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有其表的战后去殖民化

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台湾表面上举岛欢腾，一派庆祝回归祖国的景象。台湾总督府警务局1945年9月的治安报告坦言：「台北完全成了『支那町』的样子」，「街上的表情，显然已回复到『支那事变』（注：七七事变）前的样子」1。当中国政府的接收人员抵达台湾时，岛内民众展现出空前热情，被日本打压半世纪的中国人意识看似瞬间昂扬。1945年10月25日的《民报》（前身为蒋渭水等人创办之《台湾民报》）就以「民众数万夹道相迎，汽车百辆排成长阵」为题，如实记录了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来台时的盛况：「……沿途民众夹道相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两旁市民，挥动国旗，成一片灿烂旗浪，高呼万岁，似稚字2之见父母归来，其兴奋与痛苦（按：指回归中国的兴奋和日本殖民的痛苦）之回忆，尽流露于眉目之间。」

但是，「流露于眉目之间」的「感性光复」情绪不能替代「理性光复」的深刻省思。当时台湾全岛因摆脱殖民统治所爆发的欢天喜地之情，一部分是被日本人压迫过久所反弹的「补偿心理」，另一部分则是日据时期的台籍中上阶层共犯故意「刷存在感」，试图故作表态来逃避光复后可能面临的汉奸惩治。《远望》2017年2月号社论〈蔡英文不愿面对的二二八真相〉中就引用台独史家张炎宪、翁佳音在为连文卿《台湾政治运动史》写的序，他们明确指出：「不容讳言，日治时代末期，台湾人知识份子（不管右派或左派）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动员之下，他们的国家观、政治观以及行动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影响的。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由于有这一段的历史经验（按：即接受日本反中皇民化动员的经验），导致了战后台湾人知识份子不得不有意或无意识地向祖国做异常欢迎的表态。」足见这些台独人士其实知道：光复初期那种「欢迎祖国」可能是「异常」的，反而多年后这两位独派史家坚持以「日治时代」称呼被殖民时期才是「正常」的。

关于台湾人是否适用「汉奸罪」，抗战胜利后国府高层在台籍人士游说下，为安抚台民维持稳定，决定台湾人不负侵华战争之责3。1946年国民政府司法院正式以〈院解字第3078号〉答复：「……其犯罪主体原不以本国人民为限，惟台湾人民于台湾光复前已取得日本国籍，如在抗战期内基于其为敌国人民之地位，被迫应征随敌作战或供职各地敌伪组织，应受国际法上之处置，自不适用惩治汉奸条例之规定。」但值得玩味的是当时台籍仕绅、媒体对大陆人士口径近乎一致的呼吁。例如，丘逢甲之子丘念台曾当面向司法院秘书长茅祖权表示，应设法释放扣押在内地的「所谓台籍战犯」，丘念台认为多数台人「文官做不到乡长，武官做不到团长，实在够不上做汉奸和战犯的资格。」4台籍制宪国大代表向国府当局请愿称：「应同情（台籍战犯）处境，勿与日犯同等处分……。」5台湾本地媒体也多持「被迫参战」论调，认为不应归罪台人。这些主张大部分台湾青年非自愿参战的观点，似乎与近年来的台籍日本兵相关研究有所出入。6无论如何，国府的宽大处置让未在日军服役和任职伪政权，但在岛内与日本当局合作的台湾人，刚好免于了法律责任的追究。

日本高压统治不只抹除了新生代台青的中国认同，还几乎消灭了有运动性的台湾抗日力量。日据时期具备研究、批判殖民主义能力的台籍菁英本来就少，敢于彻底投入反日运动的革命者更是稀有，经殖民当局血腥镇压而幸存至台湾光复的抗日志士，据统计不足50人7。其余台湾仕绅，只在殖民体制框架内温和地争取「台湾议会设置」与「台湾地方自治」，无意颠覆日本殖民政权。更多的台籍「菁英」则是对日本人灌输的价值体系毫不设防，他们习惯遵循殖民者的标准定位自己和看待世界，相信免受日人歧视的不二法门就是努力变成日本人，甚至进一步成为日本向外侵略的帮凶。

其实，国民政府已注意到台湾有别于其他沦陷区的被殖民问题。抗战胜利前核定的《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虽然未直接使用「去殖民」一词，但明确规定光复后台湾各领域的接收和改造，应以铲除日本殖民势力、谋求台民福祉为原则，其中对文化教育领域的改造更指出：「应增强民族意识，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机会，提高文化水准。」8待抗战胜利后，国府的全国性接收复员计划将各地分为「收复区」及「后方区」，唯独甫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与东北是特殊的「光复区」，并在主持国府「台湾调查委员会」的陈仪及其智囊沈仲九的坚持下，设置事权统一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制度，集行政、军事大权于一体以顺利接收台湾。陈、沈本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念，与隔绝国共之争影响台湾，刻意施行有别内地其他省分的特殊制度，同时启用大量国民党既有派系之外的青年党、国家社会党9成员。但囿于接收台湾人力不足和国民党内权斗激烈等因素，政学系的陈仪虽身兼台湾行政长官、台湾省警备总司令二职，却指挥不了岛内国国军部队及CC派掌握的国民党省党部10，以及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机关。其权力基础不稳产生三大问题：第一，陈仪无力应对国民党各派系因分食不到收复台湾的好处，而利用媒体对长官公署施政的攻讦。第二，陈仪未意识到任何立意良好的「台省特殊化」措施，都容易触动刚解放的殖民地人士敏感神经。第三，陈仪无力阻止国民党各派系腐败人员的「劫收」行径。尽管充满抱负，现实缺陷却处处掣肘陈仪当局，导致长官公署痛失光复后趁势推进去殖民化的历史机遇。

光复后国府的去殖民化主要聚焦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三大方面，特别以政治、文教方面为《纲要》的重点。

一、政治的去殖民

日据五十年间，总共只出过四名台籍郡守，再上一层的州知事、厅长等地方行政首长，以及最基层的街长、庄长几乎全由日本人担任，总督府和各级地方机关内的一般公务员，台湾人也寥寥无几。日本当局在整个行政系统中有意屏除台湾人，正是典型的殖民统治特征。就连台独「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今天被岛内天然独吹捧的「地方自治」、「大正民主期」对日据时代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没什么意义11。对比日人的歧视政策，国民政府的原则却是积极「预备实施宪政，建立民权基础。」（《台湾接管计划纲要》通则第二项）长官公署鼓励台民从受压迫的殖民地人转变为具参政权的国民，不但要发挥地方自治精神，也要建设全中国的政治。因此除了有大量台籍人士出任各地县市长12和参议员外，还有间接选举产生的台湾省代表远赴南京出席制宪国民大会，直接参与全国宪法的制定，这和日据时期台人无法置喙日本国政的情况天差地别。简言之，「作人、作主人、作中国人、作世界人」13就是陈仪及其班底的治台理念，是真正的以民主政治为目标，绝非台独颠倒黑白指控的「外来政权再殖民」。

二、文化教育的去殖民

陈仪领导的团队极其重视台人内心的「去殖民化」，不仅陈仪本人屡次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例如陈仪曾就光复后台湾的师资问题，致函陈立夫：「台湾收复后，应该做的工作自然很多，但弟（陈仪）以为最重要的一种却是教育。」）14，统筹全台教育的长官公署教育处长范寿康更鲜明地主张岛内教育应「完全中国化」。而中国化最迫切的第一步，即台湾人语言使用的问题。日本殖民统治的恶果之一，便是使生于日据时代的台湾年轻世代不但疏离中文，思维方式也彻底日本化。光复后任教台湾大学中文系的语言学家吴守礼，将当时台湾人的语言状态分为老、中、少三个阶段，指出日本化最严重的台湾青年「不但学会了日本语言，有的简直不会说闽南话，实际上是最难脱离日本语的一层。」15自称不擅中文的台独「理论家」王育德也承认：「日语的使用并非仅止于语言的问题。语言是表情达意的手段，学习量达到某一程度，就会引起质变，还会规定思考方式和世界观。」16可以说，日本当局才是打击台湾本地中国文化、制造语言断层的头号元凶。有鉴于此，行政长官公署在1946年成立「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并聘请魏建功、何容等语言学者来台主持，魏、何等人经过实地调研，最终确立以「实行台语复原，从方言比较学习国语」为基本方针的《国语运动纲领》17。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中国「国语」和岛内惯用的闽南话、客家话同属汉语，日本「国语」却是不折不扣的外语；国府在台推行的「国语运动」是殖民地解放后的文化复原运动，日帝在台推行的「国语运动」则是限制本地汉语文的文化殖民。因此，光复后的「国语运动」与日据时期的「国语运动」性质上截然相反。

陈仪的确有心重建台湾社会的中国认同，但他和其余来台的大陆官员、知识分子一样，都忽视了在复归中国的过程里，岛内绝大多数人是未经认真反省地直接变回中国人。大部分台湾人之所以喜迎光复，一是终于摆脱备受压榨的奴隶境地，二是期待自己有机会瓜分日本人留下的政经资源。不管是1945年的回归或者1895年的割台，普通人面临历史遽变时多是随波逐流做墙头草，真正会因反省形成原则、依原则决定行动的有识之士永远是少数。晚清外交家黄遵宪的讽刺诗《台湾行》，便如此感叹乙未抗日时台籍仕绅反复善变的丑态：「一轮红日当空高，千家白旗随风飘，搢绅耆老相招邀，夹跪道旁俯折腰，……噫嚱吁，悲乎哉，汝全台，昨何忠勇今何怯，万事反复随转睫，平时战守无预备，曰忠曰义何所恃？」

事实上，无论台湾仕绅阶层抑或一般群众，都没有对台湾光复与二战结束对个人、对民族的意义进行本质性的思考，也未曾理解什么是「中国」、自己又为什么是「中国人」，顶多只考虑战后的社会治安，以及如何在国府接收过程中维护、扩大自身权益等技术问题。这种肤浅的认知使他们不能区分「政权」和「国家」的差异，使得台湾社会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容易无限上纲成对整个「中国」的嫌恶。战后许多原本号称有「中华民族血气」的「爱国青年」18，在遇到二二八事件的变故后会迅速倒戈台独，精神分裂般的恢复媚日反华皇民意识，就是因为他们一直以主观情绪「感受光复」而欠缺以理性「思索光复」。更关键的是，陈仪等党政要员虽然知道「廓清奴化」的重要性，却低估了殖民体制的威力，看不懂台湾人喜迎王师背后的真实心境。由于陈仪等人被光复初期的欢呼声迷惑，加上国民党当局低估两岸民间的认同对立问题以及执著于发动国共内战的需求，导致二二八爆发时因岛内驻军过少难以平息19，一场打砸抢的骚乱竟延烧变质成台湾政治发展的分水岭。

结论：去殖民化的失败

一国成员拥有共同的「国族认同」，是近代民族国家得以巩固的先决条件。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里，只要认同中华文明的为人处事方式及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国」的一分子，「中国」、「中华文明」都是开放的概念。此外，晚清以前的中国人凭借「民本」、「天下」等价值信念结合成「中国」这个「时空绵延共同体」（按：此概念由大陆学者储建国教授提出），传统中国并没有界限清晰的主权、领土概念，也不存在明确的「谁是／谁不是中国人」这种排他性身分认同20。直到清末西力东渐，中国从「天下」成为「国际社会」一员，西方主权国家体系下诞生的「国族」、「民族国家」等观念才跃身为近代中国人乃至全东亚社会政治意识的组成部分。

有「国族认同」的概念才会有「去殖民化」的问题，但是当1909年中国政府出台《大清国籍条例》，首度以法律明定「中国人」身分时，台湾早沦为日本殖民地。被迫接受日式殖民教育的台湾知识分子，与经历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关键历程的大陆菁英，从此在国族认同的形塑上有了不同甚至对立的经验。大陆人士的近现代经验，是一部对帝国主义侵华，尤其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反抗史；台湾人士的近现代经验，却是日本殖民主义主导下的反华历史。这正是1945年中国光复台湾，和历史上中原王朝从异族手中收复失土的差异处。加上中国国民党又因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国共内战、美苏冷战接连爆发，让光复初期台湾刚起步的去殖民化工作，被国民党当局反共至上的政策实质扼杀，皇民化台湾人错乱的国族认同又和恐共反共情结相结合，随着时间扩大影响，最终一路异化为今天占岛内主流的拒统「台独／独台意识」。

虽然林茂生今日已被视为「台独烈士」，但是若不以人废言，他在77年前的庆祝光复大会上所言仍然成立：光复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