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留学异国饱受民族歧视的闻一多，写下一组七首的爱国诗歌《七子之歌》，他把当时中国被列强割据的七块殖民地（或租借地）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及大连，比喻为被迫离开母亲怀抱的七个孩子。长期以来，中国大家庭的骨肉分离，带给全体国人莫大的痛苦与伤害。凡是有血有肉的中国人，无不和闻氏一样，希望七子早日回家。唯有全家团圆，同心协力，中国人才能重拾应有的尊严与福祉。

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历经无数的牺牲、奋斗，如今七个孩子当中的六个总算回家，中国的统一与复兴也接近完成。但遗憾的是，七子之一的台湾竟然一再拒绝回家，甚至还认贼作父，援引外力与自己的祖国为敌。台湾的拒统，给予强权勒索、牵制中国的机会，使中国无法成为有尊严的正常国家。两岸的分裂，造成台民认同错乱、是非颠倒，使台湾无法成为健康、正常的社会。

台湾认同错乱，颠覆夷夏之防

与港、澳等六地相比，台湾问题格外棘手。因为前六者回归之前，都被外族统治，「夷夏之防」让六地的绝大多数民众仍自认是中国人，都以回归祖国为念。但台湾自从1945年光复以来，明明一直是被中国的政权统治，然而这个政权仅在短暂的1945-1949四年间不曾刻意离间两岸。在此之后70年，国民党于岛内精心培育的内战仇恨及其遗绪，让台湾民众敌视对岸同胞甚于把台湾当棋子、当禁脔的美、日。「夷夏之防」的内涵在台湾被彻底颠覆：对岸是「夷」，台美日是「夏」。如果散播反中、拒统理念的是外人，岛上国人较易生戒心；但引领台民走上反中、拒统歧路的，竟是背弃1912年立国理念的中华民国政府！当「中华民国」以冠冕堂皇、似是而非的理由拒绝「中国」时，不但极易混淆、误导台民理念，更让不愿视台民为敌的北京投鼠忌器、束手无策。

由于孤悬海外，又因地理位置重要，成为列强制中第一岛链的一环，台湾极易遭受外力操控，也极易产生对内地的疏离感。台湾统治者的认同与立场，遂深刻影响台民的思维。日据50年的负面影响，毋庸赘言。蒋介石治台早期为了强调中华文化、道统在台湾而非大陆，还曾教导学童做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但与此同时，他更大力推行反共、仇共教育，疏于清除皇民史观与媚日思想，并且主动把台湾融入以美国为首的冷战集团，使西化思想长驱直入。蒋的首项作为有助于台民对中国的认同，但后三项（可简称为反共、媚日、亲美）却造成重建中国认同的极大障碍。蒋逝后，首项作为无疾而终，后三项的负面作用变本加厉，不但酝酿出台独势力，也彻底改变台民对中国的认同。

台湾领导人的国家意识、民族情怀，从蒋介石以降每况愈下。在可预见的未来，民粹政治产生的领导人必然不会主动引导台湾迈向统一，反而会以拖延、抗拒统一来骗取选票。若要冀望蓝绿政客改变教科书与反中社会氛围，亦属缘木求鱼。另一方面，基于本国利益，美、日对台湾反中势力的勾结、渗透及对台民的洗脑，必定也不会松手。如果岛内政治氛围及外国势力是使台湾远离中国的离心力，那么大陆的进步及台湾统派的努力若能化解台独、独台心态，则是把台湾拉近中国的向心力。长期的事实表明，后者是杯水，前者是车薪。台湾问题越拖延，统一的代价就越大，统一之后的治理也越难。

但是，要终局解决台湾问题，必须站稳大国脚步、化解美国阻力。如果中国大陆自身的发展尚未成功，国力还不足逼使美国放弃联台制中，却贸然解决台湾问题，可能功败垂成、欲速不达，甚至严重折损国力，延后民族复兴。基于此考量，许多人遂主张：只要台独不「跨越红线」，则先搁置台湾问题，全力推动大陆内部发展，等国力逼近或超越美国之后，台湾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此说有几分道理，但仍有待商榷。

统一问题是「重」，发展问题是「急」

若以「轻重」与「缓急」来分，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尽管它不一定急于一时，但追求两岸统一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不容打折、妥协；反之，解决大陆内部矛盾、应付外部挑战、发展军经实力属于急务，必须立即进行，刻不容缓。总之，统一问题是「重」，发展问题是「急」，所以北京尽量延后就台湾问题与美国摊牌，以求万全，并争取时间推动发展。北京延缓处理台湾问题的苦衷，可以理解，唯须注意下面两项前提：第一，台湾问题即便不得不延后解决，但目前的对台政策必须能生实效，而非只是表面上的「业绩」，以免增加日后复台、治台的困难。第二，树欲静而风不止，台湾问题的解决时机并非完全操之在我，如果事先没有万全准备，一旦情势逼迫，将会措手不及。就此两点，阐述如下。

第一，无效或错误的对台政策犹如在茫茫大海喂鱼，不但耗费财力、人力，更助长台民的错误认知和分离势力的扩张。正确的对台政策犹如在鱼塭内喂鱼，可把有限资源花在刀口上，让每一项对台措施都产生具体的反独促统效果。对台的错误作为，远比不作为更糟糕。对台工作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着力点，宁可等待，暂时不做。

对台工作盲点：误信交流必可促统

目前对台工作的偏误，主要来自下列四项盲点。其一，误信两岸交流总比不交流好，交流必然有益促统。（请参看《远望》2018年1月号林金源的〈促统必须交流，交流未必促统〉。）实际上，一个没去过大陆的台湾人，只要打开心眼，仍可以客观、正确认识中国；只要他正视历史真相，仍会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反之，一个不愿打开心眼、不愿正视历史的台湾人，再多的交流、让利都无法买到他的认同。

对台工作盲点：误信经济决定一切

其二，误信经济因素决定一切，以为只要大陆经济更进步、国力更强大，台民自然会弃独转统。君不见大陆贫穷落后的时代，台湾人自认是中国人（或主张统一）的比率，都比现在高；而今大陆让利越多、台湾对陆顺差越大，台民对大陆的疏离感越强烈。显然，决定国家认同的情感因素重于物质因素，在台民心中中国长期被丑化所累积的负面情感效果，远大于历年台陆贸易累积的顺差金额。北京如果不直接、主动破解台民反中、拒统的心理障碍，内地再多的物质建设、对台再多的经济让利，都无法反独促统。

对台工作盲点：低估西方话语权造成的阻碍

其三，低估西方话语权对两岸统一造成的阻碍。前文提及，冷战时期台湾主动融入美国为首的集团，并且全盘接收美式的价值观，此后民主、自由、人权就成为台湾社会普遍接受的普世价值。大陆国力腾飞之后，虽然清除部分台民认定中国贫穷落后的印象，但台民惑于西方观点，认定大陆专制、不自由、没人权，仍以此坚定拒统。这也部分说明了经济让利买不到国家认同的原因──台民认为生活在大陆的政治体制之下，必定不安全、没保障、没尊严；「一国两制」也只是中共的空头支票，两岸统一后终究会走向一国一制，这是台民万万不能接受的梦魇。另外，西方话语权也挟制部分大陆人民，让他们觉得台湾制度优于大陆，于是一来大陆没有资格强逼统一，二来留着台湾的「民主」政体有助于刺激、引导大陆进步。他们因此对于促统作为嗤之以鼻，或者心存观望。（请参看《远望》2019年1月号吴启讷的〈为什么大陆总看不懂台湾？〉。）

对台工作盲点：低估反共教育的严重效果

其四，轻估（甚至不了解）反共教育扭曲台民国家认同的严重效果。现在绝大多数台湾民众的内心观念与用字遣词，都把两岸当成两个互不相属的国家，例如说「玉山是我国的最高峰」。年轻人有此思维或可归为台独教育的成功，但即使蒋经国时代就开始任职政府或媒体的一群中壮年，在他们心中、口中的「我国」，也仅指台湾，顶多是等于台湾的「中华民国」。影响他们国家认同的，不是他们幼时未能躬逢其盛的台独教育，而是从1949年开始贯穿全台的反共教育。「错把政权当国家」是内战恩怨与反共教育对台湾人最大的误导。（请参见《远望》2019年4月号社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就是一般台湾人的普遍心态。台民先已决定不和大陆休戚与共，然后大陆的让利自然成为别有居心，大陆的求统（包含「一国两制」主张）就成为侵略、并吞。

这四项盲点促使大陆对台系统某些人士先对柯文哲抱有幻想，现又对韩国瑜寄予厚望。蔡英文上台以来中断的陆客、官方往来、赴台采购，原本已对台湾造成压力，开始逼迫台湾人进行省思，但北京对韩国瑜开了绿灯，送给韩（实即台湾）巨额订单与陆客，台湾人的省思便提早结束，并且更加深了以下认定：「台独只能做，不能说；九二共识必须说，不必做。」口头承认空洞化的「九二共识」好处多多，即便心口不一也无妨────反对一国两制的韩国瑜就是典范。

北京对韩、柯的错误期待

一般人多认为韩、柯是「超越蓝绿」的第三势力，可为台湾政局以及两岸关系带来新希望。如果从权力来源、组织型态来说，依靠个人魅力、未受党组织庇荫的韩、柯，确实是蓝、绿之外的第三势力。他们证明接地气的个人，远比老旧的党机器更有战斗力。

但若考察韩、柯的国家认同，他们与国、民两党并无不同。韩、柯国家认同的差异，甚至远小于韩和北京之间的差异。

2017年韩国瑜参选国民党主席时曾说：美、日、中国大陆都在追求台湾这位美少女，台湾可跟任何一人约会，拿到最大好处，但就是不要随便结婚。2018年韩当选高雄市长之后，大陆对他礼遇有加，但至今他却仍公然拒绝一国两制。2019年4月访美时，他再重申：国防靠美国，科技靠日本，市场靠大陆。靠着承认九二共识而当选并获大陆礼遇的韩，显然只把「九二共识」当做「必须说，不必做」的政治口号，否则如何解释他前述各项明显违背「九二共识」的独台思维？拒绝「一国两制」的韩国瑜，当然不可能主张「一国一制」，于是「把两岸分裂分治的现状永远维持下去」就成为他没有道破的真心意。

至于从未接受「九二共识」的柯文哲，为了办成沪台双城论坛，心口不一说了「两岸一家亲」，但事后又为此话向绿营道歉，他的国家认同、意识形态根本与绿营无异。柯被称为白色力量只因为他不是民进党员，且与绿营具有竞争选票的矛盾，但他们都信仰、支持台独。所以，柯、韩的「第三势力」并没为台湾带来台独、独台之外的第三选项。

总之，韩、柯的个人魅力及兴起只是台湾政局的两段插曲，主旋律仍是由「拒绝九二共识」的绿营和「敷衍九二共识」的蓝营联手谱成。这首乐章可名为「反中拒统」，算是台湾的第一条路。台湾的第二条路则是真诚「支持九二共识」的一些边缘政治人物（如洪秀柱）和边缘政党（如劳动党、统促党、新党）所演奏的「杂音」。请参见表一。

根据表一的分析，冀望韩、柯带来新局者（包含北京），显然没有看清台湾问题及两岸关系的本质，才会对于「第三势力」有不当期待。

北京应精挑交流对象

北京对韩、柯的作为可以检讨如下：首先，正因误信交流必定有益，交流可以促统，所以在对蓝、绿失望之余，大陆仍急于寻找交流对象，表面看来「非蓝非绿」的韩、柯遂成为最佳选择。其实两岸都急于交流，只是目的不同。台湾急于交流，是为了激活经济；北京急于交流，则是误以为交流必然促统。实际上，拯救台湾经济有其急迫性，且交流确实有利台湾经济；但促统不急于一时，且错误的交流（例如对统一不诚者让利）无助于促统。如果破除交流迷信，又看清彼急我缓，北京就应气定神闲地精挑交流对象。

不当交流使分裂状态固化

其次，柯主张台独、韩反对一国两制的共同理由是：大陆不民主、不自由、没人权。在「人进来，货出去，台湾发大财」的交流过程中，两方只谈经贸、商务，绝对不会碰触政治议题。这种只经不政的互动，美其名曰「尊重对方体制」，它的实质效果是：台湾赚了大陆钱，却仍拒统，但台方不会明说；大陆一再让利讨好台湾，仍说服不了台湾放下偏见、改变认同，可是陆方为了维持交流，所以也绝不会给「第三势力」难堪。在双方互相「尊重」的情况下，大陆等于在实质上，促使两岸分裂分治的不正常状态进一步固化、正常化。

北京应坚守自画红线

再次，如果台独派（柯）和独台派（韩）都可被大陆奉为上宾，北京所画的红线形同已自行抹去（至少高度模糊化），台民眼中就没有不可做之事（只是有些事不可明说罢了），他们更不会警觉到台独、独台最终必须付出严重代价。于是，台湾更会以反中、拒统做为与北京讨价还价的筹码，尤其「法不责众」，北京对于八成五反对统一者岂能奈何？如果有朝一日北京不得不动手对付分离主义者（他们只是做了韩、柯想做而未做之事），届时北京岂不犯了前后不一致及「不教而杀」的罪名？

总之，2016年台湾选民选了拒绝「九二共识」的蔡英文做为领导人之后，北京将两岸交流降温甚至中断，是合情、合理、合宜的。这不是闹脾气，也不是小心眼，而是展现对于大是大非的坚持，以及主导统一大业的自信。大陆若不迷信「交流必可促统」，则它的不作为，其实就是最佳作为。可惜北京却转而与对「九二共识」毫无诚意的韩和根本拒绝「九二共识」的柯交流，并对他们有过度期待，此策失矣。

统一时机稍纵即逝

第二，台湾问题的解决时机并非可由北京全然决定，大国博弈中随时可能出现意外，恃「美」而骄的台独也可能擦枪走火。北京或将被形势所逼，不得不提早解决台湾问题。也可能天赐良机，让北京以小于预期的代价，提早解决台湾问题。不论是被迫还是天助，统一的时机稍纵即逝，北京如果事先没有准备，将会措手不及，徒呼负负。

所谓准备，不只是掌控统一过程而已，更重要的是统一之后如何治台。一旦统一，北京立即接手的，是比香港更棘手的烫手山芋。「一国两制，台人治台」应是北京的大方针，但是此八字说来容易，做来很难。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访问中国，中、英两国政府开始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接触。直到1997年7月香港回归，中国政府至少有长达15年的时间规划如何收复香港、治理香港，但今天港独气焰的嚣张，证明收复容易治理难。台湾的情况远比香港复杂，统一之后「台人治台」的后果必然比「港人治港」更难料。中国当年收回香港的时程，早已排定，几乎不受外力干扰，北京因此好整以暇，可以15年的时间谋划治港细节。台湾的情况完全不同，因为回归的时机可能只在旦夕之间，中国不会再有15年时间规划如何「台人治台」。如此说来，台湾问题不只是重，其准备工作实在也缓不得、拖不得。

应为「台人治台」预铺正轨

香港回归之前，港人大多自认是中国人，大多接受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因此有了可用之兵，特区政府可以找到很多认同中国的香港人参与治港。但台湾情形则相反。最近民调显示，八成五的台民反对一国两制，他们基本上就是台独与独台的支持者。一旦统一时机来临，这些人将成为「台人治台」的主体。因为其他一成五的统派台民，扣除老弱、不堪大任者之后所剩无几。而这一群治台新贵届时固然可能见风转舵，但更可能阳奉阴违。决定他们向背的，是中国与反中外力的较劲。届时如果港独、台独在外力策动之下联手，两地将更难有宁日。

明乎此，今后对台工作的首务，就应是精准反独、有效促统，并且为「台人治台」预铺正轨，而不是送往迎来、开会剪彩、采购台产，更不是迷惑于台湾茶壶内的风暴，急于拉拢虽可牵制绿营选票但却对统一毫无诚意的政客。