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23）年中美關係是一個標誌性的年份。既有飛艇事件引發的衝突和美方一再加碼的制裁，也有多方面的恢復會談，更有中國成功斡旋沙特、伊朗和金磚國家空前大擴容。這一切都標誌著中美戰略博弈進入了新階段。
冷戰後，中美戰略盟友因素不復存在，同時中國又迅速發展成為和美國比肩的國家，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雙方的競爭與對抗日益凸顯。中美的戰略博弈自從拉開帷幕，三十多年間，如果從中國應對的方式角度，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1991年至2012年。這一時期主要的特點是韜光養晦、戰略忍耐，盡量避免與美國直接對抗。面對美國的挑釁，也保持克制並適度反擊。如果有機會則盡可能主動與之合作。比如雙方組建反恐聯盟、共同攜手應對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從而維持中美關係鬥而不破。所以儘管這個時期發生了美國炸毀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和南海撞機等突發的嚴重事件，但都很快化解，沒有影響中美鬥而不破的大局。同時中國向全球特別是美歐提供物美價廉的工業產品，提高了它們民眾的購買力，並把貿易順差帶來的外匯儲備投入到美國國債，從經濟層面建立起相互依賴關係。
這一時期的中國，戰略上以最大程度忍耐獲得的最大戰略成果就是贏得了發展時機。這一戰略能夠成功也是當時雙方國力所決定的。此一階段的美國仍然沒有明確把中國確定為最主要的威脅，因此也能夠被其他挑戰所轉移。
第二時期是2012年至2022年。從中方角度講，標誌性的事件有「一帶一路」，南海建島、加速擴軍。美方標誌性事件是特朗普正式對中國進行貿易戰和科技戰以及拜登的對華戰略圍堵。這一切都標誌著以「不鬥爭」換取中美關係鬥而不破的時代結束。但是由於政策慣性以及對美國的判斷需要時間，這一階段中國除了對貿易戰進行反擊外，在其他領域仍然保持克制，沒有進行對等反擊。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以外交部為代表的輿論戰開始升級。雖然不具實際意義，但象徵意義很大。其他一些外交制裁手段，也更多的是象徵意義。
中美戰略博弈新階段
第三個時期二十大及兩會之後。二十大及兩會之後，中國走出疫情，新一屆政府成立。這使得中國可以全力以赴應對美國的挑戰。從目前看，主要特點是不正面衝突，而是以間接的方式削弱對方力量為主。這體現在多個方面。
第一、斡旋沙特、伊朗衝突，和拉美國家洪都拉斯建交並和巴西重新恢復良好合作關係。與此同時，巴西也公開反對美國的俄烏政策，法國等歐洲國家元首相繼訪問中國，特別是法國總統馬克龍結束訪華時發出不做美國附庸、歐洲不應卷入臺海衝突的重磅聲明，以及中國經濟體量超過其他所有成員國的金磚集團大擴容，擴容的國家則包括南美、中東／西亞、非洲。這幾個領域都有一個共性：都是美國傳統勢力範圍或者美方主導的區域。中國在這些區域取得的重大突破，意味著美國影響力的下降，並會在全球產生示範效應。
當然美國也在做同樣的事情。比如同一時期布林肯訪問我們的鄰國越南，並投資15億美元建新大使館。美國由於國內政治的原因，很難對外進行援助。2022年美國和東盟十個國家舉行峰會，僅只拿出1.5億美元就是如此。所以對越南就以建大使館的名義曲線進行援助。
第二，借助俄烏衝突開始加速消解美元霸權。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特別是金融制裁，導致很多國家對美元不信任，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出現使用本幣結算的計劃與行動，這對美元的霸主地位造成了嚴重的損害。美國財長耶倫今年4月16日接受媒體採訪時也公開承認用美元做武器對美國傷害很大，會動搖美元的全球主導地位。顯然，美元地位的削弱自然會動搖其霸主地位。到目前為止，俄羅斯、巴西、阿根廷等多國宣布使用人民幣結算或放棄使用美元。在中國跨境貿易中，今年3月人民幣首次超過美元，成為中國跨境交易中最常用的貨幣。
第三、中國開始對美國發動的科技戰進行反擊。首先體現在對美國芯片制造商美光進行的制裁。美光的芯片不論在中國國內或國外都有替代產品，它也曾是美國芯片法案的推手之一，中國宣布制裁美光時，它正處於嚴重虧損：2023年第二季度營收同期相比衰退53%，虧損23.1億美元，毛利率為負20%。這一消息立即導致美光股票大跌9%。中國出手可謂時機和對象絕佳。此外美國的高通、博通和英特爾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更大。中國選擇制裁美光，釋放信號的意味濃厚，也令其他公司不得不考慮美國對華芯片政策的代價。
二是自2023年8月起，限制對電子元件和半導體制造至關重要的鎵和鍺的出口。鍺有多種用途，包括太陽能產品和光纖，並且由於它對紅外輻射透明，但對可見光和紫外光不透明，因此可用於軍事應用，例如夜視鏡等。而鎵則用於制造化合物「砷化鎵」——該化合物可以制造手機、衛星通信的射頻芯片，是半導體制造過程中的重要原料。目前中國的鎵產量約占全球總產量的80%；鍺產量約占全球的60%。
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US Geological Survey），2018年至2021年期間，美國53%的鎵來自中國，其次是德國、日本、烏克蘭等。在美國對中國的鎵征收更高關稅後，2019年進口量大幅下降。根據中國海關數據，2022年，中國鎵產品的最大進口國是日本、德國和荷蘭。鍺產品的主要進口國是日本、法國、德國和美國。因此中國能夠對美國和歐洲施加強大的壓力，更重要的是這一步發出一個強烈的信號：這還只是開始。如果美國不改變，它付出的代價會更大。中美互相受損，得利的只能是其他大國。這也不符合美國利益。
第四、中國開始強力推出「中國式現代化」。比如今年4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式現代化與世界」，習主席專門發了賀電。大國要想在全球博弈包括地緣政治、經濟博弈獲得優勢，必須要有一個能跨越國家和民族的意識形態。美國和歐洲是民主、人權，前蘇聯是共產主義。現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提出，雖然還談不上是新的意識形態，但它要提供一個和歐美不同的發展模式還是很明確的。中國能提供一個替代品，其效果自然是會削弱美歐模式的地位和影響力。這不僅在國內有助於消除歐美意識形態的影響，對外也是在爭奪話語權。
現階段中美這種競爭模式的益處在於：一是有助於解決全球存在的問題，二是避免中美直接對抗。
這裏需要說一個細節，李強總理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華之際出訪法德，也是中美戰略博弈新階段的一環，它體現了中國「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戰略思路。這一方面是由於中美關係已經攤牌，中國只能直面鬥爭；另一方面是中國已經具備足夠的實力去「善於鬥爭」。
雖然中美戰略博弈進入新階段，競爭和對抗更加激烈，但雙方仍會維持鬥而不破的局面。這可從飛艇事件後美國一再積極試圖恢復和中國對話、中國也最終首肯看得出來。
中美戰略博弈依然鬥而不破
短短幾個月裡，美國四位重量級內閣成員訪問中國：國務卿布林肯、財長耶倫、氣候特使克里、商務部長雷蒙多接踵而至。中美由於飛艇事件而中斷的交流終於重啟。美國如此主動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幾個。
首先，2022年11月中美元首巴厘島會談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推動恢復雙方因為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去臺灣而中斷的交流和對話。美國出於雙方競爭需要護欄的目的，在遏制中國的同時也不排除合作。只是由於突發的飛艇事件，導致交流再次中斷。但這並不代表美國要推動和中國交流的目的改變了，所以飛艇事件在美國社會平息後，美國仍然要延續交流政策。此外，拜登政府是在國內政治壓力下對飛艇事件過度反應，美國要想恢復對話，只能單方面主動。這也是為什麼美國至今不公布飛艇的分析結果。如果說是間諜氣球，否定中國說法，雙方關係更會惡化，對話更不可能。如果說是民用，則對其國內政治無法交待。
其次則是歐洲因素。一是俄烏衝突進入第二個年頭。其造成的成本和代價日益顯現，甚至歐盟最重要的經濟引擎德國罕見地出現負增長。歐洲並不願意此時中美關係陷入衝突。歐洲是當今世界對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外部力量，美國無論是對俄、對中還是全球議題都需要歐洲。所以它不能無視歐洲的立場。
二是歐美雖然是盟友，但也有競爭的一面。飛艇事件後，歐洲並沒有站在美國一邊，中歐關係反而空前密切，重量級訪問紛紛登場：西班牙首相、法國總統、歐盟主席，再度紛紛明確宣示不和中國脫鉤。中歐相互走近當然是各取所需。中國打歐洲牌是為了更好的應對美國的挑戰，歐洲則要顯示戰略自主，施壓美國對歐洲利益的關切。在中美戰略博弈的背景下，歐洲當然想從中謀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假如中美持續不對話，美國要和中國溝通時就得依靠歐洲，也就是說它面對歐洲時也將不具主動權。所以恢復中美對話，也有平衡歐洲和中國走近的意圖。
第三則是美國內政的需要。一是2023年以來，美國經濟雖然擺脫技術性衰退，但製造業PMI（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採購經理指數）繼續萎縮，企業整體投資負增長，通貨膨脹繼續升高，導致在銀行倒閉不斷發生的背景下仍然不得不升息。二是拜登已經宣布競選連任，也希望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並通過和中國的合作，在全球性議題取得進展。如氣候保護、食品短缺等。
第四則是俄烏衝突。俄烏衝突長期化不符合美國利益，特別是在選舉季來臨之際。要麼俄羅斯在各種壓力下作出較大讓步，要麼衝突能體面的暫停或者結束。不管哪一個結果都離不開中國的作用，而且美國希望將這種作用納入它的影響之下，而不是由中國自行其是，衝擊它的霸主地位。簡單講，美國並不希望沙伊恢復外交的事情在俄烏衝突事件上復制。
另一方面，中國同意恢復對話也有自己的考量。一是美國把中國當作頭號競爭對手和威脅已是兩黨共識，這一點在可預見的時期不會改變。但從中國的角度，降低衝突的程度、盡可能避免或者拖延全面攤牌的時間符合自身利益。因此，和美國在合作的地方進行合作，有助於實現這個戰略。否則如果中國長時間拒絕與美國對話，美國可能改變對中國的判斷，雙方就有可能會轉而走向全面對抗。
二是拜登已經宣布競選連任。中國也要考慮到如果他連任成功，未來四年仍然需要和拜登打交道，因此，不宜真正拒絕拜登政府的對話述求。更重要的是，拜登還關注氣候保護、糧食危機、衛生健康（疫情應對）等全球性議題，也還顧及美國的國際形象，中國因此還有能夠與美國討價還價的籌碼。而且只要拜登勝選，俄烏衝突就會持續，美國無法從中脫身，中國的外部有利環境可以繼續存在。假如特朗普勝選，中國這些有利因素就沒有了。因此，中國也要考慮「後拜登時代」的可能性，也需要抓住拜登剩餘任期，通過合作，盡可能謀取中方最大利益。
三是中美戰略博弈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看誰能站到道德高地，也是話語權的競爭。這既影響歐洲的立場也影響非西方國家的立場。目前從全球看，各國都不希望中美衝突升級，這對它們的利益會造成重大損失。如果中國一直拒絕美國的對話要求，也會削弱中國的道義力量。
四是在對我們有利的形勢下恢復對話和談判，中國更可以盡最大可能地維護自己的利益。
當然同意恢復對話是戰略決策，如何恢復對話則取決於外交技巧。中國的表現同樣可圈可點。
一是首先從外交渠道開始。今年5月7日當時的中國外交負責人會見了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這是飛艇事件後最高層級官員的會晤。在這次會晤中，中方提出的條件是要求美方深刻反思以及對「一個中國」表明態度。
二是從國際場合會見開始，最後再實現互訪。今年5月10日，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會晤就是如此。一個月之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來到中國，同時商定中國外長訪問美國事宜。
三是擱置美國最期待也要求最強烈的軍方對話。6月2日至4日在新加坡舉辦的「香格里拉對話」，中美國防部長都按慣例參加，但中方拒絕了美國的對話要求。這不僅僅是美方還沒有取消對中方的制裁，更重要的是顯示恢復對話要按照中國的節奏。
中美鬥而不破的原因與風險
中美在飛艇事件後很快恢復對話只是雙方鬥而不破的結果，背後原因則更為複雜。
第一，核國家不會發生戰爭的規律一直沒有被打破，中美競爭也不會例外。現在正在發生的俄烏衝突也再度證明了這一點，美國甚至都沒有對俄羅斯進行海上封鎖。所以即使大陸武統台灣，美國也不會直接下場。
二是從文明角度講，中美都是非常實用主義和理性的民族，相對於蘇美，雙方的理性程度更高。比如2020年美國大選期間，美軍四星上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於大選前4天和國會衝擊事件發生2天後兩次致電中國軍方，保證美國不會發動襲擊。米利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根據美國法律，如果發生戰爭，可以終止權力交接，因此擔心中國誤判。
三是中美雙方建交四十多年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態勢，和冷戰時蘇美相互隔絕不同。中美貿易戰打了五年，在高關稅的情況下，2022年雙方的貿易額照樣以近七千億美元創歷史最高紀錄。這說明雙方不但沒有脫鉤相反連繫還在深化。僅從利益角度，雙方都有強大的力量推動合作，反對直接衝突。在布林肯訪華之前，美國最重要的企業家馬斯克、蓋茨、庫克等紛紛訪問中國就是如此。
四是美國相信憑借傳統手段仍然可以遏制甚至搞垮中國，能夠再次複製冷戰的勝利。美國遏制中國主要有兩個方式。第一是妄圖利用臺灣發起一場代理人戰爭，使臺灣成為第二個烏克蘭，即使兩岸迅速統一，美國也可以成功令歐洲和中國脫鉤，只要失去歐美，中國的發展要麼高度放緩，要麼被中斷。其次，美國出於對自己制度的迷信，非常武斷地認為任何不實行這樣制度的國家包括中國都無法做到持久的政治穩定和長治久安。在美國看來，它需要做的就是利用中國境內外因素激化中國內部矛盾，再和它所認定的中方體制高風險的弱點相結合，就能不戰而勝。
五是歐洲平衡美國的作用。中歐相隔遙遠，歐洲也不再尋求霸權，中國也是和平發展，所以雙方沒有地緣政治衝突，同時還有巨大的共同利益。中美如果發生戰爭，歐洲將蒙受巨大損失。特別是在目前俄烏衝突的背景下，歐洲根本無法承擔這一後果。
全球各個力量，對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就是歐洲。它既可以一定程度約束美國的挑釁烈度，也能影響美國發動戰爭的決心。今年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放風將去臺灣，但最後改為在本土會見蔡英文。這一罕見的變化，應該是歐洲發揮了很大作用。從歷史上看，在許多涉及中美的重大事件上，歐洲都起了刹車或推動的作用。比如1964年法國率先和中國建交。僅八年之後美國總統尼克松就來到中國。而且這個過程中，法國也發揮了巨大的中間人作用。
六是美國不僅面臨中國一個競爭對手，還有俄羅斯、歐洲、日本、印度、巴西等國家和地區。這非常類似於一戰時英國面臨的局勢：不僅德國，還有俄羅斯、美國、日本、法國等挑戰者。歷史的教訓就是，當英國和德國衝突時，美國就成為最大受益者。同樣的，當中美衝突起來時，其他國家都會借機崛起，美國的霸主地位不僅保不住，而且地位還會低於衝突前。就如同二戰後的英國。
當然實事求是的講，中美之間同樣存在諸多風險。
一是美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遇到過中國這樣的對手。美國既視中國是挑戰者，但也和中國有巨大的共同利益。這使得美國不得不提出來「合作，競爭和對抗」三原則 。但在政策執行上卻很難清晰把握和界定這三原則之間的比重和關係。
二是和美國的政治體制有關：美國三權分立，各行其是，即使是同一政黨也會互相拆臺，個人利益淩駕政黨利益，政黨利益超過國家利益。比如佩洛西2022年竄訪臺灣，總統拜登並不贊成，但即將退出歷史舞臺的佩洛西要歷史定位，雖然雙方是同黨，但仍然一意孤行。此舉極大的推高了中美雙方面臨的風險。
三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國家利益日益呈現全球性，美國更早就是全球性大國，因此雙方在全球「相遇」的點愈來愈多。過去主要在臺海，現在東海、南海、印度洋、太平洋甚至地中海、北冰洋都有可能。比如2015年中國第一次在地中海進行了軍事演習。中國海軍出現在阿拉斯加附近也不再罕見。
四是中國和許多國家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美國也有很多盟友，但中美都未必能夠完全影響和控制這些（准）盟友國家的行為。中美被其他國家卷入衝突的風險也在上升。歷史上看，大國被弱小的盟友拖入戰爭不乏其例。
五是中美兩國已經在貿易、科技等多個領域彼此衝突，雙方的對立情緒日趨上升，與此同時美國的民粹主義崛起，政治極化，都成為中美發生衝突的重要因素。比如飛艇事件，拜登政府一直想息事寧人，但民眾的反應、媒體的報道煽動、共和黨借題發揮搞政治鬥爭，都迫使拜登政府過度反應，最終以非常不理性的手段處理。這既可能誘發中美的衝突，也會在發生突發事件後無法降溫反而迅速升級。
盡管如此，由於此前所述的六大原因，中美鬥而不破的局面不會改變。所以不管中美如何競爭，但仍會維持鬥而不破的格局，而我們贏得這場競爭的關鍵是「打鐵仍需自身硬」。
中美博弈中最大變量是以法國為核心的歐洲
中美戰略博弈繼續維持鬥而不破將是未來的主要趨勢，但這個過程中，雙方博弈中最大的根本變量就是歐洲，特別是核心國家法國。2023年4月法國總統馬克龍打破外交慣例訪華並明確提出歐洲不是美國的附庸，臺灣不是歐洲的問題。隨後在7月北約會議上又是唯一一個堅決反對在日本設立辦事處的國家。面對中美博弈，馬克龍總統選擇和中國相向而行，自然是為了在日益複雜的國際局勢下謀取本國最大利益。這是自二戰後法國國家戰略的延續。但客觀上影響了中美博弈的程度和走向。
法國長期都是世界和歐洲大國，但二戰的慘敗和美蘇兩大國的崛起，使得它淪為二流國家。自那時起，法國把重返世界大國地位作為最重要的國家利益。正如戴高樂將軍在回憶錄中所說：「法國如果不偉大，就不成其法國」；他對首次來訪的德國總理阿登納坦率的講：「許多世紀以來，法國民族已經習慣於做歐洲的巨人，而正是基於自己的這種光榮感和由此而產生的責任感，使她維持了她的統一」，把它上升到了法國文明存續的高度。此後歷任法國總統都把重建法國的「偉大」和「獨立」並實現戰略自主作為外交核心。
面對國力相對下降的現實，戴高樂將軍戰略性的借助外部環境，即利用自己在東西方對抗中的特殊地位來達到目的。所以他一方面退出北約，收回法國地中海艦隊、飛機中隊的指揮權，拒絕在本國領土上儲存美國核武器。另一方面和蘇聯、中國建立起特殊關係。
1966年戴高樂是第一個訪問蘇聯的西方領導人，建立了元首互訪機制，極大的提升了法國的國際地位。法國也是第一個和蘇聯在航空領域合作的西方國家。1972年法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由蘇聯發射升空、1982年法國宇航員成為第一個與蘇方一起飛向太空的西方人。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法國也是唯一一個拒絕譴責和制裁蘇聯的西方國家。當中國都響應美國抵制莫斯科奧運會時，法國卻照常參加。此外，法國也是第一個和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的西方大國，蓬皮杜總統（Georges Jean Pompidou，法國第五共和第二任總統）則是到中國進行正式國事訪問的第一個西方領導人。法國也由此成為冷戰時期可以和任何一方溝通的國家。
就此法國成功擺脫美國控制，以二流國力擁有世界一流國家的地位。顯然，法國的國家利益和要一統西方甚至要一統世界的美國發生了根本性的衝突。可以說，冷戰一方面是美蘇爭霸，另一方面則是法國要獨立於美國實現戰略自主成為世界重要一極。戴高樂為此自豪的說：「美國霸權是全球性的巨大危險，我們是唯一有膽量去應對的國家」。
然而冷戰的突然結束，使得法國面臨非常困難的局面：蘇聯不復存在，和中國的特殊關係也失去了意義。法國一下失去兩大外部支持力量。此外德國還實現了統一，一個強大的德國客觀上具有在歐洲取代法國的能力。再到後來是北約和歐盟雙東擴，美國的力量更加強大，歐盟由於中東歐國家的加入，日益稀釋了法國的地位和作用，歐盟的權力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地緣政治角度講，法國是西方冷戰勝利的另一大輸家，而且是一無所獲。中國雖然失去了和美國的盟友關係，但至少消除了北方的威脅。
冷戰後出現的美國單極世界與法國的戰略自主產生了巨大衝突。所以不難理解的是，1999年法國反對美國在科索沃戰爭期間轟炸貝爾格萊德，2003年當美國要入侵伊拉克時，法國聯合中、德、俄一起堅決反對。
法國的地緣環境困境隨著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崛起和俄羅斯重返大國行列而得到改變。法國儼然又有了冷戰時期的操作空間。希拉克稱俄羅斯是法國的重要戰略夥伴，2006年還授與普京總統法國軍團榮譽勳章，2008年和德國一起反對美國授予烏克蘭北約成員國身份。薩科齊總統2010年更和俄國簽訂了北約史上的首個軍事合同：20億歐元的軍艦協議。2013年奧朗德總統上任後首訪國家就是俄羅斯。中法關係也類似，希拉克總統自不必說，即使薩科奇總統期間中法關係一度降溫，他也在五年任期內六次訪問中國，甚至超過希拉克，而元首外交往往顯示一個國家外交的方向。
但是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發生後，法國不得不加入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其外部環境再次逆轉。法國在鞏固中法關係的同時，竭力維持法俄關係：奧朗德是克里米亞事件後第一個訪問俄羅斯的西方領導人。他甚至在2016年北約峰會上這樣為俄羅斯辯護：「北約根本就沒有資格說歐洲與俄羅斯的關係應該是怎樣的。對於法國來說，俄羅斯不是對手，更不是威脅。俄羅斯是法國的夥伴」。2017年馬克龍總統上任僅15天就頂著國內外壓力邀請普京訪問。雙方還恢復了因烏克蘭危機而中斷的「2+2」戰略對話機制，在法國的積極推動下，俄羅斯重返歐洲委員會議會大會（PACE，Parliamentary Assembly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和歐洲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在維繫法俄關係上盡了全力。
然而2022年俄烏衝突的爆發，使得法國的一切努力歸於失敗。在烏克蘭危機以及失去俄羅斯的背景下，法國和歐洲的利益遭到了美國嚴重的損害：2021年搶走法國和澳大利亞高達660億美元的潛艇訂單——要知道法國一年的對外軍售才58億美元。法國外交部長勒德里昂憤怒地表示：這是背後捅刀。隨後美國出台了嚴重損害法國和歐洲利益的《通脹削減法案》。馬克龍2022年為此出訪美國談判，鎩羽而歸。
美國最擅於從實力地位和盟友、對手打交道，失去俄羅斯後，能源和安全都依賴美國的法國和歐洲已經得不到美國的尊重。在這種情況下，和中國相向而行就成了追求獨立自主的法國唯一的選擇。這也是為什麼法國突然主動提出要參加中、俄都是會員的南非金磚會議（BRICS Summit）。當下，中法之間，中國已經成為法國平衡美國、捍衛自己大國地位的最主要力量。法國則成為中國應對美國遏制戰略最重要的一張外交牌。
天下苦美久矣
除了歐洲，第三世界包括新興國家也都站到中國一邊，或者說在全球許多重大議題上，沒有站到美國一邊。比如俄烏衝突爆發後，美國全力制裁和孤立俄羅斯。但是今年7月27日，第二屆俄羅斯非洲峰會舉行，54個非洲國家中的49個出席。
如果僅從經濟指標來看，俄羅斯對非洲的吸引力並不大：俄羅斯的投資僅占非洲外部投資的1%，它與非洲大陸的貿易額也僅為177億美元。相比之下，中國、歐盟、美國與非洲的貿易額分別為2820億美元、2540億美元、830億美元。而且俄非貿易非常不平衡，其對非出口是進口的七倍。但是非洲多數國家仍然選擇支持俄國。
不僅非洲，包括拉美、多數亞洲國家也都沒有加入西方的制裁。可以說，俄烏衝突再一次說明了冷戰後美國建立的單極世界已是四面楚歌。其原因並不複雜：因為所有國家都是美國單極世界的利益受損者，甚至是輸家。
歐洲除了和中國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外，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冷戰結束進入美國單極世界後，美國對盟友不再尊重，傲慢的單邊主義盛行。1998年國務卿奧爾布賴特的一席話可謂表現的淋漓盡致：「如果我們必須使用武力，那是因為我們是美國；我們是不可或缺的國家。我們站的高，比其他國家看得遠。」短短二十多年，先後出現小布什、特朗普兩位單邊主義總統。2006年小布什任命博爾頓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這位大使最經典的名言是「美國同世界的關係就是錘子與釘子的關係，美國愛敲打誰就敲打誰。」所以小布什不顧歐洲主要盟友法德的反對，繞過聯合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特朗普更對歐洲大打貿易戰。即使號稱大西洋主義的拜登也被認為是另一個特朗普，一再損害歐洲利益。這在冷戰時期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
再看俄羅斯。作為冷戰失敗一方，僅領土就失去近四分之一，約530萬平方公里，同時其廣大的東歐緩衝區也完全喪失。更重要的是美國仍然沒有接納它，反而一再羞辱：違背承諾持續北約東擴、在東歐部署導彈防禦系統、北約首次在沒有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轟炸俄羅斯的傳統盟友南斯拉夫、2002年單方面退出《反導條約》、2019年又單方面退出《中導條約》。正如美國駐蘇聯最後一位大使馬特洛克在2014年所承認的：正是美國的傲慢才導致了莫斯科的非常反應。
至於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則更是單極世界的受害者。以非洲為例，冷戰時，美蘇積極拉攏，爭相援助。美國甚至和蘇聯一樣支持非洲的反殖民運動。但冷戰後，俄羅斯國力孱弱不得不退出非洲，不僅停止了經濟援助，還關閉9個大使館、3個領事館以及大多數貿易、文化機構。美國成了世界唯一一極。非洲由此失去地緣戰略意義，成為歐美拋棄的對象。這就是為什麼當科索沃45名阿爾巴尼亞人遇害，北約就採取軍事行動轟炸未對北約會員國造成威脅的南斯拉夫，但卻對死亡50到80萬人的盧旺達大屠殺袖手旁觀。
總的說來，美國贏得冷戰勝利後，並沒有論功行賞，反而是狡兔死、走狗烹，獨佔冷戰成果，這導致美國單極世界迅速失去人心。相對而言，歐洲是最早醒悟和採取行動反對的。2003年法國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時任總統希拉克給出的理由是:「如果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支持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這個世界今後十五年到二十年就是美國的了，法國、歐洲、俄羅斯、中國統統不在美國人的眼裏。」
不過，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俄羅斯以及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崛起，迫使美國不斷修正單邊主義，不得不重拾冷戰時的外交策略。這又一次使得世界體驗到一個多極世界的益處。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1993年美國關掉了所羅門群島的大使館，放棄了太平洋島國；但是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2022年宣布重開，又開始投入大量資源。冷戰後備受冷落的非洲現在則再度成為全球地緣政治的重要角色。不僅有俄非峰會，還有中非、印非、法非、歐非、美非峰會。值得一提的是，美非峰會直到2014年才首度舉辦，此時中國已被視為美國頭號對手。在2022年第三屆美非峰會上，美國宣布將在三年內向非洲投資550 億美元，峰會當天就簽下了150億美元的貿易投資協議。至於剛剛結束的俄非峰會，普京總統宣布未來3至4個月內向非洲大陸的6個國家免費供應2.5萬至5萬噸糧食，還宣布將會免除非洲國家所欠下的近200億美元的債務。非洲很清楚，不管俄羅斯和中國做什麼，歐美都會加碼投入。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歐洲和美國就紛紛提出類似的計劃。所以支持多極世界是非洲自然的選擇。
在一個多極化的世界裏，不僅是發展中國家是受益者，就是發達國家也一樣。2020年意大利是歐洲第一個爆發疫情的，但它向歐盟求助卻無一國響應，法德甚至拒絕向意大利出口口罩。此時只有中國伸出援手。在壓力下，歐盟不得不向意大利道歉並進行援助。所以毫不意外，歐洲、俄羅斯、非洲、新興國家都支持多極化。
美國從它的利益出發則是強烈反對。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米爾斯海默從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到現在一再指出俄烏衝突的責任在美國。但是他沒有解釋美國一再這樣做的原因。其實很簡單，這就是美國消除多極化世界的戰略。一場俄烏衝突，不僅極大地削弱了俄羅斯，也削弱了歐洲，而且使得歐洲更加依賴美國。這也是為什麼美國把中國當作頭號對手，卻同時也對俄羅斯、歐洲出手。所以當今世界表面上主線是中美博弈，但實質是全球多極世界與美國單極世界的較量。自然，飽受單極世界之苦的國家都站到了美國的對立面。
總之，中美博弈早就超出雙邊的範疇，雙方較量進入新階段也同樣使得世界各國不斷調整自己的立場並影響著這場歷史空前大博弈的結局。
《孟子》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我們且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