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网：儒家命运与中国发展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反传统一直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至文革达到顶峰，「孔家店」被彻底打倒，儒家也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改革开放后，政府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开始转变，有人将之评价为重新「中国化」和「儒化」，这也引发左右两派的争议。与左右两派不同的是，您和当代儒家尽管对民国以来的文化和政治现象批评很严厉，但却对习近平及其主导的改革却非常支持和赞同，有人认为这是曲学阿世丧失原则，对此批评，您如何回应？

余东海：儒家是中华文化的主统，中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实践中道就是中华，中道之国就是中国。在政治上，儒家和中国可以划等号，儒家命运与中国命运完全一致。

历史也充分证明，儒家文化地位高低与政治文明程度成正比。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时，政治与道德水乳交融，政道合一，文明程度最高；汉唐宋三代，道统高于政统，文明程度颇高，领先于世界。元明清三代分别有蒙古主义、君本主义和满族主义倾向，文明越来越低落，但有道统在上，低落也有底线。

五四去儒家化，无异道德自残和文化逆淘汰，打开了去中国化的序幕，进而导致社会政治全方位的逆淘汰和去中国化。邓时代，政府对儒家的态度从敌视转变为无视，习时代进一步变为重视，意味着持续近百年的「去中国化运动」的终结，儒家获得了复兴和新生的机会。

习近平几年来的文章和讲话颇有儒味，特别是五四青年节和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两次讲话，充满对儒学的推崇。将儒学义理引入核心价值观，将中华文化称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在共产党领导人中是空前的。习近平能够这样做，无论动机如何，都有助于儒学的来复，不失为中华文化的功臣。

说习近平在历代执政党最高领导人中最有儒家修养，是如理如实的评价；对习近平一定程度的尊儒努力表示欢迎和支持，理所当然。曲学阿世和讪君卖直，皆君子所不屑为，但君子应该将心比心。在干部队伍恶劣不堪、知识群体下流无耻、社会道德崩溃已久、反儒恶习空前深重的现中国，纵然儒者在位，也是千难万难。

重视儒学并不意味着信奉。我说过，习近平作为执政党领导人，好得不能再好了，再进一步的话，就要变成中华领导人了。但是，要进这一步，在目前还不现实，不能奢求，主客观条件皆不允许。客观上，积重难返，民智尚弱，反儒思潮和势力还大有市场。所谓上马容易下马难，吸毒容易戒毒难。恶性文化激发出来的人性之恶、导向出来的制度之恶和煽动起来的社会之恶都是空前的。要戒毒下马，不仅需要霹雳手段、菩萨心肠的大英雄，还需要一定的政治社会条件的配套。

因此，习近平有所尊儒并不意味着儒家从此一帆风顺。儒家九死余生，虽然一阳来复，依旧衰弱边缘，连言论权都残缺不全。万里长征刚刚迈开一小步，儒家的复兴任重道远，有赖于仁人志士们自强不息共同努力。

新儒家应以实践为己任

儒家网：以牟宗三先生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多采用哲学话语形式对儒家经典加以阐释梳理，当代「大陆新儒家」主要选择了宗教的学科框架，如蒋庆、康晓光提倡儒教国教说，陈明提倡儒教公民宗教说，还有秋风提倡「一个文教、多种宗教」，您对上述诸公的观点如何评价？

余东海：牟宗三等「港台新儒家」为儒家的学院派，侧重于学术研究，重视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沟通，缺点是疏离现实政治，社会影响面和大众普及度有限。在港台各种重要的政治社会事件中，未能发出大中至正的儒家之声，未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并发挥儒家应有的作用，辜负了言论自由。

这方面「大陆新儒家」做得更好，在言论权残缺的困境中，通过各种方式体现出儒家强烈的社会责任和政治关怀。记得十几年前，三岁的李思怡独自一人饿死家中，康晓光先生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书未能出版，但他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影响。（编按：此书名为《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因此，我不认同康先生某些观点，但始终不失敬意。

倡导政治儒学和公民儒学，为中国已经悄悄启动的历史性大转型提供道德营养和文化导向，或者呼吁修宪或重新制宪，根据儒家立场和仁本原则，为中华新宪贡献建设性意见，都是当代儒者责无旁贷的责任。蒋庆、康晓光先生提倡儒教国教说，陈明先生提倡儒教公民宗教说，秋风先生和东海的儒家宪政说，都充满了现实针对性和政治导向性，高屋建瓴地体现了儒家的社会责任和制度关怀。

民主政治的文化提升和道德超越

儒家网：有儒家学者针对您的观点指出：「儒家欢迎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回归中华、回归儒家，但对于儒学的义理，还是应坚守原典经义，左右两派皆不宜夹带私货来乱我家法。儒学的使命不是要在自由主义的问题域里回答问题，而恰是要从自己的角度重新提出问题。儒学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不是回答问题的方式不一样，而是提问的方式就不一样。从这一点来看，自由主义的错误不是观点的错误而是起点的错误，不是局部的错误而是整体的错误，不是答案的错误而是问题的错误。」您对此怎么评价？

余东海：只要坚持仁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有了定盘星和显微镜，可以对各家各派学说予以实实在在、实事求是的评价，是是非非，善善恶恶，洞若观火。从善如流，与人为善，但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原则，为人所乱。

儒眼相看，自由主义的优缺点一目了然，正确和错误并存，都很鲜明，与儒家既可相通又有区别。西方政治和社会颇为文明，又总是问题重重流弊多多，根本因在于自由主义文化品质的平庸，虽不低，也不高。自由主义的哲学背景个人主义，以个人为本位，非中道，远不如仁本学说和民本政治，个体集体并重，对于个人，既重视权益保障，更强调人格建设。

话说回来，尽管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都非中道，比较而言，个人主义以人为本，距离儒家近得多，多有交集处和共鸣点。因此，对于自由主义的缺点和个人主义的不足，应该批评，不宜夸大。

不少人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混为一谈，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无知误会。其实两者大不同，利己主义是人生哲学，以我为本，与利他主义相对；个人主义是政治哲学，以人为本，与集体主义相对。儒家反对利己主义但不反对个人主义，只不过认为个人主义需要进一步道德提升。

某些自由派秉持西方中心主义，站在西方文化及宗教立场批判儒家，固然错误，某些儒者排斥民主封闭儒家，同样不对。比起家天下的君主制来，现代民主制无疑更接近公天下理想，更符合天下为公、以民为本和主权在民的儒家政治原则。故对民主政治，儒家不能反对，而应予以文化提升和道德超越。

作为民主时代的新礼制，儒家宪政应兼取古代禅让制和西方民主制的精华。东海多年前提出「新中体西用论」：立儒家文化之本，以仁为本；利西方文明之用，为我所用。立足于儒家，深入汲取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优点，同时广泛学习西方思想教育科技各方面的好东西。

自由主义者和极权主义不可相提并论。儒家与它们「三人行」，态度截然不同，对于自由主义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以我为主，从善如流；对于极权主义是坚决反对之，批判之，以之为反面教材。

全盘西化对中华文化的破坏

儒家网：您反对自由派制度决定论和素质决定论，主张文化决定论，由儒家文化之所是（或理想理念）推导出中华宪政之应是（理想的宪政形式），以吸纳自由民主，并超越西方宪政。但是，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全盘西化论」的立论根基其实也是「文化决定论」，这个悖论，您如何回应？

余东海：「文化决定论」具有普世性。文化决定制度，儒家文化导出礼制，自由主义导出民主制，这是逻辑的必然和历史的必然。以「文化决定论」为立论根基并没有错，五四启蒙派错在倒孔反儒的反动，其全盘西化追求必然事与愿违。

「全盘西化」追求的是文化、政治、制度和科学全方位的西化，背景是「打倒孔家店」，而倒孔反儒意味着中华文化道德的自绝自灭，如此，任何良好的文化和制度都丧失了立足之基，自由民主自然求之不得——纵然侥幸求到，也站不住。倒孔反儒是最严重的文化逆淘汰，必然导致社会政治的逆淘汰。五四启蒙派昧于文化真谛、道德真理和历史真相，实属蒙昧派和蒙启派，越启越蒙。

胡适认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历史和胡适开了一个大玩笑，全盘西化追求的结果，不是民主化而是全盘丛林化。「全盘西化」南辕北辙式的失败，说明反儒会将一切良好制度的立足点反掉，同时凸显了儒家对中国的重要性和根本性。

自由主义的道德贫瘠

儒家网：陈来先生最近出版了《仁学本体论》，牟钟鉴也有《新仁学构想》问世，您在2008年也写过「仁本主义大纲」，可见对「仁」在儒学中的核心地位的认识，儒家圈有达成共识的趋势，同时前提也是认肯「本体」的存在，而西方自现象学革命后，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成为哲学之主流，「本体悬置」甚至「本体虚无」反成主流。如何解读这种差异，未来可能期许「仁本主义」统一世界吗？

余东海：孔子集大成之后，以仁为本就成了儒家共识。孔学即仁学，即仁本主义学说。张载说「仁统天下之善」（《横渠易说》），意味着人世间一切善包括内生和外来的善，包括善意善念善言善行，都属于仁的范畴。《论语》中「一以贯之」的一，子贡说不得而闻的「性与天道」，说的其实就是这个仁。

以仁为本的本，有本心、本性、本体、道体义。就宇宙而言，为本体道体；就生命而言，为本心本性。《易经》的乾元，《礼记》的太一，《尚书》的昊天上帝，宋儒的天理，指的都是道体；「十六字心传」的道心，《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的性和「诚者天之道」的诚，阳明的良知，指的都是本性。

儒者最高理想是成仁，个人成就圣德，政治成就王道，内圣外王同归于仁。所以，仁就是最高价值，是检验真理的最高标准。合乎仁，就是正道善道，正理真理；反乎仁，就是旁门左道，歪理邪说。

古希腊智者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我说：仁是人的尺度， 仁不存在时人就不存在，就非人化了。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仁」而禽兽没有，庶民去仁，君子存仁；孟子又指出，无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者，皆「非人也。」这「四心」就是仁性的作用，无之则非人。《孟子》引孔子之言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有道无道，以仁不仁为标准。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里的身，统肉体、意识、仁性为一。如果要进一步，可以说：家之本在心，心之本在仁。仁性才是生命的根本和本质。就本质而言，每一个人都是天生的儒家，因为仁性是每一个人的本性。无论恶习多么深重，本性长存。儒家称为仁本主义，要因在此。仁者爱人，以仁为本，爱家爱国爱天下，就是仁者仁心勃勃不容已。

人世间万事万物，包括各种文化、宗教、思想、政治、制度、法律、科学等等，都应以仁为本。此本一立，乾坤大定，一切无不确立。大同世界，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意味着多数人信奉仁本主义，信仰「性与天道」，能够克己复礼，那不就是仁本主义统一世界吗？当然，这个统一是人类政治文明和道德品质沿着新礼制（儒家宪政）不断上升的水到渠成，来不得一点勉强。

相对仁本主义而言，个人主义难免肤浅。个人主义哲学，优点在于知道人本，不足在于不识仁性。因此建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政治，不错又不够好，道德资源不足。自由主义和儒家都可以建设有序自由的社会，民主制为自由设置了法律底线，礼制设置的是礼与法双重底线。自由主义或可导出一国之文明，但要导出天下大同，非儒家不可。

关于自由主义，我几年前写过一篇短文：《要自由，不要自由主义》，其中提到，东海在个体层面强调自由精神，在政治层面主张学习借鉴西方制度的精华，但不认同自由主义，自由诚可贵，但不能主义化，自由主义不能成为指导思想。

至于西方其它种种主义，如所提及的存在主义，就更不足道了。「人类是本质上孤立的」，这是昧于人的本质，昧于民胞物与、万物一体之理；「存在先于本质」，这是本末颠倒。萨特「他人即地狱」说，更是与良知律和文明法则完全相悖，误人自误。视他人为地狱，自己就是他人和自己的双重地狱。（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