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強的經貿大戰,無疑是2018年影響世局最鉅的大事。此戰方興未艾,在新的一年以及往後的數年裡,勢必仍將是全球矚目的焦點。2019年是中美關係「正常化」的40週年,但是「此情可待成追憶」,以往兩強合則兩利的互動關係,已然畫下句點。1979年美國與北京建交時對中國的「期待」(也是自己的盤算),如今已經落空。美國決定要以嶄新、凌厲的手段,對付這隻被自己「不小心養大」的老虎。2018年點燃的經貿戰火,宣告中美關係將從競合的夥伴轉為鬥爭的對手。一山不容二虎的鬥爭,將是往後中美關係的「正常」狀態,直到中國俯首稱臣、放棄追求自身應有的尊榮與地位,或是美國受挫嚴重、自知無力再阻中國與它分庭抗禮為止。1979年以來的中美關係「正常化」已經隨風而逝,經貿大戰則開啟中美關係的另類「正常化」。
中國復興出乎美國意料之外
華府與北京建交之前,剛剛啟動改革開放的中國,其GDP大約不到美國的一成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前,其經濟統計的方法、定義與西方不同,匯率的估算又有偏差,因此早年GDP的估算遠不如1990年代之後精準。1 。美國拉攏中共的動機,從1960年代中國、蘇聯齟齬以來就已萌芽。「聯中制蘇」除了可減少美國獨力抗蘇的沉重壓力,又可藉中共之手讓越戰早日結束,助美國脫離苦惱的泥淖。何況低度開發、極度貧窮的中國,短期內絕不可能成為美國的威脅。反之,中美關係正常化可以打開「鐵幕」之門,讓美國的價值理念進入中國、改造中國。
改革開放帶動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舉世矚目,但美國直到2001年仍未把中國看在眼裡。因此之故,斯時主導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美國,才會積極支持中國加入WTO。美國和很多西方國家一樣,挾其進步技術、高生產力以及無堅不摧的跨國企業,都以為在美國主導的WTO之下,富國可以吃肉,中國(如同其他開發中國家)只能喝到湯。
意想不到的是,中國絕對不是普通的開發中國家(詳見下述),當它融入全球經貿體系之後,它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以及自身所獲致的經濟成就,遠非其他各國的經驗所能比擬。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中國貿易總額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國。2015年,按購買力平價方法估算,中國GDP已經超越美國。根據學者專家的估計,中國不但即將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而且它和美國的差距還會持續拉大。美國終於醒悟,從多邊經貿協議獲取最多全球化利益的,竟然是中國,不是自己。從此美國就丟下如同雞肋的WTO,另起爐灶,改推行「美國優先」的雙邊經貿協議,並且發動對中國的圍剿。
中美貿易戰起源於中國對美順差(也是美國對中國的逆差)太大,後來又波及技術偷竊、智慧財產權保護及政府不當補助企業等層面。美國的這些指控,都站不住腳,茲分述如下。
美國無理指控中國
長期以來,中國出口至美國的商品,遠大於購自美國的商品,造成貿易的不平衡。美國消費者深深受惠於物廉價美的中國貨,政客避提此一事實,卻把貿易逆差解釋為美國工人失業之因,以此怪罪中國。此中謬誤如下:第一,美國身為全球貨幣的發行國,美元散出去為各國所用,各國貨物進來為美國人所用,美國逆差乃是正常現象。美國對全球一百多個國家都有貿易逆差,這是它享受美元霸權的自然結果,豈可得了便宜又賣乖,指責貿易對手國。第二,美國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於自己國內的生產小於消費,當然必須進口外國商品滿足其需要。美國不檢討此根本原因,卻拿中國當出氣筒,不但不合道理,也無法真正解決逆差問題。第三,美國若提高對中國商品的關稅,會使消費者改以其他國家(如越南)商品代替中國貨。對中逆差的減少,將轉化為對他國逆差的增加,美國總體的逆差仍然未減,只滿足政客取悅、愚弄選民的需要。
原本不把中國技術、經濟看在眼裡的美國,在面臨中國的追趕壓力之後,開始祭出種種手段指控、防堵中國盜取美國的專利與技術。中國以市場換取技術的做法,也成為美國攻擊的目標。後進國家向先進國家學習技術,不但天經地義,而且亦有利於全人類的總體福祉。保護技術專利、智慧財產權乃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菁英,為了壟斷商業利益的藉口,這套作法別說對於先進國家的下層民眾不見得有利,對於全人類的發展亦不具道德正當性。
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對人類的貢獻既深且鉅,但發明者不但未獲任何專利保護,他們當初發明的動機更與壟斷商業利益無關。反觀一再以保護智財權大棒威脅他人的美國,不但言行不一,也是智財權的掠奪者。美國大藥廠從中南美洲原住民的口裡,擷取印地安人祖先的智慧,研發製成現代藥劑,賺取巨利,卻不曾支付印地安人絲毫專利金。工業革命初期,技術落後的美國,是最大的海盜國家,曾經偷運、拆解英國禁止出口的紡織機到美國,再試圖組裝卻不成功。美國再以重金禮聘英國的技術工人,跨海為美國組裝紡織機。這是美國紡織業得以趕上英國的秘辛。這樣的美國,可曾尊重他國的智慧財產?
美國又指責中國以政府之力,扶助企業,造成對他國企業的不公平競爭。此一指控看似義正詞嚴,其實完全站不住腳,更顯示美國的昨是今非,只許自己放火,不許他人點燈。放眼各國的幼稚產業在發展初期,哪有不靠政府扶持的?互聯網絡科技發展之初,美國不也扶持自己的企業?美國農業早已不是幼稚產業了,政府照樣補助。美國政府補助農業技術的創新改良,又壓低水價,讓用水最多的農業部門獲益。各種間接、隱形的補助,等於降低農產品的成本,難怪美國農產品長驅直入各國,如入無人之境。
中國復興其來有自
中、美國力即將出現黃金交叉,這讓美國非常著急。但在過去的日子裡,美國究竟犯了何種誤判,以致今天必須面對突然長大的老虎?答案約略如下。
由於初始條件的不平等,開發中國家參與由先進國家主導的經貿整合中,只喝湯,沒吃肉,乃是常態。但中國因為具有下列幾項異於其他國家的條件,所以成為能善用全球化過程加速壯大自己,乃至足與列強分庭抗禮的唯一開發中國家。
第一,中國原先早已奠定發展科技的良好基礎,後再善用市場交換技術,遂能後來居上,現已能掌握、駕馭推動經濟成長所需的新科技。
在發展初期,中國市場所以誘人,主要因為其人多,故成為平價商品的最大市場。但持續40年的高速經濟成長,使大陸民眾的所得與購買力都大幅提升。現在中國也是高價精品的最大市場。當中國以開放市場交換生產、管理技術時,跨國企業幾乎無人可以抵擋其誘惑。原本技術落後的中國,遂可以後發先至,跳過研發、摸索過程,直接與最新技術接軌。
但是如果沒有1979年之前已經奠定的現代化基礎,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若只靠市場換技術,或只能一味抄襲他國技術,絕難有今天的發展成就以及科技大國地位。一般人對於中國改革開放之前30年的奠基工作認識不清,所以就無法理解中國改革開放之後40年的突飛猛進。
第二,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具有舉世無雙的經濟戰略縱深。
任何企業都必須有足夠的生產量,才能發揮規模經濟,進而刺激技術成長。當美國只有二億人口的時代,它的國內市場就足以滋養極具競爭力的大企業,進而跨國征戰,並為該產業訂定全球的規格與標準。中國擁有14億人口,當然更具此一條件。另外,當一國經濟遭遇國外景氣波動或惡意封鎖時,內需市場就成為度過難關的重要依託。中國體量之大,其內需市場所能扮演的功能,當然遠非他國所及。從大航海時代以至鴉片戰爭前後,西方各國無不汲汲於對外貿易,唯獨中國自給自足,國內就是一個互補的小世界,外貿並非如此重要,這遠非西方小國所能理解。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與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各國無不遭殃,但中國大陸受損最少。除了政府應對得宜之外,中國經濟的大體量亦扮演減輕、吸納外部衝擊的功能。
改革開放之初,大陸東部沿海的工資、地租比其他許多國家還低,因此吸引了許多外資企業進駐。隨著經濟成長、所得提升,工資與地租不可避免也跟著上升。大陸東部沿海遂喪失原有的優勢,被迫必須產業升級,以生產高附加價值、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商品,取代原先生產的低附加價值、勞力密集產品。但是產業升級談何容易,總必須經過一段時間醞釀。對一個幅員狹小、人口不多的國家來說,常會面臨舊產業已經喪失競爭力,紛紛外移、關閉的窘境,但更高級的產業卻尚未茁壯。青黃不接的情況,會使這個經濟體萎縮、停滯。但這種窘境並未發生在中國,因為從東部到中部,再到西部,中國國土依發展程度可分為好幾個層次,每一種層次都是一片很大的幅員,可讓失去競爭力的產業逐批向西移,並在中央的調度安排下,以全國之力支持先進區域的產業升級。成功升級的區域可再反哺後進的區域,全國形成互補輪替的戰略縱深。
第三,中國採行異於西方的民本政治體制,提供發展經濟的穩定環境,全體社會不必付出民粹政治折騰的代價。
中國廣土眾民,各地差異極大,如採西式民主,必定分崩離析,無法有效治理。中國強大的中央政府,基於「以民為本」及社會主義思維,故能訂定、推行有利全國長期發展的政策。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曾說:「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於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檢視40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與重大事故應變的表現,證明此言不假。
舉例言之,中共建政之前,廣西省原本為內陸省,並沒有出海口,經濟條件較差。後來在中央主導下,把廣東一部分土地劃歸廣西,讓後者有了出海口。「東南亞國協(ASEAN)加一(指中國)」的總部也設在南寧,廣西因此負擔起中國與ASEAN互動的橋頭堡。凡此種種,都帶動廣西的發展,也讓國內各地的貧富更平均。
總之,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已經建立起相當平等的財富分配及社會制度,相當堅實的基礎科研能力,相當合理有效(各地方、各部門)的相互支援系統。上述各種條件,把中國打造成體質健全、戰鬥力強的團隊。一旦解決了內部發展路線的矛盾,又得以融入世界經貿體系之後,全國就可發揮應有的潛力與效率,這是沉迷於西方「一人一票」民主制度之國難以達到的境界。
第四,採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調和追求利潤與追求和諧的兩大目標;善用公部門與私部門並存、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並行的雙軌制,推進穩健的經濟發展。
民本政治本來就與社會主義契合,但僵化的社會主義卻不利於經濟發展。1978年底中共11屆三中全會決定拋棄僵固的意識形態,實事求是,摸著石子過河,逐漸找出一條「中國道路」。中國堅持社會主義精神的同時,並不排斥資本主義裡有利經濟發展的方法。當沉迷於資本主義者一再詆毀中國政府過深介入經濟事務時,中國已經讓8億人脫離貧窮,這是任何國家難望其項背的具體成就。
回顧2008年的金融海嘯,闖禍的美國金融界要求政府紓困,歐巴馬政府提出援助的同時,要求了解、介入受援助企業的改造方案,但被企業拒絕,並且罵他是共產黨。隨後平民大眾發動「占領華爾街運動」,他們宣稱近年來美國經濟成長的果實,都被頂尖1%的富豪奪取,其餘99%民眾的生活並無改善。學者專家與統計數字也支持這種看法。儘管歷經此一風暴,但美國社會仍把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視為聖經。這在中國是無法想像、不容發生的荒謬。
2019:中美國力對決元年
總之,美國不論是1979年與北京建交,或是2001年支持中國加入WTO時,都沒看懂中國具有上述蓄勢待發的優勢與特點,所以才會在自己主導的全球經貿遊戲規則下,意外地迅速助長中國壯大。被臥榻之旁鼾聲驚醒的美國,現在當然急於改弦更張,傾全力阻止中國繼續坐大。但是中美兩國經貿往來可以互補互惠,經貿敵對則傷人自傷,這種道理眾人皆知。所以川普發起的貿易戰只是檯面上虛幌的第一槍,更深層的鬥爭,其實是兩國科技之戰,以及整體國力的對決。
從1979到2018的40年間,中、美因有共同利益而結合,遂有兩國的關係「正常化」。2019年或許可標示為中美國力對決元年,從這年開始,兩國關係的鬥爭本質,壓倒互利互惠的合作本質。這場劍拔弩張的纏鬥,如果持續40年或更長,也不讓人意外。值得注意的是,中美鬥爭的意義除了是兩國國力的對決之外,更是兩種文化、兩種制度、兩種價值觀的叫陣。
根據經濟史學家Angus Maddison的推估,從16世紀初到鴉片戰爭前夕,第一大經濟體中國的產值,約占全球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1840年中國所以敗於英國,主要因為當時前者是一盤散沙的文明型國家,後者已經轉化為極具凝聚力的現代民族國家。)鴉片戰爭之後,中、西實力此消彼長。中國在對日抗戰與內戰導致兩岸分裂之後,國力跌至谷底。反之西歐、美國相繼崛起,遂主宰世界近兩百年。但這種局面並非歷史的主旋律,而是插曲。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國,很快就會再度成為第一大經濟體,而且這並非奇蹟,只是恢復歷史常態。
二戰結束之初,人口僅占全球百分之六的美國,其經濟產值約占全球四分之一。國務院官員肯楠(George Kennan,馬歇爾計劃設計人、「圍堵政策」創始人)曾說,美國今後的主要任務,就是繼續保持此一優勢局面。60年來,美國「保持優勢局面」的方式,就是挾其優勢的軍事、政治力量,巧取豪奪他國的資源,並且一再打壓被它視為競爭的對手,讓他們的實力無法接近美國。被打擊的先是英國、蘇聯,再來是德國、日本,現在則是中國。這是美國獨霸全球的方略,也是世界動盪不安的根源。
美國對付國力遠落其後的小國,也毫不手軟。由於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擁有否决權,IMF如果想提供貸款幫助那些違反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它就與以否决。這表示受援國是否緊急,以及傳統的信貸標準,都比不上美國的意識形態來的重要。1997年南韓為了得到IMF紓困,以解東亞金融風暴危機時,就被迫先接受IMF開出(但並不利於南韓)的政策清單。在外貿領域,美國更透過世界銀行的作為,阻止有關國家生產糧食和其他作物,以免減少對美國農業的依賴。
王霸之爭 方興未艾
西方崛起的這兩世紀,列強以鄰為壑,拳頭即是真理,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遂導致老大、老二終必一戰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這就是霸道文化的典型,也被美國發揮得淋漓盡致,世界因此永無寧日。
反觀在美國尚未誕生就已是全球最強大的中國,展現的卻是完全不同的氣象與格局。從明朝到清朝中葉,當中國是全球經濟中心的時代,世界(至少在東亞)是和平的。中國不但沒有「一山不容二虎」的思維,更以「厚往薄來」原則,主動嘉惠所有藩屬,使各國共存共榮。在中國工藝水準冠全球的16至18世紀,西歐各國捧著白銀爭先恐後購買中國的絲綢、生絲、陶瓷、茶葉,造成中西經濟的共同繁榮。在這「絲銀對流」的三百年間,只見西方國家的機巧與算計,中國老大哥從未操縱、擺弄各國。時至今日,中國大力推動「一帶一路」的精神,就在互利互惠,共建參與各國為生命共同體。上述種種都是王道精神的體現。
崇尚資本主義、以自由民主為普世價值、向來以改造世界為己任的美國,怎能坐視信仰社會主義、拒絕西方民主政治、原本極端落後的中國,突然爬在自己的頭上?一旦美國落敗,它不僅會失去百年來的「優勢局面」,它的制度與道路也會顯露出不足與缺陷,這是美國難以容忍的。
近日傳說中美貿易談判已有結果,貿易戰即將結束。其實兩國的戰爭還未分出正負,貿易戰即便暫時停火,中、美兩國的政經、社會制度之戰,以及王道、霸道的文化之戰仍方興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