執行吸收水分、無機營養和儲存營養物質的功能,使接穗植物的特性仍然保持不變,但砧木可以增強植物適應環境的能力,同時可以保存植物優良品種的性狀。通過嫁接可以培育植物新品種,稱為嫁接雜交。達爾文在《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中首次肯定了嫁接雜交能產生新品種。達爾文認為,嫁接雜交是通過從兩個不同物種的細胞組織之結合而產生新品種的過程。植物學家普遍認為,一個嫁接成活的植株,接穗和砧木結合成一個整體,形成一個統一的輸導系統,由接穗發育成的枝葉和砧木的根系進行營養交換。因為這個嫁接植株是由兩個不同的個體組成,砧木的根不但有吸收、輸送水分和礦物質的功能,還能合成有機酸和氨基酸,而接穗的葉子是有機營養物質合成的主要器官,兩者不是機械的結合,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是相互依存的。砧木和接穗各自具有為生存所必須的特定功能,而且還能相互影響彼此的功能,不僅對個別代謝產物的合成有明顯作用,有的還能影響繁殖器官,並表現於種子後代。嫁接植株的品質與砧木接穗的親緣遠近、年齡大小和發育階段的老幼、樹體高矮等都有直接的關係。

哲學或者文明也可以嫁接雜交形成新哲學或者新文明。儘管人類的產生是無目的的自然選擇的結果,但人類是有自主意識的動物,人類本身的進一步進化至少部分是有目的的過程,而且通過人工選擇大大加速了進化的歷程。不同文明之間的融合不能停留在自然選擇上,人類有意識地利用植物的嫁接原理將不同的哲學或者文明進行嫁接也是可能的,可以稱之為「哲學嫁接」或者「文明嫁接」。不同思想或理論或哲學或文明之間的衝突與融合實際上是嫁接過程,有的嫁接失敗了,有的嫁接成功了,在成功的嫁接植株中表現出砧木與接穗的有機結合,不同文明之間的結合形態是不同的,有的文明幾乎完全被新的文明所替代,有的文明經過新生出現更加強大的新文明。「文明的融合嫁接」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下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一元哲學觀點,更吻合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多元共存哲學。新文化運動之後,各種各樣的西方哲學大量被引進中國,不少中國人接受了西方哲學,其思維表現為西方哲學思維,符合一般嫁接的特點。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是西方哲學,但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直接用來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需要在殘酷的革命實踐中進行檢驗,經過激烈競爭,作為教養者的中華傳統哲學和作為被教養者的馬克思主義相互影響,結合成為統一的整體,中華傳統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經過嫁接雜交成為「中華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純粹的哲學,而是德國古典哲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和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有機統一,馬克思主義作為被教養者,還不太穩定。馬克思主義哲學相對於兩千五百多年歷史的中華傳統哲學,二者在核心價值上高度耦合,同時又是一個年青的哲學體系,所以容易接受教養而改變自己的遺傳性,從而與中華傳統哲學的遺傳性進行雜交形成新的哲學——中華馬克思主義哲學。為了使得嫁接成為新品種,應該大量摘除被教養者的枝葉,被教養者的枝葉越多越會影響新品種的產生而導致被教養者的廣泛傳播。當前,為了強化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幾乎每所大學都設有馬克思主義學院,但各馬克思主義學院未能致力於本元體系的建立,卻將作為接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枝葉廣泛研究和傳播,捨本逐末,嚴重影響了中華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生成與壯大。

毛澤東是中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奠基人。毛澤東哲學之所以能夠成為新哲學正是因為哲學嫁接。毛澤東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已經具有深厚的中華傳統哲學基礎,而後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哲學主要是革命實踐的總結和提煉,具有理論哲學的特徵。毛澤東哲學著作主要有《矛盾論》和《實踐論》。毛澤東的《矛盾論》是真正的辯證法,是四元論。毛澤東的《實踐論》是他長期革命實踐的總結和提煉,是實踐哲學,也是四元論。毛澤東還是中華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奠基人,體現在《論人民民主專政》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鄧小平哲學是中華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主要體現在南方談話之中。習近平哲學是中華馬克思主義法律哲學,也就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其精髓是提出了社會主義法治原則「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相結合」和「依規治黨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

改革開放後,西方傳統哲學在中國的再度盛行強化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西方哲學基因。西方哲學盛行使得二元對立哲學已經成為理解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極大障礙。例如,中國最根本的政治制度是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有機統一,在中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是一種動態的相互關係,很容易理解,但在西方傳統哲學中就只能理解為要麼是「黨主」要麼是「民主」;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相結合原則在西方傳統哲學中也只能被理解為要麼「德治」要麼「法治」;依規治黨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原則也不可能被西方哲學傳統所理解,更不可能被接受。改革開放後,中國法理學界在「權利本位」與「義務本位」的二者選一站隊就是典型的西方哲學二元對立思維,而「權利本位論」無論是從思維方式和從價值觀上判斷都是完全西方的。事實上,權利與義務和權力與責任都是共生共存的,只有在關係之中才能理解,也只能在歷史的發展中才能逐步完善,這就不僅需要超越傳統二元,甚至要在包含了「關係」與「時間」維度的四元哲學體系中才能有科學認知。

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將自身塑造為民主和法治的守護神,按照西方哲學傳統,中國就被污蔑為專制和人治的對立面,就像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一樣勢不兩立、你死我活。如何打破這個僵局呢?路徑就是建立一個新的基於四元體系的中華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一個人只有改變了西方哲學傳統思維方式才能理解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正當性和優越性,而要改變西方哲學傳統思維方式不是簡單地以中華傳統哲學思維方式來替代,因為強化中西對立正是西方哲學思維方式。當前,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都強調「中國特色」,這正是西方哲學思維方式的典型表現。我們只有建構和完善統攝中華傳統哲學、西方傳統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哲學體系——中華馬克思主義哲學——才能完成這一偉大歷史使命。

中華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四元論。我們可以用四元論來分析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政治與經濟的關係、黨的領導與人民民主的關係和民主與集中的關係等等。以黨導立憲制為例。黨導立憲制是社會主義憲治,既不同於資本主義的三權分立憲制也不同於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君主立憲制。黨導立憲制理論曾經在二元論框架下被錯誤地理解為「二元憲治」。在四元論框架下看,黨導立憲制是四元憲治。黨導立憲制是對黨導民主制進行立憲規範,黨導民主制包括黨內民主、黨導民主和人民民主,相對應的法律規範是黨內法規、黨導法規和國家法律,黨員既要遵守國家法律,同時也要遵守黨內法規,作為領導黨的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不僅僅要遵守黨內法規,還需要遵守黨導法規,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過程人民民主,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和各個民主黨派之間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黨導立憲制之下的法治與民主都具有時間維度,是一個歷史的過程。自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實行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體制就是黨導立憲制,只不過一開始是以隱規則形式出現。2018年憲法修正案將「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納入到憲法條文之中,與原來僅僅在序言中以陳述的方式表達相比,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從隱規則的黨導立憲制進入到顯規則的黨導立憲制。新時代有可能通過重新立憲或進一步修憲在憲法的條文中加入具體明確的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等組織的關係和基本規範,如此就可以成為明規則的黨導立憲制,這才是真正的黨導立憲制。即使已經建立了真正的黨導立憲制,仍然可以根據所關注的重點的轉變而對憲法繼續進行修改完善以適應時代的變革。

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到「中華馬克思主義」的提升,是中華新文明的標誌。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立一百周年,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也已經七十多年。中華馬克思主義既不僅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不僅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應用於中國實踐,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既定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理論在先、實踐在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只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時代化的結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中華馬克思主義的前提和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社會主義政治是一種德性民主政治,是對資本主義私利政治的否定,因此必須基於「向善論」的人性論;社會主義德性民主政治也不同於古代中國封建主義德性政治,可以看作是對封建主義德性政治的否定之否定。社會主義德性政治與封建主義德性政治的形式有相似之處,但內容有別,因為社會主義政治所要求的政治道德不同於封建主義所要求的政治道德。西方傳統哲學、中華傳統哲學和傳統馬克思哲學都不能個別單獨解釋偉大的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社會主義政治和社會主義法治的建立都需要新的哲學支撐,而四元論的中華馬克思主義哲學為社會主義政治和法治提供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