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25日，台籍知识分子林茂生在庆祝光复大会上代表台胞致词时，提出两大重要问题：「第一、何以必须光复？因有失陷，故有光复。失陷之因，在于国民无自觉、无团结，故敌人乘间而入，现在敌人尚在我等周围窥视我们的弱点，想再利用我们同胞互相反目的机会，从中取利，此点，我等务须注意。第二、光复之事业尚未完成，因我等今日不过开始进入光复之第一阶段而已，光复之最后阶段，尚待我等奋斗努力，以期建设富强美丽，自由康乐之新天地，所以我说光复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1

「光复」和「沦陷」是一组相对应的概念，只有先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才会认同1895年台湾割予日本是「沦陷」，进而才能认同战后台湾复归中国是「光复」。但随着岛内的中国认同比例急剧下降，主流论调已认为两岸是「两国」且对岸的中国是「敌国」，「光复」在台人心中早已变质成「终战」乃至中国（国民）政府「占领」台湾。（参考《远望》2016年10月号社论：〈台湾光复了吗？〉）基于此，笔者将这种国家认同错乱导致台湾光复意义流失的现象，称之为「未完成的光复」。本文主旨就是借由分析此一「未完成的光复」之前因后果，说明今日全岛绿化、抗中拒统成为社会主流的历史渊源。

殖民越久越自卑

根据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今（2022）年初公布的民调，日本是2021年度台湾民众心中「最喜欢的国家」（60%）和「最应该亲近的国家」（46%）2。事实上，岛内各大机构长期以来的调查显示，日本一直是台人最喜欢的国家，而且亲近日本的比例在台湾各年龄层中始终占多数。然而，台湾之于日本，早已不止于静态的「喜欢」或「应该亲近」。事实上，全岛正「官民齐心、两党合力」地大力推进亲日反中的「再皇民化」工程，美化日本对外侵略与殖民统治。

今年7月8日，前日相安倍晋三于日本奈良演讲时遇刺身亡。由于安倍晋三生前力主「台湾有事」等同「日本有事」，事发后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即在台北设置场地供台湾民众悼唁，据该协会统计，从7月11日至17日，短短六天到场致意的人数便突破万人3。民进党籍「副总统」赖清德还代表同党的「总统」蔡英文和「国家」，在台湾企业界主办4的追思会上感谢安倍晋三长期「支持」台湾5。而早在2016年，借口「悼念二次大战中献身沙场的台湾战士」的「台湾之塔」纪念碑就已落成于琉球冲绳岛，该碑不仅只字未提日本侵略罪责，反倒强调「当年日台战士皆为同袍、生死与共、荣辱同担」，宣称台籍日本兵参与日军对外侵略（包括侵华战争）是「牺牲一己性命守护他人」的「义举」，蔡英文甚至以「总统」身分为纪念碑题字落款6。这已经是认贼作父，拿殖民台湾的日本当祖国了。

实际上，多年来台湾当局不分蓝绿皆打着「呈现多元史观」旗号，持续粉饰日本对台五十年殖民的罪恶。

国民党籍的马英九担任台湾领导人时，斥资2亿多兴建「八田与一纪念园区」，只为「感念」日据时代监造乌山头水库和嘉南大圳的总督府水利技师八田与一。7马英九宣称应「尊重史实、就事论事」对「有贡献」的日本人加以肯定8，但马完全忽略日本人之所以兴修水利、增加粮产，是为了提高搜刮台湾米粮供给日本的效率，台湾地主和农民却要负担大圳建设费用及高额水租。真正「尊重史实、就事论事」地说，日据当局一切的建设只为日本殖民者服务，而非「贡献」给被殖民的台湾人。更离谱的是，国民党主政的桃园市政府自今（2022）年9月起，不仅容许民间厂商于桃园忠烈祠举办日本神道相关活动，该厂商甚至以「还原历史风貌」为由，在活动期间供奉从日本带来的天照大神分灵9。国民政府光复台湾七十多年后，本应纪念抗日先烈的「桃园忠烈祠」，竟在国民党主政下重新沦为代表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的「桃园神社」！

在媚日反中氛围下，全台各地进一步兴起复建日据时代神社的奇观。以牡丹社事件发生地、日本近代侵华开端的屏东县牡丹乡为例，日本神官佐藤健一于2015年藉「台日友好」之名，重建光复后原已消失的「高士神社」，日本神职人员每年更固定来此主持「春祭」仪式10。面对外界质疑，当地村长坚称以前的高士神社虽然象征殖民威权，但今日重建的新神社却代表友好和解，「是部落与日本民间友人对于纠葛历史的释怀。」11

根据日本殖民当局自己的统计，从日军登陆的1895年至日本大抵掌控全台的1902年止，日军屠杀了逾32000名台湾人，超过台湾当时总人口的1%12。台湾先烈抵抗异族殖民的二十年「抗日战争」13，早于祖国大陆上的十四年抗战，直到1915年余清芳起义失败，大规模武装抗日才暂告结束。受过义务教育的岛内民众，对这些台湾近代史的「知识点」其实不陌生，但依然无碍台湾主流民意（不分蓝、绿）选择亲近日本，肯定殖民统治。支持「台独」的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就曾公开主张被殖民越久的地方越「进步」。讽刺的是，柯文哲向来自比蒋渭水，连自创的政党党名都抄袭蒋领导的台湾民众党，但柯却选择性无视蒋渭水一生奋斗的目标，是反帝反殖与台湾复归中国。日本研究专家许介鳞一针见血指出，弥漫全岛的殖民肯定论，意味着台湾社会至今还笼罩在日本统治的「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阴影下14。

明清治台与日本殖台本质不同

日本殖民台湾的性质与明郑或清廷治台不同。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里，既不存在立足「血缘」的种族主义，也没有为掠夺资源而奴役当地居民的治理模式，而殖民统治的本质，则是一个强势民族以国家机器的力量，全面奴役、剥削另一个弱势民族整体。所以郑成功和康熙将台湾纳入版图，只是中国传统政权在本就属于「天下」范围内的台湾岛上建立有效的统治15；乙未割台，却是中国数千年未有大变局的一环。

中国传统的统治者，向来将天下万民不分地域、族裔视作彼此平等的「天朝子民」，并且只要通过制度性选拔皆有出仕资格。以台湾为例，清政府历来按照台湾的行政层级分配台籍考生单独的科举名额，岛内居民无论什么族群都能一视同仁地投考，再加上全国官吏通用的回避本籍原则，使台湾士人入仕者必定分发至大陆各地任官，直接参与全中国的政治。又因台湾移垦之初文风不盛的特质，甚至促使部分闽、粤读书人不辞辛劳渡海来台冒籍应考，只因在岛内应试更容易上榜。

至于所谓「华夷之别」，不过是按生活模式区分「化内」（华）与「化外」（夷），「华」、「夷」身分是动态流转的而非固定不变的，且「华」不会系统性地奴役「夷」。明郑、清朝时期的汉人移民确与台湾先住民族有过大小不一的冲突，但究其矛盾性质，其一是为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不是有意识的种族压迫，台湾整体汉「番」冲突的激烈程度远不及汉人移民内部的械斗；其二，属于民间自发行为，不是官方故意推动；其三，汉人和先住民族关系的主调是和谐共生，平地先住民（即平埔族）更因与汉人长期贸易、通婚、杂居等而汉化，自十七世纪汉人大规模入台起不过两百年，汉族和平地先住民的族群界线已基本消失16，但汉化的先住民因为仍保有「社籍」，故仍享有清朝官方的相关保障；其四，同属少数民族的清廷为维持台湾先住民生计，厉行「护番保产」政策，并设专门机构负责17。康熙年间曾任台湾县知县、台湾府知府、福建巡抚的陈瑸指出：「......各番社自本朝开疆以来，每年既有额饷输将，则该社尺土皆属番产，......，应任其自为管业。且各社毗连，各有界址，是番与番不容相越，岂容外来人民侵占？」18简明扼要地阐明清政府「理番」逻辑。另外，对于先住民的土地，汉人移民只能租赁不许买卖，若违令则官府往往将该地归还先住民，清政府还在全岛各处划定「土牛沟」，禁止汉人随意侵垦先住民活动领域。

总之，明清时期台湾人民的政治、经济地位无异于大陆人民，文教领域则和全国各地士人共享同样的甄选机制及儒家价值观，台湾少数族群的生存与产业更是受政府一以贯之的保障。

与传统中国政权呈现鲜明对比，日本殖民当局在近乎所有层面对台人施行不平等待遇，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同步推进。政治上，殖民地台湾人的地位是低于日本人的「次等国民」，扩大到整个日本殖民帝国的族群等级里，台湾人被放置在日本人、朝鲜人及琉球人之下的鄙视链最底端19。纵使在台湾岛内地位最高的台籍仕绅，也顶多担纲总督府评议员、日本贵族院议员等仪式性角色，殖民地的中上层行政官吏被日本人垄断，台人几无法出任岛内各级地方机关的实权首长，遑论东渡日本任官（除了少数几位法官）、参与殖民宗主国国政。

经济上，甲午战争和乙未割台打断了中国人自己主导的现代化进程。晚清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洋务派大臣在岛内推行的一系列新政，原是中国人复兴本民族的自强运动之一环，日人据台后却将其成果收割、异化成殖民地型态的经济结构。殖民地型经济的核心是竭泽而渔的掠夺，一切服务于殖民资本，即便殖民当局愿意和被殖民者中的权贵阶层分享部分利润，也不过是稳固殖民地秩序的暂时性措施。由于清代台湾经济、文化水平已有相当发展，加之日军登陆时台人部分仕绅激烈抵抗震撼日本朝野，因此被迫将台湾地主仕绅阶级尽可能纳入殖民体制，培养亲日台籍权贵助力殖民政权。但日本当局在统治期间依旧通过多种手段，削弱台籍地主、限制台湾本地民族资本、扶植日本垄断资本及利用官僚资本控制全岛命脉等，确保日本人具备压倒性经济优势，使台湾地主、资本永远处于经济结构中的附属地位20。待二次大战结束时，岛内最大的地主和代表性垄断资本已是日系的制糖会社。

教育上，日本殖民当局厉行愚民政策。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于1903年的学事咨问会公开称，殖民地教育应首重推行日语，避免智育开发，「只知教育是好事，未经深思熟虑，便贸然开设学校，乃是贻误殖民政策的做法。」21在初级教育阶段，台湾子弟只能就读「公学校」和「蕃童教育所」，其师资、教学质量明显不如专供日人的「小学校」，到了中高级教育阶段，日据当局限制台湾青年学习可能动摇政权稳定的社会科学，仅允许选择医学、农业、工业等有利殖民事业的学科。日本无条件投降前一年，岛内唯一的大学「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总计有357名学生，但台生仅85名，且其中的80名是医学生。至于台湾民间保存中国文化火种的汉学私塾，1898年全台尚有1707所、学童29,941人，在总督府严格监督取缔后，1939年仅余17所、学童932人，日据后期则彻底关闭所有私塾，禁止汉文教育22。中高等学校毕业后的殖民地台湾青年，被允许从事的社会地位最高的职业，是私人诊所医生和律师，次一级是学校教员、基层警员等下级公务员，再次一级是农会、各类合作社职员，此外几乎「毕业即失业」，地主阶级子弟多半只能回家从事「土地出租」行业{{戴国𪸩：《台湾近百年史的曲折路》，《戴国𪸩全集》第5册，台北：文讯杂志社，2011年，第125页。}}。长达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台人负担殖民地多数税赋，教育资源却是由日人独占。

在台湾少数族群的治理政策上，日据当局与传统中国政权有着天壤之别。日人据台的最大目的是「殖产兴业」，特别垂涎山区丰富的天然资源。1895年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宣示：「若欲拓殖本岛，非先驯服生蕃。」因此总督府的「理蕃」政策一开始就以经济开发为主。台湾先住民完全被排除在殖民地法制之外，不享有基本人格及尊严，若阻碍「殖产」便没有生存的机会23。日本人不仅用通电的带刺铁丝网大范围圈禁山地先住民，严格限制其出入自由，甚至不惜动用飞机、大砲甚至毒气屠戮反抗的部落24。此外，各山地部落的日籍警察（且通常兼任「蕃童教育所」教员）平日主要职责便是监视居民，权力之大犹如「土皇帝」。日本当局利用讲日语、敬天皇、信神道等方式积极「开化」台湾先住民，力求彻底「驯化」岛内少数族群。另一方面，日人又刻意挑拨先住民和汉人的关系，制造台人内部隔阂，旅日台湾学者戴国𪸩回忆自己中学时指出，「当年的山地青年同学在我们新竹中学者，始终受到日本人的『特别』庇护，他们讲日本话比我们灵活，......，我们之间建立关系尚要等到光复后。」25由前文可知，日据总督府以日本化为最高指导原则，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限制殖民地人民的政治晋升渠道，垄断台湾经济资源，易中国之风为日本之俗。虽然日本人和台湾人的数量始终比例悬殊，但日人凭借迥异于传统中国的近现代治理手段全面掌控岛内政治、经济、文教领域，台湾人事实上仍相当程度地被日本所同化，并且因外在压迫产生内心困惑，又因内心困惑导致精神臣服。

日本殖民统治遗下的创伤

在殖民体制的结构性压迫下，被殖民者必然失去物质与精神层面的自信和自主。因此台湾人在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奴役后，如何透过「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26工作清除民族、阶级的双重压迫，批判日本殖民者本位的价值体系，重拾自己在思想、文化上的自信，和建设不再受日本殖民体制影响的政治、经济自主性结构，便是殖民地解放后台湾的首要任务。遗憾的是，日本据台五十年在岛内制造出「殖民地共犯结构」和「被殖民价值体系」二者合一的「殖民地创伤」，但由于国民党当局去殖民化工作的缺失，使得被殖民的精神创伤并未随着台湾光复痊愈，反而转化成台湾人内心某种隐藏的情结，不断牵动战后至今台湾社会的发展。

一、殖民地共犯结构

台湾是汉人主导的移垦社会，移民的主体不是读书人，而是大陆东南沿海的底层农民组成，所以台湾先天缺乏作为传统社会中流砥柱的士家大族。在明郑、清廷三百多年的治理下，移民后代才借由科举、捐官、经济经营等途径建立起台湾本地的仕绅阶层。1895年台湾民主国运动失败后，台绅领导的抗日力量一则不甘受辱内渡大陆，二则被日军屠戮殆尽，导致日本殖民者占领初期，台湾基本没有能领导全岛的本土政治势力。但殖民者为了压制数倍于己的殖民地人民，又必须在被殖民者里寻找中坚分子合作，向对方让渡有限的权力及资源以巩固殖民统治。鉴于岛内士人大量流失，心向中国的台籍仕绅如丘逢甲、林朝栋等人多返回大陆原乡，仅剩基层秀才与少部分举人留台，日据当局转而笼络全台地主阶层和依附日人的投机分子，将其纳入殖民体制外围，共同编织出错综复杂的殖民地共犯结构网，其收编对象中以鹿港辜家、基隆颜家、高雄陈家、板桥林家和雾峰林家等五大家族最具代表性。其中除了积极抗日的雾峰林家、消极避战的板桥林家发迹于清代27，因殖民当局无力扑灭故不得已与之妥协外，其余辜、颜、陈三家皆是由于配合日人甚至协助侵略者捕杀抗日义军，获得日本人扶持而富甲一方的新生权贵家族。台湾光复后，凭借当「汉奸」得利的几大家族在冷战内战双重反共体制的庇护下，不仅未遭国民党以及今天的民进党当局以「转型正义」惩治，反倒继续在岛内政商两界呼风唤雨，掌握台湾社会的政经命脉，成为一代又一代趋炎附势之徒的「典范」。

尽管罪犯也有「正犯」、「从犯」之分，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确实不是台湾人民乃至全体中国人民的错，但部分台籍「有力者」（以及大陆日占区的汉奸）被日本当局引诱或主动分享殖民统治的利润，也是不争的事实，历史责任不是用一句「孤臣无力可回天」的感叹便能抹去。

二、被殖民价值体系

台湾旅日学者戴国𪸩总结殖民统治的性质，指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不论古今中外历史，都未有不具歧视的殖民地统治。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歧视对待，殖民地统治就不能成立，即使是成立，也有歧视的程度轻重、外表糖衣的巧拙之别。」28正是基于这种统治状态，导致绝大多数被殖民者面对殖民者时，都容易产生低人一等的人性扭曲，从而驱使被殖民者主动接受殖民宗主国的精神征服，寻求殖民者的认可。

以日据末期的「皇民化运动」为例。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为动员殖民地人力物力投入侵略战争，同时彻底根除台湾人的汉民族认同，日本殖民当局开始推行颇具军国主义色彩的皇民化运动，该运动虽然只存续短短8年（1937-1945年），却是日据五十年中同化台湾人的高潮。广义的「同化」可依「同化成何种人」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驯服的「奴隶」。例如美国南北战争前南部各州黑奴，在法律上是可供买卖的「物品」而非完整的「人」，但因黑人整体虔信基督教，在价值观层面失去反抗意志，最终被美国白人成功驯服。第二类，是驯服的「次等公民」。例如现今被日本政府所统治的琉球人与阿伊努人，纵使在日本法律中应是完全平等的民主国家公民，现代琉球群岛及北海道在日本法律上也非殖民地，但日本政府和社会仍对琉球人、阿伊努人等少数民族存在有形或无形的大量歧视，琉球人、阿伊努人等少数民族实际上是日本政府辖下的「次等公民」29。第三类，则是真正平等的「同胞」。例如，今日中国汉族内存在的语言风俗相异之「族群」，就是长期对周边民族汉化、接纳的结果。古代中国以「意识形态」（儒家）和「祖先崇拜」（炎黄神话）将各民族统合在共同的秩序下30，同化后的「华夏族/汉族」新成员与旧成员完全平等，享有一样的「编户齐民」权利及义务。

日本殖民当局透过各种渠道，向台湾岛内所有民众灌输忠（日本）君报（日本）国的「皇民精神」，企图将血统上没有资格作「真正日本人」的殖民地人民彻底改造为次一等的「精神日本人」。即便日据时代能接受完整教育的学童有限，但是皇民化运动本质上是控制一切的战争总动员体制，所以成长于日据末的台湾青少年几乎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值得注意的是，皇民化运动其中一项独特处，在于其并非完全的强迫，而是以物质利益为基础构建出一套等级秩序，吸引想改善生活的弱势殖民地人民主动响应当局号召31。皇民化运动主要包含「国语（日语）运动」、「改姓名运动」、「志愿兵制度」与「改信神道教」等四大领域，其中尤以志愿兵制度效果最突出。虽然1945年日本才在台强制征兵，但自1930年代晚期开始，许多皇民化青年便已踊跃报名成为「台籍日本兵」，狂热的军国主义年轻人（例如日后继承蒋经国反共拒统路线的李登辉，以及皇民仕绅辜显荣之子辜振甫）甚至为了投身军旅争相写「血书」向日本天皇表忠，用「自残」手段乞求日本人接纳。受皇民化运动荼毒的台湾青年男女，尽显「皈依者狂热」的扭曲心理，在战场上往往表现得比日本籍士兵积极，视投身侵略战争为「荣耀」和「（日本）国民应尽的义务」32，例如在战俘营里，台籍看守对盟军俘虏的凌虐常比日籍士兵更残酷33。台湾光复之初，这些「精神日本人」先是隐藏内心的日本情结，直到1970年代国民党当局因失去联合国中国代表权而被迫推行「本土化」后，皇民化世代才开始敢于公开缅怀日本殖民，并通过「悲情意识」逃避当年自愿协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罪责。除了皇民化运动严重毒害殖民地青少年外，1895年以来的分离也使海峡两岸产生不同甚至对立的历史经验，两至三代长于太阳旗下的台湾人习惯从日本观点看待中日关系和东亚全局，思维早已不知不觉地日本化，被日帝征服的精神状态也为战后岛内身分认同冲突埋下了伏笔。

从台湾回归中国的结果来论，日本当局同化全台湾人的总目标看似失败，不过日本殖民者建构的价值体系确实混淆了台人的国族认同。战后台籍知识分子单纯地认为，新台湾的建设将以他们为中心，「以为只要接收总督府就行，一切就成了。」不只对当时全中国政治局势不甚清楚，也未意识到经历殖民统治的台人在生活和心理上已与大陆社会有了隔阂，台湾人其实是「『不完整』的中国人」34。而国民党当局不愿彻底清算的日据殖民地共犯结构，又反过来对认同问题起到掩护作用。总之，蒋介石、蒋经国极端反共的意识形态，以及把（国民党）政权利益置于（中国统一）民族利益之上的作法，使得日据时代遗留的媚日反华观不仅没有被矫正，甚至持续发挥破坏力，最终导致「反共」、「反华」合流，成为今天岛内分离主义的思想养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