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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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七月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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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超智刻劃的二二八

作者 | George H. Kerr(葛超智) 編譯 | 張惠閔 簡皓瑜
George H. Kerr(葛超智):曾任美國駐臺副領事
張惠閔: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學士
簡皓瑜:致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今年是二二八事變發生70週年。在臺灣,有關於二二八事變的諸多討論中,獨派「官逼民反」論常用的根據,除了唐賢龍《臺灣事變內幕記》前兩卷外,還包括葛超智的〈臺灣回歸中國〉(本刊已於2016年12月號至今年1月號譯介)以及〈福爾摩沙:遍及全島的3月屠殺〉(Formosa: The March Massacres)等二文的論述。1947年二二八發生時,葛任美國駐臺副領事。由於他在事變之前及期間介入之深,事變結束未久,就被請出了臺灣。葛超智隨即於當年10至11月,陸續於《遠東研究》(16卷18、19期)發表了上述二文,俾能影響美國東亞政策,兩篇文章後來並成為當今所謂葛氏名著《被出賣的臺灣》(Formosa Betrayed,1965)的核心部分。

這一期,我們就來譯介葛氏這第二篇文章。首先說明,該文所述實即吾人所稱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小則臺灣島內(省內)的官民關係(官還分國民黨內的不同派系,民也包括不同的群體、世代、理念),中則中國內部的國共內戰,大則國際環境的美蘇冷戰與帝國主義,所涉十分複雜。葛稱之為「3月屠殺」,蓋因他更希望讀者關注陳儀及南京中央政府用兵平亂的部分;這一點值得特別注意。其次,文章標題譯為「『遍及全島的』3月屠殺」,主要乃考慮葛用了複數,並依其文脈推敲,並非贅詞。

文章一開始,首先交代了二二八事件爆發的背景以及引燃點。他寫道:

 陳儀,是國民黨內「自由派」的政學系成員,從1945年10月至1947年4月,出任島嶼臺灣(福爾摩沙)的行政長官。他決心建立一個專賣制度警察國家(monopoly-police state),這給臺灣漢人(Formosan-Chinese,按:即一般所謂的「本省人」)在財產、生計、生活上帶來了日益增加的不安。結果不到1947年2月底,臺灣人民感受到的憤怒,已隨時可能會爆發為暴力事件。

2月27日晚間,幾名專賣局(菸草專賣)的武裝「特勤人員」(按:包括6名臺灣省專賣局臺北分局查緝員及4名警察大隊之警察),沒收了一名寡婦(按:即林江邁)在販售的香菸及她手上的小額現款,當時她正帶著兩個小孩在擁擠的公園裡(按:天馬茶房前)兜售香菸。其中一名特勤人員,還以手槍槍托把她打倒在地。於是憤怒的旁觀者圍攏上來;特勤人員大驚,開始拿槍亂射,結果在他們被追逐到附近一處警察崗哨前,殺死了至少一名男子(按:即陳文溪),他們的專賣局卡車則遭人搗毀。

事情經過一夜,消息就傳播開來。一個當地的(監督)委員會,可能是受到意圖給政府製造麻煩的暴徒所煽動,起草了一份決議,要求專賣局局長辭職、廢除特勤武裝警察,並對傷者及死者家屬提供賠償。

此處葛超智所謂地方上的委員會,應是指由蔣渭川、王添灯、廖進平、呂伯雄等人領導的「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日據時期,總督府為配合日本軍國主義對外擴張,1931年起在臺頒布「結社禁止命令」,除臺灣地方自治聯盟還能勉強活動至1936年外,政黨都被即刻解散,其活動都被取締。臺灣光復伊始,蔣渭川加入國民黨後,原擬結集日據時期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農民組合、臺灣工友總聯盟等團體昔日成員,籌組「民眾黨」,並集合防衛團與青年團成員組成「臺灣青年黨」,但被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屬CC派)以不宜組黨為由勸阻,1946年1月6日遂改而成立「臺灣民眾協會」、「臺灣青年文化協會」。然臺灣民眾協會仍因十分活躍,陳儀意欲解散,終在李翼中協調下,成立3個月即又改名「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全省會員並迅速增至逾萬,可見其號召力及組織力。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時,蔣渭川同時也是臺北市商會理事長兼臺灣省商聯會常務理事及同業公會理事長,故被推舉出來,夾在黨政商民之間奔走協商,角色吃重。蔣渭川《二二八事變始末記:蔣渭川遺稿》,1991,臺北:蔣梨雲。必須注意的是,根據美國國家檔案館已經解密的文件可知,臺灣光復以後,直至蔣介石政權撤退來臺,蔣渭川也一直受到美國密切關注。見高雪惠〈美國國家檔案中的蔣渭川〉,陳芳明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1996,臺北:前衛出版社。

事件爆發時被擊斃的陳文溪,其兄陳木榮係臺北市迪化街一帶的著名角頭(3月8日陳文溪葬禮參加人數還逾千人)。陳文溪以一個旁觀者被殺,原屬意外,但從事發次日早上即出現有組織、有規模而訴求清楚的抗議遊行看來,除了陳文溪原有人脈之外,有學者認為,與南京西路天馬茶房事發地點鄰近的蔣渭川本人以及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當晚應已積極介入(延平北路二段三民書局一樓為蔣渭川所開書局、二樓為協會事務所、三樓為蔣渭川住家),請願訴求即由協會主要成員廖進平與呂伯雄起草見戚嘉林〈二二八事件本省菁英的不當之處──陳儀紅線:臺灣永為祖國領土的一部份〉,《海峽評論》195期,2007年3月號。。此即葛文中所指的委員會。但這與蔣渭川留下的諸多手札不符。

然而,蔣以人脈之廣、影響力之大、平時對陳儀政府批評建議之勤,而在此民怨沸騰隨時可能爆發之際,能無兩手準備嗎?葛文又為何語焉不詳並似要為其脫罪地稱他可能受到暴徒煽動?

葛文繼續寫道:


向示威者開槍

 這個事發次日(2月28日)的早晨,約有兩千名左右無武裝的群眾手持請願標語,一路行經主要街道,遊行至專賣局辦公室,但被拒於門外。當他們接近行政長官公署時,請願者和旁觀民眾同遭機槍射擊。而在臺北城另一處,市民憤怒發現有兩名專賣局特勤人員在騷擾兜售菸草的孩童;後來這兩人被棍棒活活打死,附近一個專賣分局的辦公室及倉庫還遭到洗劫。壓抑已久的憤怒,在整個城市傾洩而出。專賣局的自行車、卡車以及其他財產被毀,其外省籍雇員被毆(按:時任專賣局臺北分局長的歐陽正宅,就被群眾拉出來打)。辦公室和官員宿舍,遭到攜帶棍棒和磚頭的群眾攻擊;但未出現縱火或搶劫,因為臺灣人說,那些建築本應屬於臺灣人民所有。憲兵小隊和巡邏隊開始現身臺北市中央行政區的重要地點。然後發生一些槍擊,晚間就宣布戒嚴了。(按:戒嚴開始應在下午3點多。

 政府否認在長官公署前面曾發生什麼槍擊事件,但承諾對事件發生之初涉及的傷亡提供撫恤金。

3月1日,一個由臺籍領袖人物組成的小型委員會(按:即當天由臺北市參議會出面組織的「緝菸血案調查委員會」)拜會了行政長官說:目前情況已嚴重到非單純的撫恤金所能奏效了;他們並建議:現在宣布某些久經公眾要求的政府改革,例如對專賣局和貿易局的改革,應該是個好時機。由於當時在首府臺北市內及附近,陳儀僅有2,000名的部隊,並且憲兵不足以提供轄區內所需的巡邏兵力,他不得不默認現實。於是陳儀要求該委員會擴大改組,以納入島上各部門與各行業的代表(按:此即3月2日成立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並於3月10日以前備妥改革方案供其考量。他指派了幾位處長級要員(按:計有民政處長周一鶚、警務處長胡福相、農林處長趙連芳、工礦處長包可永、交通處長任顯群),代表政府參加處委會隨後的公開審議。最後各方一致同意:處委會將確保臺灣人停止暴力行為;警察職務暫時交由一個臺灣學生組織來執行(按:即3月3日由許德輝集結國立臺灣大學、延平學院、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法商學院及各高中學生而組織的「忠義服務隊」,負責治安與交通),並由一個外省警官和某些本省名人共同監督;行政長官不得派部隊進城,並將逐步削減流動的憲兵巡邏隊。

如果陳儀確實遵守承諾,他就可為中國再次贏回臺灣民心了。然而他背叛了自己的話,而且嚴重背叛了他的朋友及靠山──蔣介石,因為陳儀迫使蔣支持自己的惡行。

那天下午當陳儀親自廣播他的承諾時,承諾就已被打破了。因為軍隊正從南方開往臺北(按:資料來源不詳);就在廣播進行中,機槍射倒了123名手無寸鐵的人們,他們只是在旁觀憲兵架設崗哨而已。(按:亂局中輾轉得知的總數,竟能精準到奇零數123名!

這個臺灣人組成的處理委員會,在3月的第一週熱切地努力準備提案。處委會裡經常與行政長官商議的成員,主要是保守派;儘管厭惡陳儀這個人,他們信任陳儀乃蔣委員長所任命的負責人。他們決心盡其所能,在敦促改革的同時,能取得一個有序的解決方案。第二個成立的年輕團體(按:即蔣渭川於3月5日成立的「臺灣省自治青年同盟」,主要係號召陸海空臺籍日本兵組成;成立大會上到場青年即達數萬人)的領袖們,則著重陳儀過去的黑紀錄,並強調,有愈來愈多的跡象表明,大陸上軍隊正在集結要運送來臺,進行陳儀的報復(按:原文是Chen Yi's revenge;「報復」是葛氏的刻畫筆法,還是臺灣省自治青年同盟或處委會的看法?不論是何者,都耐人尋味)。該團體承諾,只要處委會還在有效運作,便支持處委會;不過一旦軍隊開來,就投入地下反抗。

與此同時,在每一個城鄉裡,臺灣人都要求大陸來的外省人交出其辦公處所;許多外省人照辦了。有些地方憲兵和軍隊交出了武器,他們認同臺灣人認為「中國人打中國人很愚蠢」的看法。有些地方則發生了流血事件。當一個一個地區發洩他們對外來投機客累積的仇恨時,許多外省人都被打了。同時,也越來越清楚可以看到:有些地區,本省暴徒正試圖將局面扭轉到有利於己的方向上來。

臺灣人發現到,外省人某些階層還是高尚的,他們即使身處困難的條件,也極盡所能做好工作。這些人包括:在國家資源委員會下負責電力系統、鋁廠重建、煉油廠、以及其他高技術工作的大多數人。換句話說,人們發現,真正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是關心臺灣(以及中國)的福祉的。然而,本週的事件同樣也顯示,臺灣人可以自行運作島上技術性的經濟活動,這於是摧毀了陳儀的說法──臺灣人是需要不斷指導的「落後」人群。

我們從以上文字,可看到葛超智刻畫的幾個重點:

首先,接續前一篇文章(〈臺灣回歸中國〉),他強調二二八的發生,是因為代表中國接收臺灣的陳儀政府無能,以及光復以後來臺的外來投機客貪婪;二二八的擴大,要歸咎於事發後政府粗暴、處理失當。

儘管葛文中被打的外來者不是公務員就是貪婪投機客,儘管葛氏還藉「中國人打中國人很愚蠢」一句話,表示二二八與國家認同或省籍情結無關。但我們無論在當時的媒體報導、官方電文、或日後陸續出版的口述回憶都可看到:此時臺籍公職人員一般並未受到暴民所傷,外省人卻不論是否出任公職、或言行有無失德,不少人遭到暴民無差別的打殺搶掠。對陳儀政府的不滿,已迅速泛泛轉嫁給了幾乎所有外省人。如果說,當時中央社片面強調本省人打殺外省人,可能誤導蔣介石領導的南京中央政府林元輝《二二八事件期間中央社電稿分析及其影響與意義初探》,2006,臺北:國立政治大學。,那麼,相反地,美國外事及情報人員葛超智此文,就可能誤導包括美國決策者在內的讀者。

不難發現,葛氏很例外地用列舉法具體指出了少數無須反對的「高尚」外省人,而他們恰好是科技人才,其服務單位恰好是直接關乎臺灣基本民生經濟的重要產業,可證明日人撤離之後,臺灣高層技術確實瞬間空虛,故由外省科技人才填補。無庸置疑,這些好人所以能來臺服務,正顯示決策者其政策及選才眼光並無失誤。但葛超智隨即欲蓋彌彰地表示臺灣有能力維持自主營運,於是著實打了自己一巴掌。如果對照其〈臺灣回歸中國〉一文,則矛盾更多。此外,從當時其他記錄以及後來各種(不限於二二八)回憶文字可知,當年離鄉背井來臺的大陸人士,清正甚至優秀者還不止於此。

葛氏第二個重點:緝菸血案只是導火線;此時臺灣人的要求,其實主要就是民生經濟不受干擾,譬如原本是臺灣的就該歸屬臺灣人民,專賣局和貿易局應予改革等等。但看其後來的發展,顯然已遠遠超過這個範圍。容我們後面再提。

我們繼續看下去。


被背棄的改革方案

經過緊張的公開辯論,改革方案於3月6日準備就緒。迄今為止,雖然距離首府臺北較遠的城鄉仍持續混亂著,臺北的情況已有改善。(按:其他地區有些不但混亂未減,猶在擴大。)小學於3月5日開學了,商店亦恢復營業。然而,高官的家具及家屬正悄悄而密集地從城裡搬到戒備森嚴的集中地,碉堡和路障被置放在行政長官公署的周邊。這下就連最保守的處委會成員,亦開始懷疑陳儀了。

改革方案於3月7日提交陳儀,比原訂的10日早了3天。32條被提出來,其中有些是次要、並且明顯可以協商的。主要的改革是呼籲:由臺灣人直選自己的縣市長(以便取得警察的控制權);廢除幾個局處所掌管的特勤武裝警察部隊;推動臺灣人深入到本省行政機關中的較高層級;以及,解除陳儀實施的專賣制度。

次日,憲兵隊隊長(按:臺北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會見處委會,並代表陳儀長官感謝處委會所提建議,聲明這些訴求一定會實現,從而促進臺灣的福祉。他也代表國民政府,否認會有什麼軍隊移入臺灣之說。

但當晚,不到8點,首府外港基隆的登岸地區就被機槍掃蕩了,數以千計裝配著美日軍備(在倉促重新塗裝之下,仍可清楚看到「U.S.A.」字樣)的國民黨軍隊登陸基隆,並湧向首府臺北。陳儀已經準備好著手復仇,大屠殺開始了。

在此葛超智所未提及的是,3月7日當天,處委會於提出32條之後隨即又追加了10條,把42條交給陳儀。然不論32或42條,我們或應注意:一、以上葛超智的概述比實際條文溫和許多;二、葛氏隨後致南京美國大使館的32條版本(稱係根據《人民導報》),也不同於處委會最初的32條,而是直接在42條版本上選擇性地刪去其中最嚴重、最敏感的幾條,而這幾條其實一直存在。(全文、《人民導報》版、葛超智致南京美國大使館的版本,見本文附錄。 )

陳儀將處委會方案中的重中之重,簡要概括在次日(3月8日)發往南京的電文,曰:「昨午後7時代表15人來見,欲提出政府各地武裝同志應交出武器,警備司令部須撤銷,陸海空軍人員一律用本省人,由處理委員會接收長官公署等四項要求。」這才更能體現實況。

意即,處委會提出的,乃是中國政府即刻停止對臺有效統治!名義上臺灣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實際上中央控管省級地方的工具全廢,中央在臺灣完全被架空,臺灣省完全自治!而且,根據建議方案,過渡時期(「對於目前的處理」)如此,改制後(「根本處理」)新定省自治法,行政、司法、警務、軍務方方面面主要都改用本省人後,亦大抵如此。這哪裡是原本僅限於民生經濟的自主權而已?

更值得注意的是,處委會同意解決混亂,是以政府解除武裝為前提(「對於目前的處理:1. 政府在各地之武裝部隊,應自動下令暫時解除武裝……。3.各地若無政府武裝部隊威脅之時,絕對不應有武裝械鬥行動……。」);而條文中最讓南京倍感刺目的,恐怕還是處委會不惜以「國際干涉」脅迫政府就範(「對於目前的處理:5.政府切勿再移動兵力或向中央請遣兵力,企圖以武力解決事件,致發生更慘重之流血而受國際干涉。」)而這極具威脅口吻的兩條,第一版32條即已提出,葛超智卻視而不見。

國際干涉,不論於今於昔,對主權國家而言都是十分敏感之事,何況在臺灣光復方才一年有餘、而中國對臺實施主權根基未穩之時!這形同讓臺灣的主權回歸有名無實,讓中國此後的主權完整平添危機。難怪陳儀於電文中接著說:「職不與討論,即嚴詞拒絕!」

處委會所提方案已超越中央─地方關係,而涉及臺灣主權歸屬,可說是否定抗戰成果的巨變。其討論過程,不論32或42條,處委會內部都頗有爭議(蔣渭川一度憤而出走;《人民導報》8日見報時,甚至忌諱刊出包括解除政府武裝、不可調兵來臺以免國際干涉等敏感主張在內的「對於目前的處理」全部7條);若說陳儀照單全收,怕是處委會也無人能信。根據蔣渭川《二二八事變始末記》所述,7日處委會於陳儀拒斥後已惴惴不安,於是擬於8日早上派黃朝琴謁見陳儀,解釋並撤回42條建議,力求其諒解。結果陳儀拒見。當天中午陳儀派張慕陶到中山堂見處委會,張除肯定政治改革目標之外,其實還呼籲勿牽涉軍隊之事以免刺激中央;於是處委會當天以「未及推敲,……絕非省民公意」為由宣布取消42條,恢復為原來的32條版本。以上事實,葛文卻全部加以掩飾。

葛超智顯然還迴避了:當時臺灣兵力遠不足以壓制暴民作亂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1946年陳儀同意蔣介石將原本駐臺的七十軍、六十二軍調往大陸。而此時大陸上內戰膠著,蔣恨不得集所有兵力於勦共,陳儀又怎可能輕率冒犯他這位上級長官而蓄意引兵來臺「報復」呢?

葛超智卻接著說:

據可靠估計,有5萬至7萬的軍隊於3月分進入臺灣。外媒、本省權威人士的報導,以及一些被陳儀的殘忍暴行所震驚的大陸媒體報導都一致顯示,約有一萬名左右的本省男女遭到屠殺,或者消失,不過這些消失的人估計到現在也已經死了。

首先,來臺國軍方面「5萬至7萬」顯然是遠遠誇大了。憲兵第四團第三營、憲兵第二十一團第一營於3月8日抵臺、二十一師於9日登陸基隆以後,眼看平亂順利,19日白崇禧向蔣介石報告稱,臺灣僅有少數奸匪約2千人,僅二十一師、憲兵及要塞守兵已足平亂,因此,原本預定來臺的二〇五師可以免調。見總統府《臺灣二二八事件(上)》戡亂時期重要文件分案輯論38,1955:158。兩個憲兵營的2千多人見張健豐〈憲兵的角色及其歷史地位〉,《遠望》2016年5月號,23-28。,加上二十一師和應該歸建的四三六團,約2千多人,以及此前分駐全島北中南的一個獨立團(3個營)約2千多人見朱浤源、黃文範〈葛超智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2007年2月26日,中央研究院「228事件6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http://www.zcool889.com/article_152.htm,上網檢視日期:2017年2月13日。文中總兵力估為5千上下,蓋未計入憲兵第四團第三營、憲兵第二十一團第一營。,總計3月10日在臺可用之兵也僅7千上下。葛文5至7萬之說,甚至數倍於臺灣在1946年調軍打內戰前的最大容量(2萬),只能說是天方夜譚了。

至於死亡人數,則根據二二八基金會對相關政治受難補償申請案的審核,從1995年開放申請並經數度延長期限,至2015年6月底共20年的申請期間,總計有2,285件通過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105年度預算》,頁7。,而這個數字不侷限於死亡及失蹤人數,還包括羈押或徒刑、傷殘、健康名譽、財物損失等等。大陸史學家張海鵬認為,臺民死傷人數在2,000左右,而外省人也有1,200人。所以,我們在此「抱持『哀矜勿喜』的審慎態度」(二二八基金會語)並就事論事,可以總結說:葛文死亡萬人之說仍是誇大了(當然更別提包括1992年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報告在內的其他天馬行空的數字。至於根據人口統計推算的根本錯誤,請見上期《遠望》頁17,胡佛院士受訪時的回答。)

值得注意的是,葛氏完全未提本省人打殺外省人的死亡人數!

處委會成員是國軍搜尋及殺害的首要目標之一,畢竟,作為批評者,他們令陳儀在世界面前丟了臉面。於是從首府臺北開始,大屠殺的模式蔓延遍及全島。3月8日、9日,從臺北外港至首府之間民眾普遍感到的恐怖氣氛,是有意造成以驅使每個人都待在家裡不要出門的(按:此即戒嚴措施的本意)。軍隊在街頭不加分辨地任意刺殺、射擊;挨家挨戶搜查時,出現強姦、搶劫情事。有領導地位的公民被捕,其中包括律師、報章編輯、醫師和商人。軍隊還搜查了民宅,以尋找某些中學生和大學生;如果名單上的學生不在家,其父兄就會被逮。結果,迄至3月17日以前,已有逾700名的學生據報遭到殺害或失蹤;而陳儀很討厭學生,因為他們善於言詞、熱血衝動,並且熟習日軍的行徑作法。

路邊溝渠和河岸散布著屍體,家屬也不敢靠近。一位曾經目睹日本南京大屠殺的大陸人就說,對他而言,臺灣的這場屠殺看起來同樣惡劣。報復對象甚至蔓延到了島嶼東岸的原始民族(按:primitive people,此用字帶有種族歧視)。1946年間曾抗拒官方掠奪的原住民村落領袖們,就遭到屠殺(按:資料來源不詳)。

不到3月底,全島已因恐懼而忿忿地屈服了;不過,外媒報導顯示,此後政府特勤人員的報復、威嚇仍持續進行。例如,4月18日,就有人看見20名學生雙手被綑綁在後頭,咽喉以粗繩繫在一起,在臺北沿街被刺刀戳著朝向國軍司令部前進(按:資料來源不詳)。

以上葛氏具體指出的「受害」臺灣人,均為形象正面的士紳或年少單純的學生,確實讓人痛心;但當年許多媒體報導都曾述及的另兩類主要參與者──從福建廈門一帶回臺的流氓浪人,以及戰後陸續從海南、南洋等戰場返鄉的臺籍日本兵,葛文中竟渺無蹤影,豈不怪哉?

今天人們談起二二八,常謂中國人屠殺臺灣人;葛超智、臺獨版的「官逼民反」即持此論點。

綜觀葛氏論述臺灣光復和二二八的這兩篇文章,都是先把兩岸一刀兩切,那邊是「中國/官/大陸/外省」、這邊是「臺灣/民/島嶼/本省」;然後花大量筆墨,將陳儀政府以及大多數1945年光復以後來臺的其他大陸人幾乎一籮筐抹黑成十惡不赦、專事剝削臺民,故終致(中國/大陸/外省)官逼(臺灣/島嶼/本省)民反。

接著,出面與陳儀接觸的臺籍領導人物,溫和寬容、進步明理,願與官方協商化解民變、致力改革,其提出的改革方案合情合理;但陳儀政府先是允諾實踐改革,繼又推翻承諾、暗自引兵報復,其實此前早已成竹在胸,他對處委會說一套、做一套,只是緩兵之計,結果臺灣良民慘遭荼毒!

葛超智這是在事實上含糊籠統、在概念上移花接木,然後就在道德上把陳儀及其所代表的祖國中國死死打趴在地了。

如此當然無助於理解真相,卻有助於推得以下結論:二二八整起事件就是屠夫陳儀背棄了臺民期待改革的善良願望,進而也摧毀了臺民心向祖國的情懷或可能;並非臺灣主動要背離中國,而「臺灣光復」就是臺民的不幸。再進一步推,則說二二八或「3月事件」的「真相」,就是中國急於侵吞、控制、殖民臺灣的殘暴鎮壓,恐怕也不奇怪了。此即今日獨派對二二八的看法,也是獨派合理化其分離主義的重要論據。

事實上,中共地下黨在事件中各自為戰、積極參與,事件後隨著中共即將贏得內戰,地下黨人數也極大地成長,可見二二八事件的經過及其後續影響並非盡如獨派所言。

葛超智把二二八比擬為南京大屠殺,並假借大陸人之口以增強其可信度,目的亦在引導讀者將中國與臺灣的關係、中國人對臺灣同胞的感情,扭曲並等同於日本對臺侵略殖民的關係,極其惡毒!

屠殺需要核實名單嗎?事實可能恰恰顛倒。二二八之火一觸燎原,臺民輕易就將不滿政府的情緒發洩到外省無辜人士身上,手段兇殘。但是,如果我們注意到假借二二八鬧事者以流氓浪人、青年學生、退伍軍人為多,而這些人基本上都在日據期間出生、成長,也許就不那麼驚訝了。1937年起,日本對臺啟動「皇民化」,臺民參拜神社、參觀「膺懲暴支」的侵華戰爭週年紀念;1943年戰時統制進入生活所有細節,1944年3月起,全臺中學男生更陸續編入「學徒兵」,校園變成軍營,學生在太陽旗下天天喊著「天皇萬歲」、背誦「軍人勅諭」、讚頌真正的屠夫,最後還唱起「死在三途之川」、「邀鬼相撲」等歌曲。臺灣這一整個年輕世代除了少數觀察及反省能力極強者外,大多已化身為日本的戰爭工具,跟著日本敵視祖國中國。

二二八事件中的主要談判者,則為各級民意代表、地方士紳。儘管日本對臺民的影響隨著出生年代以及日本對臺政策而有世代差異,但兩岸畢竟暌隔50年,臺民對大陸人士的態度即便存在世代差異,一般也是從積極反華(青)到消極不信任(中)到陌生(老),基本上都並不親切、正面。以上官民心理差距,恐怕才是二二八事起之初許多年輕人一呼百應、街頭迅速陷入狂飆、官民互信脆弱、而處委會越走越激進的原因。中國政府不是殖民政府,不可能出現乙未割臺時日本那樣的燒殺擄掠;改革卻終以流血落幕,美好的願望終至事與願違,這是歷史的悲劇!

葛超智曾經留學日本,日據後期來臺教英文,3年後返美,以「臺灣通」之姿自薦加入了美國情報工作,戰後隨即出任美國駐臺副領事,並曾仔細分析日本對臺殖民之術。聰明機敏如葛,對皇民因素、兩岸認知落差毫無所覺嗎?恐怕未必。

陳儀背叛臺灣,發生在那個時機點上,對蔣委員長來說真是非常不幸。因為, 此時南京正處於希望談好國民政府改組案的脆弱協商中,改組能顯出它在朝向民主化邁進。(按:二二八前的1946年底,憲法完成制定;二二八後的1947年4月18日,蔣介石宣布國民政府改組,開放政權納入其他政黨,以準備行憲。)南京正努力將「政學系」推向政府行政體系的首位,讓政學系成員出任行政院長,因為政學系被許多美國人視為「自由派」。偏偏,陳儀正是政學系其中一個主要的門面人物。(按:可見葛超智知道此前陳儀的名聲基本上還是好的。

為了捍衛陳儀,對抗其他派系意圖攪亂政學系布局所做的攻擊,蔣委員長在南京發表了一次演說,為陳儀在臺灣省行政長官任內的舉措進行辯護。(按:陳儀於1947年3月17日,即二二八發生未久、國軍來臺平亂的當月,向南京中央政府電辭臺灣行政長官及警備總司令職;22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其撤職查辦。但蔣為保下陳儀以為後用,5月令其改任國民政府顧問,1948年6月更任命陳儀出任浙江省主席。)然後,他派白崇禧將軍赴臺,從那裡向中央報告情況。同時,考試院也派了一名代表到臺灣。(按:實為監察院閩臺監察使楊亮功,於3月8日隨國軍抵臺。

白將軍進行了一次愉快的社交參訪,其中伴有軍樂隊、一些晚宴,還去了一次溫泉渡假勝地、一次動物園。考試院(按:是監察院)代表也走了一趟類似的行程。其行徑讓臺灣人相信:蔣委員長一定不認為臺灣事態嚴重。結果代表們很快就返回大陸;過不久,4月,陳儀被魏道明取代,這是一個循常文官(按:行政院院會決議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於1947年4月22日改制為臺灣省政府,魏之職稱為首屆臺灣省政府主席,不再兼警備司令。)。隨後,根據報導,島上的軍隊數量減少了;但有好幾個秘密警力卻大幅增加,包括軍方及非軍方系統都是。經濟剝削的對象,據報已擴及較小的產業單位;這些單位原先完全由臺灣人所有,臺灣人迄今為止也一直能維持其獨立運作。

3月事件和蔣介石對事件的反應,粉碎了臺灣人對蔣委員長的信任,並對國民黨產生了強烈敵意。每一個受過教育的臺灣人,現在都有充分理由為自己的生命財產顫抖害怕了;他們預期會有一段暴力、軍事鎮壓、全面經濟崩解、動亂、以及無政府狀態的時期到來,而這些都會在以前共產主義幾乎不存在的地方,為共產主義創造沃土。

在南京,臺灣動亂的徵兆甫現之際,人們就不假思索地叫著:「是共產黨(作亂)!」在臺灣本島,政府反倒找到一個似是而非的指控:「是日本留下的邪惡影響」。不過那所謂的「影響」,實際上只是:臺灣人了解到日人曾計畫要有序地發展臺灣經濟,從而就會理解到臺灣有發展潛力(按:意指,陳儀稱其「邪惡」,是因為這個認知會讓臺灣人將經濟等發展困境歸咎於陳儀、國民政府)。然而,雖然臺灣本省籍領導人物大多曾去日本接受大學教育,不過他們往往會因為那個經歷而更加怨恨日本人,因為那會讓他們一返臺就深感兩地之間嚴重的待遇落差而痛苦。簡言之,就是,陳儀和蔣委員長在中共連一根手指都沒動的情況下,就已經給中共在臺灣擁有一個極大的(發展)優勢了。(按:意指,臺灣人本來就討厭日本人──實際上這有世代差異──但是眼看南京把二二八的責任丟給共產黨人,陳儀更毫無道理地歸咎於日本,沒人自我檢討,心向祖國的臺灣人就會覺得國民黨無可寄望,轉而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保守派的領導被大陸人摧毀了,而年輕人,也就是更為激進的臺灣人,則已轉入地下,並且,他們即便並非支持共產主義者,也無可妥協地是反國民黨的了。他們會致力於摧毀所有與陳儀政府類似的大陸來的政權。如果蔣委員長的政治及經濟地位以目前的速度持續惡化下去,那麼臺灣人被激起的仇恨,其作用就會繼續增加;如果一如某些中國觀察家所預測,蔣氏政權被迫放棄大陸、撤退至臺灣的話,更是尤其如此。

不過,即使在今日,蔣委員長也還可能贏回臺灣人,只要他能把腐敗的國民黨官僚體系清除出臺灣的行政系統;讓這座島嶼成為真正屬於國家的行政體系之分支,而不再是提供給像陳儀這麼個蔣介石追隨者的閒差肥缺;並且把臺灣的經濟建立起來,去運用、而不是去毀滅臺灣人的技術能力。否則,我們會看到臺灣發生進一步的反叛和動亂。

至此,經由葛文對於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寄予的「期望」,以及對共黨勢力可能擴張的警告,本文真正的主旨終於浮現。

從我們一連譯介的幾篇文章可知,葛超智是個服膺霸道思想的現實主義者。美國帝國主義,就反映在葛氏基於美國利益思考的所言所行上。譬如在琉球問題上,他於冲繩戰役期間便思考美國在戰後新局中,如何可能藉由琉球牽制東亞,可見其先知先覺。

葛氏承襲美國19世紀以來的幾位重要東亞戰略家的戰略眼光,如培里(Matthew Perry)和李仙得(Charles Le Gendre),十分重視「第一島鏈」對西太平洋及整個東亞大陸的戰略重要性。1946年3月5日,英國首相邱吉爾發表著名的「鐵幕演說」呼籲英美聯盟對抗蘇聯,預示了1947年美蘇「冷戰」的開始。葛超智以其「臺灣通」的身分「關注」臺灣,注意冷戰大局,也就將臺灣放在了美蘇兩強對峙、美國圍堵共產世界的一環。

本文最後結論,表面上看,在提醒並告誡蔣介石政權,及早贏回民心、鞏固臺灣,否則臺灣恐將落入中共之手,共產世界會從臺灣進一步擴張。但他也極盡所能「黑」了蔣介石政府,可見並非真心實意。本文其實更在提示美國:國民黨極可能丟掉臺灣,美國應隨時準備伺機接手;而下次這個契機,就在臺灣下一次動亂之時(二二八事件裡,葛超智已為美國政府演示了一次如何介入)。

其實早在1942年,葛超智就建議美國掌握臺灣。1941年珍珠港事變爆發後4小時,美國菲律賓空軍基地即遭臺灣起飛的日本戰機攻擊,讓葛超智意識到臺灣戰略位置的重要性。1942年美軍規劃「堤道作戰」計畫,企圖攻占臺灣並長期駐守臺灣,以臺灣作為反攻中國大陸沿海淪陷區及日本本土的基地;葛氏即參加其「臺灣研究小組」。7月底葛氏提出《占領與之後的臺灣管理備忘錄》,力主排除中國軍隊的參與,由美國獨力占領臺灣;他呼籲臺灣不能落入其他對美不利的政權之手,包括中國共產黨,並建議戰後以「國際託管」、「住民自決(主權)」(Plebiscite)、「自治」的美麗幌子避開「帝國主義」的罵名,而將臺灣實際納入美國掌控。此即日後葛超智提出「託管論」的雛形。雖然美國終因亞洲戰場有賴中國抗日,中美於1943年經由《開羅宣言》達成了戰後臺灣地位問題的共識;但堅持「臺灣地位未定」仍是戰後美國可能介入臺灣的切入口。王呈祥〈揭開葛超智與「二二八事件」之謎〉,《海峽評論》219-220期,2009年3月號-4月號。所以,包括否認《開羅宣言》的效力(否定臺灣回歸中國的合法性)、主張中日和約簽訂以前臺灣地位未定、臺灣是聯合國戰利品應由聯合國託管、或美國是戰勝的關鍵所以對臺灣戰後負有責任云云,就成為「託管論」支持者的主張,而美國官方則始終對兩岸關係保持戰略模糊性。

或謂,葛超智為達目的不惜謊話連篇,連美國內部都頗有非議;其「託管論」並未成為美國國策;二二八期間身為美國駐臺副領事,他的意見也與領事不同,而且最終被逐出臺灣,不曾真正主導美國對臺政策……。但吾人只要看看這位多年前即已提出臺灣「託管論」的首倡者仍被奉派來臺、美國仍讓其暗地執行任務這個事實,即可知美國始終重視這位靈活的情報兼外事人員,把他放在副職只是緩和其冒進、保留美國操作兩面手法的空間而已,葛氏的觀點一直被視作美國可用的一步活棋。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一年前,美國戰略情報部私下在臺灣進行了一場未具科學性的「民意測驗」,事後更根據其結果,霸道地於國際媒體上大肆宣傳臺灣人歡迎美國統治蘇新《憤怒的臺灣》,1993,臺北:時報文化出版,頁175-176。。 二二八期間,臺灣人從撤換行政長官、地方政改、聯省自治、行憲、自治,到美國託管、獨立等等各種主張都存在,美國駐臺領事館則對臺灣各界的各種朝向分離的需求表示歡迎。葛超智代表美國承諾,即使臺灣無法脫離中國,讓美國託管或為可行之路。臺灣菁英如蔣渭川者曾否買帳,我們不確知。然而,即如1947年3月5日蔣渭川只是以「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名義主動透過美國臺北領事館致函蔣介石,請求勿派軍隊來臺鎮壓,並說明臺省民變只是要求政治改革別無他圖,但反過來已等於確認了美國介入臺灣事務的正當性,為葛超智「託管論」的實踐做了鋪墊。

臺灣人民受制於日本殖民統治50年,其間無法瞭解真正的中國、觀察真正的世界,也缺乏在各種環境格局、各個問題層次上具體思考國家社會發展的訓練與機會,某種程度上確如陳儀所說的政治意識「落後」,於是,二二八事件中處委會既訂出荒謬的改革方案,臺灣菁英也猶如誤入國際叢林的小白兔,最終入了美國的虎口、踩了蔣介石政府的紅線。

二二八事件,看起來是中國政治弊端叢生、臺灣當地官民關係長期緊張的結果,實際上日本帝國主義遺毒讓民怨迅速累積、一點就燃並瞬間擴大,美國帝國主義積極介入讓它踩了國家領土主權的紅線,注定難以和平收場。南京政府並不樂於對臺用兵,但一經決定派兵,已非陳儀─處委會所能化解,亦非收回42條所能收拾。但臺灣人民期望政治改革、民生樂利、驕傲自信的美好願望,就此破滅,其遺害更使臺灣內部認同及統獨問題至今難解,並嚴重拖累中國的統一與復興。

葛超智服務的對象,本來就是美國的國家利益,為此以冠冕堂皇的人權為藉口,把臺灣視作任其操弄的棋子,甚至引誘臺民走險棋,犧牲了臺灣大批菁英與臺民福祉。這對美國帝國主義而言,一點都不矛盾。然而,就在二二八尚未風平浪靜之時,這篇文章又已從「3月屠殺」出發,為美國繼續尋找它在東亞的機會了,包括介入兩岸、操作第一島鏈、利用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