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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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八月廿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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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統一的未來展望

海外學者看臺灣(上)

作者 | 宋魯鄭
宋魯鄭:旅法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編按】

此文為作者近日在某次交流活動中的發言稿。


我在法國生活二十多年,為什麼對臺灣這麼關注?一是興趣,二是專業需要。我研究東西方政治制度對比,臺灣又是唯一一個採用西方民主制度的華人社會,所以是必不可少的參照體。我對臺灣事務的解讀往往會從這個角度入手。比如臺灣這一波疫情,宣布連續14天每日新增超過100例才會封城。我的第一反應就是誰:還認為武漢封城封得晚了?三是身邊有眾多臺灣留學生。我在法語班時班裡就有幾個臺灣學生,經常發生爭吵。有時在班下就因為語法問題吵起來。因為法語在國家前面用en和au,在城市前面用A。臺灣前面用的就是A。臺灣學生就不服,認為臺灣是一個國家,應該用en或者au,我們自然也要依「(語)法」勝之。四是許多研究中國問題的法國學者多數有在臺灣留學的經歷,我們在交流的過程中,也繞不開臺灣。


更重要的是,由於法國是世界大國,臺灣當局也投入了很大精力。在文化領域,比如南特電影節、巴黎電影節。在政治領域,如參議院中,還建立友臺小組。2013年我去臺灣觀看雙十節,就和法國參議院的代表團同乘一架飛機。當時臺灣涉外部門隆重迎接,我印象很深。當然法國參議院基本上沒有什麼實權,我們對它也不重視。在學界,包括各大智庫,如法國第一大智庫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IFRI)、號稱馬克宏智囊的巴黎蒙田研究所等。2019年我參加IFRI舉辦的中美關係研討會,臺北代表處代表致開幕詞,晚餐也是他們提供的。還有政黨,包括曾多次執政的法國共和黨。我曾參加過它們的活動,當時還出過一個笑話:共和黨主持人不懂兩岸的區別,多次說邀請「中國大使」致詞,令臺北代表處代表十分尷尬。

所以雖然我人在法國,但臺灣因素卻無處不在。

 

臺灣問題的國際背景

從海外的角度看臺灣,我有幾點體會。

第一,臺灣問題早已經國際化。這不僅是美國因素、日本因素,也有臺灣自己刻意推動的原因,包括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當然還有一個因素同樣重要:日益崛起的中國產生的利益太多。不恰當的一個比喻,彷彿一塊肥肉,所有的大國都發現這是一個可以謀取自身利益的無成本的籌碼。過去中國窮時,打臺灣牌沒有什麼油水。我們在上世紀90年代的涉臺外交戰只是與臺灣爭小國。那時歐洲大國由於考慮和中國的戰略利益,所以對臺灣牌並不重視。現在不一樣了。臺灣牌可以換取重大利益回報。假如某個大國表示「不支持臺灣以觀察員身分參加世界衛生組織」,中國就會欠它很大一個人情。若某國表態支持,同樣是因為臺灣牌的利益太大,要打一打。哪怕它們承諾中立,不反對中國統一,也需要中國付出回報。

所以,兩岸統一,不僅要考慮到美國、日本,還有歐洲。它們的支持可以提高中國統一的國際正當性,可以打擊臺灣的信心,也有利於統一後的治理。就如同香港回歸是在世界各大國認可下實現的,也才能保持香港在全球的經濟特殊地位,也才能哪怕發生「八九風波」之後也不影響順利回歸。香港回歸後長期保持穩定和發展,也和世界各大國的認可密不可分。當年德國統一,也是得到美國、蘇聯的認可才實現的。西德為了換取蘇聯同意,付出了75億美元的援助代價。法國和英國反對,只是無力回天。不過英法這樣的國家都要干預德國盟國的統一,更何況對中國呢。我們要統一臺灣,也繞不開這些大國。相應的代價怕是也要付的。別說這些大國,就是巴拉圭與洪都拉斯這樣的小國,在疫情期間都要打臺灣牌,以優先獲得疫苗。

坦率講,中國要統一臺灣,世界各大國不去藉機分一杯羹是不可能的。最近歐盟和日本首相菅義偉通過視頻進行定期的首腦磋商,在隨後的聯合聲明中,就首度提到臺灣和海峽局勢。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Jens Stoltenberg)最近也發表一個講話,提到臺灣時竟然認為這是關於北約安全的問題。這都是發給中國的信號:臺灣問題的解決,它們不可能不介入。

就是南海,現在英國、法國和德國都要派軍艦去刷存在感,更別說臺灣了。當年中日甲午戰爭,從道理上講和其他國家沒有關係,但仍然發生了「三國干涉還遼事件」。今天的國際社會實質並沒有改變,只不過形式上不那麼赤裸裸。

二是臺灣問題雖然是紅線,非常重要,但並非當下最緊迫的事情,而是相對未來的一件事。在中國決策層恐怕排位都進不了前五。經濟發展、消除貧富差距、反腐治黨、軍事建設、中美關係都比兩岸統一更急迫。就是冬奧會、二十大也比兩岸統一更具緊迫性。甚至當下西藏和新疆的穩定都高於臺灣問題的最終解決。臺灣問題對於美國更進不了前七。當然從目前的趨勢看,臺灣的迫切性正在加速向上提升。

三是兩岸的統一並不是問題,真正成問題的是代價和如何後續治理。在當下的世界,如果一個大國真得豁出去,沒有一個國家敢管、能管。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西方誰敢管?但俄羅斯付出的代價太高,和西方的關係完全被破壞,不得不倒向中國,在石油和軍事技術等方面向中國作了大量讓步。更重要的是,中國崛起從地緣政治角度,對俄羅斯和美國的威脅最大,事實上俄羅斯本應和美國聯手應對中國的崛起。但是由於克里米亞問題,完全堵死了這個可能性。

不過和俄羅斯不同的是,克里米亞是願意回歸俄羅斯的,但今天臺灣卻不是。所以即使我們像俄羅斯一樣行事,強行收回臺灣,不僅要付出巨大代價,也很難管理回歸後的臺灣。臺灣有可能成為包袱,而不僅是戰略資產。

所以我們討論如何統一臺灣,其實是在討論如何以最小的代價統一,並且在統一後繼續發揮臺灣的作用。所以從這個角度,武力統一基本上並非最佳選項,是其他方法用盡之後不得已的選擇,除非臺灣單方面宣布獨立。但是要想出現這種情況,只有一種可能,中國重新陷入中華民國時期分裂的內亂的狀態,否則沒有「臺灣宣布獨立」的可能性。

 

兩岸統一的可能方案

從海外學者的角度,兩岸統一的可能方式應該是中國大陸和美國達成一致,雙方聯手壓迫臺灣接受統一方案,或者美國放手,或者臺灣主動接受。出現這種局面只有三種可能性:第一,美國發生重大事變,自顧不暇。比如美國內戰再現。至少研究美國的學者並不排除這種可能性。我對美國也有一定的研究,也是這種看法。美國沒有凝聚各階層的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僅有的價值認同也開始動搖。現在的美國嚴重撕裂和對立,這和中產階級萎縮以及人口結構變化有關。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危機時期,美國向外移民的數量就超過向內的移民。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往往會大難來臨各自飛。

另外從我東西方制度對比研究的角度講,西方的民主制度無法維持一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前蘇聯、前南斯拉夫、前捷克和斯洛伐克都是如此。就是老牌的西方民主國家如英國、加拿大、西班牙、比利時等也一直面臨分裂的危險。人類的歷史證明了:一個多民族國家如果搞西方的民主制度,要麼已經解體,要麼正在解體。美國上一次南方要獨立是因為利益和價值觀,下一次則是因為種族。

第二,中國國力大幅超過美國,美國和中國達成交易。就是今天美國也不缺少這種聲音。比如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早在2016年就贊同用一萬億美債換臺灣。畢竟拿臺灣而不是夏威夷和中國交換,美國是空手套白狼。在打臺灣牌再無益的情況下,美國就會放手,如同過去在越南、今天在阿富汗放手一樣。我覺得中美應該同意雙方聯手管理世界事務,中國支持並尊重美國在全球特別是東亞的利益。

中國在短期內超過美國不是沒有可能。從21世紀頭20年的歷史來看,美國一再犯錯。從「九一一」、2008年經濟危機、川普當選、新冠疫情應對失敗,每一個都出人意料,無法預測,每一次都導致美國國力下滑。我們不知道下一次危機何時來臨,但一定會來臨,而且時間短則五年之內,長則不會超過十年。而中國同樣面臨危機,卻非常擅長在危機中高速增長。中國每經歷一次危機,就高速增長一次,這和美國正相反。

三是臺灣發生災難性毀滅事件,比如經濟危機,生態危機或者嚴重疫情、地質災難。臺灣民主化之後,經濟就喪失了活力,制度成本太高。政黨內耗、內部對立都是如此。另外,人口出生率全球倒數第一,這也削弱它的實力。經濟對大陸的依賴也削弱了它的獨立性。

如果以德國統一為參照,當時就是蘇聯和東德都搖搖欲墜,其他盟友又支持德國統一。如果美國和臺灣搖搖欲墜,其他盟友支持中國統一,這種方式代價最小,也不影響統一後的治理。我認為比較可能的現實還是美國繼續削弱,臺灣也會延續民主化之後的頹勢。

以上三股趨勢最終會迎來統一的歷史時機。中國現在要做的是準備好,一旦時機來臨,就立即抓住。

不過從目前看,美國仍然認為還沒有到需要和中國妥協的程度。也就是它自認仍然可以操控臺灣這張牌。即使中國想和美國達成交易,美國也不會同意。然而,拜登執政之後,臺灣議題明顯降溫。雖然美國的「常規」動作並未減少:軍艦過臺灣海峽(這是公海,但有象徵和挑釁意義)、將要向臺灣出售進攻性武器等。這其中最引發中國不滿的是,從韓國起飛的軍機載著三名議員到臺灣。

中國不少部門都發表過類似公開聲明:如果美國軍機來臺,就是統一臺灣之時。這個聲明有一個很自然的含義是軍機到臺灣當然是軍事目的,比如運送美軍和武器。但美國這次打了一個擦邊球:用軍機承擔民航和行政班機的作用,飛機是軍用的,但目的是卻是民用的。這卻是讓中國很難拿捏如何反應。

另外議員的行為不代表美國政府,美國政府也管不了議員。我們也很難把這個行為定性為美國政府的立場。而且在美國三權分立、不同政黨對立的情況下,許多部門的行動哪怕涉及到國際關係,它們也可以不事先通告美國政府和總統,比如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扣時,川普正與中國領導人會面,他完全被蒙在鼓裡,並不知情。

再有,美國總統雖然是三軍統帥,但在具體軍事行動的指揮和安排上,卻往往無需通告總統。小布希時代的財政部長葆爾森(Henry M. Paulson),在《與中國打交道:美國前財長鮑爾森的20年內幕觀察》(Dealing with China: An Insider Unmasks the New Economic Superpower)一書中提到這樣一件事。2007年他正在中國訪問,突然得知美國艦隊要過臺灣海峽。極為不滿的他不顧時差,在美國時間深夜打電話給國防部長,要求推遲這一行動。國防部長竟然同意了。後來小布希見到葆爾森,並沒有任何怪罪的意思,反而打趣他竟然在深夜把國防部長叫起來。

一個財政部長不經總統就可以直接打電話給國防部長改變軍事行動。那麼軍機載著三名議員的背後又有什麼故事呢?我們無法判斷,這是不是拜登的決策?是不是軍方某個人的決策,或者其他不願意中美關係和緩的勢力?

不過這三名參議員中,有一位拜登的長期盟友、同是來自德拉瓦州 ( Delaware)的康斯(Christopher Andrew Coons),他是最早公開支持拜登競選總統的政治人物之一,因此曾一度是國務卿的熱門人選。他的敏感行程,拜登應該是知道的。但這並不能證明這是拜登的決策,只能是說他無法反對。畢竟任何對華不友好的、來自其他權力部門的舉動,他都不能直接干涉。我們只能講,拜登政府裡迄今為止並沒有人去臺灣,唯一去過的一個訪問團都是前官員組成。

比較有意思的是,美國媒體對這件事並沒有多少興趣,中國的反應也比較克制。雙方都沒有要炒作此事的行為。中國的這種反應,一是應該認為這不是拜登政府的決策。二是也知道拜登對國會並沒有直接干預的手段。

在臺灣議題上相對於川普時期的這種平靜,顯然是拜登對華政策的調整。這也是為什麼自從拜登上台之後,臺灣不斷對大陸釋放自以為是的「善意」,這種變化應該視為臺灣對拜登的一個判斷:美國對華政策已經和川普時代不同,對臺灣的支持會減弱,臺灣的作用在下降。其實面對全球疫情,美國給臺灣的疫苗很少,不僅比不上拉美,也比不上亞洲其他地方。由此可見臺灣在美國心目中的地位。當大陸強大到一定程度,美國再不拿臺灣做交易就會成本大於收益,屆時美國就會提出或接受大陸的條件。

從道理上講,成本最高的是武統:和整個西方的關係對立(在中美不直接衝突的情況下)、臺灣損壞過大、後續治理難度過高。得到西方各大國認可的東西德模式是最理想的。當然任何代價如果和中國的主權完整、政治制度安全、地緣政治來比,都是無足輕重的。這也是如果臺獨要冒險,只能武統的原因。

 

臺灣政治制度與文化相衝突

第四就是從文化角度看臺灣的政治制度。

我去了法國之後,一下就產生了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原因就在於中法文化的差異,它使我明明白白地意識到自己的身分、對方的身分。所以文化這個因素在兩岸或許不是問題,但從海外視角卻是一個突出的因素。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傅敏雅(Samia Ferhat)老師在臺灣留過學,也從事臺灣問題的研究,還獲得臺灣頒發的勛章,是由當時的文化部門負責人鄭麗君到巴黎頒發的。她就告訴我,兩岸的文化是一樣的,看不出區別。臺灣刻意強調的區別其實沒有多少意義。

臺灣是在美國壓力下和特殊歷史事件下不得不採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它和中華文化是有衝突的。

關於文化和制度的關係,中外學者都有很多論述。「文化是制度之母」。英國政治哲學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一再強調:任何制度的變更一定要從自己的傳統中延伸而來。可謂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有什麼樣的制度。中國著名學者錢穆也有類似的結論:「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必然先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實發生相當的作用。否則無生命的政治,無配合的制度,決然無法長成」;「制度決非憑空從某一種理論而產生,而係從現實中產生者」。他還發出這樣的反問:「試問哪裡有無歷史因襲的政治,無傳統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個建立得起來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儒學大師梁漱溟在總結民國亂象時也認為:「我們歷年所以不能使所採用的西方化的政治制度實際的安設在我們國家社會的原故,全然不是某個人的罪過,全然不是零碎的問題」;「因為中國人民在此種西方化制度之下仍舊保持在東方化的政治底下所抱的態度。東方化的態度,根本上與西方化刺謬;此種態度不改,西方化的政治制度絕對不會安設上去」。(《中國文化的命運》)民國時期著名學者張純明在其著作《中國政治兩千年》中指出:「各國的政治制度,特別是對於世界政治上有重要貢獻的制度,很少是由於人力的悉心規劃,大部分是歷史演化的結果。」

所以,2020年1月我從法國去臺灣觀摩選舉時(當時應該是國內學者唯一一個能去的),《天下》雜誌刊出獨家2020「國情」調查和20年數據回顧,其中有這樣一個結論:「臺灣雖越來越民主、開放、多元,卻也越來越停滯、退縮、憂鬱」。臺灣的民主正在和「停滯、退縮、憂鬱」這樣的字眼連在一起,如果這一趨勢無法改變,臺灣的民主將南越化,也終將步上被統一的命運。我是2004年第一次去臺灣,十多年的觀察和體會也是這個結論。

臺灣的現行制度與中華文化的衝突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中華文明有一套依靠道德和知識文化來治理國家的政治體系。所以在前現代社會,儘管中國疆域廣闊,交通落後,中國依然維持了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並在此基礎上創造了輝煌。

梁漱溟說:「中國用道德代替宗教」,從而「安排倫理名份以組織社會、設為禮樂揖讓以涵養理性」。所以在政治上追求「外儒內法」、內聖外王。中國先哲當然知道政治是對權力的爭奪和使用,其醜陋和殘酷都是觸目驚心,如果用其本來面目示人,則政權的合法性、凝聚力蕩然無存,所以才需要道德的外衣,以維持政治的神秘性和敬畏感。

然而西方的政治制度建立在透明性、競爭性基礎之上的,於是乎,選舉過程中任何一方無所不用其極。2016年美國大選,川普幾乎一生的污點都被曝光,雙方的選戰簡直到了少兒不宜的程度,以至於中小學校都無法再組織學生觀看辯論直播——本來觀看是為了達到接受民主現場教育的目的。

自從臺灣引進西方這種政治制度之後,政治風貌也隨之大變,謠言、中傷、抹黑、「抹紅」、「抹黃」橫行,整個社會一到選舉就烏煙瘴氣。2020年大選,韓國瑜所有的親戚(包括小舅子)及其過往都被挖出來攻擊。只是,這種方式並沒有帶來真相。這次選舉的第一場政見發表會上,偏藍的中天新聞台,當韓國瑜講完後,它就長時間插播廣告;偏綠的三立電視台,當蔡英文講完後,也是如此,想看一場完整的政見發表會都不容易。有一個名嘴在觀看挺韓及罷韓遊行時,不得不同時使用兩個電腦,分別收看不同立場的報導。

所以經歷這種政治過程後,勝選者早已遍體鱗傷,在注重道德的中華社會,其政治應該具有的莊重性、嚴肅性(一言以興邦,一言以喪邦)則喪失殆盡。所以以這種方式產生的歷任臺灣地區領導人都無法得到臺灣社會的尊重。

錢穆曾對比西方和中國人才產生的不同:「一從眾,一從賢」。西方是靠民眾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誰票多誰就獲得權力。這是西方可以產生川普(外行、年逾古稀、衝動)的原因。中國的標準則是一個人的賢能。臺灣引入西方選舉方式也是與中國政治傳統「選賢能」相背離,這也是為什麼臺灣民主化這麼多年,黑社會也堂而皇之進入權力殿堂。立法委員選舉經常有黑道背景的人選。

另外我個人認為,中國歷史上殘酷、醜陋的政治運作和鬥爭並不會把無辜民眾捲入。固然可以說是政治把民眾排斥在外,但也避免了民眾成為政治人物的炮灰和犧牲品。但在臺灣,選舉式民主就不得不對民眾進行大規模政治動員。政治動員最有效的辦法自然是仇恨、恐嚇與利益承諾或者收買。臺灣二十多年來依舊如此。就在今天,國民黨方面說這是「中華民國」生死存亡之戰,民進黨則說是臺灣「主權」生死之戰,彷彿選錯就要毀滅,以恐嚇手法動員民眾投票。從實踐來看,民眾顯然無法識別政治人物的真正用意。陳水扁操弄「臺獨」議題騙選票屢屢得手,最後下台是因為貪腐。加入日本籍的「臺獨」人士金美齡說過:「即使陳水扁罪大惡極,只要他搞『臺獨』,就支持到底」。何來覺醒?

臺灣自稱是一個溫良恭儉讓的儒家社會,溫和有禮,但一到大選季,整個社會變得狂熱極端,不符社會良俗的行為隨處可見,甚至超越中國傳統的實用理性。僅影響選舉的「子彈事件」就發生了兩起。編按:指2004年的「319槍擊案」和2010的11月26日的槍擊事件過去,有人說「臺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但這是在不涉及政治的前提下。臺灣移植西方民主這麼多年了,民進黨民意代表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竟然還能說出「主張統一就是叛國」這種完全背離西方民主價值觀的話。這得有多麼大的政治仇恨啊!畢竟「叛國罪名」之下,人人可以誅之。

今天的臺灣,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可以結婚——西方都做不到,要想結婚必須一人改變信仰,可見中華文化多麼溫和包容,但政黨不同的人則不行。由此可見,西方這種政治制度對中華文明的侵害。

當然,人類發展到今天,民眾一定程度的政治參與是表達民意和政治人物獲取民意必不可少的。但是否只有西方這一種模式?必須將民眾捲入殘酷、醜陋的政治運作和鬥爭?尤其是在網路和智能手機時代,民意的表達和獲得從技術上早已不是問題,還有必要繼續採用西方模式嗎?一個工業時代的模式還能適應信息時代嗎?

二是中華文明是人情社會,缺乏西方這樣的法治精神,但西方政治是建立在法治傳統之上的,兩者之間衝突是很自然的。

以2020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為例,各政黨候選人的黨內初選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全社會都在關注。國民黨和民進黨明明已經有成熟的初選機制,可是國民黨在面對韓國瑜這樣特殊的政治人物、民進黨在面對現任領導人蔡英文遇到賴清德挑戰的情況下,都因人設事重新制訂了一套選舉方案,制度為人讓路,連早已確定的選舉時間也一再推遲。不過,從這個角度看,賴清德在政治上實在是過於不成熟,以為可以信賴制度。

這也並非以「民主進步」自稱的民進黨第一次因人設事。早在2000年大選時,為了能讓陳水扁參選,專門制訂了新的選舉辦法,以幹部推薦制取代參選人登記制,直接跳過黨內初選,史稱「陳水扁條款」。此舉直接導致剛剛卸任民進黨主席的許信良退黨,單獨參選。上一次大選國民黨則更為荒唐,通過初選機制選出洪秀柱後,又以其民意支持度低為理由廢掉她的選舉資格,另外徵召朱立倫,完全視制度如無物。

類似的重大政治事件太多了。2004年陳水扁提出「公投綁大選」,聲稱公投不過寧可「總統」不當;結果公投沒有過,公投結果對他也沒有任何約束力。說到這裡,不妨看看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出來後,支持留歐的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辭職,接任的梅(Theresa May)首相儘管是留歐派,但上任後也必須遵守公投結果。三年多來歷經風風雨雨,無人敢逆公投之民意。

除了重大政治事件,人情社會對制度的扭曲更是發生在日常運作上。比如市議會質詢,經常沒有幾個人,因為多數議員都忙於選民的紅白喜事、家長里短和處理糾紛去了,否則到選舉時就沒有選票。中國文化最突出的特點是人情社會,這對臺灣制度的影響幾乎無所不在。2009年我在臺灣觀摩縣市長選舉時曾參觀臺中市議會,恰逢胡志強市長攜文武百官齊受市議員質詢。面對行政機關如此高規格和大規模的出席,市議員卻缺席三分之二還多,僅十幾位議員履行自己的職責。在隨後的座談會上經詢問才明白這不僅是臺中市議會的常態,更是全臺灣地方議會的常態:議員日常工作不是立法、監督和議政,而是疲於參與選民的紅白喜事和處理各種糾紛。胡志強市長到議會接受質詢參與的議員還算是多的。這在全球任何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和地區中,無論是發達的西方民主國家還是落後的非洲國家,臺灣現象可謂僅見。

我在臺灣時,經常遇到有人舉辦婚禮,最醒目的位置一定擺著政治人物送的花籃。這種現象也是臺灣獨有,即便非洲都難覓此現象。

人情社會對臺灣現行政治制度的另一個損害就是賄選屢屢不絕。從西方的歷史來看,賄選都發生在貧窮時期,教育不普及時代,但唯獨臺灣已經是發達經濟體,教育普及且水準不低,但賄選仍在不絕於縷,原因就在於許多選民不認為是賄選,而是一種人情表達。

另外,在任何一個社會,法律不可能涵蓋一切,法律空白的地方就要由政治文化來添補,以使機制良好運作。法國和臺灣地區的制度有所相似,屬「半總統制」。法國如果出現立法機關和總統不屬同一政黨的情況下,總統往往提名立法機構第一大黨的政治人物擔任總理。這種作法並非來自法律規定,而是一種政治文化。但在臺灣,民進黨多次面臨立法機構國民黨占多數的情況,卻仍然任命民進黨籍人士出任「行政院長」,政黨對立、政治空轉是很自然的結果。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歷史上為了化解人情社會的弊端,制訂了嚴格的迴避制度,即禁止本地人在當地為官。但臺灣引入西方政治制度後,則變成非當地人則不能參選。各縣市長基本上只有本地人才可能有選票。中國解決問題的政治傳統完全被推翻。爺爺、父親、兒子一代接一代擔任公職,成為臺灣常見的現象,而且見怪不怪。2019年12月29日,韓國瑜在臺中舉行的造勢活動中,主持人介紹一位民意代表時就很自然地說:過去是他父親一直在做,現在他父親不做了,換他來做了。也就是說人情社會的特點,一方面阻撓了臺灣政治制度的正常運作,另一方面這一不足還與制度缺陷結合起來,導致放大效應。

人情社會的另一個後果就是裙帶和權力世襲非常突出。目前臺灣主要政黨的主要政治人物,大多有顯赫的政治背景。這不僅造成近親繁殖,還導致年青人對政治的冷漠,更影響了官僚體系的質量。選舉的作用只不過是把官二代漂白而已。

此外,中國文化有一個弱點,極易分裂,不易團結。臺灣引入西方政治制度後,也同樣把這個弱點放大了,可以說是又一個制度缺陷與文化弱點結合所導致的放大效應。

臺灣在「兩蔣」時代,面對內外挑戰還能有一定共識,但現在國民黨和民進黨形同水火。每次選舉過後,社會分裂就更加嚴重。

我在臺灣招車,一個計程車司機痛罵民進黨搞得民不聊生,生活艱困,再幹四年就徹底完蛋;另一個計程車司機就痛罵國民黨出賣「主權」,害死臺灣。事實上,只要你和不同立場的人接觸,就會發現這是一個極其分裂且相互仇恨的社會。

臺灣的一位草根網紅「館長」曾在很受年輕人喜歡的脫口秀節目「博恩夜夜秀」稱:臺灣選舉選到這樣,這麼亂,這麼分裂,不團結,希望能再次團結起來。只是他不明白,西方這種制度加上中華文明的缺陷,根本就是無解。

當然放眼全球,西方主要國家也正陷入分裂之中。英國脫歐與反脫歐的對立,法國各政黨在任何問題上都矛盾重重——甚至面對暴力都沒有共識,美國兩黨和支持者也是無法調和。僅就西方而言,如果這不是文化的因素,那只能說是制度運作的必然。

張純明說過一至理名言:「制度是可以模仿的,精神則非培養不可」。美國杜克大學曾就民主理念在臺灣做過大規模民調,提出兩個「民主」的定義:一是「民主」就是用選票定期的更替領導人;另一個是「民主」就是領導人在做決策時想著人民,以人民利益為重。結果80%以上的民眾選擇了第二個。但事實上,第一個才是西方民主的定義,80%的臺灣民眾選擇的恰是中國傳統的「民本」。所以臺灣非常典型:制度是西方的,精神是東方的。

所以,今天的臺灣在偶然因素和外部壓力的情況下移植了西方政治制度,但空有其形式,而無其實質。這也是臺灣政治亂象以及整體一再下滑的根源。

著名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有一個結論:「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更可能要從傳統主旨的調整中去尋找,而不是去模仿外面的世界。」「對於中國人來說,放棄他們自己的優點而採用一直以來與他們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是不明智的」。(《現代中國的歷程》)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