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完全用西方理论解释儒家

儒家网：您对儒家的阐扬主要是「以经释经」（包括佛经、道经，总之西学东渐前的思想学术资源），和「经史互证」，融化西方人文社会自然科学成果相对少（偶尔提及也是作为批判的靶子或衬托中学之高妙），这就难免有论者讥讽先生是「中学中心主义」，甚至批判说，如此单一的、辩护式的视野，要处理复杂的古今中西交汇的中国「现代性」问题，会失去「现实感」和「有效性」，和「新左」一样犯上「浪漫症，幼稚病」，您如何回应这一批评？

余东海：中华文化人当然都是「中学中心主义」者。佛家以佛为本，道家以道为本，儒家以仁为本，都不会成为「西学中心主义」。

仁本主义是我近十年来致力于构建的思想体系，试图全面阐述儒家本体观、生命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这个体系是儒家各种思想观点的集群，既有原始性也有原创性。例如，性善论、经权论、体用论、知行论、天人感应论、爱有差等论、仁者无敌论、邪不胜正论、命运共同体论、儒家普适论、文化决定论、良知平等论、良知护身论、吉人天相论、造命论，恶必愚、恶必苦、恶必丑论、一主三辅论、新中体西用论、爱民主义论、偏统论等等，或是儒门共识，或是我依据经典推陈出新，颇有东海特色。

东海为学之方不仅「以经释经」、「经史互证」而已。三人行必有我师，无论中国诸子和世界百家，只要有其善长，就可以为我所学，为我所用，以充实儒学，助成仁本。

吉藏大师在《百论疏》中提出「破收四料简」，对待不同学派教派，「一破不收、二收不破、三亦破亦收、四不破不收」四原则。破是破斥批判，收是吸收学习。我对各家各派学说也是采取这种方法，如对于君本主义物本主义和各种邪教，是破而不收，一破到底，势如破竹，没什么商讨的余地；对杨墨，是大破小收，严厉批判又有所肯定；对佛道和自由主义，则是「小破大收」，与它们有异，故辨异而破其弊；有同，故求同而收其美，援之入儒。

以经释经、「以中国解释中国」的方法很好，但没必要以此为限。只要把握大经大法，把握儒家原则和中国精神，就可以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以经释经、以中国解释中国固然好；以「史子集」释经、以西学解释中国也不错，还可以「以儒学解释西方，以儒学解释世界。」

大本确立，一切都可以根据原则化而裁之、汲而取之、超而越之，西方一切器物、制度和科学的工具性价值都可以得到最好的发挥。儒学原则上是自足的，别人可以开出的好东西，儒家也可以开出来，但自足并非一切圆成和现成，所以儒家以从善如流和好善好学为美德，好学也包括学习别人的好东西。

将心中良知予以贯彻

儒家网：最近，有关「良知」的研究和讨论，在儒学研究领域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作为一个主张儒学信仰的现代学者，您觉得改善当下的社会状况能否寄希望于「良知」。然而，在物质主义盛行的今天，鼓吹「良知」，会不会重蹈明末「狂禅」的覆辙？

余东海：孟子和阳明都说良知，但定义不同。孟子「不虑而知」的良知和「人皆有之」四心，仍属意识领域，属于本性的作用。王阳明则以良知为本性和本体，认为良知不仅是道德的基础，更是造化的「精灵」，是天地万物一切现象的依据。

良知既有超越性又有内在性和普遍性，于人而言即本性，人人皆有，就像古人诗所说：「良知谁不有，靡究复靡届。」（编按：此句出自宋代魏了翁的「虞永康生日」。）人之本性即天命之性，即仁性。「仁性」、「良知」，异名同义。儒家信仰和倡导良知，以良知为主义，以致良知为第一要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致良知。

致良知，就必须努力将良知落实到各种实践活动中去，包括科学实践、道德实践和社会政治实践。儒家的复兴意味着良知的复兴，意味着越来越多良知人士的涌现，越来越多的人致力于良制良法的追求、良风良俗的培养和良器良物的开发。在良知主义的旗帜下，物质自然丧失了主义的资格。

至于明末「狂禅」，有其特定的时代环境，阳明学有以启之。阳明学是对儒家内圣学的一次提升和光大，但也略有偏颇。《大学》八条目中，王阳明未能区别「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的不同，把格物的「物」等同于「心」，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不消外求，这就狭隘化了，重内轻外，其流弊便是将物质世界虚拟化。

亘古至今：尊儒者昌，抑儒者衰

儒家网：中国文化中具有独特的「正统」观念，但您对异族入主中原的蒙元满清，评价也不低，引发了争议。例如，有学者指出「朱熹认为，三代之后，道统与治统便宣告分离。此即意味着，不管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只不过得到统治天下的治统，可能是一时之侥幸而已，并不代表他们获得了道统。此为理学之大义。」故诘问您「自命尊崇朱子与理学，却不识理学大义」，不知您如何回应？

余东海：三代之后，道统与治统（政统）的分离，确实，但只要接受道统指导，以儒学为主体文化和第一学科，就是中华政权，元明清因此可以纳入中华范畴。因它们民族主义或君本主义倾向严重，不符合民本原则，偏离了儒家正道，我称之为中华偏统政权。

中华文明以政治文明为核心，辅以物质文明和科技文明。我以「中华度」这个概念表示文明指数。论中华度，尧舜禹时代最高，百分之九十以上；夏商周次之，百分之八十以上；汉唐宋又次之，百分之七十以上；元明清最低，但也及格了。

横向比较，自尧开始至清前期，中华文明包括物质科技文明整体上高于西方。著名的「李约瑟难题」问：「16世纪之前中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国家，为什么在近代数百年停滞不前？」这个问题从侧面承认了一个事实，即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这个世界性难题的答案是：因了儒学的滋润，国人道德整体较高，智慧亦水涨船高。夏商周汉唐宋是中华正统，德智都高。元朝虽然是异族和偏统，但偏于松弛，社会有活力，对德智影响正面。朱元璋鉴于元政之失，开始偏严，但历史惯性还在，民智仍有可观。清朝继承明制而变本加厉，才逐步导致民智下降。

政教必须分离，政道应该合一。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导致政治宗教化和野蛮化；儒家政治正好相反，道统高于政统，追求政道合一，推动政治道德化和文明化。西方中世纪的漫长黑暗，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教条主义造成的；中国明清以来逐渐落后，则是偏离了孔孟原教旨和经典教条所致。

儒家为主，自由主义为辅

儒家网：当代中国思想界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一些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开始转向儒家，这其中，您和秋风先生最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当年纵横网路叱咤风云的自由派大老「东海一枭」，转向今天的「大陆新儒家」重镇「东海老人」，您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对置身其中的前后两个文化群体，各有怎样的感受和希望？

余东海：人生在世，自立立人最重要，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即在于此，其中更重要的又是自立，为灵魂安一个家。东海2000年前为诗人，兼新诗旧体。思想上为杂家，泛览中西诸家；2000年后「落网」（在互联网上写作）为自由主义者，写政论杂文，同时继续研究儒佛道；2005年归本于儒，写弘儒文章至今。这就是我的人生三期。

我们这一代儒家的成长特别不容易，坎坎坷坷跌跌撞撞，途中任何一点意外，就有可能永远错失这个家，甚至堕落到不堪的境地。从农村到城市，从小诗人、小文人、小商人到文化人，说过多少错话干过多少错事，直到现在，尚且难免小德出入。欢迎旧雨新朋多多监督批评，助我成长和成仁。

曾经爱好尼采、康德们，曾经迷恋道家、沉浸佛学，曾经寄望于自由主义，虽然各有所长，终究未能安心。自由主义长于政治而拙于道德，佛道长于心性而拙于政治。

佛道是出世法，侧重于上达，缺乏下学的基础，缺乏格物致知、开物利用的科学智慧，缺乏修齐治平、制礼作乐及改良革命的政治追求。

唯儒家将世出世间、形上形下、内圣外王打成一片，作用四通八达。要成就个体圣德政治王道，要建设人间乐园实现大同理想，皆非儒家莫属。重回儒家，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宅，也找到了社会的长治久安之路，自立立人，相辅相成，一切豁然开朗。这才是人生中道、政治正道和社会常道，仁宅义路，大中至正，大本确立，乾坤定矣。

当然，佛道和自由主义各有优点。我说过，除了儒家内圣学，佛道两家是最高明的道德学；除了外王学，自由主义是最优秀的政治学。因此我主张「一主三辅」：将佛家道家和自由主义作为中华道统的三大辅统，一统于仁本主义大旗之下，在未来中国的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它们各自应有的作用。

管子是霸道，但在礼崩乐坏、蛮夷猖獗的时代，能够尊王攘夷，相当可取，故孔子称赞曰：如其仁、如其仁；同样，自由主义非王道，但在学绝道丧豺狼出没的时代，能够以人为本，颇有正义，故东海称赞说：很不错、很不错。

遗憾地是，五四以来中国特色的自由派包括海内外民运人士，反儒者众，甚以为憾。自古政治上的反儒派都是负面人物恶势力。五四的一大变迁是让很多正义之士成了反儒主力军。悲莫悲兮正人糊涂，悲莫悲兮好心为恶。其实儒学与自由主义精神相通，自由派反儒家，亦反掉了民主自由的立足点。希望自由派朋友深思。（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