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海局勢發生了眾所周知的變化，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無論是學界還是媒體，關注的程度前所未有。尤其是新媒體的作用，讓各種議論得以迅速地傳播開來。這一方面可以讓對臺部門聽到各種不同的聲音，增加了決策可以依賴的信息，另一方面也讓決策較易受輿論的影響，容易偏離既定的目標。

祖國統一是民族復興偉業的必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大歷史使命之一，也是一項需要深謀遠慮的戰略目標。這個目標是堅定不移的，是一定要實現的。鄧小平曾說：「我發現有相當數量的美國政治家不理解別國的民族感情，中國人不解決臺灣問題會死不瞑目的。」1981年6月13日，鄧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中美關係問題時指出：「對美國一定要有最壞情況的打算。不要怕中美關係倒退，更不要怕停滯。」

鄧小平將中美關係定位為2大問題：一是貿易問題、二是臺灣問題。大陸可以通過平穩處理臺灣問題，以促進中美貿易的發展，但如果出現臺灣可能分裂出去的情況，貿易問題就要讓位於臺灣問題。這種辯證關係是需要在動態變化中予以把握的。

即使發生了新冠疫情這麼重大的事件，這兩個問題在中美關係中所占據的核心地位依然沒有變化。其他問題有時顯得也很重要，但常常是一種假象，其重要性都超不過這兩個問題。

在美國主動打貿易戰時，大陸的精力集中在貿易上是對的，無論是罵戰，還是談判，都可以用力地去做。當美國打臺灣牌，邁出危險的、甚至關鍵的步驟時，大陸也要用心地去處理，不能因為次級問題而分心。

疫情期間，美國在臺灣問題上走得太遠，尤其是國會通過確認臺灣獨立的《臺北法案》參見儲建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嚴重的外交事件──《臺北法案》〉₁ ，大陸有關部門在這個問題上用心不太夠，沒能像當年對待《與臺灣關係法》那樣進行多回合的外交鬥爭。這種鬥爭是非常必要的，儘管不能完全實現自己的目標，但會讓美方有所顧忌，不至於繼續在危險的道路上前行。對外部門可能過於關注美國政府對疫情的態度，將過多的精力花在與美國政客打疫情口水仗上。等到美國行政部門隨著立法部門的步調，在臺灣問題上使出越來越危險的手段時，我們的對外部門才發現越來越不對勁，加大了鬥爭的力度。參見儲建國〈駐美大使心中真正的痛──《臺北法案》〉₂ 當然，最有效的手段還是決策層及時加大了軍事鬥爭的力度。

民間的反應也並不那麼及時，大體是在美國行政部門採取過分動作，大陸加強反擊之後，武統的聲音才真正地越來越高漲，並迅速壓倒了和統的聲音，後者在稍作反擊後，就很少在輿論場上出現了。一些有影響力的和統主張者轉而非公開地提出一些意見和建議，試圖影響決策者。

在不同聲音的影響之下，大陸還是做出了更多地偏向非和平方式的決策，也就是從「和主武輔」轉為「武主和輔」。

然而，無論是和統，還是武統，最終結果是要更加有利於統一，而不是有利於「臺獨」。和統手段不能最終有利於「和獨」，武統手段也不能最終有利於「武獨」。也就是說，要保持手段與目標的一致性。

過去有這方面的經驗教訓。

和統手段的最大經驗在於：兩岸的經濟聯繫日益牢固，兩岸同胞的國民待遇日益同等。

和統手段的最大教訓在於：大陸出台的一些有利於臺灣同胞的措施被汙名化，大陸讓出的一些利益被用來滋養臺獨勢力。

武統手段的最大經驗在於：大陸不放棄使用武力在國內外有效地捍衛了「一個中國」的原則；大陸加強軍事鬥爭準備使得臺獨分裂勢力不敢邁出「關鍵一步」。

武統手段的最大教訓在於：武統的口頭警告在臺灣起到反向動員的作用；旨在震懾的軍事動作在美國干預下被認為是虛張聲勢。

在「武主和輔」的今天，新政策措施的最大困境在於：一方面如何加強武統的可信度；另一方面如何找到和統的著力點。而這兩點又容易顧此失彼。

從大陸近期的各種政策措施來看，「全面備戰打仗」的要求正在全方位地落實，這無疑釋放了前所未有的武統信息。大陸這邊的上上下下越來越確信這一點，臺灣那邊的上上下下似乎還在重複著過去的反應模式。然而，大陸也依然在使用過去的那種警告和震懾模式，讓人懷疑是不是真的要武統。各種口頭警告就不用說了。就拿放出拉臺獨頑固分子清單的信息來說，不知道確切的用意何在。如果不是真的武統，拉這個清單就沒有實質意義，反而有點像對外的制裁措施、甚至拉高了那些臺獨頑固分子的聲望；如果真的打算武統，這個清單就不需要過早地拉，武統正式開始後拉清單最合適，因為那樣會恰到好處地鼓舞軍隊將士的鬥志。再拿軍機越過海峽中線來說，作為實戰演習的一部分，大陸軍機過中線是絕對必要的，不是像過去那樣僅僅是警告性的。但過了中線之後，不停地繞臺飛行就不完全是實戰演習所必須的，除非盡快越過12海哩線，否則，反而讓臺灣人淡化了「中線意識」，強化了「國境線」意識。

相對於武統手段來說，和統手段則難以找到著力點。想當年，有很多辦法加強兩岸經濟文化聯繫，但近些年來，這些聯繫只能處於勉強維持狀態，《兩岸經貿合作協議》遭到大陸民間越來越多地質疑。保持和統道路有3座橋梁：一是延續過去的橋，即「一個中國」；二是通往未來的橋，即「國家統一」；三是著眼現在的橋，即「兩岸交流」。李登輝撤除了第一座橋，陳水扁撤除了第二座橋，蔡英文正在撤除第三座橋。當然，如果大陸確信前兩座橋難以恢復，也會主動撤除第三個橋，而且已主動撤除近半。也許在和統力量的影響之下，大陸決策層沒有訴諸類似「經濟制裁」的手段，而是繼續保持兩岸經濟文化交流，繼續歡迎臺灣同胞來大陸投資、工作、旅遊、訪問等。但如果想出台一些新的措施加強這些交流，就顯得比較困難，尤其是主動讓利這一塊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大陸現在的人均GDP儘管已達一萬美元，但這只相當於三十年前臺灣的水平，也就是說，大陸的讓利在很多民眾看來是削貧濟富。貿易總體上對雙方都有利，但正如中美貿易戰所啟示的，這個過程有雙贏成份，也有零和成份。大陸有辦法讓臺灣在貿易中得到更少的利益，但又有點投鼠忌器。

大陸在政策措施的選擇上努力將臺獨分子與臺灣民眾區別開來，然而，打擊臺獨分子的子彈也會落到臺灣民眾的頭上，惠及臺灣民眾的奶水也會流到臺獨分子的口中。

所以，對臺政策措施的選擇是很困難的，特別是現在這個時候，想做到精準打擊，精準施惠尤其困難。但在困難之中，深刻領會和把握階段性目標和手段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明確了「武主和輔」的政策，那麼加強武統的可信度就是首要的選擇，除非想出其不意地武統。這種「出其不意」在臺灣問題上是不必要的，大陸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採取非和平方式，除了在某些具體軍事行動中搞點「兵不厭詐」之外。

有些政策措施暫時難以進行優劣評估，對於目前的局勢來說，繼續認真地備戰打仗、繼續認真地惠臺利民，仍是比較妥當的選擇。根據以往的經驗教訓，那些口頭性的警告、那些震懾性的動作，還是越少越好。只有如此，才能保持當前階段性目標和手段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