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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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六月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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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黨競爭必然民主?一黨領導就是獨裁?

破解臺獨的「民主」迷思

作者 | 林金源
林金源: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遠望》雜誌社社長。

目前臺灣約有超過九成民眾拒絕統一,全世界另有為數更多的人質疑、敵視中國。島內臺獨派、獨臺派拒統的真正原因,是因喪失文化及民族自信而崇洋媚外、反中、仇中;或是無法放下家族所受的內戰傷痕,不願客觀、理性看待中共領導中國的成就。但島內及世界各地反中者最能說出口並且最具迷惑性的理由,卻是在「制度」層面,即所謂「中國實行一黨專政」。其依據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他們簡單地認定「多黨競爭的選舉」是「民主」的必要條件,而大陸的「人民民主專政」加上「黨的領導」就是「一黨專政」,而「專政」就是獨裁專制,等於不民主、不自由、沒人權。他們認定「一黨獨裁」必然缺少制衡,執政者傾向為所欲為,形同刀俎,人民只能成為魚肉。但是政治現實並非如此簡單。

新冠病毒肆虐以來,中國大陸雖然人口眾多、幅員遼闊,但它處理、控制疫情的成績,令人刮目相看。歐美先進國家的政治體制,反而暴露以鄰為壑、唯利是圖、貧富不同命等等弊端。中西體制的差異、良窳,因為疫情的衝擊,已經引來各國有識之士的省思。但在臺灣,臺獨政府借疫謀獨、寧害人民遭殃也不受大陸幫助的荒誕作為,不但引起非獨派人民的反感,即便獨派選民也大有對「國產疫苗」背後的官商勾結、背離科學態度不滿者。蔡政府防疫期間左支右絀,醜態畢現,民調支持度下滑殆無疑問。照說臺灣社會應對自己的體制產生質疑與檢討,並對大陸體制產生好奇與好感才對,但其實不然。即便臺灣人民決定教訓、拋棄民進黨,但他們的另一選擇不是似綠似藍的民眾黨,就是有體無魂的國民黨,接受、期盼共產黨治臺的人少之又少。因為「一黨獨裁」的大陸體制,形同洪水猛獸,根本不為一般臺民所接受。

綠營、藍營如果明目張膽推動臺獨、獨臺,其阻力頗大,憲法法理上也難自圓其說。以臺灣的「民主」對照大陸的「不民主」,遂成為推動臺獨、獨臺的最佳藉口。2021年雙十節的宣傳標誌,既無國旗也無國號,只寫著「民主大聯盟,世界加好友」,以及英文「TAIWAN NATIONAL DAY 2021」。蔡政府奸巧地再向臺獨推進一步,「民主」就是掩飾臺獨的外衣。顯然「一黨領政/獨裁」利弊得失的探討,不僅是單純的學術問題,還是統獨對決的重要理論戰場。

對抗新冠疫情需要依靠科學,但在2020年9月27日,擔任蔡當局「衛福部部長」的陳時中竟公開講:「臺灣人氣質很好,靠臺灣人的氣質,我們可以打敗病毒。」(圖片擷取自YouTube@台視新聞 TTV NEWS,參見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AYDdJ6W1uA&t=72s)

對抗新冠疫情需要依靠科學和嚴謹有效的管理,但在2020年9月27日,擔任蔡當局「衛福部部長」的陳時中竟公開講:「臺灣人氣質很好,靠臺灣人的氣質,我們可以打敗病毒。」(圖片擷取自YouTube@台視新聞 TTV NEWS,參見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AYDdJ6W1uA&t=72s)

 

堅持投票「方法」 寧棄善治「目標」

臺北一計程車司機痛批蔡政府政績拙劣,造成民心不安。我問他:「習近平治績不錯,你接受習來治理臺灣?」他說:「誰能治好臺灣,我就支持誰。」不一會,他又說:「只要是人民選出來的,我都接受。」

試問,蔡英文何嘗不也是人民選出來的?這位遭受獨派窳政之害的司機,即便渴望善治,仍堅持把西方選舉式民主當前提,導致他邏輯錯亂、進退失據──因為善治者非民選,民選者無善治。他的唯一希望,就是苟且、忍耐直到下次選舉。但下次選舉如果沒選出能徹底解決臺灣重大問題的政府(在臺獨思維主宰全臺後,這是必然的結果),他就只能繼續苟且、忍耐,直到再下次的選舉。這位矛盾、無助又堅持西式民主的司機,不是特例,而是全臺的典型代表。

由於迷信西式民主,臺灣的政治已經極度扭曲,全民並且付出龐大代價。但是迷信者當然不以自己的堅持為迷信,也不會因已付出慘痛代價而警醒。為了讓迷信者更容易接受本文觀點,下面試以經濟學的「消費者選擇理論」,藉由與政治運作無關的經濟問題之討論,比喻、凸顯迷信西式民主者之荒謬,如此或許更容易引導讀者省思。

 

不可理喻的西式民主迷信者

在僅有二商品的簡化世界裡,消費者面對魚與肉的市場價格,他會根據自己對二物的偏好,決定如何分配有限所得,購買魚和肉的最適數量,使自己得到最大滿足。所謂對二物的偏好,當然取決於每一單位魚和肉能帶給該消費者多大的滿足。一般說來,物以稀為貴,任何商品先前單位帶給消費者的滿足,必然大於後面單位。如果消費者花太多錢買太多魚(亦即花太少錢買太少肉),就會發現他最後一元買魚得到的效用,低於最後一元買肉得到的效用。作為理性消費者,他應調整所得配置,多買肉(少買魚)才能獲取較大的滿足。總之,魚與肉的最佳組合,一方面取決於所得、商品價格等客觀限制條件,一方面取決於消費者對魚、肉的主觀偏好(也就是各單位魚、肉帶給他的效用。)

經濟理論指出,理性、正常消費者的行為必符合下列原則:魚和肉的相對價格代表取得二物的代價,消費者主觀上可能偏好吃魚或吃肉,但他偏好的物品如果相對變貴,基於客觀的限制條件,他只好多買相對便宜但不見得是他偏好的物品來替代另一物。換言之,並不是「只要我喜歡」,凡事都可做。主觀的偏好,不可能凌駕、漠視客觀的限制條件。但是此一推論是基於「消費者對二商品具有理性、正常偏好」的假設之下,才會成立。所謂「理性、正常偏好」是指(不談相對價格,單就主觀偏好而言)只要補償的數量夠大,偏好吃魚者終究願意犧牲一單位的魚換取某一足夠數量的肉。換言之,沒有任何商品的價值是完全不可取代的。這種理性、正常偏好的假設,是推導消費者理論的基礎。面對不理性、不正常的消費者,經濟學就束手無策。

某社會如果具有一群「字典編纂式」(lexicographic)偏好的消費者,他們的主觀偏好明顯牴觸前述理性假設,消費理論不但無法解釋他們的行為,他們的行為根本無理可論。所謂「字典編纂式」偏好,是指消費者嗜魚如命,不管給他多少肉,都無法使他放棄一丁點的魚。魚與肉帶來的滿足感不是「量」的差別,而是「質」的迥異,肉永遠無法取代魚。魚的重要性如同英文字典排序中的每一單字的第一個字母,肉的重要性則如字典排序中每一單字的第二個字母。所以〔魚的數量;肉的數量〕的組合當中,〔1;5〕固然優於〔1;4〕,但〔0;500〕永遠不敵〔1;0〕,〔1;500〕也不敵〔2;0〕。如果吃不到魚(或少吃一條魚),即便擁有全世界,此人仍覺人生無意義。一個具有字典編纂式偏好的消費者,客觀限制條件(所得、魚價、肉價)對他毫無意義,不會影響他的消費行為,因為不計代價取得魚,是他唯一的行為準則。

大家很難想像世間竟存在如此偏執、不可理喻的消費者,但如果把「對於西方民主的追求」當作魚,「西方民主以外的民生福祉」當作肉,我們便會發現在西方話語權洗腦之下,這種「唯西方民主論」者幾乎充塞全臺。人民投票選總統是「魚」,是臺灣不可侵犯的普世價值,儘管大家都渴望善治,但善治只是「肉」,再多的「肉」也無法取代一丁點的「魚」,兩者完全不存在取捨關係。又,前面述及,在正常情況下,主觀偏好不可能凌駕、漠視客觀限制條件。理性消費者必須考慮所得和魚價這兩個客觀存在的限制條件,並不是「只要我喜歡」,凡事都可做。陷入「字典編纂式」偏好的臺灣,即便所得很少(老本所剩有限,GDP占大陸的比率持續、快速下降),而且魚價昂貴(實行西式民主必需付出極大社會代價),卻仍堅持要以有限所得,購買最大量的魚(西方民主),即便犧牲巨量的肉(善治)也在所不惜。迷信西方民主又盲目抵制大陸體制的臺灣,就是這樣一群非理性的消費者,除此之外,我們幾乎無法解釋其不可理喻的選擇行為。

 

政黨輪替:得不償失的可議體制

西方民主除由人民投票決定領袖或執政黨之外,還必須至少兩黨輪流執政,互相制衡,才符合其基本要件。即便定期投票,但如由一黨長期執政(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2000年之前的國民黨),都會被詬病,更別說連競選執政的投票儀式都付闕如的中共,根本無法被臺灣人接受。多黨競爭、輪流執政被認定可以減少腐化與專擅,其概念類似於「市場有競爭總比壟斷要好,競爭逼使生產者精益求精,且不敢欺瞞消費者,消費者因此獲益。」多黨競爭、輪流執政的主張,來自西方社會習以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處理不同利益團體之間衝突的思維與信念。政府是必要之惡,必得有反對黨挑戰、制衡執政黨,它才不會變成失控巨獸,人民才可放心。許多地區民眾迷信多黨競爭、輪流執政,也是西方話語權風行全球的結果。欲破解此迷信,須從闡述下面兩思維下手。

第一,多黨競爭固然具有某些優點,但也製造一黨領政所沒有的諸多問題。多黨競爭與一黨領政各自的利弊得失必須平衡看待,才能設定最佳體制。多黨競爭並不具備永遠、全面的正當性。

微觀經濟理論指出:一般而言,完全競爭市場比獨占市場更有效率,它可逼使生產者採最低成本的方法生產,消費者得以最低價格買到最多商品,全社會資源配置最有效率,沒有「無謂損失」。但經濟理論也說:水、電、瓦斯等自然獨占商品如果開放競爭,反而不利人民與全社會。自然獨占的特性是:該產業任一廠商的生產成本中,固定設備成本遠大於原料、員工薪資等變動成本,廠商必須大量生產,才能由大量商品分攤固定設備成本,方可能壓低產品售價。又,廠商擴大產量可降低平均成本(稱為規模經濟規模經濟有其極致。超過某一產量,擴大生產終會抬高單位成本,此現象稱為規模不經濟。)的範圍,常常大到接近甚至超過市場需求的數量。換言之,一家規模最大的廠商足以供應市場所需,於是財力最雄厚的廠商,就會以最大的設備規模,以最低的平均成本生產最多的商品,再訂最低價格擊退其他廠商,不靠法律保護而達到獨占地位,故稱自然獨占。

臺北地區的瓦斯如由一家廠商壟斷(自然獨占),該廠商可享規模經濟,大量生產,降低平均成本,嘉惠消費者。如果改由五家廠商並存、競爭,臺北就必須埋設五套地下管線,這不只是資源的浪費,而且每家廠商只能搶食五分之一市場(假如他們規模類似、平均成本接近、定價接近的話),並被迫以高於自然獨占的平均成本生產。此時競爭反而不利消費者,也不利全社會。

在經濟層面,顯然競爭並非真理,自然獨占反而比競爭好。我們若把政治制度比對市場型態,就應對西式民主有所保留,不致把多黨競爭、輪流執政當真理。如果把治國當作一個具有規模經濟的自然獨占產業(此一假設應離事實不遠),那麼多黨競爭、輪流執政的成本就高於一黨長期執政,正如前面所提的臺北瓦斯供應。

 

政黨輪替難以吸引一流治國人才

再者,在長期一黨執政的情況下,中國大陸或新加坡領導國家政務的官員,必須是全國第一流的治國人才。至於中國共產黨與人民行動黨如何選拔人才是另一回事,但因為該黨長期「獨占」治國事業,他們有誘因也有條件選拔、培養出第一流人才。這一點與政治文化的背景有關。中國共產黨與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都受到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影響,執政者的使命感與責任感比許多非儒家文化區的執政者要強很多。相對於中共,蔣介石因受日本軍國主義及德、義法西斯主義的影響太深,把一人一黨之私利凌駕於國家民族之上,於是國民黨才遭到大陸人民的唾棄,敗退來臺。除了人才之外,長期執政者擬定的政策必然具有一貫性與前瞻性,類似臺灣核四電廠在國、民兩黨輪流執政過程中,忽蓋忽停、進退維谷的矛盾與浪費就比較不會發生。

換作數個政黨競爭、輪流執政的狀況,每個政黨都得選拔、培養自己的治國人才,但除了一個政黨獲得執政機會之外,其他政黨的人才都成了無事可做的影子內閣,他們上焉者尚可作為「糾錯機制」,提供選民「另一個選項」;下焉者能不牽制、阻撓執政黨,就已是國之大幸。這宛如多家廠商為了競標某一工程,各自都得投資龐大金額添置設備、招募人才,以求具有得標機會。但開標之後,唯有得標廠商(執政黨)可以善用設備與員工,其他廠商(在野黨)則閒置產能,只能等待下一次投標。這是社會資源的浪費,也代表生產此商品(推行政務)的社會成本遠高於得標廠商的私人成本。又,由於各政黨的競爭與稀釋,有機會執政的官員,很可能並非全國第一流人才。換言之,多黨競爭下執政黨人才的平均水平,應低於一黨長期執政的治國人才水平。更別說,政黨競爭、輪流執政之下,五日京兆、滾石不生苔的狀態,根本無法吸引第一流人才。已故新加坡總理也是該國締造者李光耀說得透徹:「兩黨制最大的問題是,一旦落實,最優秀的人才不會選擇從政。參選得冒很大風險。競選活動會變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惡毒。如果你才幹超群、事業有成,何必為了參選而冒這麼大的風險?《李光耀觀天下》,天下文化,2013年,頁222。

根據前面分析,我們已有足夠理由指出:在比較兩類體制的利弊時,堅持多黨競爭、輪流執政者必須提出堅實理由(例如「成本雖較高但收益必然更大」)捍衛其主張,不是先入為主地把一黨領導打入黑牢、判它有罪,反而使自己在「多黨制」淪為「比爛」之後少了其他的制度選項。

 

臺灣於今(2021)年12 月18 日舉行公投, 公投內容包含:重啟核四、反對進口美國萊豬、公投綁大選等議題。臺灣最根本的問題是拒絕兩岸統一、勾搭外力、聽命於美國。國家認同一旦錯誤,民生政策只好臣服於聯美制中的大方向,必然連帶出問題。全臺一再耗費大量時間與人力舉辦選舉、公投,但往往投票後,實質問題只要訴諸認同問題,就不會得到積極、有效的處理。(左圖取自蔡英文臉書;右圖為該公投結果)

臺灣於今(2021)年12 月18 日舉行公投, 公投內容包含:重啟核四、反對進口美國萊豬、公投綁大選等議題。臺灣最根本的問題是拒絕兩岸統一、勾搭外力、聽命於美國。國家認同一旦錯誤,民生政策只好臣服於聯美制中的大方向,必然連帶出問題。全臺一再耗費大量時間與人力舉辦選舉、公投,實質問題一旦在選舉時被訴諸於認同問題,投票後就不會得到積極、有效的處理。(左圖取自蔡英文臉書;右圖為該公投結果)


兩黨輪替導致平庸、民粹、理盲

李光耀晚年受訪時曾說:「我一開始是為印度加油,因為它是一個民主國家,而中國實行的則是專制統治。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領悟到了兩件事。第一,民主制度並非什麼靈丹妙藥,它無法為所有人解決所有的問題。中國若是民主國家,就無法取得今天的成就。同前引,頁165。接著,他卻又為星國擔心,因為長期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得票率每況愈下,該黨主導國家發展的模式,可能會被兩黨競爭、輪流執政的新模式取代。

李光耀篤定的說:「如果新加坡最後決定走向兩黨制,我們將注定平庸。同前引,頁216-217。顯然新加坡的年輕世代也以西方的兩黨競爭、輪流執政為典範,但他們有所不知的是:「英、美等國即使只能有個平庸的政府,國家一樣可以繼續發展;但新加坡做不到。同前引,頁223。因為西方列強發展的憑藉,不只是本身的資源、能力與制度,還包括以往長期累積的老本,以及持續經由巧取豪奪得自他國的資源與人才,這些都讓他們經得起平庸政府的揮霍。但是對於無力主宰世局的新加坡和開發中國家(包含漸能主宰世局但不願以鄰為壑且又被虎視眈眈的中國),良好的制度和有效的政府是其發展的重要憑據,他們沒有本錢跟著西方國家嘗試奢侈、無效的政黨輪替遊戲。

李光耀雖然斷言兩黨競爭、輪流執政會使新加坡「平庸」,他可能沒有意識到這種制度還會帶來比「平庸」更嚴重的後果。星國不像臺灣久被統獨問題撕裂,人民之間、人民對政府都存在無法跨越的互信鴻溝;星國也不像中國大陸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各地差異極大,又苦於外國反華勢力的見縫插針、虎視眈眈。多黨競爭、輪流執政的惡果「民粹政治」已在臺灣浮現,那不只是平庸,而是整體社會的弱智、理盲與沉淪。中國大陸如果實行這種制度,國家必定分裂,社會必定動盪,這不只是中國的悲劇,也是全球的災難。

根據李光耀的觀察,新加坡「眼下的問題不是哪一位候選人或哪一個政策令人民不滿,而是一些年輕選民渴望在政治上看到更多競爭。同前引,頁221。照李光耀的說法,新加坡政府績效並無問題,政黨輪替的目的形同為輪替而輪替。這很像臺北居民一向享用某歷史悠久獨占公司提供的低價瓦斯,但後來慢慢「覺醒、啟蒙」,開始質疑獨占的正當性,渴望追求另一種新價值「競爭」或「輪替」,於是三不五時替換臺北瓦斯的供應商。此風一旦形成,「政黨輪替」變成民眾追求的「目標」,而不是解決現有政府政績不彰的「方法」。對於全體人民來說,強迫一家歷史悠久、口碑良好的自然獨占廠商(人民行動黨),面對其他廠商(在野黨)的競爭甚至被取代的唯一益處,只是讓各廠商(各政黨)雨露均霑而已,但它得付出的社會成本卻遠大於此,且無人聞問。

尤有甚者,臺北瓦斯的供應如果不由某家廠商長期獨占(一黨領導),而是各廠商輪流獨占(政黨競爭、輪替),整體社會就得付出競租(rent seeking)成本,這當然是資源的浪費。因為各廠商輪流獨占就表示「人人有希望,個個沒把握」,現行供應商為保獨占地位,勢必買通、賄賂有權定期替換廠商的官員、民代(此舉有如執政黨濫行取悅選民卻禍延子孫的政策,甚或無端抹黑、打壓在野黨);目前未獲得獨占地位的其他廠商,更要買通、賄賂官員、民代,好在下一期獲得獨占地位(此舉有如在野黨開出比執政黨更不負責的大額支票取悅選民,甚或惡意攻訐執政黨)。兩造越是各顯神通,社會資源的扭曲越嚴重,而且羊毛出在羊身上,廠商(各政黨)會把競租成本轉嫁消費者(選民),消費者支付的瓦斯費(追求善治的社會成本)就越高。

歸根究柢,這種錯把方法當目標的謬誤,起因於民眾中了西方思想的毒,以為只有競爭、制衡、定期改選才是政治的可行之道,殊不知華人社會另有一種「民本」的政治理想與思維,倚靠「以民為本」的領導者,在不同利益、價值之間折衷、妥協,尋找全民和諧相處之道,常能達到西方民主無法達到的善治。

 

政黨輪替不保證良性競爭與糾誤機制

前面言及,欲破解「政黨競爭、輪流執政優於一黨專政」迷信,須從闡述兩思維下手。除了一黨領導或輪流執政(猶如廠商壟斷或競爭)各自的利弊得失必須平衡看待、輪流執政並非普世真理之外,第二項重要思維是:為了避免政府貪腐、無能,固然必須引入競爭與糾錯機制,但是競爭、糾錯機制並非只能藉由定期改選、輪流執政的方式為之,在大陸一黨領導的黨內亦有競爭、糾錯機制,而且其功效常常更佳。

眾所皆知,臺灣幾乎每天都在選舉(看各媒體的政論節目即知)。因為選舉項目琳瑯滿目,而且選戰剛結束,就是下次選戰的開始。敗選的政黨謀求東山再起,勝選的政黨力圖鞏固江山。為了打贏下次選戰,他們都超前部署、提前開跑。如果執政黨以善理政務、在野黨以理性監督作為打贏下次選戰的策略,那麼政黨的「良性」競爭、輪流執政或可提升政府效能,減少貪腐與無能。但如果兩黨之間互扯後腿,惡意栽贓、抹黑、扭曲對方(這已是臺灣政局的寫照),這種惡性競爭既無法解決重大問題,更無法促進政府的廉潔與效能。臺灣人謔稱選舉是「在兩個爛蘋果中,選一個比較不爛的」,就是選民長期處於政黨惡鬥、僵局難解下的無奈心聲。如果政黨輪替確實具有競爭、糾錯功能,這套功能應可敦促各黨精益求精才對,何以選民無福「在兩個好蘋果中,選一個比較好的」,卻只能「在兩個爛蘋果中,選一個比較不爛的」?可見政黨輪替既不保證良性競爭,當然不保證可防止政府的貪腐與無能。

中國大陸雖是一黨領導,各級政府各個領導人無不經過黨內激烈競爭,其人品、操守、能力,時時都須接受檢驗,才能脫穎而出,更上層樓。習近平即便是元老之子,但他從基層公務員到國家領導人,也經過二、三十年的磨練。習任元首前治理過的地方,其GDP大過世界許多國家。換言之,他處理政務的能力與經驗,以及他通過的考驗,遠超過全球很多國家的元首。相比之下,小布希擔任美國總統之前最多只有德州州長資歷;歐巴馬甚至坐而論道,只當過國會議員,沒有絲毫行政經驗;至於川普,只是商人,連國會議員都沒當過。此外,世界各地貪腐事件時有所聞,這些醜聞常發生在政黨輪替國家,並不以一黨制國家為限。在大陸,人大或政協委員如果去參加選區內婚喪喜慶活動,一經舉報就要立案調查。在臺灣,幾乎沒有不參加選民之婚喪喜慶的政治人物。可見在選拔、稽核人才以及糾錯、防貪腐各方面,政黨輪替制度並不比一黨領政高明。

臺灣政黨輪替之後,官員的操守、能力每下愈況,民眾幾乎舉不出堪為典範且對臺灣發展具有顯著貢獻的部會首長。但是官員貪腐醜聞則甚於兩蔣時代,並以陳水扁一家貪腐為極致,蔡政府的貪腐亦非空穴來風。反之,奠定臺灣經濟發展基礎的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等人,都是「黨禁」開放以前出現的優秀官員。國民黨敗退來臺後,蔣介石仍專注於軍事(反攻大陸)與外交(聯合國席位與對美關係),由陳誠受命建設「復興基地」,其後由蔣經國接替。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等人實為陳誠、蔣經國所提拔、運用。陳誠不像蔣介石那樣剛愎自用,蔣經國更曾在蘇聯加入共產黨,較有「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但主持特務政治還是心狠手辣),因此國民黨政權來臺後雖仍持續一黨專政,但在經濟建設上更能任用廉能,比大陸時期表現優異許多。

 

政黨輪替無助強化糾錯機制

支持政黨輪替的理由之一,是它比一黨領政更具有糾錯機制,可以扭轉政府的錯誤施政。但此一說法只是想當然耳,並不具備充分的理論基礎,也不必然見諸實際政治運作。

政黨輪替有助於糾錯的前提是:兩個政黨勢均力敵,而且對於某一政治議題具有不同的立場與價值觀,兩黨才能互相監督、糾錯,避免執政者走向極端。就如何處理勞資、貧富衝突的問題而言,歐美國家靠左右政黨的輪流執政、互相制衡獲取平衡,但成效如何,各國仍天差地遠。德國因為左、右翼政黨的勢力旗鼓相當,而且該國的發展傳統也非純粹資本主義路線,他們的政黨輪替確實有助於為勞資、貧富的利益找到妥協,也有助於在經濟發展與環保、家庭等價值間找到平衡。但是美國的政黨輪替對於糾正政府政策偏袒富豪這方面,從雷根政府以來卻毫無成效。過去二、三十年,美國經濟成長的果實都被頂層少數菁英擷取,中下階層生活幾無改善,這乃是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各方撻伐的一項事實。美國兩大黨雖看似有左右之分,但其本質都是右翼政黨,這與該國堅持資本主義的歷史文化有關,所以即便二黨競爭、輪替,卻沒能糾正美國劫貧濟富的錯誤政策。

反觀被詬病為一黨執政的新加坡,不僅長期經濟發展成績亮麗,政府滿足平民住宅以及其他民生需求的良政更有目共睹。李光耀說:「為了鞏固勞資政三方體系,我們總會委任一位工會領袖入閣。《李光耀觀天下》,天下文化,2013年,頁241。換言之,不靠兩黨制衡、輪替的新加坡,運用東方政治溝通、妥協的智慧,堅守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反而比美國更有效、更精準地調和了貧富之間的利益,使星國社會比美國社會更和諧、更穩定。

中國政府長期由共產黨一黨領導,但是它糾錯機制的強度與幅度卻非大多數實行西方民主的國家所能及。從1949年至今,為了發展、活絡經濟,中共曾採行許多「偏右抑左」政策;為了避免貧富差距過度擴大,為了避免物質、利潤誘因傷害社會公義與價值觀,中共曾採行許多「偏左抑右」政策。從大躍進、人民公社到改革開放,從土地改革、資本家准許入黨到最近對網路科技與金融巨擘的規範,每一次政策改變都是中共為了解決當時問題的積極作為,也是黨內糾錯機制發揮作用的體現。中共建政以來所採政策的左右幅寬,不但超越實行政黨輪替的各國政府,更超越全球任何知名單一政黨。

新加坡與中國大陸的經驗,否定了政黨輪替才能落實、強化糾錯機制的偏見。臺灣則是政黨輪替不但無助糾錯,還因民粹橫行,導致兩黨沆瀣一氣、狼狽為奸的負面示範。

善理兩岸關係是臺灣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在國民黨一黨執政的時代,兩岸在1992年尚且有了香港會談以及「九二共識」,李登輝甚至以國家統一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身分,發表了《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文件。姑且不論當年國民黨與李登輝是否心口如一,至少臺灣官方文書與主流社會對於兩岸關係的立場,當時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2000年之後,臺灣開啟政黨輪替的新局,照說兩黨競爭應該強化糾錯機制,包括對於兩岸政策的糾錯,但事實正好相反。國、民兩黨為了爭奪政權,拼命以民粹、媚俗的方式醜化對岸,激起反中情緒與分離意識。馬英九以降的藍營領導人,為了選舉,都在曲解、模糊九二共識的真義與重要性。否認、反對九二共識的民進黨,不但不會糾藍營的錯,還要以「接受九二共識」定國民黨的「罪」。直到今(2021)年8月,想要競選國民黨主席的江啟臣還主張重建莫知所云的「憲法九二」,奢望重建兩岸互信,回到「不統、不獨、不武」的和平路線。朱立倫當選黨主席後,雖然口頭上回到「九二共識」,但是統一的目標已被拒統的「求同尊異」取代。總之,就處理兩岸關係而言,政黨輪替、兩黨競爭不但無法強化糾錯機制,甚至由於民粹氾濫,越糾越錯,只見藍綠聯手把臺灣推離大陸越來越遠,離戰火兵燹卻越來越近。

 

內戰體制之惡無關一黨獨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臺灣民眾痛恨兩蔣時期的專制獨裁,大家多認定一黨獨裁是禍源。衝撞黨禁的黨外運動遂應運而生,民進黨繼而成立。民眾以為有了政黨競爭、政黨輪替之後,國民黨無法一手遮天,政府侵犯人民自由、性命、人權的惡行就不會發生。但是此認知與推論並不正確。

相比於大陸時期,兩蔣在臺政績其實不錯,民生建設成就有目共睹,拉攏、提拔本省菁英不遺餘力。民眾對兩蔣統治最強烈的反感,幾乎都和蔣政權為了對付共黨滲透,以及因為內戰而行戒嚴有關。從「寧可錯殺一百,不可縱放一個」,到侵犯人民自由、人權、性命,大都與對付「萬惡共匪」有關。白色恐怖是此時期人民恐懼的總稱,而製造白色恐怖的元兇是反共的「內戰體制」,不是「一黨獨裁」。因為舉凡不牽涉兩岸敵對關係的其他施政,國民黨皆能造福百姓,且為臺灣打下良好的發展基礎,深受民眾感念。再看即便已有政黨競爭、政黨輪替多年經驗的今日臺灣,何以國家認同異於當道者仍面臨綠色恐怖?即便馬政府時期也無能衛護統派人士(如郭冠英)權益。因為和兩蔣時代一樣,中國大陸仍是臺灣的唯一、首要敵人,只要兩岸內戰沒有結束、和平沒有降臨,內戰體制就會繼續對付「危害國家安全」人士,此格局與一黨獨裁或政黨輪替無關。就民生建設成績而言,兩蔣一黨獨裁時期顯然優於日後政黨輪替時期。就內戰體制對人民的傷害而言,民進黨則不讓兩蔣「專美」於前。就臺灣經驗而論,政黨競爭、政黨輪替的體制並不全面優於「一黨獨裁」,更遠遜大陸由一黨領導的人民民主。

2020年2月12日,中天新聞台被迫關閉,其被羅織的「罪名」中包含中資挹注及蔡衍明「反獨促統」的政治不正確。兩岸內戰至今並未結束,臺獨勢力取得政權後,更將臺灣從國民黨的反共無縫接軌地繼承,並且升級為全臺仇中媚日,統派繼續遭受打壓。臺灣的政黨輪替只是從白色恐怖轉為綠色恐怖。左圖為《亞洲週刊》2021年第一期之封面,諷刺蔡英文為經民主程序選出的獨裁政權。右圖為刊載於《遠望》2020年9-10月號「老培有畫說」漫畫之局部圖。

2020年2月12日,中天新聞台被迫關閉,其被羅織的「罪名」中包含中資挹注及蔡衍明「反獨促統」的政治不正確。兩岸內戰至今並未結束,臺獨勢力取得政權後,更完整繼承國民黨的反共教育,並且升級為全臺仇中媚日教育,統派繼續遭受打壓。臺灣的政黨輪替只是從白色恐怖轉為綠色恐怖。左圖為《亞洲週刊》2021年第一期之封面,諷刺蔡英文為經民主程序選出的獨裁政權。右圖為刊載於《遠望》2020年9-10月號「老培有畫說」漫畫之局部圖。


一黨領導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

多數反共華人都抓住中共曾犯下的片段錯誤,認定中共諸多作為牴觸、違背中國文化,這是他們「認同、熱愛中國文化,但拒絕中共統治」的理由。一般而言,這類指控大多起因於對歷史事實的誤解。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不僅不是中華文化的迫害者,而是捍衛者和發揚者。

新加坡前駐聯合國大使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教授說:中國共產黨(Chinese Communist Party)早已轉變成中華文明黨(Chinese Civilization Party)。中共的主要使命與目標,不是在全球推行共產主義,而是復興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這說明了何以中共領導的中國社會具有異常活躍的生命力。馬凱碩在新書Has China Won?《中國贏了嗎?》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靈魂並沒有植根於外來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而是植根於中華文明」。

就以中共堅持的一黨領導體制而言,此制度不但與馬列主義無必然關係,它還比西方民主體制更貼近、更忠於中華文化。

首先,文化、歷史、傳統是土壤,制度是長在土壤上的作物。違逆中國文化、傳統的制度,不可能在中國長期運作良好。正如在嘉南平原上長期生意盎然的作物,必是適合臺灣水土的甘蔗,不是甜菜;反之,能在北歐生長良好的,是甜菜,不會是甘蔗。中共在中國成立已經一百年,執政也超過七十載。一黨領導體制帶領中國脫胎換骨,取得人類有史以來少見的成就,它必然是與中華文化、傳統相契合的,有如嘉南平原上的甘蔗,不是天外飛來的甜菜。

其次,中西的政治哲學以及人性的善惡觀不同,各國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人民對政府的期許也不同,由此各自衍生出的政治體制理當不同,茲舉其犖犖大者如下:

一、西方文化強調個體價值,兩個體間(如兩政黨、兩階級、兩族群之間)如有利益衝突,解決之道不是由強者主導,就是靠勢均力敵的兩方或多方互相制衡。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和諧,包括人與天地的和諧、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和諧、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和諧。從協商妥協中讓不同意見、不同利益能夠「和而不同」,是中國特有的傳統智慧。迷信政黨競爭、政黨輪替者,不該迷惑於此制度看似華麗的外觀,應該自問:強調和諧的中國傳統文化,果真不如強調個體價值與制衡的西洋文化?如果不是,我們何苦邯鄲學步、東施效顰,盲目移植洋文化之下的洋制度?

二、西方強調的民主是程序(或手段、工具)價值,他們注重的是一人一票,是如何產生領袖、誰來主持政府。中國傳統民本思想重視的則是政府如何發揮功能?庶民大眾能否受益?中國的「民本」是目的價值,與「民主」之為程序價值分屬不同層次。程序價值不可能是普世價值,目的價值才可視為普世價值。中西的長期實踐經驗指出:政黨輪替制度固然滿足民主的程序堅持,但一黨領導體制則更有利於民本思想的實現。何者適合中國,其理至明。

三、西方視政府為必要之惡(因為執政者傾向為己黨牟利),因此必須由反對黨隨時制衡執政者,人民才能放心。西方文化亦鼓勵百姓站在政府的對立面,檢視、監督政府,不是當順民。既然政府是必要之惡,它的功能當然越小越好,所以西方社會只授權政府負責國防、法律秩序,以及不得不靠公權力介入的部分經濟事務。中國文化因相信人有善端、善念,因此相信必有一群民胞物與的菁英,足以賦予治國重任。傳統中國人不但不站在政府的對立面,還稱地方官員為父母官,視中國政府是中華文明守護者(英國學者Martin Jacques馬丁‧雅克語)。傳統中國社會期待政府擔負的職責包括保民(保護國家安全、國民尊嚴)、養民(推動經濟發展、善理民生問題,實踐分配正義)、教民(施行教化,帶動正確價值觀,助百姓安身立命)三大類。參見《遠望》2021年5-7月合刊本的齊義虎〈中西政治思維與政治目標的異同〉一文。

就以養民來說,盛行資本主義思維的西方社會要求政府減少干涉經濟事務,但是中國百姓卻期許政府擘劃、引領國家的長期經濟發展,不只求整體社會的富足,還要求平均、公義與和諧。就教民來說,這是中國百姓對政府的獨有要求與期望,西方社會不但不認為這是政府的職責,甚至反對政府「作之君,作之師」。西方政府擔負的責任遠小於中國政府,中國政府必須概括承受所有國家發展所面臨(涵蓋物質與精神層面)的問題。兩者的差別又與西方個體主義盛行,中國重視群體和諧的文化有關。越重視群體和諧的文化,其政府職責當然越大。

既然中西方人民對政府的期許差別很大,自然就會衍生出不同政治體制。如把西方人要求的政府比擬為接送小孩上下學的司機,中國人要求的政府就是司機外加西席先生,他除了負責小孩安全之外,還是影響孩子心智、人格的關鍵人物。司機只負有限責任,雇主習以其他司機的競爭來要脅現任司機盡忠職守,司機輪替是常事,對孩子的成長影響不大,這就類似西方的政黨競爭、輪替制度。西席先生負無限責任,東家一旦禮聘他,就必恭敬以對,充分信任先生對孩子的教導。頻繁更換西席不但不可行,受害的還是小孩,所以西席先生長期陪伴孩子成長乃是常態,這就類似中國的一黨領導。唯有此一體制才能打造穩定政局,進而滿足中國人民對政府的完整期許。

另外,西方與臺灣社會均自豪於人民可以罵總統,這其實並不代表西方民主的優越性,而是跟人民看政府的角度有關。西方文化既把政府視為必要之惡,批評元首就習以為常,也有其必要,因為這是人民壓迫政府改進的方法之一(至於是否有效,另當別論)。如前所言,中國百姓期待政府施行教化、帶動正確價值觀、助百姓安身立命,民眾視中國政府為中華文明守護者。在此文化氛圍之下,沒人會自豪於能罵元首。政府的缺失當然不靠罵元首這種拙劣的方法解決。

 

中國共產黨不是西方認知的政黨

目前世人所認知的政黨是近代西方政治的產物,承襲上千年中國政治傳統的中國共產黨,並非西方所認知的政黨。但是論者不察,錯把馮京作馬凉,仍以西方政黨的特性與標準評斷中共,中共因此遭受許多不白之冤。

英文的「政黨」(party)一詞,源自拉丁文的pars或partire,意為劃分或分割,進入英語最早的詞彙形式是part,意為社會的一部分。17世紀後,part演化成party,意為某種政治組織。可見西方政黨的本質,是某一族群為爭取自身權益所組成的團體,他們不諱言自己對於全社會只具有局部代表性(例如英國保守黨代表貴族、上層資本家,工黨代表下層民眾),他們也沒想過有所謂的「全民政黨」。基於前述的制衡思維,西方社會不但不擔心政黨的局部代表性,以及政黨傾向先為自我族群爭權益,他們還認為這是創造制衡的健康結構。但也因為政黨的局部代表性,西方當然無法容忍一黨長期執政,因為這會傷害其他族群利益以及社會平衡。

對於強調和諧的中國社會而言,不同政黨之間「以力服人」的爭鬥、制衡,並不是最有利國家長期發展模式。由一個立場超然且具有強制力的常設組織,從協商、妥協中讓不同意見、不同利益能夠「和而不同」,又能強力主導國家發展方向,讓國人免於挨餓、挨打、挨罵,是中國人認定的較佳模式。此一常設組織當然異於西方政黨,可以稱為全民政黨,它就是1949年建政的中國共產「黨」。

西方政黨政治如同一個沒有家長或家長不具權柄的家庭,由兄弟輪流當家。因為輪流當家,兄弟所獲的權益若大致平衡,就可保持家庭和諧。但每個兄弟為求當家,必得成群結黨,並且時時挑剔、抨擊當家者的過失,造成齟齬在所難免。中國一黨領導則像一個長期由父親當家的家庭,父親決斷之前會慎重考量兄弟各自的利益、好惡,並且主持協商過程,歸納全家共識。是否輪流當家不重要,家庭是否和諧、有發展才是重點。

在臺灣,欲任公職者都得通過高考、普考。早年的高、普考必考「國父思想」、「三民主義」科目,代表公務員的必備中心思想。考試及格者再經過一段實習,通過考驗者就成為公務員。公務員固然具有優於一般人的福利保障,但也要接受比一般人更嚴格的法律、道德約束。優秀、資深的常任文官,常被拔擢為制定政策的政務官。

中國共產黨可視為大陸地區公務員的選拔、訓練、考核機構之核心,類似臺灣地區的考選部和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但是臺灣公務員只是一個組織鬆散、沒有中心思想與信仰的群體(「國父思想」、「三民主義」廢考之後,連鞏固公務員中心思想的儀式都沒有),何況徒有分散各機關的人才,如果缺少國家長期發展計畫以及強力執行此計畫的組織,終究無法「人盡其才」。臺灣開啟政黨輪替之後,決策官員席不暇暖、五日京兆,政黨惡鬥又使重大政策窒礙難行、反反覆覆,哪裡談得到推行長期發展計畫。中國共產黨的角色與自我期許,清楚反襯臺灣問題之所在,就是缺少像中共這樣選拔、訓練、考核全國人才以及規劃、推動國家長期發展的核心機構。當然,中國共產「黨」權柄之大、任務之繁重,遠超過全球任一政「黨」。因為此「黨」非彼「黨」,二者根本不在同一層次。

 

沒有完美的投票制度

經由嚴謹的推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亞羅(Kenneth Arrow)在他1951年的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一書中說:天底下沒有完美的民主投票制度。不論採何種投票制度來總結社會大眾的偏好,每一制度都有缺失,都不可能完全符合「民主」的標準。(實際上,誰能操縱選民有哪些政策選項或候選人、誰能操縱投票選舉的程序,誰就能操縱「民主選舉」的結果。)此一結論被稱為「亞羅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

所謂「總結社會大眾的偏好」是指:針對每一公共議題(例如決定課稅稅率),每一公民都有自己的立場或主張(例如就高、中、低三種稅率做一選擇),政府制定政策之前試圖匯總大多數公民的共識,這個過程就是「總結社會大眾的偏好」。投票制度之目的,當然就是總結社會大眾的偏好。西方民主所以崇尚投票制度,就是認定經由全體選民的投票,可以總結出大眾的偏好,而且「一人一票,票票等值」,更體現出公平精神。他們不只透過投票決定政策(大方向),也透過投票決定領袖與民代,並且批評、詆毀其他未採投票過程的政治體制。被西式民主洗腦的其他地區人民(如前述臺北街頭的司機),當然也認定投票過程具有上述神聖功能,所以才會堅定捍衛投票制度,並且反對不賦予人民直選執政黨投票權利的中國一黨領導體制。迷信西式民主的社會,還衍生出「民主的弊端只能靠更多民主解決」的謬論,所謂「更多民主」不外乎更密集的投票,或者降低年齡門檻,讓更多少不更事的年輕人參與投票。

「亞羅不可能定理」明白撕毀「民主選舉」投票制度的神聖面紗。既然投票的結果必有缺失、非民主,世人又怎能把投票奉為聖牛?西方民主又憑什麼認定投票之外就無總結大眾偏好的其他好方法(例如中國式的政治協商,或習近平在2019年11月首次提出、今年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大會上強調的「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投票制度既有缺失,再密集、再多人數的投票豈能保證得到更好、更「民主」的結果?以美國為代表的許多國家,其法律甚至容許財團在選前製播廣告,投票的結果當然取決於誰的財力雄厚、誰可以左右選民。這種十足不公平的「一元一票」遊戲,絕非「一人一票,票票等值」,而且它總結出來的並非大眾的真實偏好,而是被有權、有錢者操弄的偽造偏好。這就難怪西方民主國家號稱以民為主,但許多政府施政的考量並不以平民為主。

亞羅推導「不可能定理」的動機,當然不是為了證明一黨領導優於西方民主,但是他的結論足以證明西方民主選舉制度在理論上就做不到邏輯自洽。如此說來,西方民主又豈可唯我獨尊?

 

評斷制度標準: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

許多人迷信西式民主是因為先迷惑於西方的強盛,遂誤認西方的「優異」政治制度帶來西方的強盛。其實英、美等西方國家(含日本)19世紀之後的富強,並不全然得力於其政治體制,他們攻城略地、以鄰為壑,從殖民地及受害國掠走許多資源與人才,甚至直接掠人為奴,又強迫殖民地及受害國購買他們製造的工業品。他們宰制世界的手段與過程是不道德、不值仿效的,當然更無法證明其政治體制的優越性,其他國家實不該因此照單全收其政治體制。

反之,中國19世紀之後的衰弱,亦不全因自己的政治制度出問題,還牽涉到文明型國家遭現代民族國家侵略的未及反應,以及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盛行之下列強聯手宰割中國等外部因素。這正如排水工程做得再好的都市(中國),碰到百年一見的大雨(外侵)也不能不淹水,排水工程(中國體制)不能因此被視為一無是處而全盤否定。

尤其自1949年起,中國共產黨在極艱難的條件下領導、治理中國,至今已經成就斐然,且為全球展示「不以鄰為壑的大國和平崛起模式」,足以垂範史冊。如果對照前兩世紀西方的強盛導致世人對西方體制的迷信,那麼霸道西方之頹滯,以及自力更生的中國之興起,即便不致造成眾人對中國體制的迷信,至少應該引起論者對中國模式的好奇與客觀看待才是。可惜全球的話語權仍被西方牢牢掌控,世人遂仍多以貓的顏色(是否實行西式民主),而不是貓抓耗子的能力(執行善治)來判別貓的好壞。但是只要中國擇善固執,繼續基於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努力完善一黨領導體制,世人終將了解此一體制並非洪水猛獸,而是長治久安之道。

 

「一黨領導,長期執政」:中國復興的必要條件

沒有一種政治體制是完美的,更沒有一種政治體制適用於所有國家。對於幅員遼闊、族群複雜、人口眾多、積弱百年、亟待復興卻不願以鄰為壑的中國而言,我們主張「一黨領導,長期執政」體制是帶領中國復興以及長治久安的必要條件。除了前面論述之外,我們另有兩項補充如下:

其一。歷朝歷代都有興、衰,政權更替總帶來動盪。但從毛澤東開始,中共黨人主觀上就有意識地想要避免未來的「改朝換代」。他們想要建立一個新的「超穩定結構」(借用金觀濤語),不管發生什麼危機(內憂外患),只要該黨不犯「顛覆性錯誤」,「一黨領導」體制就不會被推翻,中國的穩定發展就可期待。為了確保「超穩定結構」,中共已經努力建立了一套「自我革命」機制(就是糾錯機制),藉由不斷自我改善而避免紛亂。放眼世界各國政黨與政府,少有像中共這樣勇於強烈批判自我者,所以這個一黨領導的政權當然就保有其他多黨競爭體制也難見的糾錯機制。

以2021年11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為例,該黨就明確批判大躍進、文革以及毛澤東在這些運動所犯的嚴重錯誤原文如下:「遺憾的是,黨的八大形成的正確路線未能完全堅持下去,先後出現『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等錯誤,反右派鬥爭也被嚴重擴大化。……,毛澤東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毛澤東同志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作出完全錯誤的估計,發動和領導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釀成十年內亂,使黨、國家、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教訓極其慘痛。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這在其他所謂民主國家可能因為「動搖國本」而被壓下的批判,卻出現在一黨領政的中共。該《決議》還說:「黨的偉大不在於不犯錯誤,而在於從不諱疾忌醫,積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敢於直面問題,勇於自我革命。」「腐敗是黨長期執政的最大威脅,反腐敗是一場輸不起也決不能輸的重大政治鬥爭,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敗分子,就要得罪十四億人民。」從歷來中共的所言、所行,我們相信該黨對自己所犯的錯誤是有高度警覺的,確實「勇於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顯著標誌」。外界如果只聚焦在中共的集大權於一身,卻忽視它的「自我革命」機制,就無法正確解讀中共的表現與中國的成就。

其二,迷信權力制衡的西方,堅信三權分立、政黨輪替才是好制度,才能避免腐敗。但是一黨領政的中共,不但避免了「絕對權力造成絕對腐敗」,而且還帶領中國雄飛。造成中西經驗顯著差距的主因,就是中西政治文化的不同。我們雖然主張「一黨領導」適用於中國,但是並非任何國家都可採用此體制。民本思想是執政集團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的主要來源。只有中國、新加坡這種民本文化深厚的國家,「一黨領導」才可能成功。無此文化背景的國家,「一黨領導」就會淪為「絕對權力造成絕對腐敗」的下場。

「一黨領導,長期執政」固然是帶領中國復興以及長治久安的必要條件,但並非充分條件。此一體制該如何改善,當然還有長路要走。但是鞋子是否合腳、該如何修改,穿鞋的人最清楚。中國既然不向西方推銷中國體制,西方若老是對中國體制說三道四,那就凸顯自己的缺乏自信與居心叵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