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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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七月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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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到臺灣:一國兩制必須堅持的底線

一國兩制的檢討與改善

作者 | 林金源
林金源: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遠望》雜誌社社長。
【編按】

為慶祝香港回歸20週年,《紫荊》雜誌社與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於2017年4月27、28日在香港共同舉辦「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研討會」。《遠望》雜誌社社長林金源與總編輯石佳音應邀與會、發表。林金源比對香港、臺灣的狀況與經驗之後,呼籲「一國兩制」必須堅持的底線包括:「一國」必須優先於「兩制」、愛國教育不可退讓、民主不能凌駕愛國之上、國家認同不允許「客觀、多元」。石佳音以臺灣經驗為參照,強調「港人治港」的原則應該是:治理效能重於民主程序、政府是否回應問題重於是否可被究責、政府能否獲取民心重於是否討好民意。二文的主題雖然有別,但前後呼應,互有相關,爰並列如下。


英國文豪狄更斯的《雙城記》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對於渴望完成民族復興的中國人來說,此話應是復興大業進程的的最佳寫照。

 

中國復興: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這是最好的時代」,因為放眼世界局勢,現在乃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追求民族復興、國家統一的最好時機。按購買力平價方法計算,中國大陸已經成為最大經濟體,預期它和美國經濟的差距也會持續拉大。中國經濟30年來的騰飛,並非憑空得來,必有支撐它的政治體制、科技能力、管理系統。換言之,中國的進步與發展是各方面的,不只是經濟而已。

這「也是最壞的時代」,因為《馬關條約》被割離祖國的臺灣,其分離意識在近年創下史無前例的新高。即便兩岸人民的生活已有越來越多的連結,北京對臺的經貿讓利也人盡皆知,但是臺灣人自認是中國人的比率,以及支持統一的比率卻持續下降。臺灣內部不存在有效的糾誤力量,只能任憑反中、仇中意識到處蔓延。

這「也是最壞的時代」,因為鴉片戰爭被割離祖國的香港,好不容易回歸之後,近年竟然也出現反中、仇中逆流。儘管中央政府對港仁至義盡,港獨分子卻藉故滋事,頻以民主、人權之名,行裂解國家主權之實。香港分離主義者的所作所為,幾乎是臺獨的翻版。港獨積極向臺獨學習,兩獨已經合流,他們又不時援引疆獨、藏獨來刺激北京。

 

形式的統一不算真統一

從大局觀之,中國的統一已是定局,臺獨、港獨成不了氣候。但是中國統一之後,是否享有和平,能否全力建設,是否還受外力牽制,卻不容樂觀看待。臺獨、港獨雖然成「獨」不足,但敗「統」有餘。臺灣今日統獨的對峙,不只是統派、獨派兩個島內群體的爭鬥,它們的背後其實是求統中國與反中列強的較勁。香港的情況亦然。在中國統一之後,臺獨、港獨仍會繼續騷擾、牽制我正常發展。只要獨派的勢力仍舊存在,就代表外國勢力仍在見縫插針,中華民族的復興仍未完全實現。

以往歷朝歷代走過一段紛亂之後,總會迎來統一與復興,當時幾乎沒有可和中國對抗的外國勢力,能夠興風作浪、挑戰大一統的中國新政府。但是中華民族這一波的統一與復興,卻得面對千百年來未有的新挑戰。兩岸日後即便統一,與中國實力相埒的列強仍會聯手圖我,對我虎視眈眈,獨派勢力就是列強的最佳馬前卒。可以預見,這種暗中較勁的局面將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直到列強發現制中所獲取的利益小於其代價,才會停止。回歸20年之後,香港仍紛紛擾擾,分離意識的方興未艾,更像是插在中國背上的芒刺。香港固已如此,日後回歸的臺灣,必是更棘手的香港。總之,中國達成外表上、形式上的統一,相對比較容易,但要把港、臺二地民眾受殖民、外力的負面影響除盡,讓他們衷心以當中國人為榮,不再受外力蠱惑,則是一場艱難的持久戰。

 

臺灣香港  互為借鏡

臺灣光復之後,國府本該竭盡一切所能速採「去殖民化」工程,扭轉人民錯誤的國家認同。無奈國共內戰繼之而起,兩蔣不但沒有積極「去殖民化」,甚至聯合侵略我國的日本戰犯,組成助蔣反攻大陸的「白團」。爾後為了與北京爭奪中國的代表權,國府對日本簡直卑躬屈膝,他們豈能顧及「去殖民化」?二蔣逝後,臺獨與獨臺掌控政局,臺灣已經完全錯失「去殖民化」時機,代之而起的反而是「自我皇民化」。不僅如此,未曾直接殖民臺灣的美國,也因國府的聯美制中國策,使臺灣的軍事、外交、文化、價值觀都服膺於美國之下,儼然成為美國的殖民地。被美、日雙重奴化的臺灣,就是統一之後中國所要接收的臺灣。

香港的情形,原本比臺灣單純,但如不謹慎處理,將會惡化成另一個臺灣。英國治港對港人國家認同的戕害,如同日本殖民臺灣。但由於文化、地緣、宗教各方面的巨大差異,港人對英遠比臺人對日更容易保有「夷夏之防」。港人「英國化」的比率因此應該低於臺民「日本化」的比率。反之,日臺的文化、地理、血緣相對接近,日本的「先進」遂成為臺灣人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也是國族意識薄弱的臺灣人「認賊作父」的重要原因。再者,兩蔣統治臺灣時期,反共勢力與思維雖也滲透到香港,但當地亦不乏同情、支持北京的組織與聲音。港民被反共教育洗腦的程度,遠低於臺民。所以1997年香港回歸時,固然不少港民對祖國抱持疑慮態度,但當時並無港獨的思維與組織。港獨(以及反中思維)沒產生在英人治港時期,反而興起於回歸祖國之後,這不僅是一件令人痛心之事,也是對吾人的當頭棒喝。

香港回歸已滿20年,今後港獨的消長,實乃意味著「一國兩制」的成敗。此刻我們檢討「一國兩制」在港的實踐成效,一來可做為爾後港府施政的修正依據;二來則是臺灣日後實行「一國兩制」的前車之鑑。今天香港付出的代價,但願以後臺灣不必再付。今天臺灣進退維谷的窘況,但願以後香港可以避免。茲舉重要觀念如下,做為「一國兩制」的改進參考。

 

「一國」必須優先於「兩制」

第一、「一國」必須優先於「兩制」,「兩制」是為了達成「一國」。港獨、臺獨不認同中國,他們違反「一國」在先,中央政府大可不必信守「兩制」的諾言。但北京為了對認同「一國」的港民、臺民有所交代,故仍堅守「兩制」。我們強烈呼籲:港、臺追求的「兩制」再怎麼天馬行空、再怎麼恣意而行,絕不能衍生成「兩國」,這是北京必須謹守的底線,否則無法面對13億國人。

茲舉個人具體經驗,檢討如下。2013年10月11至12日,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邀請多位內地、臺灣、澳門學者,前往該學院位於珠海的校園,舉行「國情國學教學研討會」。主辦單位解釋,內地大學都有政治課,但香港地區大學(基於「一國兩制」)不允許有政治課。該校校長憂慮學生對於國情一無所知,每年遂在珠海舉辦研討會,要求學生必須參與。該校用心良苦,學生參與亦屬積極,但這種教育方式如同杯水車薪。為何同屬中國境內的學校,內地理所當然的政治教育,在香港竟然遮遮掩掩?論者或謂,這是尊重香港的「一國兩制」,其實不然。政治教育(或是國民教育)是凝聚國民意識所必須,沒有政治教育,就難有國民意識,沒有國民意識就不成為「一國」。香港回歸前沒有政治教育,因為當時仍屬「兩國」,情有可原。回歸之後實行政治教育,是為了實現「一國」,這是天經地義,與「兩制」無關。或者說,凡是攸關國家認同的措施,全國應該一致,應排除在「兩制」範圍之外。

 

 愛國教育不可退讓

第二、愛國教育是必須的,絕不可退讓。西方現代國家肇建完成之前,沒有一國不用盡心力鼓吹國民意識,這就是愛國教育。即使今日,他們仍舊以更綿密、更精緻的手法強化人民的愛國精神。何以列強可做之事,被欺凌的中國卻不許做?何況列強的愛國教育常帶有「以鄰為壑」的思維,中國的愛國教育僅是被動式的防衛。誰義?誰不義?其理至明。有人嘲笑、攻擊愛國教育是洗腦,當時港府的愛國教育遂因此不了了之。愛國教育本來就是洗腦:把被列強洗過的腦再洗回來。任憑掌控話語權的西方國家洗中國人民的腦,卻不許中國政府撥亂反正,豈有此理?

李、扁掌權以來,在臺灣強力推動反中、去中的教科書,馬英九當政八年也不敢撥亂反正,影響所及,年輕一代臺灣人的國家、文化認同,與上一代就截然不同,而且每下愈況,越年輕者獨化得更嚴重。2014年3月18日爆發的「太陽花運動」,就是臺獨教改的大豐收。更可怕的是,臺獨教改深植人心,獨派理念與反中思維已經可以自我繁殖、永續發展。兩岸之間任何風吹草動,或是有關國家認同的大小事件,即便綠營政府不帶頭鼓動,各行各業、四面八方的民眾都會顯現出反中、臺獨的心態與立場。這種局面即便有朝一日國民黨再度執政,也不會改變。如果香港不加緊進行有效、細膩的愛國教育,臺灣的慘痛經驗必會降臨香港。

 

愛國和民主並不衝突

第三、愛國和民主、人權並不衝突,愛國也不是落伍的觀念。西方有心人士以及獨派,總把民主、人權標榜為普世價值,其價值甚至高於國家統一之上。他們再把中國描述成不民主、沒人權,只醉心於國家霸權的落伍國度。當這種論述被普遍接受之後,西方與獨派的攻勢便所向披靡、無堅不摧。

民主的發展必先界定我群的界線,同我族類才適合「以數人頭代替打破人頭」,非我族類豈能、豈曾以民主解決問題?國家認同沒有解決之前,我群的界線是模糊不安的,絕不可能發展出好的民主。臺灣數十年來空有民主形式,缺乏優質民主內涵,就是因為「非我族類」,「其心」不僅「必異」,甚且「可誅」。難怪胡佛教授疾呼:「統一是最高的道德」。當港獨人士高喊「香港非中國」時,他們已經自外於中國大家庭,根本沒有資格在香港談論民主。

香港「民主人士」對現有特首選舉制度的不滿,其實還隱含他們對民主政治的另一種迷信與迷思。他們抨擊這種由1200名選舉委員投票決定、特首候選人資格必須符合某些條件的選舉方式,是鳥籠民主。換言之,他們認定「最大多數」的參與和「不設條件」的參與,才是最好的民主。因此,全民選總統的臺灣,就是香港艷羨的對象。大陸人民無法直接決定國家領袖,就成為中國的罪狀,甚至成為推動臺獨、港獨的最好理由。民主如果如此神奇,為何英、美老牌民主國家開始推動民主時都只准許少數富者、菁英參政?女性、貧民、弱勢族群擁有投票權是晚近的事,當時英、美的經濟發展程度已超越今天的中國。換言之,當先進國家的發展程度與今日中國相若時,為何不服下「民主」這帖仙丹妙藥?如果服了,後果又會如何?

總之,獨派和有心人士刻意把不同面向的兩個問題(愛國與民主)攪和在一起,甚至把具危險性的「無條件民主」凌駕在理所當然的愛國之上,北京與特區政府固然應該繼續推動更完備的選舉制度,但是也必須昂然捍衛正確的價值觀,不能屈服於民粹,太過委曲求全,以致造成理虧的錯誤形象。

 

國家認同不允許「客觀、多元」

第四、伴隨西方民主一起侵蝕中國統一基礎的另一概念,就是所謂的客觀、多元。客觀、多元儼然是民主之外的另一個普世價值。它們所刻意對照的,就是中國追求統一的專斷、僵化立場。凡事講求客觀、多元,就淪為「相對主義者」,所有道德、是非、國族認同都被解構。臺灣早已深受其害,導致全體社會缺少公是公非,「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大體而言,涉及集體福祉、尊嚴與安定者,涉及人倫關係與公是公非者,不適用客觀、多元概念。黃之鋒(蔡英文)的父母是誰?被告是否有罪?香港人(臺灣人)是不是中國人?這些問題都必須有一明確答案,絕不容許多元。港、臺民眾的國家認同,即便在目前尚未達成共識,也必須努力朝凝聚共識邁進,「擱置爭議」、「多元並存」都是錯誤態度,只會讓問題惡化。

臺灣中學教科書課綱爭議的結果,當時馬政府的教育部,竟然主張由統、獨學者共編教科書,各說各話,不同史觀並呈,讓學生接受「多元」聲音。綠營在野時,當然要求多元史觀;綠營掌權後,史觀定於一尊。馬政府與國民黨至今沒看懂「客觀、多元」乃是獨派鬥爭、奪權的概念工具。前車之鑑,香港能不慎乎?

 

應主動出擊 爭奪話語權

中國的統一與復興,是天經地義之舉,符合兩岸三地所有中國人的長遠利益,也有利於東亞與世界和平。但是全球的話語權目前掌握在西方國家手裡,是非善惡的標準也由他們定義。中國統一之路,因此備感艱辛。

中國大陸除了繼續厚植國力、深化改革之外,更應擬定說帖,主動出擊,一來揭穿諸多被掩蔽的真相,二來闡述中國政治體制的優點、對外政策的與人為善、對臺對港的仁至義盡。總之,中國逐漸具有影響世界經濟實力的同時,也應讓我國主導話語權的份額和經濟實力相稱。否則,吃了黃蓮的啞巴巨人,終究難免吃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