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四」我有一个反思，不是完全否定它，是把它拉回原形。

为什么？现在对五四这个节点的定位，放到近代史背景看是一个很大的错位。

我们现在有两种思潮，一种是左派的革命叙事，它认为五四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节点，标志着工人阶级走上了历史舞台，还有什么组织准备什么的，在这几大论证基础上，「五四」就成为一个新纪元的标志。

右派也把「五四」当做自己历史观的「阿基米德点」，把「五四」当做一场启蒙运动，就形成一个启蒙的叙事。

一个革命叙事，一个启蒙叙事。这两套东西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两个主旋旋律。一个是在民间，另一个在官方，都把「五四」当做自己的图腾，但都是从一个未来的乌托邦目的、目标出发，一个是要建立理性王国，另一个是共产主义，五四都因这样的起点而获得自己的历史地位，获得不同的神圣性。

我这里谈反思，实际上要把「五四」从那两种宏大叙事中抽离出来，将它重新置于它原本所属的近代史的脉络里面，当做近代救亡运动的一个环节去看待。

当时人们的心理、人们的情感，还有对社会问题的判断，都是基于近代的救亡语境，处于救亡的需要、焦虑。那么救亡的主题是什么？实际上是救国之亡，救种之亡，救文化之亡，康有为搞了一个「强学会」，「强学会」的宗旨就是「保国、保种、保教」。1

所以，救亡实际上就是救国之亡、种之亡、文化斯文之亡。如果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在康有为那里国家、民族和文化三者之间是结合一起互相贯通的；而五四那里，这三者的关系断裂了，保种不变，文化被视为保种的障碍，国也需要重组。

与此相应，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俄国的因素进来了，西方法国的启蒙话语进来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是没有分辨的，李大钊也罢，陈独秀也罢，或者说胡适也罢，他们是唱的一个调，吹的一个号。

因为他们把文化视为问题最后的本质，在他们那里「中西」的问题也就是文化的问题，有一种启蒙的思想和一种红色的革命思想，这两个东西做为对传统的替代。

尽管如此，在这帮人的心目中，引进这两个话语都是为了救亡，是做为一个手段，做为一种工具，做为一个方法引进来的——那个时候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宗教救国等口号很多，都是为了救国才引进的。包括走俄国人的路，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还是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救中国的工具。

所以说，这些思想都是做为救亡的工具被引入中国来的。可是随着后来时局的变化，这样一种工具成为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新的历史哲学，把整个救亡的初衷和目标都给吞并、改造了。

就是说，确立无产阶级做为历史的承担者，一个救世主，确立共产主义的目标，然后把中西方的文化，中西方的冲突，明明是救亡，保国保种的问题，那完全是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对抗，把它转化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对抗，说我们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我们文化的落后，并且反过来得出一个荒谬的理论，西方人过来不是打我们的，而是给我们送来先进文化的，这就是一个很荒谬的转化。

这在把本问题复杂的同时也把它简单化了——本来是在救亡，是保国保种保教的，可是在左派那里成了阶级的解放，在自由派那里成了个性的解放。

换言之，历史的主题运动的方向都改变了，经过这些方面的改写，加上两种力量的主导，革命叙事与启蒙规划在政治舞台上和思想文化上全面铺开，当然加上政治的变化和经济的变化，使得这两种声音获得巨大的市场，还获得一定的解释力。

近代史救亡的主题被改写被吞并，这就是问题所在。反思，首先就是把它拉回救亡语境，其次就是根据这个救亡的目标和价值，对这两种宏大叙事做一个评估——它们的效应如何？阶级革命能够救亡吗？个性解放能够救亡吗？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我认为，答案都是否定的。阶级革命、斗争、专政最终就是撕裂社会，「文革」重现，共产主义乌托邦就更不用说了。

那么个性解放呢？人身自由、财产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但人都是历史的存在，个人的权利、社会的整合、国家的规范一个也不能少。把个体价值逻辑上绝对化、方法论化完全不成立，就跟用阶级划分代替士农工商一样，是错的。

个性在政治上来讲是不重要的，个人是镶嵌在社会这个整体的版块里面的。没有主权、没有文化、没有社会和谐，个性根本就谈不上。所以，这都是僭越，如果说左派是篡逆的话，右派就是僭越。

我们今天要纠正这两个偏差，把五四重植于救亡语境中，根据救亡，根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价值座标，给它们做一个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