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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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七月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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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本旨在救亡

作者 | 陳明
陳明: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儒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94年創辦《原道》輯刊並任主編至今,是中國大陸儒學的代表人物之一。
【編按】

今(2019)年是「五四運動」的100週年,海峽兩岸都有許多紀念、探討「五四」的活動與言論,顯示影響中國命運至鉅的此一歷史事件受到極大重視。遺憾的是「一個五四,各自表述」,「五四」的意義與功過以及它帶給今日中國人的啟示至今仍莫衷一是。

陳明教授於2016年5月在《儒家網》發表的〈「五四」:左派的篡逆與右派的僭越〉(本文原題),有助於釐清「五四」的本質與爭議。陳教授指出「五四」是清末救亡運動的延續,只是清末救亡的三個目標「保國」(領土主權)、「保種」(民族生存)、「保教」(文化延續),到了五四「這三者的關係斷裂了,保種不變,文化被視爲保種的障礙,國也需要重組」。但無論日後左派引進的階級革命或右派強調的啟蒙運動,都只是救亡的手段。革命說或啟蒙說都不該喧賓奪主,掩蓋了原始的救亡目的。何況單靠階級革命或個性解放並無法救亡,若把這兩者無限上綱,就成為作者所稱的「篡逆」與「僭越」。真實的「五四」本旨,就是救亡運動。

革命或啟蒙是「五四」辯論的大陸版本。當今臺灣紀念、解讀「五四」的立場則是另一版本,這恐怕不是大陸人士所能想像。

以獨臺立場鮮明的《聯合報》為例,該報今年連續數日以大篇幅紀念、探討「五四」。他們高度肯定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的價值,並且承認中國大陸在科學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成就,但卻對大陸的不民主、不自由深不以為然。該報引學者之言說,中國已富強,再來應「還政於民」,給人民言論自由。《聯合報》社論說:「五四青年喚醒中國,中共卻要馴化青年,何其可嘆!」社論又引余英時所說「五四精神在今天的中國大陸乃是一股實實在在的歷史動力,『只要政治壓力稍鬆動,便會捲土重來』」。該文還說「對比之下,五四的啟蒙精神飄零到臺灣,竟找到寄身的土壤」,以此美化「臺式民主」。該報更有神來之筆,報導香港泛民主派的「支聯會」提前一個月紀念「六四」30週年,呼應支聯會主張港人以「五四運動」的精神維護香港自由。

獨臺既已如此,主張臺獨的民進黨,當然更積極與港獨唱和。今年3月11日,蔡英文召開「國家安全會議」,聽取〈當前兩岸情勢對國家安全之挑戰及整體因應作為〉報告時,指示:「今年是五四運動100週年,也是六四天安門事件30週年。『民主』才會是今年兩岸的關鍵字」,她並「呼籲北京當局,兩岸的和平發展,關鍵在於中國能否走上民主化。唯有兩岸都採行民主體制,才能對等溝通、和平共處、化解分歧、柳暗花明。」

蔡英文與聯合報所言,說明臺港兩地的反中、拒統分子都愛引用「五四」,並結合「六四」,批判中國大陸、抗拒統一。「民主」原本只是五四運動中提出的救亡工具,但因臺港的分離主義分子並不認同五四所要拯救的「國」,遂將工具的價值凌駕於目的之上,甚至扭曲了原來的目的,還夸夸其言。

北京做為國家統一、民族復興的主導力量,必須謹慎解釋近代史上所有的重大歷史事件,不能僅以強化中共在歷史上的正當性為滿足,必須站在更高、更遠的視野詮釋這段歷史,以團結最大多數中國人來完成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且可遏止分離主義者扭曲、利用這些歷史事件。

如何紀念、詮釋「五四」只是眼前的例子,如何紀念、詮釋「二二八」對反獨促統更為重要。二二八固然具有「起義」(反國民黨)的成分,但也有「造反」(反中國)的內容。在當年國共內戰的大局下,北京固可強調當時國民黨整體的倒行逆施,激起人民「起義」。但今天國民黨已屍居餘氣,代之而起的是美、日豢養的臺獨勢力。北京如僅以「官逼民反」為二二八定調,就間接助長臺獨正當性,因為「(中國的)官逼(非中國人的臺灣)民反」正是臺獨藉助「二二八」宣揚反中、分離運動的口實。北京如能正視並批判二二八當中頗為普遍的親日、反中現象,將之納入二二八敘事之中,則不但可遏阻臺獨繼續以「二二八」當做反統促獨的提款機,更可顯現北京站在國家民族立場面對歷史的大度。

對「五四」我有一個反思,不是完全否定它,是把它拉回原形。

為什麼?現在對五四這個節點的定位,放到近代史背景看是一個很大的錯位。

我們現在有兩種思潮,一種是左派的革命敘事,它認為五四是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重要節點,標誌著工人階級走上了歷史舞台,還有什麼組織準備什麼的,在這幾大論證基礎上,「五四」就成為一個新紀元的標誌。

右派也把「五四」當做自己歷史觀的「阿基米德點」,把「五四」當做一場啟蒙運動,就形成一個啟蒙的敘事。

一個革命敘事,一個啟蒙敘事。這兩套東西構成了中國現代性的兩個主旋旋律。一個是在民間,另一個在官方,都把「五四」當做自己的圖騰,但都是從一個未來的烏托邦目的、目標出發,一個是要建立理性王國,另一個是共產主義,五四都因這樣的起點而獲得自己的歷史地位,獲得不同的神聖性。

我這裡談反思,實際上要把「五四」從那兩種宏大敘事中抽離出來,將它重新置於它原本所屬的近代史的脈絡裡面,當做近代救亡運動的一個環節去看待。

當時人們的心理、人們的情感,還有對社會問題的判斷,都是基於近代的救亡語境,處於救亡的需要、焦慮。那麼救亡的主題是什麼?實際上是救國之亡,救種之亡,救文化之亡,康有為搞了一個「強學會」,「強學會」的宗旨就是「保國、保種、保教」。編按:強學會的起源,直接來自於甲午戰敗、割讓臺灣的刺激。1895年11月中旬康有為成立強學會,以「求中國自強之學」為宗旨,入會者眾多,開各地組織類似學會之風。1896年1月,因被指控「私人堂會,將開處士橫議之風」而被禁。1897年11月,德國強占了膠州灣,各帝國主義紛紛強占我國土地,民族危機空前嚴重。1898年4月,康有為再度發起組織「保國會」,宗旨是「保國、保種、保教」。保國,即「保國家之政權、土地」;保種,即「保人民種類之自立」,保教,即「保聖教之不失」。不久,「戊戌變法」開始,「保國會」不再運作。

所以,救亡實際上就是救國之亡、種之亡、文化斯文之亡。如果有什麼不同,那就是在康有為那裡國家、民族和文化三者之間是結合一起互相貫通的;而五四那裡,這三者的關係斷裂了,保種不變,文化被視為保種的障礙,國也需要重組。

與此相應,在整個運動過程中,俄國的因素進來了,西方法國的啟蒙話語進來了——當時的知識分子對「西方」是沒有分辨的,李大釗也罷,陳獨秀也罷,或者說胡適也罷,他們是唱的一個調,吹的一個號。

因為他們把文化視為問題最後的本質,在他們那裡「中西」的問題也就是文化的問題,有一種啟蒙的思想和一種紅色的革命思想,這兩個東西做為對傳統的替代。

儘管如此,在這幫人的心目中,引進這兩個話語都是為了救亡,是做為一個手段,做為一種工具,做為一個方法引進來的——那個時候科學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宗教救國等口號很多,都是為了救國才引進的。包括走俄國人的路,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救中國,還是把社會主義看成是一種救中國的工具。

所以說,這些思想都是做為救亡的工具被引入中國來的。可是隨著後來時局的變化,這樣一種工具成為意識形態,成為一種新的歷史哲學,把整個救亡的初衷和目標都給吞併、改造了。

就是說,確立無產階級做為歷史的承擔者,一個救世主,確立共產主義的目標,然後把中西方的文化,中西方的衝突,明明是救亡,保國保種的問題,那完全是軍事和經濟力量的對抗,把它轉化成為了一種文化的對抗,說我們之所以落後是因為我們文化的落後,並且反過來得出一個荒謬的理論,西方人過來不是打我們的,而是給我們送來先進文化的,這就是一個很荒謬的轉化。

這在把本問題複雜的同時也把它簡單化了——本來是在救亡,是保國保種保教的,可是在左派那裡成了階級的解放,在自由派那裡成了個性的解放。

換言之,歷史的主題運動的方向都改變了,經過這些方面的改寫,加上兩種力量的主導,革命敘事與啟蒙規劃在政治舞台上和思想文化上全面鋪開,當然加上政治的變化和經濟的變化,使得這兩種聲音獲得巨大的市場,還獲得一定的解釋力。

近代史救亡的主題被改寫被吞併,這就是問題所在。反思,首先就是把它拉回救亡語境,其次就是根據這個救亡的目標和價值,對這兩種宏大敘事做一個評估——它們的效應如何?階級革命能夠救亡嗎?個性解放能夠救亡嗎?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我認為,答案都是否定的。階級革命、鬥爭、專政最終就是撕裂社會,「文革」重現,共產主義烏托邦就更不用說了。

那麼個性解放呢?人身自由、財產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但人都是歷史的存在,個人的權利、社會的整合、國家的規範一個也不能少。把個體價值邏輯上絕對化、方法論化完全不成立,就跟用階級劃分代替士農工商一樣,是錯的。

個性在政治上來講是不重要的,個人是鑲嵌在社會這個整體的版塊裡面的。沒有主權、沒有文化、沒有社會和諧,個性根本就談不上。所以,這都是僭越,如果說左派是篡逆的話,右派就是僭越。

我們今天要糾正這兩個偏差,把五四重植於救亡語境中,根據救亡,根據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價值座標,給它們做一個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