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對日抗戰勝利70週年，也是臺灣光復70週年。說起抗日，當然要提日本侵華，而日本侵華，實又始於1874年的臺灣「牡丹社事件」。從此日本一步步布設了從琉球而臺灣，從臺灣而全中國的侵華大計。此所以唯待全中國抗日勝利了，做為中國一部份的臺灣也才同時有了光復之日。

牡丹社事件的幾個關鍵當事國，除了中國、日本，還包括美國。昔日日本的戰略思考，乃當今美國所謂「第一島鏈」這個地緣政治的雛形；而其切入點，則是中國傳統「天下觀」裡的中土與邊藩關係。

天下秩序中的中土—邊藩關係

自周（公）孔（子）思想建立起「為政以德」、「王道天下」這個統治權正當性以後，中國歷代就或多或少體現著對內講究民本、對外標榜各族群和合共存的政治傳統。以「華夏」、「四海之內皆兄弟」彰顯諸夏並存的「天下」秩序，以「近悅遠來」、「協和萬邦」做為明君英主追求的統治目標，即其部分表徵。

而隨著「天下」由周的封建體制演進到秦漢以後的中央集權，做為政治與文化核心的中土、「中國」，遂由周王直轄的王畿，擴展至皇帝相當程度有效統御的範疇，而天下秩序中的邊藩，也由「以藩屏周」的封建諸國，轉變為中土四圍的各民族居地。「藩」字儘管逐漸簡化為「蕃」、「番」，其借以指稱中土周邊族群則始終如一（換言之，「番」字原無貶義）。

於是我們不難發現，中國歷朝中土與各邊藩之間，只要彼此和睦，則其關係依據親疏遠近，可以是從直轄、（各種程度的）半自治、自治，到（各種頻率的）朝貢、甚至全無互動的這個光譜中的任何一種，形式不一而足；對許多地方、民族而言，天高皇帝遠，天子不過是天下秩序裡的共主。因此，中國所形成的多民族國家，在仁義禮智的普世價值下融入的血緣越來越多，卻又保留著活潑多元的族群色彩；另一方面，邊藩民族一旦入主中原，卻也爭相代表這個天下秩序裡的普世價值。Martin Jacques與張維為稱之為「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al state），而迥異於西方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同時，這個「天下國」沒有具體、固定的疆界，而有別於西方的主權國家。

清朝將臺灣納入中國的大一統版圖以後，對臺灣原住民採取的政策，便是上述傳統的延續：一方面將儒化程度高的平埔族與漢移民等同視之，納入直轄，一方面對其他原住民依儒化程度高低予以區分，並據以設立番界以保護其半自治或自治空間，或設通事以利溝通。

近年臺灣有些人既不諳歷史，又崇洋媚日、自輕自賤，竟謬稱臺灣溫泉的開發、林礦的大量開採，都要歸功於日據時期日本科技文明或殖民制度的高明有效。殊不知不但原住民早已活用許多天然資源，而且清政府未嘗在臺大規模開發山林資源，係因其早自臺灣納入版圖之初，即已明令保障原住民的生存空間，可見清朝乃「不為也，非不能也」！

臺灣考古發掘與原住民關係圖譜。由下而上，表示時間上由早而晚；由左而右，表示空間上由北而南。來自底部的箭頭，表示直接來自島外的移入者。

長期各自為政的臺灣原住民社群

臺灣的「原住民」，有先來後到。其最早來者，與考古發掘距今四五萬年前的長濱文化、網形文化之間，或與距今六七千年至四千多年前的大坌坑文化之間有無承續關係，已不可考。而最晚進入臺灣地區的達悟族，時間在距今五百年前，甚至晚於元朝即由福建永春、南安遷臺的漢民或某吳姓支派（根據族譜）。究其來源，則有所謂的南島語族，也有來自於東亞大陸者，如芝山岩、圓山、十三行文化的住民都是。

所以，何謂「原住民」？臺灣位居歐亞板塊東亞大陸棚邊緣這個客觀事實，使得漢移民和許多原住民一樣，生活圈很早就無甚技術障礙地自然延伸到了臺灣（起碼是局部的臺灣），而且明鄭以前，漢人移入形式與性質主要（雖非唯一）是民間而零星、和平的，意在維持交易或謀生。當荷蘭人帶著國家授權使用的槍砲與基督教聖經進駐南臺灣時，早已熟悉閩南語「麵線」、「豆油」的南部平埔族，卻排斥荷人到不惜冒死設陷報復，如荷蘭第一任大員長官宋克之死即是；後來聽聞國姓爺即將來臺，便又不願出席荷人主持的地方會議，甚至引頸期盼國姓爺早日趕走荷人。總之，「原住民」一詞，用於統稱歷來以部落或部落聯盟為單位而各自為政、認同互異的部落社會，是無效的，也不能用來排擠自然移入的各族群（包括早期漢移民在內）和平居住權之正當性。

《臺灣府志》等清代臺灣諸方志中所謂臺灣向為「無主之地」，此「主」亦非所有權人、使用人之意，而是傳統「共主」、「作主」的「主」，即決策、領導之意。因此，臺灣長期為無主之地，乃歷史事實，其概念來自中國多元和合共存的天下觀，迥異於西方傲慢的白人沙文主義；而直到清朝，臺灣住民（包含原住民）才第一次有了共主、一致的國籍。此所以方志既說「臺灣向為無主之地」，又說「臺灣自古屬於中國」，毫不矛盾。而儘管番界之外、「後山」之地，乃清廷並不直接介入的「化外之民」活動的「化外之地」，然其一旦有事而求助於「共主」，則清廷只要力所能及，仍會派員平定，然後退出。例如1816年前後的「郭百年」事件，臺灣總兵武隆阿逐出越界侵墾的漢民、拆毀其居住防禦工事，然後地歸番社、立碑重申墾禁，即是一例。

日本的大國夢與片面最惠國待遇

日本想與強鄰中國分庭抗禮，早自六、七世紀之交聖德太子攝政的推古女皇時代，日本開始創造「天皇」及其神話，其對華國書中自稱「天子」而不同於稱王的朝鮮、越南，即已初露苗頭。此後，以日本為中心的翻版「夷夏」觀念逐步確立。至豐臣秀吉以天皇征夷大將軍之姿叱吒日本時，甚至揚言遷都北京，「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于億萬斯年」，取中國而代之。腹地相對狹小、資源相對匱乏的島國日本，其對華情結及大陸夢，簡直可用俗話「羨慕，嫉妒，恨」來一言以蔽之。豐臣雖兩度妄圖藉朝鮮、臺灣互為犄角以挾制中國，都告失敗，抑鬱而終，但島國日本的大陸夢，仍遺傳到了繼起的德川家康、直至「大政奉還」後明治以降的日本帝國。

屏東高士佛社排灣族原住民，是日本侵華最早的受害者，也成為1910年日本對國際展示其帝國主義事業的樣板。

大陸夢未及成真，1853年美國黑船轟開日本德川幕府以來的鎖國令，次年日美簽訂《日美親善條約》、即《神奈川條約》，隨後英、俄、法等國也起而效仿，紛紛與日簽訂「親善條約」，而其神髓幾乎就複製了1840年的中英《南京條約》——日本被迫開埠通商，列強對日取得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協定關稅、設立租界等各種特權。

中英《南京條約》，是近代以來中國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國訂約之時，除了國家實力的現實因素外，久於以德服人的政治傳統，加上未曾真正面臨過「亡天下」的威脅，中國即使明末以來已與西方國家接觸了兩百多年，仍始終猜不透列強腹中繼續醞釀的伎倆。在此背景下，中國卻首先就被迫簽訂了片面最惠國待遇，讓任何一國新從中國取得的有利條件，他國都可要求「利益均霑」。從此，既促成列強協同對華分進合擊的合作關係（例如，才因歐洲克里米亞戰爭生隙的英法俄三國，對華卻合作扮演黑白臉，藉由英法聯軍之役迫華簽訂新約），並每欲借小事以擴大，從而也使中國面對列強生事時投鼠忌器，每欲大事化小。而這又反過頭來鼓勵了列強，讓中國難以掙脫其蠶食鯨吞（直到二戰結束，中國做為戰勝國之一取消不平等待遇為止）。後來，日本在台發動牡丹社事件，後人每譏嘲中國打贏卻簽訂喪權辱國的《中日親善條約》，間接承認了日本對琉球的宗主權；其實，片面最惠國待遇才是使中國急於謀和的真正原因。

然而日本雖也與西方列強簽有片面最惠國待遇，卻因地緣政治，改變了這個宿命。

地緣政治與美日合作

就在美國轟開日本國門的1850年代前後，日本已有人從蘭學（即西學）中吸取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並應用於解決日益嚴重的外患問題。對於相信王道天下價值傳統的中國人來說，認同弱肉強食原則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毋寧只是認識西方的一個窗口；但對日本而言，卻是毫無捍挌的學習對象。例如幕末集「海外發展論」之大成的左藤信淵（1769-1850），即力主經由「混同世界，統一萬國」，躋身西方人眼中的第一等國家、即吃人的國家；而其方法，則是檢軟柿子吃、「自弱而易取始」——從受清廷保護而人口稀少的「龍興之地」滿州入手，切斷中土與朝鮮的連結，「則朝鮮、支那，皆次第可圖矣」。及至「黑船事件」發生未久的1850年代末，眼看英法即將效法美國取利於日本，鹿兒島藩主島津齊彬也說：「法既得志於清，勢將轉向而東。先發制人，以今日之形勢論，宜先…取清國之一省，而置根基於亞東大陸之上，內以增日本之勢力，外以昭勇武於宇內，則英法雖強悍，或不敢干涉我矣。」而其方法，吉田松陰（1830-1859）在其繫獄之作《幽囚錄》中「論保日之道」時，進一步發展：「北割滿州之地，南收臺灣、呂宋諸島」以制華；1870年代之初成富清風的〈台灣地方覺書〉更予以完備：「台灣島位於琉球番之西南，實吾皇國之門戶也。如果該門戶不能堅守，出則無法控制西南各國，入則無法捍衛皇國」。於是「滿州—朝鮮—日本—琉球—臺灣—呂宋」這條從豐臣秀吉以來即隱約成形的制中外環，即20世紀中葉以來美國口中的「第一島鏈」，此時戰略完全成熟。而其南向發展的第一步，即在併吞琉球。

然而綜觀日本的大陸夢、環中國以制中的戰略，若非美國為其提出理論基礎（「東亞文明月彎」概念、「無主之地」論，後述）、鋪平道路，怎可能成真。而其間的關鍵人物，就是1850年代巡曳於太平洋西岸的美國海軍提督培里（Matthew C. Perry），以及一度做為美國廈門領事的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又名李讓禮，1830-1899）。

培里在轟開日本國門後，接著曾藉由營救在臺遇難美商之機，派員訪問了基隆港，還強占了打狗（高雄）長達7個多月之久。培里積極建議白宮佔領或購買臺灣。然美國不但擴張起步晚於英法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國力也明顯低於他們，而美國國內還因黑奴解放問題逐步陷入南北戰爭，使其無力並無心於在歐洲列強已深入經營的臺灣等地與之正面衝撞。儘管如此，美國已清楚知悉臺灣做為中國的一部份、東亞的外環，因此而對箝制中國、控扼東亞所具有的地緣價值（並且至今仍然有效）。於是等到南北戰爭結束，美國即加緊展開臺灣對美國在亞洲的戰略佈局了。

李仙得，從美國南北戰爭中受傷退役的獨眼將軍，1866年出任了美國駐廈門領事。次年美國商船「羅發號」（the Rover）觸礁沉沒於台灣東部外海，而其生還者在登陸琅���（今屏東）後卻遭土番殺害時，李仙得即擔任美國與清政府交涉的代表。此時清廷為洋務分身乏術，對邊疆已感力有未逮，故乃以琅���位屬「生番」地界，朝廷不宜介入「化外之地」為由推託，期以讓美國知難而退。不料李仙得決定於1869年親自來臺交涉。此後在英人走私臺灣樟腦引發的糾紛裡，以及無數的教案、商務糾紛裡，都有了這位獨眼將軍的身影。

李仙得從擔任廈門領事以來累積的中國經驗，讓他瞭解到傳統中國的中土—邊藩關係裡不同於主權的宗主權，以及不平等條約裡「領事裁判權」對列強、中國分別發揮的作用。而李仙得此番進入琅���與18社總頭目卓杞篤談判取得的協議，及其能用閩南語以及部分土語而與18番社溝通的語言能力，又使李仙得迅及被視為「臺灣番界」通、中國通，並對所經之地完成了完整的測繪。而清廷有關於「無主之國」、「化外之地」的說詞，雖僅是一時的推託，更引起了李仙得的注意，後來並援引利用。

布局

與此同時，在李仙得的建議下，1871年美國駐日公使德朗（Charles E. De Long）呈文國務院，主張「日本與中國不同，美國應歡迎日本成為盟友；與中國有衝突時，文明諸國應視日本為一夥伴。」對於西方國家來說，直接統轄東亞地區，難免鞭長莫及，於是英美等國開始把日本從被掠奪者，拉為協助自己壓制東亞的合作夥伴。1872年李仙得遂辭去廈門領事之職（之前安排了許多假動作），並以返美過境日本橫濱為由，在美國政府的授意下，經美國公使引介而與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有了接觸。

明治維新啟動後的日本此時，內有大量士族失業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壓力，外有對外擴張以免淪為列強魚肉的強烈願望，又適逢琉球國宮古島、八重山漂民在臺灣「化外之地」遇難未久。李仙得乃以其參與處理羅發號事件的經驗，提醒日本政府「臺灣雖受清朝管轄，但其政令不行，對人民也不能保護，既無有效統治之實，乃一無主之地，日本可趁此良機佔領台灣」。於是一方面，李仙得提供給日本相關訊息，包括詳細地圖，協助雇用外籍軍人、承租船艦、購買軍火的保證，以及明明與遇害事件無關、卻具有戰略意義的攻台路線之規劃（包括藉由阻隔澎湖以快速切斷臺海兩岸的聯繫），給日本侵臺以具體而完整的協助，並促使明治政府於1872年私自強行廢止琉球王國，改設琉球藩，以令制國的地位將其置入鹿兒島縣，以為日後日本以保護「國民」（當時琉球同時向清朝和日本朝貢）、質問生番為藉口而出兵臺灣鋪路。

另一方面，李仙得在1873年他給日本的備忘錄中，最早提出了日本做為「東亞文明月彎」的概念：「日本、朝鮮、琉球、臺灣這個半月形地區，在日本領導下，將是亞洲現代化的重心，為了亞洲未來的繁榮，日本向臺灣用兵既是應然、也是必然。」這不但為日本出兵臺灣奠定了基於優勝劣敗、弱肉強食這個原則的理論基礎，蒙蔽國際視聽，而且由「文明日本」領導的「東亞文明月彎」概念，也是此後日本打造「大東亞共榮圈」的起手勢。一如《後藤新平正傳》一書所述，「這個年輕的帝國，正在開始實施由李仙得忠告而發起的堅固的新國策——大陸政策，即北起樺太（即庫頁島）、南到臺灣，由一連串島嶼完成對支那的半月形包圍，更要控制朝鮮和滿洲，否則就無法保障帝國的安全，控制東亞的時局。」

結論

美日首次聯手制華，始於合作侵臺，而侵臺始於協力發動「牡丹社事件」。其所以如此，日本主要是基於其腹地狹小、資源有限，因而後援無力，無法獨力完成擴張夢想；美國主要是因為地理區位上距華天遙地遠，國際實力上受到他國先馳得點的干擾，而不便直接涉足的現實。美日聯手、相中臺灣，則都是地緣戰略的考量。美日聯手侵華，並非哪一方誘導另一方所致，而是彼此順藤摸瓜、相互利用；美、日對這段歷史的任何「脫罪論」，都是誤導、隱瞞。

一方面，美日聯手侵華的歷史自此一直發展至今，中間除了太平洋戰爭短短的四年因為美日資源競賽而中斷之外，戰後美日立刻又或暗或明地迅速恢復了同盟關係，昔日為日本擴張主義服務的「東亞文明月彎」，更已幻化為今日美國壓制中國、控扼西太平洋的重要戰略——環繞東亞的「島鏈」。

另一方面，在當今由西方國家主導的世界秩序裡，昔日由中國天下觀積累而成的中國多民族國家，繼續受到西方以人權與主權觀念挑戰中國的族群關係（包括原住民），並以此做為動搖中國內部凝聚力、支解中國的下刀處。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但美國總統歐巴馬和國務卿克里於9月2日發表的紀念二戰太平洋戰爭結束70週年的書面聲明裡，竟然著重提及美日和解，強調「美日新關係時代開啟」，卻沒有提及中國。美國就像昔日一樣，願意繼續充當日本胳膊往外彎、躋身東亞高位的底氣，以聯手壓制東亞文明，對此，我們不能不知。

此外，臺灣做為中國的一部份，臺灣的命運是中國的縮影，這是自然，也是必然。在乙未割臺兩甲子、臺灣光復70週年的今天，我們必須知道唯待全中國的抗日、抗美勝利，才有臺灣不再受到美日干擾的日子，臺灣住民也才真正能有昂首闊步的人格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